1616年，約翰·史密斯所著的《新英格蘭狀況》（A Description of New England）初版前言中，有多篇向這位船長的發現致敬的詩歌，其中有一篇出自詩人和諷刺作家喬治·威瑟（George Wither）之手。威瑟對史密斯的探險活動表示了祝賀，預言由英國人占有的美洲“花園”可以輕易產出難以估量的自然財富：

與其節儉度日、自降身價，不如花費一點時間

去那尚未開墾的花園，去感受新英格蘭的風貌，

富裕豐饒在等著我們

去整理自然的碩果；

今天的美好預示著來日的希望，

去那富饒的王國，修復時間和傲慢

帶來的衰朽吧。廣闊的西部猶勝

英格蘭血脈已經占有的土地。

史密斯筆下新英格蘭的自然資源為威瑟的觀點提供了支持。史密斯主張，新英格蘭的環境“財貨豐足”，不需要遷居移民付出多少力氣。他寫道：

這是一處逍遙的天然寶地，能讓我們過上在英國要么過不上、要么耗費巨資才能過上的自由生活。

新英格蘭的森林里能抓到貍、獺、貂之屬，還有黑狐，它們的毛皮有利可圖，尤其是“如果能排除法國人參與貿易的話”。新英格蘭的水域產魚，足夠每一個“男人、女人和孩童”一天殺死上百條鱈魚，經過加工晾曬，一百條能賣10-20先令。史密斯問道：“這個收益難道不能讓仆人、主人和商人滿意嗎？”盡管這位船長承認，只有賺錢的希望才能促使英國人放棄熟悉的環境、前往未知的領域，但他并沒有只講有利可圖的美洲動物。在史密斯的想象中，可隨意取用的豐富美洲生物會吸引潛在的殖民者定居新英格蘭。“有膽有識，身體健康”的探險家能夠為兩三百人供給“應有盡有的優良谷物、魚類和獸肉，同時又能讓勞作成為樂事”。水下、空中、地上有無數種動物，可以供移民享用。最重要的是，這種“不可思議的豐饒”每年都會增長，并且“無人開發”。按照史密斯的看法，不管是作為給養、生計還是消遣對象，新英格蘭的豐富動物資源都為英國殖民者提供了一種截然不同的生活，他們有希望得到遠勝于國內的物質條件。

史密斯盛贊新英格蘭的動物寶庫及其能夠為移民帶來的好處，這體現了英國殖民文本的第二個顯著特征。評論者迅速從講述初遇經歷轉向殖民宣傳，這是一種特殊的英語文體，目的是吸引投資人，尤其是移民參加美洲殖民項目。動物豐饒的傳說變成了廣告，殖民宣傳家們鼓勵人們移居到一系列陌生的環境中——從大西洋海岸一直到太平洋海岸。隨著時間推移，人們對美洲環境經歷得多了——觀察者與寫作者也多了——本土動物為移民服務的展望也更加宏大了。最顯著的是，殖民宣傳家們開始將兩件事聯系起來：一件是無主、待開發的野外生物，一件是每個新邊疆都會有的自由觀念，這種觀念有敉平階級的作用。殖民者相信，大眾皆可利用美洲自然資源的誘惑會推動英裔美洲移民的發展，從而將英屬美洲的領地向西拓展。由此，“野外生”為移民定居提供了保障。

與最早期強調潛力的記述不同，17世紀的作者對北美環境的描繪不吝辭藻，盛贊包括野外生物在內的自然資源，其目的明確，就是為了吸引移民和投資人。英國殖民宣傳家以豐富的野外生物為據，證明當地生態環境富足，適合移居。但他們也指出，面對新環境的殖民者需要從整體上反思自己與動物的關系。這是一個沒有家畜的世界，鹿群可以理解為與牛群類似。這些作者提出，美洲原住民占有和穿戴鹿皮，而英國人定居點周圍也有鹿群，這些都證明殖民者可以利用這些資源保障家業、組建家庭、塑造地方經濟，條件遠遠好過他們在資源枯竭的歐洲所希望達到的程度。

隨著17世紀的殖民者與美洲生態系統之間發生交互作用并開始消耗野外生物資源，評論者拓展了先前的預測，堅稱本土動物還能以更多的方式為移民提供支持。殖民宣傳家們從先前的記述中取出一頁，然后列出長長的表格，羅列了美洲的生物及其用途。野獸可以為定居和探險提供物資，能產生新的家畜品種、獵物、藥物和可售賣的商品，這些都有助于將土地推介給未來的移民。

