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美國某著名大學的一位院長級別教授在一個新聞采訪上說，韓國男團防彈少年團的粉絲們對這一團體的狂熱追逐類似宗教崇拜。一個星期內，這位教授收到將近300封來自防彈粉絲的郵件，對其進行近乎人身攻擊式的批評，言語中充滿了指責與不屑。后一年的9月，當我對有關K-pop的學術討論進行了一年多的閱讀，自認為對K-pop在美國流行的現象有了一定的認識與反思時，我給該教授寫了一封長郵件。在郵件里，我強調這位教授的遭遇代表了兩種價值觀的對撞：美國精英大學與K-pop產業。我寫道，美國精英大學遠非單純教學科研機構，而是一套抽象的價值體系；同樣，K-pop遠非音樂與舞蹈，而是一套更抽象的價值體系。而美國私立大學與歐洲大多數大學的區別類似于K-pop與歐美流行音樂區別的關系，前者以后者為基礎，但又發展出后者不具備的一套俘獲全世界人心的光環效應與眩暈感。因此，當那些K-pop粉絲并沒有因為該教授的名頭而嚇到，反而以批判反動學術權威的姿態對其進行批評時，本質上說明作為美國最成功的奢侈品的精英私立大學，在另一種全球新自由資本主義體系下的奢侈品K-pop面前失去了光環，后者比前者擁有更廣泛的群眾基礎。因此，這位教授不愉快的經歷背后，本質是美國精英大學敘事及其文化領導權的一次重要失敗，美國群眾可以通過K-pop去想象另外一套價值體系與認同感，而防彈少年團則是這一套另類敘事的代表性符號。

郵件發出數天之后，我收到了這位教授的回復，她完全沒有被我的一些看似不同尋常的想法所冒犯，相反，她透著激動說，我像是一位真正的戰友說出了問題的根本所在。可以想象，當這位教授所在的精英學府的同事們了解到其遭遇時，很有可能都是用不屑的態度說，不要去和追星群眾計較。而我卻將其遭遇上升到了美國精英大學及其挑戰者的碰撞的維度。我之所以選擇用批判性的眼光去看待這位教授的經歷，是因為我確信，她愿意出來評論以防彈少年團為代表的K-pop現象，是從學者的角度給予了K-pop現象足夠多的重視與尊重。而我認為，批判性是學者的本性，其認為對防彈的狂熱是一種宗教崇拜的觀點可以進一步討論和商榷，但她無疑是在履行作為學者的本質性職責。

這位教授的遭遇是防彈少年團粉絲組織“阿米”（ARMY）在美國積極參與社會政治事務的一部分。我認為K-pop在美國由亞文化走向主流有三個標志性事件：一是防彈粉絲干預特朗普選舉；二是防彈粉絲支持黑命貴運動；三是拜登接見防彈成員討論亞裔仇恨問題。特別是，防彈在2019年的自傳性歌曲《狄奧尼索斯》中通過對公元前5世紀末古希臘悲劇《酒神的伴侶》里部分劇本內容進行改編，將防彈成員與粉絲的關系暗喻為古希臘民眾在酒神節音樂舞蹈下狂歡的狀態。而那位著名學府的教授與防彈粉絲之間的不愉快的經歷，某種程度上代表了《酒神的伴侶》里作為酒神文化反面的彭透斯（Pentheus）。

防彈少年團《狄奧尼索斯》現場舞臺表演

正是基于這次經歷，2022年7月，我在給國內高中生開的暑期線上課“理解流行文化”的最后一次課程里，再次強調了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對以防彈少年團為代表的K-pop的狂熱不是簡單追星，而是青年人社會運動及其訴求在社交媒體時代的集體表達。與此同時， 在比較1960年代披頭士狂熱與現在的防彈熱時，我以極其肯定的口吻說，如果我們把流行文化潮流作為群眾心理的晴雨表和風向標來看待的話，從解釋過去的角度看，披頭士熱預示了1968年歐美學生運動的到來；而從預測未來的視野來說，現在歐美對防彈的狂熱則預示著1968的再現。一年半之后，隨著巴以沖突引發的美國校園大規模示威，這一預言成為了現實。這也讓我進一步堅信，把K-pop作為觀察全球政治經濟文化變遷的一種視野是可行的。如果說劇作家理查德·謝克納（Richard Schechner）的劇作《六九年的狄奧尼索斯》（Dionysus in 69）體現的是那個年代的時代精神，防彈五十年后的歌曲《狄奧尼索斯》就像在為那個時代招魂，而這個狄奧尼索斯的幽靈在接下來的五年里將酒神召喚了回來。

