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廣場（攝影/丁海笑; 海報設計/白浪）

作者 | 丁海笑

編輯 | 吳筱慧

編者按：

“如果你愛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里是地獄。”30多年前，《北京人在紐約》的這句話紅遍了中國的大街小巷，也讓我們看到紐約的復雜與多樣。

作為藝術、商業、體育、宗教、娛樂和金融薈萃之地，紐約仿若一座濃縮的競技場，擠滿了角斗士、布道者、企業家、演員、證券商和買賣人，共同撰寫著這里的奇聞軼事。

一手奠定了《紐約客》文風的E.B.懷特曾這樣評價：“紐約就像一首詩，它將所有生活、所有民族和種族都壓縮在一個小島上，加上了韻律和內燃機的節奏。”

今天的紐約，究竟是一座怎樣的城市？如何發現一個更真實的紐約？本文作者丁海笑給出了他的答案——像進入電影一樣，進入這座城市，別做游客，做一名紐約客。

（澎湃新聞·鏡相工作室首發獨家非虛構作品，如需轉載，請至“湃客工坊”微信后臺聯系。）

退潮之后

我從未想過我會愛上紐約。如果說想去紐約的唯一理由，那就是受賜于美食旅行作家安東尼·波登（Anthony Bourdain），希望我能活到他的那個年紀，還能夠珍貴地失戀，在街頭吃油炸的薯片，喝劣質的啤酒，聽地鐵站里免費的爵士，像個孩子一樣游蕩在世界各地。“通常，人到四十，這種滿世界漂泊的生活就會變得誘惑不再、黯然失色。”（尼古拉·布維耶《世界之道》）

我想象紐約的那些古老的巷道里，依然還邁步著滿臂紋身、劣跡斑斑的廚子，穿得好似東歐的茨岡人，正在密謀一次驚世駭俗的地下派對。紐約就像是美國之旅的畢業考試，所有人都認為我應該去趟紐約。

新冠疫情大流行后，紐約的犯罪率直線上升，槍擊、癮君子和流浪漢遂成了脫口秀的開場話題，仿佛每天都在上演一部《8英里》（故事發生在“銹帶城市”底特律一個貧困社區）。3月，國民警衛隊和紐約州警察進駐地鐵站，聯合紐約市警察維護地鐵治安，抽檢乘客行李，此舉引發左派人士的不滿，認為其侵犯了人民的隱私與自由。然而僅過了一周，紐約地鐵又發生了一起駭人的槍擊事件。

就在我還舉棋不定時，芝加哥的臨時住所向我下達逐客令，我必須離開這里，前往紐約或者別的什么地方——或許更不安全，而且離我寫作的目標漸行漸遠。通膨越來越嚴重，昂貴的旅行成本已然讓我捉襟見肘，我感到在這片大陸上毫無棲身之地。去紐約是博弈的結果，雖然那里是美國最貴的城市，卻又是窮人的天堂，提供著稀有的公共交通、廉價旅舍和無消費稅以及小費的路邊攤，詭譎得不像是在美國。

紐約地鐵

曼哈頓的幻象

我從美國西北角的西雅圖啟程，坐火車一路橫穿美國，沿著哈德遜河抵達東海岸的紐約時，就像是到了美鐵的盡頭。傍晚時分的天空昏瞑，河水渾濁，也仿佛來到了舟山——這是難逃中國人對異域的本邦想象。

遠處曼哈頓島上的那些摩天大樓已經隱隱若現，他們似乎是故意地安排在黃昏時刻進站，廣闊的天際被浸染成史詩般的橘色，余暉穿透鋼架橋的縫隙，眾乘客的臉開始在光影變幻中爍爍發光。幸虧是個陰天，不然好萊塢導演伍迪·艾倫就要打開他慣用的落日大燈了，過去說這種燈光專屬于歐美臉的立體輪廓，更能烘托氣氛，而現在我才知道，那原本就是紐約的黃昏啊。

