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這個曾經以龐大人口著稱的國家，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2023年人口數據，2023年末，全國人口較前一年減少了208萬人，連續兩年的人口負增長，預示著一場深刻的人口結構變革。為何當前年輕人的生育意愿逐漸降低？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社會研究中心長聘副教授於嘉長期關注家庭、性別等領域議題，她表示，生育需求多樣化意味著“一刀切”的政策難以奏效，因此，提出針對性的政策設計是解決問題的關鍵所在。我們可以在文化觀念上做出努力，以改變高焦慮、高壓力的社會氛圍，也需要在公私領域上采取措施，推動性別平等。

本期《如此城市》對話於嘉，借詳實的數據與鮮活的案例，解讀低生育率背后的復雜原因與深遠影響，探索生育趨勢下的社會變革與個人抉擇。

如此城市：前段時間，網絡上一直在討論中國人口負增長所帶來的心理沖擊，以及大國的人口紅利問題。想請於嘉老師介紹一下，目前的人口出生率到底是怎樣的情況，對比其他國家與地區存在哪些特點。

於嘉：從媒體的報道和統計局公布的數據來看，中國目前屬于生育率非常低的狀況。2020 年第七次人口普查中，總和生育率已降到1.3，步入超低生育率國家行列。

目前，上海市衛生健康委員會數據顯示，上海地區總和生育率已經降到了0.6，我們經常提到韓國生育率低（2023年已經降到了0.7左右）。上海這一超級大城市，其生育水平可能比韓國還低。

歷次人口普查結果 ?人民視覺

總和生育率是一個時期的指標，即假定婦女在整個育齡期都按照當年的年齡別生育率生育，其終身將生育子女的數量，換言之就是認為今年所有選擇進行生育的育齡婦女的生育狀況，可以代表整個群體終身生育的狀況。

但它并不穩定，只代表一種可能性。假設今年有政策向所有生育的女性發 500 萬或者1000 萬，那會出現大量女性選擇在今年生育的現象，這時我們算出來的總和生育率的指標會非常高。但如果今年我們面臨一些困境，比如醫院全部關閉，人們沒有辦法去醫院生產，那可能出現所有女性選擇不在今年生孩子，這樣觀測到的總和生育率會超級低。所以它是一個非常不穩定的時期性指標，容易受到社會環境或者政策以及外界波動的沖擊。

雖然當前總和生育率非常低，但它很難代表平均一位中國女性一生會生多少個孩子。有時候我們過于依賴單一指標，會讓政策無法及時調整。

比如，在全面放開二胎政策或“三孩”前，這一時期的總和生育率指標相對比較高，在1.6-1.7 以上。但如果去算一個女性終身平均生育數量，其實數字已低于這一時期指標了。如果政策只看每年出生了多少孩子，很可能高估生育水平，導致政策調整太晚，或者相關輔助性政策、扶持生育政策不夠及時。

理想狀況之下想要生幾個孩子，我們稱之為“理想子女數量”。一般來說，實際生育數可能低于這個數字。 

中國的理想子女數量基本上是全世界最低水平，幾乎沒有太多釋放空間。從這一指標來看，不想生而生下來的數量不會特別多，因為有多種終止生育的措施。即便是在韓國，我們經常說韓國生育率非常低，但由于韓國的理想子女數量也遠遠高于中國，所以我認為韓國還有釋放生育空間，但中國這一空間不是特別大。

不同國家15-49歲育齡婦女的理想子女數量分布 ?一席 1043期

前段時間我去參加了一個講座，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教授James Raymo講到日本和中國面臨著同樣的政策博弈，日本如今的主導性政策與中國相同，是針對有孩家庭或者已經結婚的夫婦提供托育政策補貼等。但從日本數據來看，婚內生育水平在最近五六十年幾乎沒有非常大變化。雖然日本生育率也在下降，但基本上大部分結婚夫婦都會選擇生兩個孩子。

所以真正造成生育率持續降低的關鍵在于很多人不結婚。我經常講中國的生育和結婚是捆綁的，日本也類似。一旦結婚就會面臨生育選擇，一個或者兩個，不需要特別擔心已婚群體選擇不生孩子。

所以回到現在的生育政策。我覺得，全面二孩也好，三孩政策也好，其實只是不給生育上限設定限制。但是具體刺激生育的補貼與扶持，可能需要更多地看到沒有進入到婚姻、沒有形成家庭的群體。

我們認為第一次人口轉變是只要經歷了工業化就一定會出現的過程。簡單來說，它是人口的結構從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向低生育率、低死亡率轉變的過程。當衛生水平、醫療條件提高，人的預期壽命增長，死亡率也下降。