英國三位著名古典學家主編的《自69年的狄奧尼索斯：在第三個千年前夕的古希臘悲劇》(牛津大學出版社，2004年)對狄奧尼索斯在當代西方的接受進行了考察。熟悉狄奧尼索斯符號的古典學家都不會否認防彈2019年的《狄奧尼索斯》在這一譜系上。

今年8月中旬，由來自美國人文社科不同領域的六名學者（都是少數族裔女性）主編的包含有28篇文章與15件畫作的《防彈再混合：防彈少年團批判性讀本》（Bangtan Remixed: A Critical BTS Reader）（以下簡稱《讀本》）由杜克大學出版。該書前言同樣傳達了類似觀點：“《防彈再混合》討論的是防彈少年團讓什么事情變得可能與可被察覺，其運用防彈少年團作為一個視角去研究歷史、美學、經濟、文化、社會性與地緣政治。”（《讀本》第4頁）在今年3月，我收到杜克大學出版社編輯的郵件，讓我考慮就這本書寫點東西。一開始，我設想的是，我要寫的是一篇正常的學術書評。但是，當我第一次把這本書通讀一遍后，我感到這本書無法用一般寫學術書評的方法來評論，因為這本書里面文章的作者背景、風格和內容差異之大已經遠遠超出一部學術論文集的范疇。換句話說，這本書更像是一部帶有學術色彩的由防彈粉絲們集體創作的文藝作品。

《防彈再混合》，杜克大學出版社

如果用學術標準衡量，《讀本》中可能不少文章都會被認為是帶有明顯學生習作痕跡或需要大改的文章初稿。該書六位主編都在各自領域里有所建樹，不少都有學術專著并在重要學術期刊上發表過論文，對傳統學術標準的了解無疑比我更透徹。我認為，六位編者的征文與編輯的目的不是讓該《讀本》只呈現傳統學術寫作里的研究型論文，而是要呈現多種聲音，有些甚至超越了學術寫作本身（其中一篇是完全的自傳性日記）。也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我認為應該將《讀本》作為一件文藝作品去進行批判性閱讀，就像我之前反思那位教授的遭遇那樣，用《讀本》去反思背后學術文化政治的變遷。

《讀本》六位主編，圖片來源：《防彈再混合》INSTGRAM官方賬號

就這本書寫書評的一個前提性問題是，為什么美國那么多人文社科學者會成為某種意義上的K-pop粉絲？在三年前，我對耶魯大學社會學家高玉蘋進行采訪時，她直言不諱地說，是她作為亞裔美國人感受到的邊緣性地位，讓她在疫情期間成為K-pop粉絲。這絕非個例。《讀本》作者之一、斯坦福大學藝術史學者馬西·權（Marci Kwon）在2022年斯坦福大學召開的一場關于K-pop的會上，曾非常生動地說：

我認識的所有亞洲女性教授在疫情期間都入坑了K-pop……有色人種女性對K-pop的興趣對我來說有著更深刻的意義……當我看到K-pop在美國的成功時，不禁感到一絲滿意，這些亞洲男性和女性在美國這個仍然認為亞洲各種語言和人群都一樣且外來的國家里，正在以我們（美國自己）的方式擊敗美國。看到韓國文化的迅速崛起及其動搖美國自我特殊性的方式，令人感到愉悅。

這一說法可能略帶夸張（至少我可以列舉出好幾位在美國大學任教的有亞洲背景的女性教授并沒有成為K-pop粉絲），但和高玉蘋的自述結合起來看，的確體現出某種普遍性。而我認為，《讀本》的一大價值，就是為反思這個現象提供了一個“文本”。如果我們把《讀本》看作進入K-pop的學者們的一次集體表達而非一部冷靜客觀的學術著作，就可以把該書作為對相關現象進行元學術性反思的一個重要癥候文本。如果說我與那位著名教授就K-pop作為美國私立精英大學外的另類價值體系達成了共識，《讀本》又如何幫助我們反思這一現象？

