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19年3月，臺灣作家張大春所著的散文集《見字如來》將由理想國出版。

自認沒有散文行世資歷的作家張大春，六年前接下《讀者文摘》的專欄邀請，起因于他愿意學習前輩梁實秋先生當年在該刊主持的專欄“字詞辨正”，借著重新辨識文字，寫字詞源起故事，同時為這個時代沒落的漢字文化盡力。見字，如見故人來。本書收錄的四十六篇說文解字，每一篇都有一段“得勝頭回”，說的是作家生命里與字相逢的風景、際遇，后文便是關于漢字的形、音、義與詞組的說解、甚至延伸變化。

以下為文章選摘：

我讀與我寫——一個書法觀眾的場邊回憶

從上小學三年級開始，書法成為一門課程，每周一堂，大約就是將衣衫書本弄得墨沈淋漓，始為盡興。至于所習，通常不外顏、柳，師長謂為立本，也不知這“本”究竟何所指。

總之，我追隨坐在前面一排的同學段鴻銘的選擇，他臨柳公權的《玄秘塔》，我也臨《玄秘塔》。我還記得：段鴻銘幾年下來只寫《玄秘塔》某頁上的八個字：“滔然莫能濟其畔岸。”只此八字，能夠寫到一筆一畫與原帖全無二致。但是一旦寫別的字，他就全然不能夠學樣了。我也沒有多少長進；除了《玄秘塔》，就是《皇英曲》，整本寫完幾次，還不知道《皇英曲》是一首詩。就這么一路寫上初、高中，前后十年，沒有改過模樣，始終就在那橫平豎直的“本”上，追求著點畫相似的趣味。

直到上了大學，進入輔仁國文系，有了近似專業培育的書法課，依舊是每周一堂。上課第一天，陳維德老師看了看我隨手擱置在桌上的硬筆字筆記，說：“你寫寫褚遂良罷。”

那是一九七五年秋，距今四十二載。一個轉捩點，我選臨的是《雁塔圣教序》，才臨不過數字，就發現起筆大異于之前十年的體會。多年以后偶然于臺北華正書局得《沈尹默論書詩墨跡》，讀到沈公勉勵曾克端（履川）學習書法五古一首，有：“欲暢褚宗風，精意入提按。”方才大悟：所謂“立本”，并不是把一副柳公權或褚遂良的骨架搬來紙上，而是學會如何揣摩那看似靜謐莊嚴、不動如山的字是如何鮮活靈動地從筆尖流蕩而出的。

更早些年，輔仁大學在臺復校，繼戴君仁教授之后，恢宏輔大國文系教務的老主任是王靜芝先生。靜芝師也是書家，師承民初大家沈尹默，規橅唐楷，追蹤二王；據王老師課堂上轉述，沈公從鐘、王入手，于唐楷最得意于褚河南，于北碑最衷情于《張猛龍》。就在我進入下半學期的書法課時，陳維德老師看過我的第一張作業之后，便對我說：“你可以寫寫《張猛龍》了，看看喜歡不喜歡。”

“喜歡不喜歡”這話也很新鮮─雖然當下并沒有太多體會，然而年事漸長，所結識的朋輩之中，越多長年習字的友人，他們的書跡各自不同，心摹手追，如同面目，作為一個書藝的外行人，我卻很容易有一個發現的角度：但凡是那些能夠令我受到觸動、甚至勾起美感的作品，無論什么家數、什么書體，都來自“喜歡寫字”的人。令他們著迷的，也是那波折點畫在紙上從無到有、一次浮現而終古不易的歷程。

四十年間，我從來沒有妄想成為專業的寫字之人，倒是幾乎每天都要讀幾本法帖，讓一千多年以來那些令后世之人不斷揣摩、效法、仿習以及力圖恢宏開拓的墨跡一次又一次地爛熟于胸。這種沒有目的性的內在驅動，只能用“喜歡”一詞加以形容或者是掩飾。于是，我能夠回顧的，大約就是多年來偶有體會，吟之詠之、諷之誦之的二十首讀帖心得，通名之曰《論書五律》（見附錄第二篇）。

