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余宗良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自由貿易創新研究中心主任，法學博士、經濟學博士后；申婷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自由貿易創新研究中心項目研究員；張濤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自由貿易創新研究中心項目研究員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開放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鮮明標識”，并要求“在擴大國際合作中提升開放能力”。“開放是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動力，是世界繁榮發展的必由之路。”這必然意味著開放主體“要練就駕馭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過硬本領”，方能享受開放紅利，并且開放能力需要在國際合作競爭實踐中或者在戰場上去練兵、提升。當下，國際合作越來越體現出“規則下的合作”，并且全球經貿規則體系深度調整，《決定》要求“主動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所以，參與國際經貿規則調整的能力無疑成為我國提升開放能力的重要一環。

一、全球經貿規則體系調整的兩點特征

當前，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開，與之相伴的全球經貿規則體系亦在快速變遷和重構，進入深度調整期，并呈現出如下幾點特征：

（一）表達上，全球經貿規則體系的“類型+內容”向多元化調整

無論是國際經貿規則體系，還是具體某一項規則，均呈現多元化調整趨勢。類型上，國際經貿規則體系包含多邊規則、雙邊規則、諸邊規則，類型多樣、相互交織。截至2023年末，全球累計報備的區域貿易協定（Rta）數量達594個，其中正在生效達361個。制度舉措上，“邊境+邊境內”多重措施成為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的標配。全球經貿規則調整范圍更加全面，不但涵蓋服務貿易、貨物貿易、投資領域、自然人流動，而且深入拓展到成員國“邊境內”規制如競爭中性、補貼、反腐、監管一致性、環保勞工、教育衛生等。

（二）實踐中，全球經貿規則體系調整與“沖突博弈加劇+務實合作”相伴

當前，國際力量對比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國際經貿格局中“南升北降”“東升西降”的態勢日益明顯，發展中國家經濟總量及經貿規模，以及對世界經濟發展的貢獻快速提升。疊加大國博弈、地緣政治沖突，供應鏈產業鏈深度調整，經貿問題出現政治化、泛安全化的趨勢，這必然導致規則博弈的原則立場沖突加劇。與此同時，求同存異、推進務實合作也不斷加強，包括繼續推進WTO改革、推動雙邊諸邊先行引領示范、推動“硬法”與“軟法”共同治理、談判重心由“一攬子”協定轉向“單一條款”乃至務實的小切口項目合作等等。

二、我國不斷提升參與全球經貿規則體系調整的能力的四點意義

當下，依托40多年的改革開放成果和大國經濟優勢，我國已從國際經貿規則的被動接受者和主動接軌者，逐步演化為重要參與者。雖然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 大國博弈和地緣政治沖突不斷，局部沖突和動蕩頻發，但經濟全球化的底層邏輯未變，這也是國際經貿規則不斷走高趨嚴的根本原因。所以說，全球經貿規則體系調整的參與水平是開放能力的重要顯示器。同時，國際經貿規則不斷調整、完善中帶來的新機遇和新挑戰將有利于我國鍛造和提升開放能力。

（一）有利于提升推進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的能力

雖然國際上正在以多元化的路徑推動國際經貿規則重構，但個別國家近年來大搞單邊主義、保護主義，炮制歧視性、排他性的標準、規則，導致進入全球分工體系與被排除在外的國家、群體成本和獲益分化日趨嚴重。經濟全球化是不可逆轉的歷史大勢，開放合作是人類發展的共同主題。我國倡導共同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全面參與國際經貿規則調整，求同存異，將我國與廣大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共同利益與規則訴求體現到當前國際貿易、投資、金融等制度規則中，積極謀求合作、爭取共贏，有利于推進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促進全球經濟進一步開放、交流、融合。

（二）有利于提高運用國際規則維護我國發展權益的能力

面對日益復雜的外部環境，在一個更加不穩定不確定的世界中謀求我國發展，需要善于運用國際經貿往來的上層建筑或制度化來減少不確定性，推動國際經貿規則體系向更加公平、包容的方向發展，從而維護國民經濟發展利益，并且為世界經濟注入可持續增長和包容性發展的新動能。國際經貿規則正處于不斷調整、完善的過程中，這既是挑戰，要求我國更加主動對接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深化體制機制改革；但這更是機遇，也為我國有機會在國際經貿規則重構中爭取主動，建立同國際通行規則銜接的合規機制，優化開放合作環境提供了契機。

（三）有利于提升我國開放工作的戰略性、系統性、前瞻性謀劃的能力

當前美國等發達經濟體將經貿問題政治化、泛安全化，通過制定如TPP、TTIP、USMCA等自貿協定，以及“毒丸條款”等，構建排斥中國的國際經貿圈，試圖構建排除去中國化的全球價值鏈、產業鏈、供應鏈，加大了我國發展面臨的外部風險。在此背景下，必然要在斗爭中維護安全，增進權益、謀求合作、爭取共贏，積極反對外國將經貿問題安全化，其中全面參與國際經貿體系調整是一條關鍵舉措，是我國開放工作戰略性、系統性、前瞻性謀劃工作的重要內容。這必然要求我國要積極對接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把國際經貿領域的新情況新問題摸準吃透，做到心中有數、手中有策、行動有力”。

