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美洲杯決賽，阿根廷戰勝哥倫比亞奪冠后，阿根廷球員恩佐·費爾南德斯（Enzo Fernandes）通過其社交媒體錄制了一段涉嫌種族歧視的歌曲，嘲笑法國球員的非洲血統。這種種族歧視的根源在于阿根廷人認為自己是白人并引以為傲的執念。阿根廷國家隊的球員基本是白人，阿根廷人認為自己是白人歐洲移民的后代，“我們的父輩祖輩是從船上下來的”，“這里完全沒有黑人”，“印第安人是住在安第斯山另一面的外國人”，“這里跟其他的混血拉美國家可不一樣”，是民間普遍的認知。

在眾多的教科書和官方文件中，阿根廷人口的種族構成為97%的白人，2%的混血人口，1%的印第安人。但是，根據調查和自我認定，阿根廷的白人人口約為73%，混血人口比例為24%。2005年的基因檢測證明，56%的阿根廷人混有印第安人的血脈。那為什么阿根廷官方宣傳的人種比例與自我認定的比例會出現很大的差距？阿根廷是否真的沒有印第安人和黑人？阿根廷民族建構過程中的“白人”優越感從何而來？在這種民族“白人”意識逐步強化的過程中，印第安人和黑人為什么處于失聲狀態呢？這需要對阿根廷民族建構的歷史進行考察。

當地時間2024年5月14日，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人們經過阿根廷國會大廈。

建構“白人民族和國家”

在西班牙殖民時期，拉普拉塔河地區（即現在的阿根廷和烏拉圭）的印第安人分散居住在各個部落中，沒有形成如印卡和瑪雅等文明那樣擁有輻射力的文化。與墨西哥和秘魯地區溫順服從的印第安人大為不同，這里的土著民族驍勇善戰，難以征服。因此，在阿根廷所在的拉普拉塔河地區，形成了白人與印第安人長期互為攻守的局面，西班牙殖民者不得不花三個世紀的時間逐個打敗這些印第安部落。與此同時，由于土著民族桀驁不馴，此地的殖民莊園缺乏勞動力，大量黑人奴隸被引進到布宜諾斯艾利斯地區。

19世紀初，整個南美大陸掀起了獨立革命的浪潮，阿根廷的黑人和印第安人也參與了獨立戰爭。在法國革命的影響下，阿根廷建國者以當地的有產白人為執政基礎成立共和國，將底層居民排斥在政權之外，曾為國作戰的印第安人和黑人沒有獲得任何公民權。1810年5月22日，革命委員會在全國范圍內召開議會，要求與會者必須為“體面人”，即穿著禮服或燕尾服的白人。這種以種族和財產為基礎的政治區隔，成為阿根廷白人民族形象在政治上的源頭。

獨立之后，國家陷入內戰和統治危機，雖然部分考迪羅采取了類似民眾主義的做法，但薩米恩托（Sarmiento）為代表的自由派很快就占據了話語高地。上層精英在“文明”理論和種族優生學的影響下，強調“文明和野蠻”的對立，試圖引進歐洲移民，通過漂白種族的方式，以“文明血統”改造阿根廷公民的身心素質。統治精英認為如果阿根廷民族是歐洲人構成的，那么阿根廷自動會進入第一世界國家行列。阿根廷憲法之父阿爾韋迪（Alberdi）在建國理念中就強調：“阿根廷人是被移植到美洲土地的歐洲人”。

1880至1914年間，大約有四百萬移民來到阿根廷，數量驚人。1914年時，外國人占總人口比例竟然達到了29.9%，在許多行業尤其是工業部門中，外國人數量經常超過本國人。但是，與設計者的意愿相悖，他們大多來自南歐，并非撒克遜和北歐民族。大量歐洲移民的到來，帶來了許多的無政府主義、共聯主義和共產主義等思想和更多的社會沖突，沖擊了民族身份的穩固性。部分知識分子選取了混血的高喬人形象作為民族代表，卻沒有解決民族的白人形象與混血高喬人之間的矛盾，這是阿根廷作為新成立的國家在民族建構中遇到的困境。

“印第安人是外國人”

為了塑造白人民族，除了上述公民身份和政治權利的剝奪，歷史上的阿根廷政府還采取了更為殘忍的做法，即以文明的名義在物理上消滅少數族裔，這主要發生在印第安身上。印第安人被白人奪走了肥沃的土地，只能聚居于新國家的邊疆地區。他們與白人地區沖突不斷，經常以“突襲”（Malón）的方式掠奪白人的牛羊。白人統治者為了繼續爭奪土地，將印第安人居住的肥沃草原污名化為“荒原”。為了在“荒原”中傳播“文明”，阿根廷軍隊自1810年至1910年間，對印第安地區不斷發動征服戰役，直到1917年才確定現代阿根廷的邊界。這一過程充滿了殺戮和暴力，白人軍隊還建立了集中營，據估計，最大的兩次戰役共殺害了3萬名印第安人。直到20世紀，對印第安人的殺戮也沒有完全停止。