算是一個癡情的讀者，我對書法的喜愛也有相當程度的偏見。“喜歡”二字，在最常用常見的層次上，就是不講客觀、沒有理據的。然而，從一九八八年春天開始，這心境有了些許的、漸進的動搖。那一年我三十一歲，第一次踏上中國大陸的土地，第一次回到祖家，也是第一次見到我的姑父歐陽中石先生。

那一年北京的春寒凜冽又漫長，除了有那么幾回天氣晴爽，出門踏游，大部分的時間我都在東四前拐棒胡同的家宅中向老人家請益：談京劇、談邏輯學、談文章和書法。

在那狹仄湫隘的書齋、臥房兼客室里，有兩句教誨始終令我不明白，日后多年，總和那屋里成天價蒸騰著熱氣的煤球爐的記憶聯系在一起。每當我自己練起字來，就會想起的兩句話─說是等我年紀大些，自當體會：“活得越老、練得越勤，小時候犯就的毛病就越會來找你。”

想到小時候的毛病會來找我，就覺得好奇，眼前仿佛出現了坐在煤球爐上不斷冒著氤氳之氣的熱水壺。“氤氳”，是的，我永遠不會忘記，柳公權字帖上也有那么一句：“太和氤氳二儀分”，如此沒頭沒腦的斷句當然是不對的，就像“萬古皇英曲，鏗然發杳冥。依稀傳寶瑟，縹緲意湘靈……”明明是柳公權《皇英曲》開篇的原文，但是由于書法課堂上每每大字八個，九宮兩行，從此寫起，所以我對此詩的記憶亦復是四字一斷讀，成了：“萬古皇英／曲鏗然發／杳冥依稀／傳寶瑟縹／緲意湘靈……”記憶中的《玄秘塔》也老是記成了：“唐故左街／僧錄內供／奉三教談／論引駕大／德安國寺……”

但是我要說的“小時候的毛病會來找我”尚且不只此也，實則也一直不能進一步體會。直到二○○五年初，父親過世，喪事依遺囑一切從簡，不發訃文、不驚親友，原本甚至還不許舉行任何儀式。這一點令我頗為難，還是稟告了幾位至親的長輩，入殮后隨即火化。在這個簡單的葬禮之前，還有幾天停靈之期，我推算時間，認為若勉力為之，還來得及以大楷抄一部《地藏菩薩本愿經》，好放在棺木中，一同火化。

于是便張羅了幾百張半開大的生宣，一字一字抄去。抄到第二天，我就發現小時候數學沒學好的毛病早就回來了：依照我原先計算的經書篇幅和每日抄寫進度，恐怕再增加三五天都來不及，我能做的只有加班，在不太影響字體美觀─起碼是工整─的要求下，排除萬事，夜以繼日。

寫到第四天，手肘已經幾乎懸不起來了，然而心情上卻像是年幼時挨了訓斥，不肯服氣，寧可頑抗，鼓足一股不知從何處竄起的拗勁，始終不肯將就著放下手肘。但見紙面上的字跡居然逐漸迤邐歪斜不說，原本寫的是我大學時代專攻的褚體，再幾行走下去，便不由自主地寫成了柳體。非但結體似柳，還是粗帶著硬筆字習氣的柳。我看這一張前后肌理不暢、骨肉不勻，索性扯去重寫，不料重新寫過的更糟，連一綹也不柳了！

姑父的話這時在耳邊響起：“活得越老、練得越勤，小時候犯就的毛病就越會來找你。”可是他沒說該怎么對付，只告訴我：如果對付不過去，若非失之于油滑，就會失之于蠢笨。我在《地藏菩薩本愿經》的后半截上根本來不及想“書法”該如何了，只有一筆一畫扭折勉行，想想柳，再想想褚，明知兩頭靠不了岸，起碼“菩薩”二字算是寫得“熟到不認識”的境界了。