殖民宣傳家們展現了美洲的自然財富是如何遠勝于英格蘭的。1602年，約翰·布里爾頓記述了楠塔基特島（Nantucket Island）生活著“許多鹿和其他野獸，從足跡便可看出”，全島遍布“大量野鳥”——證明相比于美洲自然環境的富饒，“全英格蘭最肥沃的土地（本身）也顯得貧瘠”。1609年，亨利·斯佩爾曼（Henry Spelman）撰寫了《弗吉尼亞記》（“Relation of Virginia”）一文，宣稱這片土地有大量“鹿、羊、熊、狼、狐、麝貓、野兔、飛鼠”和其他哺乳動物，還有“大量鳥類”和“豐富魚類”。弗吉尼亞理事會成員宣稱：當地哺乳動物、魚類和鳥類“豐富繁多，舉世無雙”。

英國作者還說明了個別物種優于歐洲同類。有一位評論者寫道：新英格蘭的野火雞“比英國的火雞大得多，也更加甘肥鮮嫩”；新英格蘭的森林里有“好幾種鹿，有的一次能生三四胎，這在英格蘭可不常見……還有一種大型野獸，名叫麋鹿（Molke），體型不亞于公牛”。宣傳家感嘆道：如此富饒的土地“完全無人占用，而英國有那樣多的誠實男子和他們的家人，地狹人稠，生活艱難”，實為“一大憾事”。還有誰更適合“利用這片富饒的土地呢”？

在試圖推銷一個陌生的、基本不為人知的環境時，殖民宣傳家急于向潛在的移民保證，他們無須害怕數量龐大的野獸。甚至在16世紀對新英格蘭和弗吉尼亞的描述中，作者們就傾向于否定當地動物是危險的，以免打擊殖民者的積極性。盡管帕克赫斯特承認大西洋沿岸北部的熊生性兇猛，卻堅持說它們“絕對不會主動傷人，除非受到攻擊”。哈里奧特也這樣認為，他寫到弗吉尼亞的熊通常“一看見人”就跑。也有觀察家持批評態度，給連篇累牘吹捧北美環境降了降溫，以只言片語告誡人們注意不那么美好的野外生物。1630年，伍德在一份宣傳文章的前部分列出了新英格蘭的各種貨品，后面就羅列了各種毒物，包括蚊子和“顏色詭異，體型巨大的蛇和蟒”。按照伍德的看法，蛇、蛙、飛蟲和狼是“當地最惡劣的東西”。

英語文本極力夸贊美洲地貌，卻對林居野獸帶給殖民者的危險輕描淡寫，將動物描繪成善意的存在。伍德堅稱，狼是“當地最大的不便因素，包括對個人的傷害，也包括對當地整體的危害”，盡管沒有狼曾“襲擊過一個男人或女人”。馬和奶牛都是安全的，只有山羊、豬和牛犢會被狼侵害。史密斯承認，盡管新英格蘭乍看上去是“一個先讓人害怕、后讓人喜愛的國度”，但這些看似“荒蕪的島嶼”依然有著豐富的“水果、魚類和鳥類”。在史密斯看來，大量有用或無用的野外生物表明美洲“內陸很可能……十分肥沃”，因此非常適合人類居住。宣傳家向讀者保證，總體上講，當地的“不利因素”充其量只是小麻煩而已。

17世紀和18世紀的英國殖民者依然對動物性商品有著濃厚興趣，但他們的預設是要與美洲原住民合作貿易。在殖民者心目中，17世紀發展起來的跨大西洋毛皮貿易不過是印第安人原有經濟往來關系的一個變體，因為本土居民之間本就有毛皮交易。一份1602年的弗吉尼亞北部探索記講述了英國探險家與美洲原住民的早期貿易交往。據布里爾頓回憶，印第安人獻出了“貍、獺、貂、獾和野貓的皮……大張鹿皮、海豹皮和其他我們不了解的獸皮”。伍德提到了英國殖民給新英格蘭本土經濟帶來的變化，美洲原住民過去一直在獵殺“狼、野貓、浣熊、河貍、水獺、麝貓”，但殖民者到來后，印第安人將“它們的皮和肉都賣給了英國人”。