JAY-Z的《帝國之心》（Empire State Of Mind）傳唱在紐約的大街小巷——“Long live the king, yo, I'm from the Empire State”（君王萬歲，我乃來自于帝國之都），這樣的豪言醉語曾將一座新羅馬的誕生宣告世人，但同時他也承認“MDMA got you feelin' like a champion”（搖頭丸讓你產生了自己是冠軍的幻覺）。這首歌剛出來的時候我還無比年輕，到現在它依然經久不衰，幾乎成了紐約的代名詞，就像那個人類歷史上被復制最多的標識“I Love NY”（我愛紐約）一樣。

如果是在上世紀70年代，美國經濟如日中天之時，置身曼哈頓，我一定會被眼前的這些龐然大物嚇一跳。一次紐約脫口秀的開放麥現場，臺下的一位非洲姑娘談及初到紐約的感觸——“我感覺這里的繁華程度跟我的家鄉差不多。”她來自尼日利亞的拉各斯，在場很少有人聽過，據聯合國的一項統計，拉各斯是非洲發展最快的城市之一，人口可能已是非洲第一，兩倍于紐約，它填海造陸的新城有著“非洲曼哈頓”之稱，而且未來尼日利亞的總人口數有望超越美國。臺上的美國脫口秀演員隨機應變地說道：“那你走在時代廣場的感覺就像是回家？”

“很多人以為紐約就是曼哈頓，但曼哈頓之外的紐約可大了，如果到州一級，紐約州的北部與加拿大接壤，只是那里幾乎沒有人，所以并不知名。”年邁的菲爾對我介紹道。

紐約客氣質

我在紐約見識過各式各樣的紐約人，但菲爾卻是最符合紐約客氣質的一位。菲爾是猶太人、移民后代和銷售員，是逐夢紐約的踐行者與見證者，所以他和那些布魯克林或者皇后區的貧民藝術家不同，后者可能更適合用另類、怪異、小資或時髦去形容。

菲爾個頭不高，長著一副伍迪·艾倫般精瘦的臉，頭戴一頂褪色棒球帽，鼻梁上架著一副過時的平面墨鏡，身著一件Lands'End紅色運動外套——一家靠郵購目錄銷售發家的老牌服飾，隨身夾著一本厚實的防水資料夾，方便一邊唇槍舌劍，一邊展開A4大小的復印件做演示。他在紐約地鐵1號線的起點站附近擁有一幢大房子，那里剛剛跨入布朗克斯區——紐約房價最低的貧民區，與曼哈頓島隔哈林河相望，這也正是他的精明之處，坐擁曼哈頓側，卻又享受布朗克斯的房價與物價。對于紐約各板塊的優劣，菲爾能滔滔不絕地分析上一整天。

菲爾已經退休，業余時間在一家國際旅舍組織做志愿者向導，為了讓遠道而來的年輕人更加了解紐約這座城市，或者說向他們推銷這座城市，鼓勵他們前來逐夢，同時積極地宣導美國價值。美國的志愿者文化濃厚，單從經濟角度來講，也是一種平衡用工成本的做法，試想假如沒有慈善組織、宗教團體和義工，凡事都得勞煩華爾街的精英、巨型企業的雇員與效率低下的公務員，美國社會將完全停擺。

第一次見到菲爾是在他的“曼哈頓下城City Walk”，曼哈頓下城一帶是曾經的新阿姆斯特丹——紐約市的起源，我們穿過華爾街，從炮臺公園遠眺自由女神像，一直走到祖科蒂公園——占領華爾街運動的發生地，造訪了四五十座自新阿姆斯特丹時期以來的歷史建筑。菲爾熟悉華爾街的每一幢建筑，對那些達成重大交易、談判的飯店和酒吧如數家珍，跟著他走在百老匯大街上，每一步都是歷史的節點。