直到第七天，告別式前幾個小時的深夜兩點鐘，我的手肘在剎那間輕了，毫尖也靈動起來，這是最后一張。當我寫完“盡此一報身，同生極樂國”，忽然明白過來，回頭跟空氣里的父親說了句：“是你壓的，是罷？”

父親是第一個在意我是否把字寫好的人，其在意的程度甚至到不能容忍我天生是個左撇子。他認為：左手執筆的人不可能把漢字寫“對”。這里面還有一個相當極端的假設：漢字從筆畫構造起，就不是為左撇子而設計的。我仍然記得還在幼兒園里初學寫字的階段，就常挨他的訓斥，總要我用右手執筆，我也總是趁著他不在身邊的時候偷偷換成左手執筆。這樣的角力持續到我上小學，他再一次發現我暗中換手之后，忽然嘆了一口氣，說：“我看你往后連副春聯也寫不上了！”他的話不免有些嘲謔的意思，因為他總說那個年年在菜市口當場揮毫寫“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廣茂達三江”的老頭兒字寫得糟糕透了。

據說我祖家大門的一副對子是請雕工給刻的，長年掛著，一到臘月底，卸下來朱漆雕版墨漆字，重髹一過，煥然如新。聯語從來就是那么兩句：“忠厚傳家遠，詩書繼世長”。

父親來臺之后，配舍在眷村之中安身立命，不好立異鳴高、作風弄雅，便改了字號，倩人寫來的是：“一元復始，萬象更新”；有時下聯也寫作“大地回春”。我最早認識的大約就是這十二個字。

在還沒有上學認字之前，父親總是拿這些個字當材料，一個字配一個故事。多年下來，我只記得“象”的故事，大意是說有個善射的獵戶，受一群大象的請托，射殺一頭以象為食的巨獸。那獵戶一共射了三箭，前兩箭分別射中巨獸的兩只眼睛，第三箭等巨獸一張嘴，正射入它的喉嚨。此害一除，群象大樂，指點這獵戶來至一片叢林，群象一卷鼻子拔去一棵樹，拔了一整天，林子鏟平了，地里露出幾萬支象牙來。那巨獸有多么大呢？據父親說：一根骨頭得幾十個人才抬得動，骨頭上有洞，人還可以往來穿行。

說這些故事的時候，多半是走在路上。大年下，父親牽著我，在縱橫如棋盤的巷弄之間散步，經過某家門口便稍一停步，看看人家的春聯寫了些什么。偶爾故事會被那些春聯打斷─走不了幾步，父親便分神指點著某聯某字說：“這副聯，字寫得真是不錯。”或者：“這副聯，境界是好的。”

等我念了小學，不知道幾年級上，自家大門口的聯語換了，成了“依仁成里，與德為鄰”。父親解釋：這是讓鄰居們看著高興。就我所知：沒有哪家鄰居會注意到我家大門邊寫了些什么。我家與鄰人素來相處不惡，應該是往來串訪不多、難得齟齬之故，跟門上的春聯顯然不應有關。

但是我注意到一個細微的變化：日征月邁，歲時奄冉，父親同我再閑步于里巷之間的時候，竟不大理會人家門上新貼的對聯如何了。有時我會問：“這副字寫得怎樣？”或者：“這副聯的意思好嗎？”父親才偶一掠眼，要不就是說：“這幾個字不好寫！”要不就是說：“好聯語難得一見了。”

上高中之后，我開始比較愿意花時間讀帖練字，父親從不就個別字的結體構造論長短，偶有評騭，多半是：“《張猛龍》臨過沒有？”或者：“米南宮不容易寫扎實，飄不好飄到俗不可救。”那是一九七一年，我們全村已經搬入公寓式的樓房，八家一棟，大門共有。彼時我們父子倆幾乎再也不一道散步了。有一年熱心的鄰居搶先在大門兩邊貼上“萬事如意，恭喜發財”。我猜他看著別扭，等過了元宵才忽然跟我說：“趕明年咱們早一天把春聯貼上罷。”