我認為，著名學者汪暉在其代表性著作《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以下簡稱《興起》，去年部分翻譯為英文，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今年韓國出了韓文全譯本）中為反思這一現象提供了一個維度。在這本書里，汪暉通過勾勒中國在從傳統帝國向現代民族國家轉型過程中儒家天理世界觀向科學公理世界觀的轉變（現代科學話語共同體的興起則作為這一轉變的制度化表現）及其與資本主義和技術文明的交織，進而從中國“邊緣“對歐美“中心”進行現代性批判。特別是通過下卷第二部《科學話語共同體》里對張君勱從人文角度反思科學的具體分析，汪暉展示了中國知識分子從人文主義角度對公理世界觀下社會科學的批判及現代學科劃分及教育的反思，展示了現代公理世界觀與科學話語共同體內部的內在張力。而我認為以防彈代表的K-pop在美國的流行及其在美國學術界表現的文化癥候——無論是那位著名教授的遭遇還是《讀本》的出版——都表明我們現狀可能處于另一個歷史節點上：社交媒體時代的科學公理世界觀及相應的科學話語共同體面臨著大眾文化的挑戰并正在開始轉型。可以說，汪暉此書為理解當下流行文化提供了一種視野，我們可以通過《讀本》去思考，一群在科學公理世界觀和科學話語共同體訓練下成長的學者，如何開始通過學院之外的大眾傳媒文化尋求一種后公理世界觀以及對科學話語共同體的超越，即對公理世界觀及科學話語共同體的批判已經不再是一種內部文人知識分子脫離社會經濟文化實際的形而上玄學清談，而是開始借助傳統知識分子與學界的對立面——當代媒體塑造的大眾文化——去重新思考學者與社會的關系。當我們從傳統學術角度說《讀本》里不少文章都有待提高時，或許可以換一種視角，將六位熟知當代學術話語與規范的主編主動拋棄傳統學界評價標準、盡可能地在《讀本》里融入各種聲音和吸納非學術表達方式的做法，看作是在流行文化驅使下超越傳統科學話語共同體狹隘性的一次嘗試。

《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多種語言譯本，圖片來源，“清華文科”官方微信號

在下文中，我將以這個視角去重新思考《讀本》里文章的意義。但在此之前，《讀本》里有兩篇文章需要單獨介紹。在我看來，這兩篇文章的意義有二。首先，其批評性與論證的透徹性是《讀本》里最符合傳統學術研究期待的。其次，這兩篇文章也為進一步思考以防彈為代表的的K-pop現象及《讀本》本身從學理上提供了重要視角。

第一篇是該書的第14章，由主編之一、研究菲律賓與夏威夷的人類學家韋爾納黛特·維庫尼亞·岡薩雷斯（Vernadette Vicu?a Gonzalez）撰寫的《帝國進行中：跨太平洋流動的護理工作》(Empire Goes On: Transpacific Circuits of Care Work)。在該文里，作者以2016年在夏威夷拍攝的一檔綜藝節目《Bon Voyage》里防彈成員觀看夏威夷土著草裙舞發出贊嘆的特寫鏡頭為切入點，反思美國帝國主義在太平洋的表現及其觸發的服務經濟。作者強調，夏威夷舞蹈為反思K-pop和K-pop偶像是什么提供了一個棱鏡，與夏威夷舞者一樣，K-pop產業源自美國在太平洋帝國主義的服務經濟。作者進而對拜登因針對亞特蘭大亞洲按摩師的槍殺事件而接見防彈成員進行了批判性反思。作者強調，一方面，美國反亞裔情緒本身就植根于美國帝國主義的自身結構，這一結構包括美國駐韓軍營催生出的服務性經濟，而在槍殺里遇難的六名亞洲女性按摩師（四名是韓國人）則根源于這一帝國軍事經濟結構；另一方面，在這樣的情況下，拜登選擇美國帝國主義下的服務型經濟的另一部分——K-pop產業及偶像——來為亞裔仇恨發聲，只能是一種政治與娛樂結合的作秀（showmanship）。有人認為拜登找韓國人討論美國內部問題違和，作者指出，七位防彈成員進入了白宮不是去到了外國，他們是從美利堅帝國邊緣（韓國）回到了帝國中心（華盛頓特區）。而疫情期間美國大量民眾從防彈的歌曲與在線表演里找到慰藉，本質上是防彈在履行他們作為美利堅帝國下的亞洲服務人員為帝國中心的美利堅民眾們提供情感上的服務勞動，而這一服務勞動帶有強烈的種族與性別標志性。因此，作者的中心論點是：拜登召見防彈是基于美國帝國服務經濟，動員他們為美國服務的一次符號性表達。