菲爾一生都在做銷售員，這是美國最偉大的職業之一，美國神話的締造者。在搬來紐約之前，他住在西岸的洛杉磯，后又隨孩子就讀印第安納大學時，在中部的布魯林頓生活過兩年，他稱贊印第安納大學是“大學本應是的樣子”。 菲爾移居到紐約已經14年，退休之前在一家能源企業做電表設備的售后服務，他戲謔地稱自己的工作是因為“需要有人傾聽顧客的抱怨”。

據菲爾所述，紐約不少的多戶建筑仍舊采用統一電表計費，業主按面積或其他方式將電費轉嫁給租戶，這就造成了對不同用電需求的租戶之間的不公平，也不利于節約能源。由于業主本身缺乏對分表計量改造的動力，這就需要菲爾們的推銷技巧，說服其把獨立電表裝進每家每戶。菲爾因此去過曼哈頓幾乎所有的大廈，包括很多名門望族的產業，川普大廈也在內——“但我沒見過川普本人。”

因為在能源公司工作的職業習慣，菲爾特別關注每幢建筑的能效評級。紐約市近70%的溫室氣體排放均來自高樓大廈，2019年，紐約市頒布了第97號地方法案，要求超過25000平方英尺的建筑物每年進行建筑能效評級（BUILDING ENERGY EFFICIENCY RATINGS），并將其能源之星分數和相應的A到D等級張貼在公共入口處，試圖讓B等以下的建筑業主蒙羞，并讓他們的顧客自主做出選擇。改造能效水平對老建筑的業主來說需要支付更多的成本，因此華爾街周圍的許多老字號餐館、大樓至今仍舊無法達標，而他們也根本不愁客源。根據第97號地方法案的要求，碳排放限值從2024年起將逐年減少，如果沒有及時改造，大樓的管理者將會面臨巨額罰款。

廢墟上重建的世貿中心是紐約第一高樓，站在曼哈頓下城的任何角落，人們的目光都很難避開它，像矗立在曼哈頓人頭頂上的詛咒。9·11事件的影響遍及整個曼哈頓地區，不僅是關系到高層建筑的牢固性問題，更摧毀著曼哈頓人的心態，以及對待歷史建筑的態度。

老菲爾對紐約的感情很深，有幾次說起來都快掉淚了——“疫情對紐約的沖擊很大，有很多人逃離了紐約，城市兩年間失去了逾5%的人口……”遠程辦公使得許多公司不愿再負擔高昂的寫字樓租金，不少房子都人去樓空了，雖然疫情結束后一撥人又搬了回來——“總有人受不了鄉村生活，而且也不是所有的工作都適合居家”，但一切都改變了，許多不公開出售的頂級物業正在悄然易主，連華爾街地標之一的交易大樓（Broad Exchange Building）也開始掛牌出售，有的人即便重返紐約，也不愿意擠在寸土寸金的曼哈頓，“當然，疫情也帶走了部分的生命……”

“我第一次見到紐交所門口有遛狗的市民”，菲爾無奈地說道，真是百年不遇之怪現象。紐約的經濟未見明顯的復蘇跡象，但此刻的美國股市卻在節節攀升，菲爾指著紐交所說他的錢都在那里面。我們去紐交所的當下（2024年3月21日），美國三大指數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納斯達克指數和標普500指數同創歷史新高，菲爾意味深長地說道：“現在的任何一個點都可能會是歷史的拐點”——我們站在紐交所門前，或許正在見證著歷史。

紐交所

移民的故事

炮臺公園距離華爾街不遠，站在碼頭上，隱隱可見遠處的自由女神像和埃利斯島。菲爾是歐洲猶太人的后裔，當他談及祖父的時候忍不住飽含熱淚，這種情感或許來自猶太人的宿命感——大離散，這些悲慘或傳奇的移民故事不僅強化了猶太人的認同，同時也與美國的立國之基不謀而合。

