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濟是誰？

他從小就是個學霸，十四歲考入清華學堂，二十七歲獲哈佛大學哲學（人類學）博士學位，并成為第一位獲此殊榮的中國人。

他二十九歲進入清華國學研究院，和陳寅恪、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并稱國學院“五位導師”。

他一生癡迷“刨墳掘墓、斷碑尋古跡”，尋找中國人的原始。

他在河南新鄭做的試探性小規模考古發掘，是他“刨墳掘墓”的第一步，也是中國考古的第一步。

他主持的河南安陽殷墟發掘，使殷商文化由傳說變為信史，并由此將中國的歷史向前推移了數百年，可以說，我們關于商代的知識是李濟劃定的。這次發掘，塑造了中國考古學學術體系的雛形，20世紀整個下半葉的中國考古界領袖都是在這次發掘中接受的考古學訓練。他的發掘方法，至今仍是考古專業學子要學習的主要內容。

著名考古學家張光直曾說：“就中國考古學而言，我們仍活在李濟的時代。”

他的論文啟發了大哲學家羅素

1896年6月2日，李濟（字濟之）生于湖北鐘祥，四歲即入書房，跟隨一個表叔開始念“盤古首出，天地初分”之類的古書。1907年，李濟隨時為小京官的父親進入北京南城的五城中學（北師大附中前身）讀書，十四歲考入清華學堂，1918年畢業后留美。

1918年，李濟結束八年在清華學堂的學習生活，以官費生的身份，悄然無聲地遠赴美利堅合眾國，開始“放洋”生涯。

與李濟同船離開上海浦江碼頭的一批官費和自費留學生中，有后來成為中央研究院代院長的朱家驊、總干事葉企孫，著名學者董時、張道宏、查良釗、劉叔和，還有赴美籌備造反事宜的職業革命家汪兆銘（即后來的汪精衛）和梁啟超的得意門生、著名詩人徐志摩。

李濟于1920年獲碩士學位，同年轉入哈佛大學攻讀人類學專業，并成為當時哈佛大學人類學研究院唯一的外國留學生，同時也是哈佛創建以來較早的研究生之一。

哈佛三年，李濟隨具有國際威望的人類學大師虎藤（E.A.Hooton）、羅蘭·B.狄克森(Roland B.Dixon)等教授，“利用民族學的一個觀點，也就是中國歷史上所指的中國與夷狄的說法，把中國的歷史材料作一種分析”，并進一步弄清整個中華民族是怎樣形成的這個“最突出的現象”。

這一研究課題基本完成后，李濟把博士論文中的主要內容綜合成一篇題為《中國的若干人類學問題》的英語短文，刊載于1922年2月美國巴爾的庫出版的期刊《中國留學生》上，以征求學術界同行的意見。

同年12月，美國人類學會在波士頓舉行年會，與會者均為當時美國頂尖的人類學家。李濟將2月發表的論文稍加修訂，帶去參加年會并公開做了報告。令李濟和他的導師頗感欣慰的是，參會者聽完報告后，對這位年輕的東方學子的獨特見解和不凡學識報以熱烈的掌聲。

未久，這份報告便在1923年《哈佛研究生》雜志上刊出。這篇“中國民族之科學研究第一部著作（吳相湘語）”，引起了學術界更加廣泛的注意。此時，大哲學家羅素（1920年曾到中國講學）正在修訂他的著作《中國問題》。他讀了李濟的論文后，“得到了某些頗有啟發的見解”，隨即征引了一些段落補入他的著作中。由于羅素所具有的世界性聲譽和大師地位，隨著其著作的問世，被他引用了論文的李濟也跟著名聲大噪。

1923年，李濟凝聚了三年心血的《中國民族之形成：一個人類學的研究》完成。此著根據一百一十一個現代中國人的體質特質，從春秋到明末建筑城池的發展、十大姓氏的起源與分布、南北方民族融合的情況，綜合出中國民族的五種重要成分，堪稱對中國民族進行科學研究的開山之作。其所應用的方法和材料，一直作為研究中國社會史的學者共同效仿的標桿而經久不衰。也是因為這部著作的問世，年僅二十七歲的李濟榮獲哈佛大學哲學（人類學）博士學位，并成為第一位獲此殊榮的中國人。