韋爾納黛特·維庫尼亞·岡薩雷斯研究夏威夷與菲律賓的專著《天堂安保：夏威夷與菲律賓的旅游業與軍事主義》，杜克大學出版社

媒體與電影學者Rachel Kuo在《像臥底罪犯：愛、恨與包容性的展演》（Like a Criminal Undercover: Love, Hate, and the Performance of Inclusion）對拜登接見防彈成員進行了具有同等批判性但帶有不同角度的解讀。同樣是在韓國作為美利堅帝國的一部分的前提下（作者用美國“占領”韓國一詞來強調這一帝國結構），作者指出美國官方和主流話語下的反亞裔仇恨帶有自相矛盾之處，作者認為亞裔仇恨并不是個體行為，而是美國帝國主義內部結構的本質的一部分，而反亞裔仇恨話題則是美國官方與主流試圖用“仇恨”這樣帶有高度主觀性與個體性的話語，將美國帝國主義的結構性問題歸咎為一群人的個人問題。在這樣的視角下，作者將拜登接見防彈看作是通過這一“仇恨”話語逃避責任的戲劇性表演。像一般K-pop學者分析音樂視頻一樣，作者將展現防彈成員進入白宮并與拜登交流的視頻看作是一段高度表演化的視頻，并將這一事件與美國歷史上“解決”亞裔問題的政治行為相聯系（比如里根在1988年譴責由于美日經濟競爭導致的底特律仇殺華人問題）。作者跳出了K-pop本身，把拜登接見防彈成員這一事件納入到美國種族關系歷史中加以考察。作者特別指出，防彈成員在2022年12月面臨兵役，本身就再次提醒大家美國對韓國進行軍事占領這一事實，而反亞裔本身就是美國在亞太的帝國主義部署導致的結構性問題。

拜登接見防彈成員

從傳統學術標準出發，這兩篇文章無疑代表著K-pop研究甚至文化研究的理想范本，問題意識明確，批判性極強，能跳出K-pop看K-pop，對所分析的視頻能直達重點。特別是，維庫尼亞·岡薩雷斯是以研究夏威夷和菲律賓問題見長的人類學學家，她把研究夏威夷和菲律賓與美國在太平洋的帝國主義的視野，轉移到太平洋西岸的朝鮮半島上，貢獻了傳統中日韓東亞視野下看待韓國完全不具備的角度。論文的第一部分對防彈幾個音樂視頻的分析，《IDOL》里的傳統朝鮮半島音樂的使用，防彈與嘻哈文化的關系，防彈疫情期間專輯《BE》中表現的家庭親密感，《血汗淚》與西方經典文化的關系，《黑天鵝》與現代舞和冷戰的關系，都可以升華到對于這些歌曲與音樂視頻如何成為美利堅帝國下詩學表達形式的分析。

瑪麗·傅蓋蒂（Mary Fogarty）和吉娜·阿諾德（ Gina Arnold）2021年在《當代音樂評論》（Contemporary Music Review）上發表了一篇題為“你準備好了嗎？重新評價泰勒·斯威夫特”（Are You Ready for It? Re-Evaluating Taylor Swift）的文章，開頭動情地寫道：“泰勒·斯威夫特是那個曾經存在于美國的理念的紀念碑。她讓人回想起一個古老的美國夢想……（這是）一個非常古老、非常白的基督教國家。”如果說泰勒的歌勾起的是對傳統白人基督教共和國的美利堅的懷舊情緒，那么以防彈為首的K-pop歌曲展現的是事實上是多族群多膚色帝國的美利堅的一種未來展望。