當年，菲爾的祖父拿著登船券來到埃利斯島——1892年到1954年期間新移民抵達紐約的檢查站，來自歐洲的移民由此踏上美國的土地。祖父的船票是哥哥替他支付的，三年前，他的哥哥從歐洲來到美國，努力攢夠一張船票給弟弟，再一個接著一個地將其家族成員帶來美國——這基本上是大部分美國移民的路數，叫做“鏈式移民”（Chain Migration）。當年的猶太人對世界的選擇是不確定的，菲爾祖父的家族是幸運和成功的一支，還有兩名親戚做了另外的選擇——澳大利亞與南非，對不同“新世界”的押注，也算是一種分擔風險。

菲爾的祖父在埃利斯島一個美麗而寬敞的“大禮堂”受到來自移民官員的29項提問，包括出生、職業以及是否識字等，并且接受身體檢查——為了將攜帶傳染病、有精神或身體缺陷的乘客剔除出來，在他們的背后劃上圈和叉的標記，再交由埃利斯島移民醫院決定是否過濾掉這些問題移民。優選移民的理由是因為不合格的人沒有在美國生存與工作的能力，反而會增加政府的負擔，這種移民策略現在看來十分的達爾文主義，但其底層邏輯從未根本地改變過。自由女神像成為移民們越過重重艱險，成功抵達美國的象征，縱然有許多人幸免于大海怪獸，卻在埃利斯島停下了腳步。

埃利斯島上的移民來自不同的民族，移民局官員不得不草率地替他們確定一個新名字，來適配這個新國度。否則，美國社會將出現成千上萬種不同發音的姓名，這勢必會造成諸多不便，也將影響到美利堅民族的最終融合。這些移民們從此改名換姓，一代支援一代地來到美國，成為新美國人。移民的故事就是紐約的故事。

折疊的紐約

紐約市由曼哈頓、布魯克林、皇后、布朗克斯、史坦頓島五個行政區組成，一百多年前的紐約市僅限于曼哈頓島，布魯克林是另一個獨立的城市。1898年，布魯克林被正式劃歸紐約市，但直到現在，布魯克林人到曼哈頓島仍說“進城”。

布魯克林

用詩人惠特曼的話講：“布魯克林聯結了美國的不同地區，聯結了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民族，聯結了過去和未來。”如今布魯克林的人口與面積均高于曼哈頓，未來的接力棒落在了皇后區上，皇后區代表著新興的移民，包括新唐人街——法拉盛。

我住在上曼哈頓，離哥倫比亞大學步行僅10分鐘，途中會路過一元店、便宜的亞洲超市、一些跳蚤攤位和伸手要錢的乞丐。哥倫比亞大學剛好位于貧民區的邊緣，這個區域在上個世紀是黑人社區，街頭文化盛行，比起遠離塵世的象牙塔，哥大的學生更容易接觸底層群眾，有著積極參與社會運動的傳統，同時也是全美挺巴勒斯坦學生運動的重鎮。哥倫比亞大學一直是美國中東研究的陣地，愛德華?W. 薩義德（巴勒斯坦裔學者、哥倫比亞大學比較文學教授）就曾在哥大任教多年，他的《東方學》一書在中國都享有盛譽。

地鐵連接著紐約不同的行政區，也連接了紐約的過去與未來，這些奇怪的字母和數字背后折射出紐約人復雜的思維邏輯——許多站的入口都很隱蔽，需要穿過某個正在維修的建筑物或乘坐一部山環水旋的電梯，迷宮一樣地繞來繞去；有時兩列車似乎是完全并行的，當你感覺它們快要相撞時，對面的車往上或往下迅速地駛離視線；不同線路的車廂寬度不一致，你得時刻注意腳下的間隙。

1號線通往曼哈頓市中心，住在起點站的老菲爾總是能最快地從1號線切換到2、3號快線，并果斷地在快車和慢車之間做決策，因為老邁的紐約地鐵系統運行得并不穩定，時常延誤或換線，需要同時留意車內與站臺的廣播，這也使得菲爾在坐地鐵時擁有股票交易員般敏銳的嗅覺。