獲博士學位的李濟旋即收拾行裝，告別風景秀麗的查爾斯河畔與浸潤著自己三年青春汗水的哈佛校園，踏上了歸國之旅。

他的一小步，中國考古的一大步

李濟回到了故都北京城。

回國后的李濟，在一位叫凌冰(時任南開大學部主任，一說教務長)的美國克拉克大學時期結識的學長舉薦下，受天津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之聘，先是擔任南開大學人類學、社會學兼及礦科教授，第二年兼任文科主任。

在南開大學教學時，由于礦科專業的關系，他結識了當時中國著名的礦物學家、地質學家翁文灝，并通過翁結識了他人生旅途上具有重要轉折意義的國際級地質學家丁文江（字在君）。丁氏作為曾在歐洲劍橋、格拉斯哥等大學求學七載，并于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時歸國的老字號“海龜”，此時已取得了中國地質學界的領袖地位，甚為學界同仁推崇和敬仰。

李、丁二人大有相見恨晚之感。正是這種志同道合的血性與因緣，使他們二人結成終生摯友。這時的丁文江正擔任中國地質學會秘書長，對田野考古發掘和野外收集資料頗為熱心。也是在這個時候，河南新鄭出土了一批青銅器的消息傳到了北平，引起學術界的關注，丁文江得知后，便鼓動李濟親自前往現場做些發掘工作。

丁文江親自籌了二百塊大洋作為發掘經費，同時派地質調查所譚錫疇作為李濟的助手，目的是“尋找該地區內是否有任何新石器時代的遺存”。

李濟接受了丁文江的好意，于1923年秋赴河南新鄭做了第一次試探性小規模考古發掘。由于土匪搗亂，當地人也不肯合作，加上墓葬幾乎被盜墓賊盜掘一空，發掘收獲不盡如人意。

李濟自覺有“失敗”之感，但還是從具體實踐探索中積累了可貴的田野工作經驗，并有簡短的英文報告《新鄭的骨》問世。李濟說，“由這些無數的寶貴經驗中，我們可以深切地體會到丁文江先生對我們的一番苦心”。 正是因了這番苦心，年輕的李濟邁出了由人類學家向考古學家轉變的第一步。或許，正如許多年后美國宇航員阿姆斯特朗在走下飛船舷梯，邁向月球時發出的那句永垂不朽的聲音——“這是我的一小步，卻是人類的一大步”，李濟在新鄭發掘的第一步，也正是中國近現代考古學邁出的一大步，具有科學性質的考古學大幕將在這輕輕的腳步聲中被正式拉開，神秘的東方古代文明之門將轟然洞開，使整個人類為之震撼。

在發掘活動中維護主權

1924年，美國華盛頓史密森研究院弗利爾藝術館，派畢士博（C.W.Bishop）率領一個代表團來中國進行考古發掘和研究。鑒于李濟在學術界日漸興隆的名聲及他在中國近現代考古學史上所做的最早貢獻，畢士博由北京的團部寫信至天津南開大學，邀請李濟加入他們在北京的考古工作隊。

在丁文江的鼓勵下，李濟決定與畢士博的考古隊合作。他在給畢士博的回信中，首先提出了合作的兩個決定性條件：“一個是在中國做田野考古工作，必須與中國的學術團體合作；一個是在中國掘出的古物，必須留在中國。”

畢士博接信后即回華盛頓，向他的上司——弗利爾藝術館館長洛奇匯報，順便將李濟贊揚一番。兩人最終達成一致意見。

不久，李濟收到畢士博的回信，稱：“我們可以答應你一件事，那就是我們決不會讓一個愛國的人，做他所不愿做的事。”

李濟對這個答復很滿意，便辭去南開大學的教職，于1925年初，加入畢士博團隊，從而開了“既維護主權，又公平合作”，利用外資搞科研的先河，為后來著名的“殷墟第二、三次發掘的資金問題的解決”打下了基礎。

躋身清華國學研究院“五位導師”行列

就在李濟加入畢士博考古工作隊不久，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也鳴鑼開張。作為清華大學籌備處顧問的丁文江，意識到清華未來的光輝前景，遂建議李濟一邊去研究院任教，一邊做研究工作。他把李濟的情況介紹給老朋友梁啟超，二人共同出面向清華學校校長曹云祥推薦，曹一聽李濟的經歷和名聲，立即決定聘請他。于是，時年二十九歲的李濟，以講師的身份出任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導師。