《黑天鵝》藝術電影版一開始對現代舞者瑪莎·格拉漢姆話語的引用，按照《讀本》主編之一汪育恬（Yutian Wong）的說法，這是對1950年代冷戰的回顧。

《讀本》第二部分則更多從媒體消費的角度對防彈作品的生產、流通與消費展開討論，這些文章討論的議題有對K-pop與平臺經濟的關系、防彈視頻的全球流傳、用畫作對防彈音樂視頻的新的詮釋、麥當勞推出的防彈套餐、防彈與黑人文化的關系、網上防彈粉絲關于防彈的討論與媒體創造形成的數據庫、田柾國2022年一次表演延伸的表情包。這些文章彌補了上述兩篇文章缺失的一個重要視野：社交媒體平臺與網絡。盡管兩位作者為有關防彈的討論帶來了歷史厚重感與批判性深度，但媒體視角的相對缺乏，的確會讓人覺得夏威夷草裙舞與防彈的舞蹈完全一樣。而社交媒體視角則可以促使人們進一步去思考防彈及K-pop與美國帝國主義下傳統服務型經濟與表演的區別。或者說，盡管K-pop根植于朝鮮戰爭后為駐韓美軍提供的表演，而從“徐太志與孩子們”開始K-pop產業一直以來對社交媒體和網絡與時俱進的運用，讓這樣的服務經濟華麗轉身。當然，美國帝國主義視角也提供了進一步思考美國主導的平臺經濟與美國帝國主義統治的新面孔的討論維度。

2021年麥當勞推出的防彈套餐

《讀本》第三部分討論的是K-pop與社會政治運動的關系，包括防彈粉絲在音樂平臺上刷分及背后的社會運動、疫情期間印尼防彈粉絲對印尼國會修訂環境與勞工權利保護法案以利于資方的反抗、菲律賓防彈粉絲對菲律賓前總統樂尼（Leni）的支持、土耳其防彈粉絲在一位防彈粉絲女孩遭受父親冷暴力后自殺而引發的集體游行與示威、防彈歌曲《春日》就韓國2014年沉船事件的隱射，等等。這些文章的特點在于展示了世界不同地區的防彈粉絲如何介入社會公共議題，防彈的歌曲又如何介入韓國社會公眾事件。如果說上述兩篇文章非常具有批判性地揭示出在拜登接見防彈成員這一表面上的進步包容姿態背后，是美國帝國主義內在結構的自我矛盾，那么這些圍繞防彈粉絲介入公共社會運動的討論也有潛力進一步挖掘批判性和內在張力，而不是停留在對公共與媒體話語的學術語言轉化上。

《讀本》最后一部分的重點是關于防彈對于防彈粉絲的意義。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一部分的第一篇是由獨立作家和學者莎拉·墨菲（Sarah Murphy）撰寫的非虛構作品《肌膚之親日記》(The Skinship Diaries)。文章關于2020年在首爾的一個音樂頒獎典禮上防彈兩位成員田柾國和金泰亨做出的一些勾肩搭背舉動以及作者對這段視頻的反復觀看，進而聯系自己幼時及早期戀愛經歷中由于身體問題而導致得不到足夠親密的關系，卻在防彈成員視頻中得到了虛擬式的補償，并且特別也強調了自己更早時候追披頭士的經歷。類似的文章是第23章《允許欲望》（Permission to Desire），《讀本》主編之一拉尼·紐蒂爾（Rani Neutil）以印度裔身份講述了自己從小在美國的生活經歷里缺少正面的亞洲人形象，防彈成員如何滿足了這一童年和青少年事情的缺失，幫助她重新認識自我。還有最后一章，《讓我們照亮黑夜：防彈少年團與世界終結時廢警主義的可能》（Let Us Light Up the Night: BTS and Abolitionist Possibilities at the End of the World），作者烏延西·陳·邁爾（UyenThi Tran Myhre）作為來自越戰難民家庭的后裔，也以自傳的聲音記錄了在其工作的明尼蘇達州雙子城——在疫情初因為弗洛伊德事件而成為廢除警察聲音中心——如何由于各種壓力成為防彈粉絲，并指出防彈現象與廢除警察運動具有對未來另類世界展望的同構性。這三篇非學術性的非虛構文章，以第一人稱展示了防彈對美國公民的“治療”作用，從實踐意義上呼應了維庫尼亞·岡薩雷斯文章的主要論點。這一部分的其他文章涉及防彈對突破父權制想象的意義、成立“防彈學者”網站的實踐反思、以防彈專輯為概念進行藝術策展、防彈對穆斯林粉絲的意義等等，都從不同維度表明防彈成員提供的媒體情感勞動的價值和意義。

