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貓魚》（ 陳沖，上海三聯(lián)書店丨理想國，2024年6月）是電影人陳沖的自傳性散文作品。祖輩與母親的故事、平江路老房子的歲月，在《小花》攝制組的日子，獨自踏上異國留學之旅，每一部電影不為人知的幕后，生命中的愛與痛楚、掙扎，經(jīng)由作者的回望躍然紙上。本文選自其中“快樂的大篷車”一節(jié)。

《小花》劇照

我在劇團過了幾年自由散漫的生活，整天踢踢腿、練練繞口令、打打乒乓球。突然憋在上外的課堂里學習語法、記單詞、背課文、寫作業(yè)，這令我很不習慣。我每天盼望著星期天，可以回培訓班跟同學們瘋玩一天。印象里，騎車去劇團的時候街上似乎總是春夏，從劇團騎回學院的時候總是秋冬。

有時候，M會送我一程。偶爾，我們會一起去看一場電影。他還來上外看過我一回，我們把整個校園走遍了，一圈又一圈，直到天色暗下來，才依依不舍地告別。我懷著惆悵的心情，轉(zhuǎn)身回到寢室，將自己投入到乏味的介詞里去。

學會準確地運用in、on、at真是我要的東西嗎？我到底要什么？人只活一回，既沒有上一生可以做出比較，也沒有下一生可以使之完善，一切都只能走著瞧。我不清楚自己要什么，只感到劇團的那種快活讓我空虛、窒息。我必須離開。在以后的歲月里，也總是這份與生俱來的憂患意識，這份靈魂深處的不安，在舒適的時候，放逐我去陌生的險境；在枯萎的時候，逼迫我生出新枝嫩芽；在迷失的時候，提醒我觀照命運的軌跡。

盡管我努力參與到學院單調(diào)而高壓的生活里去，也結(jié)識了幾位日后會成為好友的同學，但是我無法快樂起來。更糟糕的是，我總是莫名其妙地違反了學院這樣或者那樣的紀律，經(jīng)常被班長或系領(lǐng)導(dǎo)叫去談話。英語系的黨支部副書記是一位非常和藹的趙老師，他長得矮小，褲子好像永遠拖在地上。據(jù)說他以前在國民黨部隊當過小兵，被共產(chǎn)黨部隊俘虜后，經(jīng)過教育，成了一名忠誠的共產(chǎn)黨員。但由于他的歷史問題，一把年紀了還是副書記。當時的書記要比他年輕很多。有一回我穿了母親從美國寄來的大紅襯衣，在校園里顯得有些耀眼。不知是同學反映上去的，還是趙老師自己看到的，我很快被叫去談話。他說這里是學術(shù)單位，最好不要有文藝界的生活作風，這樣影響不好。搞了半天，我才明白是那件大紅襯衣的問題。每次談話結(jié)束說再見的時候，他見我沮喪，總是帶著一點歉意的微笑，有些不好意思的樣子。

有一天下課，趙老師又來找我去他辦公室。我馬上在頭腦里審視自己那幾天的穿著、表現(xiàn)。心想，這次又犯了什么錯誤。我知道這些談話都是我政治上、道德品行上的污點，記錄在我的檔案里，將來畢業(yè)分配的時候都會為我減分。走進辦公室后，趙老師給我介紹了一位來客，他叫潘文展，從北影廠來上海借調(diào)我的。趙老師說具體手續(xù)還都沒有辦，院方也還沒有給出意見。潘導(dǎo)演是來跟我聊一聊這項工作，聽聽我的想法。

《小花》劇照

原來潘導(dǎo)演是受他的愛人張錚導(dǎo)演委派，到上海來請我演《桐柏英雄》的女主角，也就是后來的電影《小花》里的小花。我們在學校的操場上邊走邊聊，臨離開時他留了《桐柏英雄》的書給我讀。

那天下課后我一口氣念完了那本書，向往起攝制組的生活。我好像是在印度電影《大篷車》里看到，吉卜賽人帶著鍋碗瓢盆和樂器，在大篷車里生活。大篷車到哪里，他們的世界和家就在哪里。我覺得拍電影的人就是一種吉卜賽人，攝制組就是大篷車。