1925年 6月15日，清華校長曹云祥正式宣布研究院教職員名單：

教授：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陳寅恪。

講師：李濟。

助教：陸維釗（同年9月辭職，由趙萬里接任）、梁廷燦、章明煌。

主任：吳宓。

事務員：衛士生。

助理員：周光午。

如此精簡干練的教職員陣營，頗為校內外同人稱贊。一向木訥寡言的王國維更感欣喜，聲稱此正合他早年關于治校之論述：一校之中實行教授之人多，而名為管理之人少，則一校之成績必可觀矣！

現在，按通常流行的說法，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有“四大導師”，這“四大導師”是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

至于這“四大導師”的稱號最先由誰呼起，后來的研究者已難考證，趙元任夫人楊步偉回憶：“‘四大教授’這個稱呼，不是我們自謅的，這實在是張仲述找元任時信上如此說，第一次見面也是如此說。而校長曹云祥開會時也是如此稱呼的……其實正式名稱是‘四位導師’。”

張仲述即當年與趙元任、胡適等人一同赴美留學的張彭春，屬于1910年清政府庚子賠款第二批直接留美生，亦即南開大學創辦者張伯苓的胞弟，時任清華學校教務長。趙元任到清華做教授，主要是張的舉薦，而陳寅恪則得益于吳宓與王國維、梁啟超三人的薦舉。

按楊步偉所說，“四大導師”的說法，是李濟進清華之前的事，當李濟進入國學院之后，國學院就是“五位導師”了。

所以，若以為整個國學院的導師共四位，那就錯了。清華國學研究院終其一生，稱為導師者共五位，除了王、梁、陳、趙“四大”，第五位就是“中國考古學之父”李濟。

但李濟卻沒有和其他四位一起成為“五大導師”。一種說法是由于李濟當時正和美國弗利爾藝術館合作組織考古發掘事宜，在時間分配上，考古發掘占相當比重，因而大部分薪水由美方撥發，每月三百元，清華每月發一百元，二者合在一起，正好和梁、王、陳、趙“四大教授”薪水持平。而清華支付的一百元并不是教授的薪水，故只能給李濟一個特別講師的帽子戴在頭上。

另一種說法在《清華周刊》第三百四十五期曾有披露，文曰：“26日，李先生來校，與吳宓博士晤談。聞校中擬請其任教授，唯恐有礙Bishop（畢士博）先生方面之考古事業，則李先生暫任講師云云。”另吳宓在日記中也有如下記述：“下午2時，李濟如約來，愿就聘。以特別講師為宜。”

據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院史研究專家孫敦恒稱，這一聘法是按當時清華學校的有關規章制度辦的，如此受聘者并非李氏一人，稍后與李濟一同去山西進行考古發掘的袁復禮，因先任職于地質調查所，后又來清華講課時，便被聘為清華新制大學部地質學講師。再后來，著名學者梁漱溟、馬衡被聘為清華國學研究院講師，也是因為二人都是北大的在職教授。另一個更典型的例子是，趙元任此時已是正式入圍“四大導師”之一的教授，但自1929年他去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擔任研究員，并兼任語言組主任后，再來清華授課，其頭上頂的也成了中文系講師銜的帽子。

1992年，季羨林在主持紀念趙元任百歲誕辰座談會的發言中明確提到，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成立時的導師應是五位，其中李濟之先生當時的職稱是講師，但他屬于五位導師之一。

或許，這便是李濟沒有被后世譽為“五大”之一，而只稱“五位”之一的緣由吧。

當然，那時的李濟并不知道后世會為“幾大”與“幾位”的問題，產生如此繁亂的糾葛與爭論，他只是帶著自己的興趣與志向，滿懷激情地走進清華園去實現他的理想。

盛極一時的清華國學研究院解體已近九十年，歲月的風塵湮沒了許多令人懷念的往事，師生們的身影也在朦朧的荷塘月色中漸漸淡出世人的視野，但他們留在校園和學術界堅實的足跡仍清晰可辨，歷久彌新。大師們所顯現的人格光輝，與點燃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圣火，像一盞永不熄滅的指路明燈，引導后學繼續向著前方的路走下去。