在“荒原征服”之中幸存的印第安人，要么被趕到了位置偏遠的保留地（Reducciones），要么被強制遷移至大城市，成為城市的廉價勞動力。印第安人賴以生存的祖輩留下的土地也被沒收，售予參與戰爭的白人士兵和其他移民白人，完成了內陸地區從印第安自治到莊園制的改造。“文明化”成為實施上述政策的正當理由。一方面，政府認為，游牧方式在文化鏈條上處于低端的位置，是“野蠻”生活方式，將游牧印第安人固定在一塊土地上是一種“文明化”的治理政策。另一方面，政府認為私產制度才代表文明和美德，印第安文化是沒有私人財產的，只有集體社群才持有公有財產，因此他們的文化落后，沒有道德可言。印第安人的集體財產制度與阿根廷現代化的私產制度發生了持續的沖突，這一沖突一直持續到21世紀。

此外，阿根廷統治階層傾向于通過話語改造實踐，來反復加強白人民族形象。例如，學校教材長期不提印第安人的存在；官方話語對國家南部地區的特維爾切（Tehuelche）印第安人采取“已經滅絕了”的說法；公共輿論將居住在南部的馬普切人（Mapuche）說成“外國人”，與白人商定和平共處的印第安人成為了“外國入侵者”；白人至上的政府控還將許多暴力沖突事件掩蓋了起來，大部分阿根廷民眾未曾知曉印第安人對土地的訴求沖突。在話語的操縱下，長期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印第安人不是這片土地的主人，甚至不是居民，反而成為了對主權的威脅。

除了在語言上刻意忽略少數族裔，阿根廷政府還在人口統計中進行了刻意的操作。自19世紀末，印第安人這個類別就從人口普查中被刪除了，直到2001年才被作為單獨的類別重新列入到人口普查中，非裔阿根廷人則是等到2010年才被列為統計類別。此外，阿根廷政府還曾刻意在人口統計中進行比例上的縮減，例如1947年，國家要求圣克魯斯省統計印第安人數量時，省政府篡改了最后報告中的原始數據，并且刪除了調查中含有的混血人口的類別，將印第安人和混血人口比例強行拉低。

阿根廷的印第安人

黑人“消失了”

黑人種族也一樣被列為歷史中阿根廷人中的他者，在主流話語中被定性為“消失”了。對于黑人的“消失”，媒體是這樣解釋的。有人認為黑人在獨立戰爭、入侵巴拉圭的三國聯盟戰爭中犧牲了不少；也有人說，黑人對傳染病等沒有抵抗力，死亡率偏高；第三種說法是黑人與白人發生了混血后被漂白了。無論采取哪種解釋，這種“黑人消失了”的說法在學校、政府機構、政治話語、公共政策、媒體和藝術中反復出現，成為一種常識。事實上，這種“消失”并不是物理上的消失，而是社會類別上和感覺上的變革，是一種公共宣傳和語言上的操作。

與對待印第安人的策略不同，阿根廷政府確實較少對黑人采取居住隔離和殺戮的手段，而是采取某種“同化”手段。這一同化過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經歷了漫長的過程。1778年，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一半的人口是黑人。黑人在獨立戰爭中參加了諸多的戰役，積極參與國家政治。19世紀初，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還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是黑人，1887年黑人在統計中還占到了全國人口的2%。阿根廷政府試圖通過教育和軍事服務，將其同化為主體民族的組成部分。但是，種族歧視在建國百年之時依然很嚴重，黑人禁止進入一些酒吧和公共場所，也無法進入白人的教育系統，政府為此建立了一些專門給黑人上學的學校。

除了通過教育方式，統治精英還給黑人灌輸了“漂白”的理念。阿根廷人認為，混血是對深膚色種族的漂白，而不是變成混血種族。這點既與其他拉美國家對混血種族的推崇完全不同，也與美國的一滴血原則（one drop rule）完全不同。在美國，只要祖上有黑人血統，哪怕是一滴血，就會被劃分為黑人。盡管這條法律于1967年被美國最高法院廢除了，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人們還是習慣如此看待黑人的分類。相較之下，阿根廷對黑人的界定標準則非常高，必須同時滿足黑皮膚、小卷發、厚嘴唇、塌鼻子等特征，哪一方面不滿足，就不給劃分到黑人種族行列。如果滿足了黑人全部的體貌特征，這樣的黑人就是“外國人”，與阿根廷的民族性是徹底不相符的。因此，阿根廷通過界定“正常人”即白人的體貌特征和生理特征，剝奪了黑人族群代表阿根廷民族的權利。