當兩篇批判性極強的文章和一些批判性潛力沒有那么充分發揮出來的文章以及自傳性和自我代入極強的文章放在一起時，顯然很難用評論學術著作的方式來進行評價。相反，我更愿意從美國帝國主義內在矛盾和亞洲種族政治與K-pop偶像的交匯點出發，來考察《讀本》在何種程度是以防彈為代表的K-pop在疫情期間為美國觀眾提供情感治療效果的元學術性反映，這背后又如何反映出傳統公理世界觀與學術話語共同體遭遇的危機和面臨的轉型。當疫情讓學者們在家里通過網上教課與工作時（正如《讀本》里指出，這其實是一種奢侈），K-pop如何提供了傳統學校與學術界共同體之外的另類需求。或者說，當疫情驗證了大學教學與學術活動不再需要占有物理空間的時候，包括K-pop在內的社交媒體文化如何彌補了在學校物理空間基礎上發展出的共同體與學院生活感的缺失。

這也再次提醒我們，19世紀從德國發展出的現代研究型大學體系及其配套的中小學教育體系在20世紀傳播到世界各地，成為全世界想象青少年成長歷程的標準化維度，僅僅是一個世紀之內的事，并非自古以來和天經地義。回到汪暉的《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中對于天理世界觀向公理世界觀的轉變如何在科學話語共同體的形成上得到最顯著的表達的討論，這一論述中相對缺失的一個維度是，作為維護科學話語共同體生產與再生產制度化空間的現代大學如何建立以及與之相配套的的中小學教育體系如何跟上（這個問題在討論張君勱思想時被附帶討論）。也就是說，在歐洲現代性實踐及其全球擴張的進程里，德國研究型大學及基礎教育體系的建立與傳播是思考世界范圍內公理世界觀建立和普及不可缺失的一環。

如果說科學技術、現代教育體系、資本主義與民族國家的相互作用是構成公理世界觀的政治經濟制度基礎的話，在當代科技基礎上發展出的社交媒體文化（K-pop是其中重要一部分，可能會是未來最重要的一部分），又生產出了對公理世界觀的否定物。汪暉從科學話語共同體的形成角度進行的現代性批判和反思給當代流行文化研究提供了一個重要維度是：盡管在媒體研究里20世紀以來流行文化的演變與大眾傳媒技術的發展緊密相關里無疑是基本常識，但沒有人進一步追問過，20世紀以來的大眾媒體文化在何種程度上是資本主義科技文明最直接的美學與文化形式？也就是說，在一般文化批判意義上反映資本主義現代性的文化（詩歌、小說、古典音樂、歌劇等）等都是前資本主義文化在資本主義科技與經濟條件下的現代轉化，而非資本主義科技直接生產出來的美學與文化形式。正如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說的過去一切革命如何使資產階級國家以最純粹的形式表現出來，我們可以說過去一切技術革命最終使資產階級文化通過社交媒體大眾文化以純粹的形式表現出來。與此同時，作為歐洲中世紀行會組織的大學，法國在1789年大革命后選擇的現代性模式道路是將其廢除（大革命關閉了巴黎大學，直到1870年代普法戰爭后才真正重建，關于這個問題可參看巴黎政治學院社會學家克里斯汀·姆賽琳[Christine Musselin]的經典著作《法國大學的長征》[La longue marche des universités fran?aises]），作為回應，德國走了將中世紀教授神學的大學轉化為進行現代科學研究的大學的道路。這說明最終獲勝的德國模式并非注定是現代性的必然模式。