第一次人口轉變框架 ?一席 1043期

但生育率為什么會下降呢？在第一次人口轉變的工業化過程中，避孕技術普及是重要原因。人們可以控制生育水平，意外懷孕或者意外生育減少。另一原因是生育成本和收益在一定程度上發生變化。

工業化之前，多生一個孩子可能給家庭增加一個勞動力，通過務農或者做工給家庭增加經濟收益，甚至孩子很小便可以開始工作了。但在工業化之后，我們建立了正規的教育系統，教育成本提升，同時法律禁止童工，孩子需要被撫養長大后才能工作。所以，在成本和收益的變化中，很多人認為生孩子并不劃算，生育很多孩子會成為家庭經濟上的負擔。

為什么會提出“第二次人口轉變”呢？觀測全球生育率變化時，人口學家認為生育率會下降到“更替水平”附近就會停止。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在2.1，即一對夫妻平均生 2.1 個孩子，考慮到死亡因素，一代人的數量正好可以取代上一代，以此保持人口總量相對穩定的狀態。之所以形成這樣的看法，是因為專家們做了大量社會調查。他們前往最先開始工業化和生育轉變的國家調查夫婦理想的子女數量，收集到的數字都遠遠大于 2。他們認為，即便存在諸如技術變革與生育成本增加，家庭生育選擇仍傾向于多樣性，至少有一兒一女依然是比較理想的狀態，所以生育率不會下降到比 2更低。

但事實上，從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在北歐一些國家，生育率非常快地跌破2，并持續下降，沒有出現第一次人口轉變預測的“停在 2” 。雖然大家依然表達平均想生2.5-3個小孩，但最終結果是生育率降到1.5左右，一個非常低的水平。于是，有學者提出，第一次人口轉變中歸因于技術進步、成本收益的框架已經不能解釋生育的新變化了。新的解釋應該放到家庭環境之中。家庭制度的變化帶來生育率持續下降。 

全球生育率的變遷 ?聯合國

與第一次人口轉變的最大差別在于，它可能更大程度上是一種觀念的變化，人們對于孩子、家庭、婚姻的看法發生了改變。一些學者把這一變化稱之為“婚姻的去制度化”，婚姻作為一個制度本身約束力下降，大家可以選擇進入或不進入，生育和婚姻隨之解綁。同時，婚內互動也發生很多變化，包括人們對性態度的開放。西方社會在 70 年代開始的性革命背景下，非常多新家庭領域發生變化，其中一些改變可能會促進生育率，如非婚生育，反之，也有的降低了生育率，如不結婚、離婚。

中國也在經歷第二次人口轉變，但和西方社會（最開始觀測到轉變的北歐、西歐國家）的差別在于，第一次和第二次人口轉變有一定重疊。西方社會是先完成了工業化，滿足馬斯洛需求層次的物質、安全的需求后，開始追求個體實現。但從中國的角度來說，我們首先是有計劃生育政策，利用政策把生育率降下來，以此完成第一次人口轉變。與此同時，改革開放后新的觀念傳入，年輕人中個體主義興起，這也讓中國第二次人口轉變同西方對比呈現不一樣的特征：如西方第二次人口轉變除了很低的生育率外，它會有很高的離婚率與非婚生育、同居率，人們紛紛不結婚、推遲結婚，或婚內無孩。

中國第二次人口轉變的最大特征在于，雖然婚姻制度一定程度上被削弱，比如我們現在看到同居的普遍性，以及每個人不一定能要進入婚姻，但婚姻制度依然維持著生育的核心位置，二者之間仍然存在非常緊密的捆綁。所以我們沒有出現大量的婚外生育與已婚不生育的狀況。

中國第二次人口轉變中更多涉及到個體行為的方面有著更大的變化，比如結婚、同居、婚前性行為等，但一旦涉及到生育，婚內生與不生、是不是在婚姻這個制度中生，并沒有特別大的變化。

高焦慮的社會環境與私領域的性別不平等：中國生育問題的兩座“大山”

於嘉：中國人考慮事情是非常長遠的。不只中國人，整個東亞社會都如此。

對于西方人來說，生一個孩子，只考慮我當下的工作是否能養得起他。但是對于中國家長，他所考慮的遠遠超越養得起的問題，孩子沒生之前可能就要買學區房、攢嫁妝、攢彩禮，考慮孩子買房、成才、工作等等。中國家長可能在懷孕時就已經考慮了非常多之后的事情。有一個很有趣的故事來自我的同事，作為福利，北大老師的小孩可以上北大附中和附小，教育水平還可以，但是趕不上人大附。于是，突然有一天，他在懷孕的妻子跟他說：“完了，”接著給他看手機，“你看看北大附中今年奧林匹克競賽全軍覆沒，以后咱們家孩子要上北大附，這教育資源可不行了。”還僅僅是在懷孕時，他們就已經考慮到孩子未來在北大附屬高中的競賽問題了。