《小花》劇組的確是一輛快樂的大篷車。當時有一批北影演員培訓班的年輕人，扮演戲里的配角和群眾，他們整天變著法兒地尋開心，玩游戲，惡作劇，聽音樂。組里有人從汕頭買回來走私進口的錄音機，還有施特勞斯圓舞曲和鄧麗君歌的磁帶。在我多年受到的革命教育里，個人情感是一個需要克服的缺點，更何況放到歌里去唱。但是鄧麗君柔軟的聲音和私密的吟誦，在一夜間融化了我心里揣了一輩子都不自知的硬塊。

記得組里每星期都開一次交際舞會，那是我第一次有機會跟異性的身體自由接觸，而且這跟談婚論嫁沒有關(guān)系，它只是為了快活。走出舞會的時候我會想，完了，我墮落了。但下一次舞會我又去了。演我母親的陶白莉在生活中有一種天然的優(yōu)雅，她從父母那里看到過交際舞，就在宿舍里教我。在上影廠學習“參考片”時，我看過她父親陶金主演的《一江春水向東流》，就讓她教我跳影片里陶金和舒繡文跳過的探戈。她性子上來了，還教給我倫巴和吉特巴的步子。那些大膽的動作，啟蒙了我對自己身體的認識。記得組里有位姓隋的演員是宋慶齡的養(yǎng)女，她長得高挑摩登，雖然那時我不懂什么叫性感，那個概念要多年以后才進入我的思想，但是回想起來，小隋渾身散發(fā)著一種不羈的欲望。印象中她總是涂了睫毛膏，擦了口紅。那些是我之前沒有見過的、商店里也沒得賣的東西，令我暗地里羨慕。

戲里演我哥哥的唐國強，那段時間經(jīng)常找我一起學習英語，有時還帶我在黃山的取景地拍照片。不知道從哪天開始，我非常期待他的到來。每當舞會上響起慢四步音樂——尤其是鄧麗君的靡靡之音時，我總是雀躍地渴望他來邀請我。他彌漫在我的每個思緒里。

在《小花》中飾演趙永生的唐國強

當年我們穿的那種尼龍襪非常厚而不透氣，那時的球鞋也特別焐腳。我愛出腳汗，又懶得洗襪子，一穿就是好幾天，腳臭到令人作嘔的地步。一天，我終于自己也忍受不了了，把襪子脫下來扔在臉盆里，然后把暖壺的開水倒進去泡。誰想到我剛把滾燙的開水倒在臭襪子上，就聽到敲門聲，打開一看正是唐國強。

他走進屋，臉盆里的開水冒著蒸汽，一股臭味散發(fā)開來。我尷尬地站在臉盆和他之間，后悔莫及。那天后，我每天都換襪子洗襪子。

記得我和唐國強的生日只差了八天，一過完我的生日，我就開始滿街找蛋糕店，想買一塊上海凱司令式的奶油蛋糕給他過生日。當年晉州很少有人知道什么是奶油蛋糕，但是功夫不負有心人，我居然在唐國強生日那天，買到了一塊。他吃蛋糕的時候，我說他是個名副其實的“奶油小生”了，這個綽號就此誕生，并跟隨他很多年，許多媒體都如此形容過他。

安徽和湖北的外景結(jié)束后，我們轉(zhuǎn)到北影廠拍內(nèi)景，住在北京招待所。唐國強那時已經(jīng)訂婚，未婚妻家是部隊的干部。他未婚妻打電話到前臺找他的時候，我們經(jīng)常惡作劇，跟她說，唐國強啊？他好像在劉曉慶房間里吧。

拍完全片后，我們有一次聚會，不知在誰的家里，慶祝唐國強結(jié)婚。記得桌上放滿了喜糖和酒杯，一屋子人都在嘻嘻哈哈。錄音機低聲放著鄧麗君柔情似蜜的歌聲——“懷念你，懷念從前，但愿那海風再起，只因那浪花的手，恰似你的溫柔……”我坐在那里強顏歡笑，克制住心里揮之不去的憂傷。不知是因為唐國強結(jié)婚了，還是因為我的大篷車，在我沒有準備好的情形下，把我放在一個陌生的四岔路口，在一片飛塵里消失了……

那時我太年輕，每一次分離，我都還沒有準備好。每拍完一部戲，我都像被戀人拋棄。回到學院的日子味同嚼蠟。我在課堂里堅持著，度日如年。沒辦法，十八歲的我已是曾經(jīng)滄海難為水。進學院前我對英語的熱愛，已經(jīng)被跟不上學業(yè)的壓力和無趣的科班教育磨損為烏有。