他從人類學領域正式轉到了考古學領域，成了“中國考古學之父”

在清華的日子，李濟與各位教授關系融洽，但他走得最近的，是比自己大二十三歲的梁啟超。這不僅是因為梁對他有推薦保舉之恩，更重要的是二人在對待近現代田野考古這門新興學科的看法上，具有相同的眼光和熱情。

梁啟超是極富遠見卓識的史學大師，最早介紹西方考古學理論和方法，并系統總結中國傳統金石學成果，也是一位非常重視遺址搜尋和田野發掘的熱心倡導者。在清華任教時，梁啟超正擔任中國考古學會會長，而此時的李濟則是一位血氣方剛，朝氣蓬勃，滿身透著西方文明浸染的富有科學知識與理念的青年才俊，用他自己的話說，像“剛出籠的包子”，熱氣騰騰，許多想法與梁啟超一拍即合，二人遂成亦師亦友的莫逆之交。

梁啟超和李濟都極為重視田野考古發掘所取得的第一手材料。李濟進入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后，在梁啟超的鼓動和弗利爾藝術館畢士博的支持下，即開始著手讓考古人類學這門新興學科突破厚重的清華園圍墻，把教研課堂搬到田野之間，使其有一個更大的舞臺和更廣闊的前景，于是便有了在中國考古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質和深遠意義的山西考古之行。

1926年6月，在梅貽琦主持下，清華國學研究院與大學部歷史學系教授舉行聯席會議，討論組建考古學陳列室問題。討論中大家認為：“欲研究吾國古代之文明，人類進化之程序，典籍以外，尤必資藉于實物及遺跡之考察也。”議決由研究院與歷史系合辦考古學陳列室，由兩部教授合組一考古學室委員會，公推李濟為主席，主持其事，每年經費預算六七千元。

借此契機，這年9月，李濟與北京地質調查所地質學家、清華大學部地質系講師袁復禮同赴山西，開始調查發掘古物的田野考古之旅，并很快在夏縣發現了著名的西陰村遺址。二人組織當地民工在此發掘了兩個多月，直到12月30日方結束。

此次發掘收獲頗豐，他們共采集七十六箱出土器物，分裝九大車，于次年1月初，歷盡數次艱險磨難和幾個晝夜的風餐露宿，安全無損地押運到清華國學研究院。

梁啟超看罷又驚又喜，連夜給就讀于美國哈佛大學考古專業的兒子梁思永寫信，信中頗為激動地談到了這批出土器物，并詳細敘述了銅器、石器、骨器以及復雜的陶器花紋等問題。梁啟超寫道：“此外，他們最得意的是得著半個蠶繭，證明在石器時代人們已經會制絲。”

對此次考古發掘的重大意義，極富科學眼光的梁啟超說：“這幾年來（1920年以后），瑞典人安特生在甘肅、奉天發掘的這類花紋的陶器，力倡中國文化西來之說，自經這回的發掘，他們想翻這個案。”“（李濟）所說‘以考古家眼光看中國，遍地皆黃金，可惜沒有人會撿’真是不錯。” 梁啟超殷切期望在美讀書的梁思永好好研習學問，回國后跟著李濟從事考古發掘與研究事業。

山西夏縣西陰村遺址的成功發掘，是中國人首次獨立進行的發掘事業，拉開了中國現代考古學的帷幕，它在以堅實的出土材料否定了瑞典人安特生提出的“中國文明西來說”的同時，標志著現代考古技術在遠東這塊古老大地上開始生根發芽。

作為人類學家的李濟由這次成功發掘而正式轉到了考古學領域的探索與實踐之中，從而奠定了他在中國近現代考古學發展史上開一代先河的大師地位， 并以“中國考古學之父”之名載入史冊。

接著，1930年，他主持了濟南龍山鎮城子崖遺址發掘，讓龍山文化呈現于世人面前。

1928年至1937年，他主持了震驚世界的河南安陽殷墟發掘，殷商文化由傳說變為現實，中國歷史向前推移數百年。直至今日，它依舊被視為人類文明史上最重大的發掘之一。

（原文《李濟：鮮為人知的中國考古學之父》刊于《名人傳記》2019年第1期）

2019年第一期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