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我參加了“中國改革開放史料叢書”出版座談會，見到不少舊雨新知，大多是改革開放的親歷者、參與者、研究者，在不同崗位長期直接從事改革開放相關工作，如今年齡都在七十歲以上，如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先生已經七十有三，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張卓元先生已是九十高齡。與遲福林先生交流時，他提到最近幾年去一些大學作報告的“發現”，就是今天的很多青年不太了解改革開放的歷史。為此，他還專門出版了《親歷改革——與青年談改革開放》。

遲院長的“發現”，其實涉及到一個很重要的命題，就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改革開放進程的持續推進，有些記憶已經漸行漸遠，如何讓越來越多的年輕人真正了解這些歷史。適時成立“改革經濟學”（暫定名，或“改革開放學”、“改革學”），理應得到重視。

所謂的“改革經濟學”，并非嚴格意義的學術概念，就像“紅學”之于紅樓夢研究，“魯學”之于魯迅研究，“敦煌學”之于敦煌研究，關注的人多了，自然可以稱之為“學”。圍繞“改革經濟學”，個人也曾做過相關探討。記得2008年我負笈北上，適逢改革開放30周年，當時與北京大學陳平原教授做了一個訪談，請他講述“30年文化之變”，他指出能否從紀念走向研究，就看其是否包含著嚴苛的自我反省。后來，我陸陸續續與高尚全、周瑞金、遲福林、鄭永年、辜勝阻、薛瀾、李強諸位先生做了一系列的訪談，這些以改革為主題的訪談也是我關于中國問題訪談計劃的一部分，后集結成冊《坐下來的中國》，旅美作家林達老師還專門撰寫了一篇書評《歷史十字路口的盤旋》。

就近年輿論場上一些事件及釋放的信號來看，確實需要懂點“改革經濟學”。

6月23日，一篇政論《你所熟知的時代，才開始沒多久》橫空出世，作者劉遠舉說，很多事，到現在為止，時間都不長，可卻恍若隔世，或許，那是因為我們太善于忘記，再或者，在回憶中把過去加上了美好的濾鏡。當一個人生下來，從他有記憶開始，他會覺得自己所過的生活是天經地義的。而當一個人老了，則會在記憶中重新構建、美化他的青春時代。于是，他們都對當下的美好，缺乏真正的感知。“一切變化，都是因為改革開放，因為全球化。深化改革開放、面向世界，面向全人類，才能維持這種變化。”

5月23日在山東濟南召開的企業和專家座談會上，73歲的著名經濟學家周其仁教授應邀出席并發表講話，由于他被視為“市場派經濟學家”，這也引發了諸多猜想和解讀。周其仁教授的研究范圍主要包括產權與合約、經濟史、經濟制度變遷理論、企業與市場組織、壟斷、管制與管制變革等，而這些研究也大多是改革開放進程中的關鍵議題。

今年年初，湖南省推出“解放思想大討論”，引發海內外關注，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解放思想”本就是改革開放的關鍵詞匯之一。當時，我寫下一段話：作為國家改革開放記憶的“解放思想”，作為政府治理工具的“解放思想”，作為重建共識的“解放思想”——不同的人，因知識結構、社會閱歷、身份角色、期待目標、觀察視角等因素的差異，認知自然就不同。“不同”與“不同”構建的復雜輿論場，客觀上為“解放思想”注入內涵與活力。

今天懂點“改革經濟學”，至少要包含幾個層面：

“事”——“改革經濟學”維度的“事”，既有高屋建瓴的宏觀敘事，還有底層運行的關鍵小事。改革開放不是一蹴而就，更不是一步到位，它不僅需要呈現結果，更需要去不斷思考過程。對于普通人來說，一般感興趣的點，莫過于到底發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來龍去脈，何去何從。尤其對于一些用常態思維無法理解的生活事件，如何真正理解？這個層面，“大事記”“小事記”都有必要。

“史”——“改革經濟學”維度的“史”，既有官方修訂的通史、簡史，還有還原現場的史料、文獻。一般來說，還有那些帶有一定個人色彩的回憶錄，親歷記等。除了官方的改革開放史，也有很多值得注意的史料，比如此次座談會上發布的“中國改革開放史料叢書”，共20卷1500萬字，其中有《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形成與發展》（彭森主編），《計劃投資體制改革》（鄭新立主編），《農業農村改革》（陳錫文主編），《行政體制改革》（魏禮群、王滿傳主編）等。

“識”——“改革經濟學”維度的“識”，既有逐步固化的常識、共識，還有重新審視的博識、見識。隨著社會觀念水位的提升，越來越多的人關注，改革開放曾遭遇過什么樣的障礙，克服了什么樣的困難？取得了什么樣的成果，這些成果在今天我們該如何鞏固？又有什么樣的啟發，這些啟發在今天如何把它融入到我們的制度設計里。當年的這些案例與方法，對今天的全面深化改革又有什么樣的借鑒和啟示？近來在讀遲福林先生的“遲福林改革研究文選”（三卷）、鄭永年先生的“解釋中國三部曲”（《制內市場：中國國家主導型政治經濟學》等）、黃奇帆先生的《重組與突破》，以及此前的《分析與思考》《戰略與路徑》等，包括蘭小歡先生的《置身事內：中國政府與經濟發展》等，感受頗深，讀懂“改革經濟學”，也是一種“重識”。

像黃奇帆先生的《重組與突破》，結合自身豐富的政府工作經歷，提練出了“重組思維”，認為“其真諦在于資源優化配置、體制機制創新”，也是以經濟學的思維方式推動改革，個中感悟，今天讀來依然給人不少啟發。

“改革經濟學”不僅僅是歷史之學，更是現實之學，不僅僅是政策之學，更是治理之學。（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