中國家庭的教育焦慮  ?電視劇《三十而已》

如果我們環境中存在高度的教育競爭，那父母的策略便是集中資源只投資在非常有限的孩子身上。要么不生；如果非常想生，但肯定只生一個。因為如果再生兩個，便要考慮補習班費用的支出，或者更多資源的給予。這就是為什么教育競爭特別強的社會環境會導致人們降低生育意愿。

如此城市：東亞家長對小孩成才以及走上世俗意義上的成功特別有執念，這也給自己與小孩造成很大的壓力。我觀察到身邊的精英女性，她們可能是常春藤名校畢業的，回國后家庭財力也完全可以負擔養育小孩的成本，但是她們不想要小孩的原因在于她們不想讓小孩面對高度內卷而機會壓縮的處境。

於嘉：一方面，從你朋友的角度考慮，“不想要讓我的孩子再重新經歷一次我的地獄模式”是一種出發點，但如果從另一方面考慮，大家不是不想生小孩，是“我不想生一個失敗的小孩”：我可以生一個成功的小孩，但如果小孩有可能面臨風險、面臨失敗，我就不想生。我們不能接受我一個孩子不成才、不成器，或者說他經歷了向下的階級流動，他沒有父母的工作好，沒有父母的教育好，人們不能夠接受的是這件事情。所以，父母對于后代賦予了太多成功的意義，也是人們選擇不生孩子的重要原因。

如此城市：“不能面對小孩的成就不如自己”其實也是過去幾十年成功學和進化論敘事某種程度上的破產，映射如今走到中年躋身中產的80后、85后家庭內部關于生育和育兒方面的焦慮。

於嘉：這種焦慮還有一個原因在于我們的社會安全網的下限太低了。

小時候我同學父母會講“不好好學習，你以后只能去撿破爛”。如果一個孩子上不了好的大學，或者不成才，就很有可能跌到社會非常低的階層中。我們的安全網或安全底線很低。但在一些福利國家，即便孩子上不了大學，仍有社會兜底。安全網的存在讓他們不會直接跌穿地心。

而中國父母對于孩子有無限責任，終身制地對一切負責，一方面，父母會考慮面子問題，孩子做得不好，父母臉上沒光，另一方面從為孩子的角度考慮，父母也不希望孩子跌入底層。

小孩身上往往承擔父母的高期待  ?電影《學爸》

地區差異也是中國生育問題中非常重要的特征。

目前觀察到的中國低生育率的獨特原因很大程度根植在我們的文化中。雖然南北或東西文化存在差別，但都仍處于儒家文化傳統中，加上多次改革變化形成了整體文化性特征。

韓國學者提到的 “壓縮的現代性”，也非常適用于中國狀況。而中國一些特別的制度塑造了如今的社會分層，比如戶口制度。回到我們剛才提到的孩子上大學問題，這也與戶口有關。在改革開放早期，對于農業戶口的居民來說，轉換成城市（非農）戶口才能獲得更多體制的庇護。如何轉戶口？不是每個人都能去當兵，那就只有通過教育、考大學“躍出龍門”。我們之所以重視教育，渴望讓孩子實現階級與向上的社會流動，這和中國很多制度都有非常強的捆綁關系。

歐洲對于生育提供了許多補貼、稅收優惠、父親的育兒假、延長產假等類似政策扶持，而這些政策的有效性一直在學術界存在爭論。比如北歐社會的生育率確實在上個世紀 80 年代、90 年代跌得非常低，但后來漸漸回升了，相比東亞，現在的北歐社會不是一個很低生育率狀態。這是否是政策的作用，學術界仍存在爭議。從終身生育率角度， 70 年代生的這些人和 60 年代生、50 年代生人生育水平相比，它在持續下降。但從時期波動角度來看，在80-90年代的個體化思潮和很多社會變遷都對家庭造成沖擊，但隨之人們慢慢接受和適應了這些變革。一個簡單例子就是，人們把生命歷程事件往后推，以前大家25歲生孩子，但現在由于工作，為了實現自我選擇，人們會在35歲生育，因此在人們25歲那一年我們觀察到的時期生育率很低，但十年后再看時期生育率就會大幅度提升。

然而對于個體，或者對于這一代推遲生育的人來說，很多人會期望終身只想生一個，只是早生和晚生的區別，但個人的生育水平是沒有變化的，而在這一代人之中，可能還有 超過20% 的人選擇不生了，所以對這一代人來說，終身平均生育水平是在持續下降的。所以北歐實行的產假、育兒假，經濟的補貼等政策的有用性很難被下定論，因為從終身角度來講，生育率依然在下降；但從時期角度，它確實又升回來了。