在17世紀，殖民宣傳家開始描繪美洲食物豐富的形象，以此吸引國內食不果腹的下層階級。到了自然豐饒的世界，階層差異即便不會失去意義，至少不會對人們的日常生活發揮決定性的作用。史密斯堅稱，不管一個人的地位如何——不論是“仆人，主人（還是）商人”——他每周只需勞作三天，就能在新英格蘭捕到“吃都吃不完”的豐富魚類。通過這種“美妙的娛樂活動”，“木匠、石匠、園丁、裁縫、鐵匠、水手、鍛工等”都能獲取生計所需的一切食物。之后，殖民者還可以將吃不完的魚賣掉，或者與“漁民、商人”交換“任何他們想要的東西”。

殖民者主張：辛勤耕作，再加上“當地豐富的魚鳥瓜果”，能夠為移民提供充足的物資。事實上，約翰·哈蒙德（John Hammond）寫道：切薩皮克顯然“不可能缺食物”，“因為河流與樹林足以供養”。鹿肉在英國受到追捧，因此其在北美南部各殖民地的廣告中占據突出位置。在作者筆下的家庭中，鹿肉和面包一樣是餐桌上的主食，從而顯示美洲平民能夠享受到本土士紳的待遇。1666年，羅伯特·霍恩（Robert Horne）宣稱，卡羅來納的鹿和野火雞甚至比英國品種“口味更好”。野外生物保障了民眾有獲取生活必需品和珍饈美食的渠道，因此殖民地的社會分層程度會低于英格蘭，就連最窮的人都能過上舒適的生活。

宣傳家還提出，由于美洲動物繁多，殖民者可以享受過去專屬于上層階級的其他特權。人人都可以釣魚、打獵取樂——這與英格蘭形成了鮮明對照，那里的娛樂性狩獵基本局限于有產者和有社會地位的人士。按照史密斯的看法，新英格蘭的捕魚活動為所有人提供了“雅樂”和生計以及貿易，前往新殖民地的先生們還可以享受捕鳥的快樂。在史密斯描繪的畫卷中，“森林河湖”為“所有喜歡打獵的人提供了充足的獵物，還有野獸可供狩獵”。森林里的野外生物奉上“身體作為可口的食物”，而且它們的獸皮“如此昂貴，以至于勞作一天的報酬抵得上船長的工資”。

史密斯的預言在賓夕法尼亞應驗了。17世紀末，加布里埃爾·托馬斯（Gabriel Thomas）注意到，移民們“以狩獵、捕魚和打鳥為娛樂休閑，尤其是在有名的大河——薩斯奎漢納河（River Suskahanah）兩岸”。他聲稱當地有多種現成的“利潤豐厚、肉質鮮美的”野獸，其中就包括鹿，鹿肉“在大多數和善求新的人看來，美味至極，遠勝歐洲”。

18世紀，宣揚英裔美洲人西進殖民的作者們有兩個世紀積累的殖民文本可供參考——這些文字已經將繁多的野外生物轉化成了一種殖民宣傳的比喻。到了這個時候，宣傳文稿中早已大肆宣揚過野外生物對殖民者的益處，在早期英裔美洲定居點中也得到了相應的實踐。18世紀的作者們在評述新區域和新邊疆時可以更加自信地斷言，野外生物能維持殖民者西進占地的生活。在這百年間，殖民者一直在設想各種本土動物的用處——生計、商貿、娛樂——但總是將本土動物理解為一種殖民方案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方案注重通過移民機制來實現占有。

18世紀初，博物學家約翰·勞森和約翰·布里克爾（John Brickell）將魚、野鳥和鹿肉算作北卡羅來納種植園主的重大優勢。事實上，由于人們只需要“一般勤奮”就能獲取“所有必要生活物資”，這意味著“不會有四處游蕩的乞丐盜匪”，而在英格蘭，這些人則隨處可見。種植園主將大量鹿皮出口到英格蘭和其他地方，于是鹿皮成了“北卡羅來納提供的優良貨品之一”。勞森聲稱，就連“出身低微”的移民都會迅速致富。羅伯特·貝弗利（Robert Beverley）表示，在弗吉尼亞邊界，狩獵“熊、豹、野貓、麋鹿（和）野牛”都“為獵人提供了利益和娛樂”。1770年，喬治·米里根-約翰斯頓（George Milligen-Johnston）復述了貝弗利觀察到的現象，寫道：南卡羅來納的野鳥、兔子、浣熊、負鼠和鹿為當地種植園主提供了“健康的鍛煉和極有趣的消遣”。約翰·菲爾森（John Filson）預計，在阿巴拉契亞山脈對面的更西邊，野牛會為肯塔基人提供牛肉和制革用的牛皮。