珠江電影制片廠請我去演《海外赤子》的時候，我二話不說就同意了。從珠影廠回來后沒幾個月，我又去演了滕文驥導(dǎo)演的《蘇醒》。回頭看，這兩部電影其實都不適合我，但比起在上外，攝制組的生活要有意思得多。

《蘇醒》的男主角叫高飛，在我們相遇前，他曾經(jīng)和當時最紅的日本明星栗原小卷同拍過一部叫《望鄉(xiāng)之星》的電影，據(jù)說栗原小卷愛上了他。我從上海到達北京那天，滕文驥讓他騎著當時最新款的日本摩托車去接我。高飛穿著一條牛仔褲，蹬著一雙牛仔靴，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等著我。用今天的眼光看，他很酷，血液里都流淌著酷。我在摩托車的后座剛一坐穩(wěn)，車就嗖地飛上了大街。高飛騎得很快，拐彎時把身體壓在一邊。我抱住他的腰，把臉貼在他的背上，希望我們永遠都不要到達。

拍《蘇醒》給我留下最難忘的回憶是去西安郊外的山上打獵。那天我們開了兩輛軍用吉普車，同去的有幾個當?shù)氐墨C手，都是退伍軍人，還有高飛和許還山。記得他們不愿帶一個女孩子去深山老林打兔子，都極力勸阻我。可我想顯擺一下我在射擊隊學的本領(lǐng)，就固執(zhí)地跟他們上了車。

我不記得我們?nèi)サ牡胤浇惺裁矗挥浀媚抢锘纳揭暗匾黄籽┌}皚，根本沒有路。我們扛著步槍，艱難地從山腳往上爬，一路尋找兔子的足跡。大概在半山腰的時候，我沒跟上，被他們幾個落下了。在我四處環(huán)顧尋找他們的時候突然一腳踏空，滾下去好幾米。起身后我意識到我完全迷失了方向，突然害怕起來，如果我找不到他們，就會凍死在山上。一想到這兒，我就拄著步槍拼命往高處爬。不知過了多久，在我最絕望的時候，山間突然回響起我的名字。他們大概也意識到我走丟了。我用自己能發(fā)出的最大音量一遍又一遍地高喊，我在這里！我在這里！他們找到我的時候，我的嗓子已經(jīng)完全啞了。

我們下山的時候刮起了一陣大風，同去的獵手們把我們帶到一棟半塌的木倉庫里避風。高飛看到木壁沿上的大老鼠，舉槍就射。老鼠開始亂竄，我也舉起了槍。突然，一個形同骷髏、衣衫襤褸的人從一堆干稻草里蹦了出來。他手里緊握著一把刀，眼睛在剎那間同時閃出恐懼、兇殘和瘋狂。我們驚呆了。帶我們?nèi)サ墨C人馬上跟他說，我們來山里打獵，一會兒就走。我們離開的時候，那人突然用虛弱和可憐的聲音問，有干糧嗎？后來我才知道，那些山里藏著不少逃亡中的亡命之徒。不知那人從哪里逃出來，又想逃去哪個容身之地。我一生遇到過成千上萬的人，偶爾有人會拿出跟我的合影，給我看我們曾經(jīng)分享過的時刻，而我卻不一定記得。但是那個跟我只有過幾秒鐘對視的陌路人，卻像烙在我眼底的印記。

拍完《蘇醒》后，我原本應(yīng)該回到上外繼續(xù)我的學業(yè)，但是我懷著破釜沉舟的心情，滯留在北京辦理出國留學的手續(xù)。

一位編劇朋友在北京，答應(yīng)讓我住到他家里。他和愛人，還有他們不滿兩歲的女兒，住在里間。我睡在外面一間很小的廳里。每天，他領(lǐng)著我坐公車到處見領(lǐng)導(dǎo)或他們的子弟，解釋我的情況。有時回家后，我會聽到他和愛人在里屋壓低了嗓音激烈爭吵。每次一吵，孩子就在一旁大哭。慢慢地，我覺得自己影響了他們的生活，便搬去一位剛認識不久的女友家。她住在空軍大院一棟很大的房子，還有廚師做飯，生活非常舒服。但住下不久我發(fā)現(xiàn)，朋友的母親不喜歡我跟她兩個兒子來往——想必是對演藝界有偏見，我就自覺地離開了。那以后，我又搬了好幾次家。剛在一個地方住下，就開始想下一個地方，總是怕自己住長了，會讓人嫌棄。有一天我得到消息，護照有眉目了。在等部里流程的時候，我跟著編劇的幾個哥們兒騎著摩托車去了天津。一路上陽光沐浴著我們的臉龐，勁風吹動著我們的頭發(fā)，車速激發(fā)著我們的胺多酚。我們旺盛的青春跟摩托車隊一樣勢不可擋。到天津后，我們下榻在一棟殖民風格的老洋房里，主人是一個過去家底殷實的資本家公子。我在那兒吃到了這輩子最豐盛美味的早餐——八寶江米粥、狗不理包子、油條、餛飩、煎餅馃子，甜的咸的、稀的脆的，熱氣騰騰的一大桌，香氣撲鼻。