還包括剛才提到James Raymo教授，他研究日本已經幾十年，日本在對抗低生育率問題上也花了非常多的錢，但收效甚微。所以，拋掉錢、育兒、產假等問題，對于中國而言，可以從兩個方面進行發力會更加有效。

一方面，從觀念、文化層面，我們應該從本質上去改變如今高焦慮、高壓力的社會文化氛圍。前段時間人口學年會上，有研究者匯報超時工作對生育負面的影響，即工作時間太長，壓力太大，人們會不想生孩子。除生育之外，我們還做過性生活的調查，發現社會經濟地位高、收入不錯的中產在性生活上并不活躍。此外，每個人的需求不一樣，實際生育意愿和真實行為之間差距可能是非常多原因造成。有的人可能是生理原因，想要生二孩，但年齡大了，那么就需要輔助生殖技術；有的人焦慮沒有人幫帶孩子，有的人出于經濟問題。大家的需求非常多樣化，如果我們都采取一樣的政策去實施，那么一定仍有問題處于懸置。所以從政策層面，到底我們怎樣設計有針對性的政策還在討論中，或者說，從全球的角度，我們也沒有得到一個特別好的樣板。

另一方面，推動性別平等肯定有效果。雖然我們觀察女性社會經濟地位的崛起帶來生育率下降，但其中重要的原因在于公私領域變化的不同步。

在公領域、在社會中，女性可以掙錢、可以表現得十分出色，但是回到家庭，男性承擔的家務時間、育兒時間幾乎沒有特別大變化，甚至不同階層、不同地區之間也沒有很大差距。在家庭內部，生育對個體的影響遠超越了我們看到的家務勞動與育兒責任。最近我和學生做了個研究，觀察生育對夫妻時間利用上的差別。對女性來說，工作時間會減少，男性工作時間增加。我們經常講父職紅利，一個原因就是生了孩子之后，父親更努力工作養家。但除此之外，女性睡眠時間、娛樂時間也減少得厲害。中國女性與西方國家女性的差別在于，生孩子對西方女性勞動時間的沖擊更長久，勞動供給的恢復是比較長期的過程，當孩子 6 歲、 10 歲、 12 歲時，勞動時間才會慢慢恢復到原來的水平。但中國女性基本上在孩子 3 歲時就回歸工作、恢復到了生育前工作時長，但與此同時，她仍要育兒、做家務，所以睡眠時間、娛樂時間都長期無法恢復到生育前的水平。

為了家庭，她們大量地擠壓了個人時間。我們經常看小紅書或者其他社交平臺上有媽媽表示， “小孩睡了，我還沒睡，半夜 11 點就是我一天中能拿著手機，終于耳邊沒有嗡嗡嗡的聲音，沒有任何事情的最寧靜的時刻。”所以，家庭內部的分工、私領域的不平等，肯定會讓女性不愿意去生育，或者即便說她們希望有自己的孩子，但限于這種不平等分擔的家庭責任，也沒有辦法實現。

因此，無論是經濟支持，還是育兒照料，根本上還是要推動私領域的性別平等。

生育觀是對生活與幸福觀念的映射

於嘉：網絡上關于生育的輿論與信息更大影響的是沒有完成社會化的青少年。他們在一個沒有非常成熟想法的情況下吸取各方觀念，而每天刷到的不婚不育、丁克、一定要不生孩子的信息很有可能會塑造、強化他們的認知。前段時間我和另一個老師聊天，她的小朋友才 10 歲就非常堅定說不想結婚，不想生孩子，因為會疼，打無痛也害怕，而不想結婚的原因是大家都不想結婚。這就是周圍群體和社交媒體對于觀念的塑造，她還沒有經歷青春期、開始親密關系，甚至也沒完全明白自己為什么這么想，但不自覺已經接觸到了非常多信息。像我們30 多歲的、非常成熟女性已經經歷了很多，會講出不結婚的種種理由，但一個 10 歲的小朋友，她還沒有經歷社會便已經形成了這樣的觀念。

而對于婚姻與生育的解綁，非婚生育從政策上是可以更加寬容，但作用與影響非常小。生育和婚姻捆綁是觀念上的，而非制度強加的。我們提出來，中國家庭是子女中心主義。換句話說，人們認為孩子一定需要爸爸和媽媽，一定要在完整的家庭中成長。中國人在觀念上根本不認同非婚生育，即便政策規定改變，那影響的也只是非常少的部分群體。只是極少數想得非常清楚的女性愿意自己承擔在婚姻之外生孩子的風險。但 99% 的人可能都不會有這樣的想法。所以，非婚生育對于整體生育率影響微乎其微，我覺得不是制度或者政策阻攔這件事情，問題仍在觀念與文化層面。

各個國家（地區）婚外生育的比例
圖表來源：於嘉、何雨辰, 2024, 《國際比較視野下中國家庭特征的轉變》，學術月刊。

?電影《房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