《法國大學的長征》2001年英語版，勞特里奇出版社

因此，當進入娛樂公司當練習生成為無數韓國青少年上大學的一個替代品時（相應的評價標準是進入四大娛樂公司的價值等同于進入SKY三所韓國精英大學），這并非單單是朝鮮半島南部的一個獨特現象，而是德國大學模式及教育體系在大眾傳媒文化面前逐漸被替代的一次預演。從這個意義上來看，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候選人李昭侖（So Yoon Lee）目前正在進行的韓國以輸送練習生為目的的學校機構的田野研究的未來潛在價值，可能可以和恩格斯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進行類比。今天沒有人會將恩格斯的作品僅僅當作對英格蘭的一項“區域研究”來看待，而是將其作為理解第一次工業革命下現代文明展開及勞動異化的一項麻雀解剖式研究，因為恩格斯在英格蘭調查的結果預示著歐洲大陸及歐洲以外地區都要經歷的一個現代化過程和與之相伴的痛苦與道德倫理危機。同樣的，如果我們只用區域研究思維來看李昭侖研究的意義也會是片面的，這項在朝鮮半島南部展開的田野背后是與公理世界觀和科學話語共同體轉型緊密相關的現代教育體系如何讓位于大眾文化的問題，或者說大眾娛樂公司及其預備學校如何取代現代大學及中小學來作為青少年成長的組織化機構，以及扎根于當代科技的流行音樂舞蹈訓練如何成為數理化訓練之外的另類選擇。

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

K-pop興起的本質并不是韓國民族主義者所說的韓國的興起，也不是亞洲中心論學者強調的亞洲的崛起，K-pop興起的本質是當代大眾文化本身的興起：流行文化從一種民眾茶余飯后的消遣上升到一種對個人發展與價值觀追求有極大影響的美學語法與價值體系，而后者本身是傳統學校教育的任務，只是這一過程剛好從韓國起步，正如第一次工業革命從英國起步一樣。因此，《讀本》既代表著作為世界學術中心的美國對K-pop興起的批判性回應，更記錄著美國大學里公理世界觀及傳統學術共同體在大眾文化塑造下的一次轉型嘗試。

伴隨著防彈全球熱，英語學術界對于防彈的討論如雨后春筍般出現，我一直好奇的一個問題是，韓國娛樂公司的產業界人士是否會關注這些討論？比如《讀本》是否會被防彈所屬的HYBE公司作為圣經一樣閱讀？或者說，學術界是否能影響產業界？盡管我無法做猜測，但正如《讀本》里第6章作者Dal Yong Jin討論K-pop與社交媒體平臺發展的演變所暗示的，相比于對K-pop的人文學術討論，韓國娛樂公司的制作人們可能更需要以AI為代表的科技發展。正如上文所說，當代大眾文化本質是科技文明自己的美學和文化形式。如果說公元前5世紀末關于酒神的悲劇《酒神的伴侶》代表的是紀念碑式的劇院及其傳播（背后是古希臘羅馬一項重要制造技術）對古希臘民眾聽覺視覺體驗的徹底重構，那么防彈2019年的作品《狄奧尼索斯》揭示的是，K-pop音樂帶來的大眾非理性狂歡體驗取決于高度理性算法運作下的社交媒體網絡平臺。在此種情形下，我們可以重讀馬克思1853年在《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結尾對狄奧尼索斯形象的引用：

歷史中的資產階級時期負有為新世界創造物質基礎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類互相依賴為基礎的世界交往，以及進行這種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發展人的生產力，把物質生產變成在科學的幫助下對自然力的統治。資產階級的工業和商業正為新世界創造這些物質條件，正像地質變革為地球創造了表層一樣。只有在偉大的社會革命支配了資產階級時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場和現代生產力，并且使這一切都服從于最先進的民族的共同監督的時候，人類的進步才會不再像可怕的異教神像那樣，只有用人頭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漿。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鄭鍇宸同學通讀全文文稿，對文中有關《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的討論提供了修改意見，在此特別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