（四）有利于我國提升推進制度型開放的能力

我國正處于全面深化改革和進一步推進對外開放的關鍵階段，新一輪科技產業革命孕生的國際經貿新規則、新標準無疑會成為未來國際經貿合作的重要前提和基礎，堅持對外開放是基本國策，以開放促改革是重要發展經驗，主動對接國際經貿規則將倒逼、促進我國提升推進制度型開放的能力，例如，新一代信息技術的興起帶來服務貿易和數字經濟規則調整，將倒逼我國金融、數字、知識產權等相關領域體制革新；經濟全球化在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的交織融合，推動了要素自由流動為核心的貿易投資規則談判，對我國貿易投資體制提出更高要求等。

三、提升四大能力的思考

為深入參與國際經貿規則調整，更好地推動構建適應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開放制度環境，在完善全球經貿治理貢獻“中國智慧”，可著力于以下幾大能力的提升。

（一）提升齊頭并進的統籌推進能力，積極參與“多邊+雙邊+諸邊”協定重構，在國際經貿規則調整中做出更大貢獻

一是深入推動WTO改革。雖然短期內，多邊協定改革亟待突破，但從長期來看，多邊貿易體制仍具有很強的生命力，多邊貿易體制符合全球化的利益。所以，我國不斷強調參與世界貿易組織改革，要堅定維護以世界貿易組織為核心的多邊貿易體制權威性和有效性，積極推動恢復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機制正常運轉。未來應 積極推進WTO上訴機構運轉、豁免規則使用、貿易救濟措施等方面進行改革，捍衛發展中國家最惠國待遇原則，積極推動WTO將爭端解決機制、服務業開放和數字經濟等納入議題。

二是積極參與雙邊、諸邊協定構建。加快構建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貿區網絡，“存量+增量”，在國際經貿規則制定中爭取更多主動權。加快拓展增量即推進加入CPTPP和DEPA談判進程，針對不同成員國訴求、圍繞重要議題焦點難點議題務實有效開展磋商。聯動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推動雙邊自貿協定和類自由貿易安排談判，推動存量升級即著力推動已簽署生效的自貿協定升級，加入符合協定方經濟發展階段和改革開放方向的高標準經貿規則議題，形成更高水平的升級版協定。

（二）提升主動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的能力，學習轉化融合和優勢新興領域規則創新推廣并行

一是“引進來”，主動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國際經貿規則內容由“邊境上”措施向“邊境后”措施延伸，倒逼經貿規則“去主權化” ，推進經濟全球化。開放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鮮明標識，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的“引進來”，乃是關鍵，這必然倒逼國內制度層面進行系統性改革和創新，有效發揮CPTPP、DEPA等國際規則對國內制度示范學習、倒逼融合效應，以高水平對外開放倒逼國內深層次改革。

二是“走出去”，大力推動優勢新興領域規則創新和推廣分享。依托大國場景優勢，強化規則意識，將發展優勢轉化成為規則公共產品的供給能力，率先在我國具有優勢的數字經濟等新興領域開展經貿規則創新試驗，將行之有效的經貿制度創新成果積極推廣復制，主動與國際經貿合作伙伴分享，形成國際化的共識和發展紅利， 國內國際聯動，將共同利益與共通訴求體現落實到更多的國際經貿規則制定當中，主動構建有利于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的多邊、諸邊、雙邊規則體系。

（三）提升更多主體參與聯動的能力，務實推動國際經貿規則重構

一是聯動更多的國家和地區。規則形成是多元主體參與和相互博弈的過程，規則構建也是個求同存異和取得最大經貿利益公約數的過程。因此，應聯動更多的國家和地區，拓展市場范圍，做大國際經貿往來增量，夯實更具公平、更加包容、更具可持續性的經貿規則之底層基礎。持續注重深化和立場相近經濟體的合作，以充分發揮WTO、共建“一帶一路”、自由貿易區網絡等的作用，大力擴大“朋友圈”，拓展利益共同體，減少我國參與國際經貿規則重塑的“摩擦力”，提升我國所提出相關規則的國際認同感。

二是發揮好跨國公司、國際商協會組織等的作用。經濟全球化是離不開微觀的行動主體，尤其是跨國公司的作用舉足輕重推動。一方面積極擴大開放，引進外資，同時鼓勵、支持、推進國內企業國際化發展，推動我國企業與產業、資本、項目、服務、制度聯動“走出去”，先行以協商、慣例等模式推動規則變遷、加大參與國際標準制定力度、實施一系列旨在加強在國際產業組織中的任職能力和機會等等。

（四）提升穩中求進的能力，統籌開放效率與國家安全

一是強化自主有序的開放。“帶好自己的節奏”，擴大開放不是盲從開放，而是擴大自主開放；擴大開放不是激進開放，而是有序擴大開放；擴大開放不是不顧一切的開放，而是與安全相統籌的開放。因此，對接國際經貿規則要根據不同發展階段、不同利益訴求、不同行業領域，對不同的國家和地區實施“因區因業施策”的差異化開放政策，形成各有側重、輕重緩急、安全有序、布局合理的開放格局。

二是充分發揮開放平臺壓力測試作用。優化區域開放功能分工，打造形態多樣的開放高地。充分發揮境外經貿合作區、自貿試驗區和海南自貿港及其他開放平臺先行先試作用，賦予其更大改革自主權，支持其率先對標CPTPP、DEPA等經貿協定，積極探索自由化便利化程度更高的制度安排，依托開放平臺的壓力測試功能，不斷增強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風險監管能力和防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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