跟所有熱衷房產投資的購房者一樣，菲爾不僅精通紐約各區塊的優劣，也對地鐵線路頗有研究，能細數IRT（紐約第一條地鐵）、BMT（布魯克林線路）、IND（獨立地鐵系統）的恩怨情仇。斯塔滕島的鐵路是一條單獨的線路，通過輪渡與紐約地鐵相連，免費的渡輪是著名的前紐約市長魯迪·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的競選承諾，所以他贏得了斯塔滕島人的選票。不過此“美國市長”晚運不佳，卸任后成為特朗普的私人律師，最近因為訴訟纏身和債臺高筑而進入破產程序。

地鐵的每節車廂都有其掌門人，學會與之共處是紐約生存指南的第一課，流浪漢和癮君子還好，至少人畜無害，要是碰到一些“武瘋子”，危險指數就是概率問題了。每次見到那些不得不搭乘地鐵上下班、生活在大廈陰影下的普通市民，他們麻木的表情總是會令人唏噓。

有次在地鐵車廂里碰到一個怪人瘋瘋癲癲地跑上來，嘴里罵罵咧咧地，那一站的時間里，車廂的氣氛突然變得很詭異，所有人都在屏息凝神，車一到站，在我還沒回過神時，整車廂的人傾瀉而出，我跟著一位看著經驗豐富的印度小伙沖出門去，迅速地轉入了下一節車廂。

有時候你只有把自己打扮得像流浪漢，才能在某些弱肉強食的街頭活下來。這里的古著店不僅是窮人的蘇豪區，還可以提供防身的裝備，我不止一次聽到有人特意要買“hoodie”（連帽衫），雖然連帽衫是美式文化的一部分，但他們口中的“hoodie”明顯是用來顯得自己更痞一些，它已演變成一種街頭、匪幫和流浪漢的符號。

進入一部紐約電影

“紐約的警察無處不在。”當我向朋友介紹紐約為何反倒能讓我產生安全感時，他卻認為那是不安全的標志。作為一位老移民，他對紐約這種根深蒂固的藍州——傾向支持民主黨的州份頗有微詞，因為那里用納稅人錢豢養著命運不濟的落魄者與性情懶惰的新移民。

跟美國的其他城市不一樣，紐約的警察數量顯著增多，進出博物館、圖書館等公共場所的安檢更為嚴格，他們五步一崗，通宵執法，在唐人街附近，我甚至還見過清一色亞裔面孔的警察。畢竟，這里是美國的門戶，美國唯一的國際大都會，何況雙子塔倒塌的陰霾仍然籠罩在曼哈頓的上空。

紐約也是怪人的樂園，各種性少數群體在紐約不足為奇，不同時代的亞文化在紐約都能找到其“考古地層”。在跳蚤市場，你不僅能發現上世紀60年代的老嬉皮、70年代的老朋克甚至中世紀打扮的巫師；有人把自己扮成哈林區的國王，穿著薩普風的外套，身上自帶BMG緩步出場，他什么也不買，只是照例巡視他的子民。

曼哈頓跳蚤市場

紐約地鐵儼然是一座平凡人的百老匯，有人將車廂當作鋼管舞小劇場，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歌舞青春里，更別提那些“千禧曼波”一族，三不五時就能撞見一位皇后樂隊的弗雷迪·默丘里（Freddie Mercury）——梳著背頭或俄式平頭，留著標志性的小胡子，再搭配一件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迪斯科外套。

周末是唯一能見到各種異形怪客的機會，紐約夜生活從周四開始，到周六結束，周日是禮拜日，許多餐館會提前打烊，一些基督徒也會禁止飲酒——他們畢生奉獻于工作，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的守護者，對普通人來說是：“Work hard, play hard”（努力工作，努力玩耍），對基督徒來說則是：“Work hard, pray hard”（努力工作，努力祈禱），所以他們懼怕著新移民所帶來的“不良風氣”。