阿根廷的黑人群體在漂白理念的灌輸中將其內化，因此，“漂白”成了無跡可尋的一種隱秘手段。研究阿根廷黑人問題的學者雷亞·吉雷爾（Lea Geler） 曾采訪多個黑人家庭，展示了“白人性”對黑人自身認同的消極影響。被采訪的非洲裔家庭，不承認自己是非洲后裔，不承認身上流著黑人的血。諾拉（Nora）的家人從小就回避談論黑人這一話題。有一次，諾拉無意中發現阿姨小時候的一張照片，她在照片上非常黑，阿姨發現了照片之后立刻撕掉了。另一種方法是在審美上否定黑人性的正當地位，黑皮膚和黑人特征被認作是丑的。例如，艾米麗婭（Emilia）小時候在相片里看到祖父那么黑，認為真是非常丑，她的母親和阿姨們都將自己的小卷發拉直，母親還嫌棄自己的鼻子太寬了。諾拉出生時是淡眼珠和金色頭發，全家人都為之歡呼，經過幾代人的努力，終于出現了一個最白的后代，仿佛這個漂白計劃終于實現了。黑人“漂白”的最后一種方法是對自我社會行為的糾正，即努力學會“文明”的白人的行為，實現更高的社會地位。例如，被采訪人寶拉（Paula）的母親甚至連她的黑人姓氏都改掉了。黑人感到羞恥、回避話題、接受白人審美、社會行為等自我同化的手段，都是為了實現“完美的白人性”（Perfect Whiteness）。

白人民族神話的破滅

阿根廷統治階層通過以上這些殺戮、遷移、同化、漂白、話語和法律的操縱等措施，將民族的白人性強加于其他種族之上，強行建構了民族身份同質性。這導致印第安人和黑人在很長時間內，在阿根廷民族的建構過程中處于完全缺位和失聲的狀態。與同時期的北美國家不同，阿根廷沒有生產出種族隔離制度，而是用暴力方式打通了種族的隔膜，消滅了種族話語，種族區別不得不轉而通過階級的區別來顯現。例如，“黑人”這個詞也逐漸脫離了與種族生理特征的關系，成為階級的形容詞，用來指涉處于社會底層的群眾，他們可能是任何人種，但是他們的共性是貧窮、“不文明”、缺乏教育。

隨著國際社會對族裔問題的關注，曾經無法言說的種族與族裔的身份意識在阿根廷得以復蘇，少數族裔開始重新使用族裔身份進行抗爭。20世紀90年代起，印第安人公開展示自己的文化，增加本地政治參與度。1994年，阿根廷憲法恢復了印第安人的國民待遇。2001年，全國人口普查中加入了印第安人這一選項。2006年，胡胡伊省的印第安人長途跋涉來請愿，要求政府承認集體土地產權。胡胡伊省政府做出了讓步，將一百萬公頃的土地分配給了印第安人，中央政府也最終通過了第26160號法令來承認集體土地產權。 但是，印第安人的土地產權沖突依然是阿根廷社會的頑疾，2017年，南部的馬普切人依然遭到憲兵的驅趕，因為一位白人激進分子在驅趕中失蹤，該事件才受到社會各界高度關注，引發萬人大游行。

阿根廷黑人作為族裔來提出自己的訴求較晚，其首要原因在于，阿根廷黑人數量少，分布在各地，混血程度也高；其次，黑人的種族自我意識也較為淡薄，許多人早已將自己認同為白人。隨著世界范圍內族裔政治的興起，阿根廷黑人的種族意識也在覺醒。2010年，布宜諾斯艾利斯省通過法律，將11月8日設為非裔阿根廷人日和非洲文化日，高度贊揚獨立戰爭時的黑人英雄們。當國家人口普查統計也于當年將非洲裔新添為一個類別時，自我識別為非洲裔的阿根廷人竟然高達15萬人。各地紛紛成立黑人的文化中心，并聯合成立了國家非裔組織委員會。同年，政府對教科書進行修改，第一次加入印第安人和非裔的歷史。

新世紀阿根廷的經濟危機帶來了新的問題，這個歷史上的移民國家開始仇視鄰國移民，如巴拉圭、玻利維亞、智利、秘魯等國。阿根廷民眾認為這些鄰國的印第安和混血的打工仔導致國家的印第安化，這個白人國家被移民染棕了。事實上，調查顯示，鄰國的移民比例在自1869年起一直保持在總人口的2%-3%。因此，民眾感到深色皮膚的移民帶來的威脅僅僅是一種經濟下行時將責任扔給他者的心態，不是一個客觀事實。此外，亞裔作為一個群體在人口統計中還沒有作為統計類別。目前登記在冊的華人有20萬左右，但即使是在阿根廷出生的第二、第三代亞裔，依然會被人反復詢問，你是哪國人啊？你什么時候來阿根廷的啊？從表面上看來，阿根廷對待其他種族居民的方式比美國更加寬松和仁慈，實際上卻陷于對白人同質性的執著與癡迷而不自知。

若要消解阿根廷民族建構中白人至上的特性，需要重新確立“被消失”的族裔身份，從立法、政治、文化、教育等各個層面承認和宣傳少數族裔在阿根廷民族構成中的正當地位。此外，白人統治群體能不能在核心利益問題中讓步，也是少數族裔能不能轉化為阿根廷民族構成的關鍵。除了上述被忽視的群體“再族裔化”，“去族裔化”的新現象，如新教團體盛行等，也給阿根廷民族身份提出了新的挑戰。歸根結底，更為核心的問題，即阿根廷新的民族認同模式、新的民族形象還須亟需建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