獨立戰爭后，美國評論員發布了科學陳述與夸大宣傳成分不相上下的廣告，吸引移民去新獲得的西部土地，還有持擴張主義的政客們希望獲得的土地。吉爾伯特·伊姆利（Gilbert Imlay）的《北美西部地理志》（Topographical Description of the Western Territory of North America）首次出版于1792年，書中有對阿巴拉契亞山外風物的現實記述，也有稱頌肯塔基自然環境富饒的贊歌。在這片西部邊疆——伊姆利在此地做了多筆土地交易，希望借此牟利，其中有一些交易見不得人——富有冒險精神的殖民者能夠享受狩獵野外生物的快樂：

它們無憂無慮地漫游，儼然是這里的主人。天啊！多么自由，多么迷人啊。

5年前，牧師、議員、土地投機商梅納西·卡特勒（Menasseh Cutler）發現西北領地的動物界，舉世無雙。大地上到處游蕩著無數動物，勝過“美洲舊殖民地的任何區域”。另一位18世紀末的作者宣稱，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土地“甚至比傳奇還要傳奇”，這里是一片“受自然垂愛……最是逍遙”的土地，儼然“完美的天堂”。

19世紀，探險家與旅行家的記述，再加上投機者撰寫的越來越多的宣傳文稿，共同詳細講述了無數野外生物能為美國西進殖民提供的種種支持。1806年至1807年，澤布倫·派克（Zebulon Pike）對美國西南部開展考察，考察隊發現了大群野牛、麋鹿和羚羊，以至于隊里的記錄者寫道：“一個獵人無疑就能養活200人。”1816年，亨利·科爾（Henry Ker）寫道，美國西南地區的“豐美水草供養著成群的鹿和牛”，盡管“它們依然野性難馴”。科爾則抱怨道：這片“優良土地”居住著印第安人，西班牙人宣稱它屬于自己，其根本“沒有勤勞之人培育”。科爾對兩者都持批判態度，他寫道：

一群無理之徒占有了本能為文明民族帶來巨大價值的土地，實在遺憾。

其他作者闡述了西部平原上的野牛何以是“對旅者最重要的草原動物”，同時美國商人也很看重這種大型動物，因為用它能做出雪橇韁繩、肉、脂肪、火藥筒、帽子和長筒襪。19世紀的指南書向移民保證，盡管西部荒原野獸盛行，但沒什么好怕的。一篇文章宣稱“就連最膽小的人也無須拖延”，因為熊、狼之類的野外生物怕人，絕對不主動傷人。

但在殖民者的想象中，本土動物并不僅僅代表物產財富。作者們將邊疆的特質賦予了本土動物，在其無主的經濟意義上，以及身體不受束縛的層面上，野外生物都是自由的。獨立戰爭前的英國宣傳家強調前一個方面，提出免費獲取的動物資源預示著美洲的社會結構會更加平等，任何“出身低微”“一般勤奮”的人都能致富。獨立戰爭后，動物的身體自由與殖民文本中的一個主題產生了更強烈的共鳴。1826年，蒂莫西·弗林特牧師（Rev. Timothy Flint）就指出了這一點。他寫道：“很少有人殖民僅僅是為了尋找更優良、更廉價的土地。”實際上，他們是為了——

新土地上更美麗的森林與河流、更溫和的氣候和鹿魚鳥獸，以及種種賞心悅目的形象帶來的觀念，它契合著新土地上無拘無束的野性生活。

弗林特推測，這種“想象力的影響”，再加上“無窮無盡的廣告”對“移民產生了不可小覷的推動作用”。這正是宣傳家希望傳遞的信息。殖民者對野獸的印象是由“野性”和“自由”這兩個概念建構起來的，進而又將這些觀念化為邊疆移民的希望。如此一來，野外生物標定了英屬美洲邊疆作為自由之地的屬性。

（本文摘自安德里亞·L.斯莫利著《天生狂野：北美動物抵抗殖民化》，姜昊騫譯，四川人民出版社，2024年7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原文注釋從略，現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