這年歲末，父親遞給我一張紙條，上寫兩行：“水流任急境常靜，花落雖頻意自閑”，中間橫書四字：“車馬無喧”。接著他說：“這是曾國藩的句子，你給寫了貼上罷。”一直到他從公務崗位上退休，我們那棟樓年年是這副聯。

父親退休那年我臘月里出游，到開年了才回家，根本忘了寫春聯這回事。這一年大門口的聯語是我舅舅給寫的，一筆剛健遒勁的隸書：“依仁成里，與德為鄰”，橫批是：“和氣致祥”。

我問起父親怎么又鄰啊里啊起來，他笑著說：“老鄰居比兒子牢靠。”我說這一副的意思沒什么個性，配不上舅舅的字，父親說：“曾國藩那一聯，做隱士之態的意思大些。還不如這一副，”說著又掏出一張紙片，上頭密密麻麻寫著：“放千枝爆竹，把窮鬼烘開，幾年來被這小奴才，擾累俺一雙空手；燒三炷高香，將財神接進，從今后愿你老夫子，保佑我十萬纏腰”，橫批是：“豈有余膏潤歲寒”。

我笑說：“你敢貼嗎？”

父親說：“這才是寒酸本色，你看看滿街春聯寫的，不都是這個意思？還犯得著我來貼嗎？”

回首前塵，想起多年來父親對于寫春聯、貼春聯、讀春聯的用意變化，才發現他的孤憤嘲誚一年比一年深。我現在每年作一副春聯，發現自己家門口老有父親走過的影子。

一九八七年，兩岸音信經由香港方面而開通了許多，父親和失散近四十年的兄長、妹妹都聯系上了。在接到姑父的第一封信、以及隨信附寄的一張橫額大字之后，他喜滋滋地沖口而出說：“你的字有救了！”橫額寫的是“懋德長馨”——“懋德”是我山東濟南祖家的堂號，而擘窠大字則是姑父的親筆。

從一九八八年，到二○一四年，我每有赴京之行，總要上姑姑家討教。就我的體驗，姑父教習書法不多語言，總歸是“一個、兩個、三個字”。一個字是“看”，此字一出，就是一遍一遍地看他寫，從來沒有不耐煩的時候。有一次寫行書“壽（壽）”字，一連寫了四十幾遍，為的就是讓我看明白，當第六筆（掠）角度偏斜有些微改變之際，第七筆（勒）如何相應調整；這兩筆，都是長槍大戟，成頡頏之勢，四十幾遍下來，斗陣各具姿態，無不宛轉精嚴。

兩個字則是“臨帖”。每當我問起某字之某畫如何轉筆這一類接近鉆牛角尖的問題之時，他就會指著書架（其實所指的書架上或許并沒有法帖）說：“臨帖。”而他所謂的臨帖也與常法大異其趣，往往一本帖，只令臨某幾頁之某幾字而已。也就是這么臨，也才漸漸體會：那幾個字相連寫來雖然極為枯燥，卻由于密集反復的錘煉，而更有效率地體會了布局的手段。

至于三個字，就是“有來歷”。在他看來，書法不只是講究形體、結構、筆勢、行款之美，更不該是為了創造出一種新穎或罕見的美學標準而獨運生造。書學所承載的匠藝價值更深刻地牽動著流動于字里行間的意趣，必須喚起和呼應更長遠的文化脈絡，在老輩兒那里，“有來歷”也好、“看得出來歷”也好，就是一個學行傳承的軌跡。我和姑父說起早年父親憂心我“往后連副春聯也寫不上了”的話，他大笑著說：“他是擔心你不學，不是擔心你不寫。”那么，寫，顯然是學的一個征候了。

回首五十多年過去，我依舊分不清當初父親說的“往后連副春聯也寫不上了”是不是玩笑話。不過，我始終認為，我還維持著能夠在菜市口賣春聯的小小自信，一直讀著帖，寫著字，也一直惦念著我的來歷。

【作者簡介】張大春，臺灣作家，1957年出生，祖籍山東濟南。曾獲多項華語文學獎項。近作《聆聽父親》、《認得幾個字》、《大唐李白》系列、《文章自在》、“春夏秋冬”系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