兩天后我興致勃勃回到北京，卻發(fā)現(xiàn)我的護照又被攔下來了。我深信忘乎所以是釀成一切悲劇的酵母，責怪自己放松了警惕，并發(fā)誓在拿到護照前決不允許自己再快樂。

很多年后，我偶然遇見這位編劇的愛人。她告訴我他們已經(jīng)離婚。她還說當年她丈夫不可救藥地愛上了我，周圍的朋友都知道，只有我太天真，蒙在鼓里。驚愕之余，我回想他和我在一起的時候，依稀能看見我們在夜晚的路燈下走回家的時候他突然沉默的樣子，我們目光偶爾接觸到時他眼里閃過的異樣和隨后的臉紅……那時他大概三十多歲，端正的鼻梁上架著眼鏡，中等個子，穿著黑色皮夾克。也許是因為他抽太多的煙，所以聲音有些沙啞。喝醉酒的時候，他愛摟著身邊的男人講話。記得我很喜歡聽他講故事，以及談?wù)撍?jīng)讀過的書。我跟他從進《蘇醒》攝制組開始，到我們一起辦妥我的出國手續(xù)，有一年多的接觸，但他從未跟我提起過他的感情困境。

臨去美國之前，M來平江路的家里跟我告別。印象里那是黃昏，屋里只開了一盞臺燈，床上放滿了肥皂、毛巾、擦臉油、書本和相冊等等，腳邊的皮箱打開著。我們貼書桌站著，身體靠得很近。多年后我們講起那天的時候他說我哭了，我自己卻忘記了。我是那么羞于在人前流淚的人。我們互相不舍，一定說了什么重要的話，重要的囑咐，我也忘記了。但我莫名地記得，他看著我的側(cè)臉說，你像栗原小卷。記憶真是一個粗心的裁縫，把那些完全不相干的材料拼到一起。他說后悔那天沒為我擦淚，沒有抱抱我。不知為什么，最難忘的反而是那些從未發(fā)生過的擁抱。

很長一段時間，我沒有去想上影廠培訓班時期遙遠的時光，就好像忘記了。十多年前有一天，我在橫店拍戲，扮演《辛亥革命》里的葉赫那拉皇后。化完妝后，全體演員到現(xiàn)場排練。我坐在皇位上，下面站滿了宮廷的大臣。我突然看見兩位過去的老同學，在跟我同演一場戲。我們隔著幾米的距離和幾十年的光陰，互望、感慨——歲月寫在我們的臉上，生活的摔打和考驗印刻在我們的心里。導(dǎo)演喊停后，我走過去跟他們打招呼。我們情不自禁地聊起了從前，普通話里夾帶著幾句上海話。還記得那個拉小提琴的小姑娘吧？是那個作曲的女兒嗎？對，電影《紅日》的作曲，他女兒在美國一家交響樂團拉首席小提琴了。哦，小姑娘還真被她爸打出來了……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腦海里都是同學們朗朗的聲音，在教室、在操場、在寢室、在澡房，一遍又一遍，不厭其煩地重復(fù)：

學好聲韻辨四聲，陰陽上去要分明。

部位方法須找準，開齊合撮屬口形。

雙唇班報必百波，舌尖當?shù)囟伏c丁；

舌根高狗工耕故，舌面積結(jié)教堅精。

……

原來我從未忘記。外人哪里會懂“舌根高狗工耕故”是什么意思，而對于我來說，它是魔咒，它是時光機。聽到它，我瞬間穿越回那個早已消失了的院子。那里永遠是初夏的早晨，微風吹動著野草，我們年輕的身心跟野草一樣，只要太陽，只要一場雨，就可以那么快樂。

《貓魚》， 陳沖，上海三聯(lián)書店丨理想國，2024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