我只能抓住周末的時間，連續三晚往返于布魯克林和皇后區，天亮前，再跳上通宵運營的A線回到曼哈頓。如果錯過了周末，就只得再等一周。

布魯克林

從布魯克林眺望曼哈頓

在接連兩天旅舍舉辦的Pub tour中，我們體驗了格林威治村和曼哈頓中城的一些酒吧，有純正的美式風格——被各式體育賽事的電視墻包圍，音樂相當膾炙人口，成群結隊的年輕人相互簇擁，全都像是來自大學橄欖隊的隊友或是兄弟會姐妹會組織的會員；還有幾家是愛爾蘭酒吧、英式酒吧、日式卡拉OK酒吧——提供風靡美國銀發一族的中國麻將，酒吧風格和客人皆乏善可陳。

我想紐約一定也有讓人眼前一亮的派對，為了避開游客或出于安全的考慮，它們相對封閉，只接受邀請，像兄弟會的設置一樣，用身份或關系隔絕了不速之客。人人都有圈子——這也是我很難適應美國的一點，你必須依附于一個群體，就連最階層平等、金錢至上的酒吧，也很難讓人產生“就是這里了”的歸屬感。我把希望寄托于布魯克林和皇后區，那里新移民居多，對不同文化更有包容性。

我找到了皇后區的一家地下酒吧——BASEMENT，那里離曼哈頓非常遙遠，下地鐵后要在黑燈瞎火的街道上步行1英里，中途還會經過一片墓地。BASEMENT據說是紐約乃至美國最具“柏林場景”的銳舞俱樂部，Techno音樂起源于美國，卻在柏林發揚光大，最近Techno在柏林成功申遺，也坐實了電子音樂之都的美譽，現在反向文化輸出到了紐約。作為Techno的起源之地，時代卻將美國推向了一種完全不同的音樂美學。

BASEMENT的安檢很嚴，不僅要搜查隨身物品，還得接受門衛盤問——打量你的穿著，問一些電子音樂相關的“黑話”，然后拒絕掉他們不喜歡的游客，再在手機前后貼上“NO PHOTOS NO VIDEOS”的貼紙，這也是來自柏林的傳統。

BASEMENT所在的地方就像是一個古羅馬浴場，和我去過的其他電子音樂場景不同，感覺電子音樂在紐約的這片土壤中仍舊是一種身份表達與社會運動，少了一份松弛感，可能與當下美國“身份政治”的氣氛有關。這里到處都彰顯著性別主張，一半以上的顧客是跨性別群體與同性戀群體，最里面的舞池幾乎全是上身赤裸的男同，許多巷道里占據著自由擁抱和親吻的人；這里就連廁所也實現了無性別化，設置了一些開放式的隔間。

我在凌晨三點回到地鐵站。后半夜開始下雨了，感覺整個紐約到處都在漏雨 。紐約地鐵號稱全年無休，24小時運營，但深夜的班次少得可憐，等到住處時，天都已經亮了。我在地鐵上睡著了，每過一站蘇醒一次，進進出出的也是結束派對的男男女女，以及流浪漢，這里至少為他們提供了棲身之地。

紐約的各處街區都像是上世紀的遺產，生長在美國文化影響至深的年代，仿佛在循著記憶回溯，關于電影、文學、音樂、律法、人文科學……未成想過，一座代表未來的城市，如今卻代表著過去。不過對于創作者來說，紐約是一個能夠讓人沉溺其中的地方，那里擁有無窮的養分，有太多的故事發生。Lonely Planet（孤獨星球）的《美國》一書中這樣介紹道紐約：“……你仿佛進入了一部電影，在這部電影里一切都有可能發生，而你可能在不知不覺中參與了劇本的撰寫……”

（本文配圖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