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經濟制裁的魅影籠罩全球。它是國際沖突的重要表現形式，也可被視為戰爭的替代品。這一脅迫性工具有著悠久的歷史：伯羅奔尼撒戰爭前夕，雅典對麥加拉實施貿易禁運，禁止麥加拉的船只進入雅典港口和市場，同時禁止雅典公民與麥加拉人的貿易往來；拿破侖戰爭時期，法國與英國的封鎖與反封鎖措施，限制了歐陸與其他地區經貿交往；1807年杰斐遜的《禁運法案》，禁止美國船只與所有外國港口的貿易，以此來保護美國的中立權。

在尼古拉斯·穆德的《經濟制裁：封鎖、遏制與對抗的歷史》一書中，經濟制裁又被稱作一種威懾，“和冷戰時期的核威懾如出一轍”。（第5頁）當然，經濟制裁并不像核武器那樣具有即時的破壞性，但對于20世紀上半葉的民眾而言，制裁意味著物資短缺、長期的饑餓、營養不良以及醫療用品匱乏。因此威爾遜總統在1919年斷言，一國“被禁運之時，即為其投降之日。”縱觀《經濟制裁》全書，作者力圖回答以下幾個問題：為什么制裁沒有阻止沖突升級，也沒能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第32頁）制裁是避免戰爭的工具還是戰爭的工具？經濟制裁是如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30年登上歷史舞臺，并逐步發展為我們當今所認識的這一階段的？上述問題指向了一個根本性問題——經濟制裁能否讓世界變得更安全？答案必然是否定的。經濟制裁很少能取得理想效果，其目標較容易規避，而影響往往落在無辜的平民身上。制裁改變了戰爭與和平之間的界限，（第4頁）使經濟上的脫鉤與政治上的對抗成為常態。穆德的《經濟制裁》出版于俄烏沖突爆發前的一個月，西方對俄羅斯的貿易、金融與人員制裁，使經濟制裁及相關研究再次成為公眾輿論的熱點。

《經濟制裁：封鎖、遏制與對抗的歷史》

作為戰爭制動閥的經濟制裁

穆德主張，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制裁起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協約國對中歐實施的封鎖。這場長達四年的封鎖最終導致約30~40萬中歐平民以及約50萬土耳其人死于物資匱乏和疾病。無論是協約國還是同盟國都相信，是封鎖贏得了戰爭。因此，戰勝方將制裁運用到了戰后國際新秩序的塑造中，使其成為和平時期的“懲罰”工具。《國際聯盟盟約》第16條規定，針對成員國違反盟約而訴諸戰爭的行為，“將立即被視為對所有其他聯盟成員國犯下了戰爭行為，成員國特此承諾立即切斷與其所有貿易或金融關系，禁止其國民與違反盟約國家國民之間的一切交往，并阻止違反盟約國家國民與任何其他國家國民之間的一切金融、商業或個人交往，無論該國是否為聯盟成員”。國聯試圖將制裁制度化為一種積極的政策工具，而法律的強制性賦予了集體制裁以威懾力。在和平時期針對違規國家使用經濟制裁，除了可以防止新戰爭的發生，還能懲罰、威懾和試圖改造對方政府。 

那么，作為戰爭制動閥而登上國際舞臺的經濟制裁，實現了其目標嗎？在某些地區，它確實取得了成效。1921年11月，南斯拉夫軍隊入侵阿爾巴尼亞北部，試圖通過武力實現其領土要求。在阿爾巴尼亞的呼吁下，國聯派遣調查委員會到沖突地區評估局勢。英國首相勞合·喬治威脅稱，如果南斯拉夫政府拒絕接受國聯調查，有必要對其實施經濟制裁。在國際壓力下，南斯拉夫同意撤軍，戰爭很快結束。四年后，希臘與保加利亞發生邊界沖突。希臘軍隊入侵保加利亞，導致兩國關系緊張。國聯迅速做出反應并向希臘施加制裁壓力，最終希臘撤軍，沖突得到解決。

國聯以威懾制裁的方式強勢介入軍事沖突，“證明國際主義者的期望——即經濟武器具有真正的、強大的威力”。而它之所以在上述案例中奏效，主要基于三點，一是世界經濟網絡的織就使得各國相互依存關系加深。比如德國能夠在全球貿易中獲取其自身不具備的錳資源，并通過以倫敦為中心的全球金融系統支付費用。二是制裁的正當——懲罰侵略罪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動員社會各部門的參與。三是被制裁者體量較小，無法與國聯背后的英法力量相抗衡。

20世紀20年代國聯處理巴爾干半島危機的經歷，使得經濟武器的威懾力“聲名遠揚”。但是在美、蘇未加入國聯的情況下，制裁到底能發揮多大的作用？一旦強大到足以挑戰國聯秩序的國家出現，制裁威懾乃至制裁行動本身能夠起效嗎？

作為戰爭催化劑的經濟制裁

經濟制裁是否能起效，取決于多重因素，比如集體制裁時成員國的團結程度、單邊制裁時國內社會的民意、制裁措施的嚴厲程度，被制裁國的內部經濟狀況等。尤其是第一點，參與國的政治意愿和執行力相當重要。在一個經濟上相互依存的世界體系里，除非大部分國家參與制裁，否則制裁就沒辦法維護國際安全。（第199頁）1923年意大利轟炸希臘科孚島時，英法擔心意大利采取報復措施而不愿升級制裁手段，當時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美國則保持中立。英法一系列瞻前顧后的舉動不僅鼓勵了墨索里尼的擴張行動，也使“經濟武器”的使用效能大打折扣。

《經濟制裁》一書的后半部分深入剖析了德國、意大利和日本對制裁的反抗，以及這些經濟制裁如何演變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催化劑。理論上，經濟制裁可以阻遏國家的侵略行為。然而，若制裁不堅決或力度不足，侵略者可能寧愿承擔短期經濟損害，也愿意冒險追求長期戰略利益。此外，經濟制裁本質上是一種長期性的工具，需要一定時間才能顯現效果。1935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亞時，國聯啟動了第16條機制，58個成員中的52個對意大利實施了制裁。他們不僅禁止向意大利出口關鍵物資，還試圖切斷意大利的外匯獲取途徑。這是一戰后第一次規模如此龐大的經濟制裁。對此，意大利對內采取嚴格的配給和通貨緊縮政策，對外依賴德國經濟的支持和援助。對制裁的恐懼和對“抵抗封鎖”的追求，進一步激發了意大利的擴張主義。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將經濟制裁視為戰爭前奏，而英法仍抱持制裁可以防止戰爭的觀點，“這種形式的經濟戰非但沒有維持和平，反而加劇了20世紀30年代的緊張局勢，鼓勵了緊縮和自給自足，限制了較小的國家，但對意大利等較大的專制國家產生了反作用”。

無獨有偶，日本于1941年12月偷襲珍珠港的重要原因在于美國對日本的禁運政策。1940年7月，羅斯福簽署《出口管制法》，授權總統許可或禁止出口必要的國防材料。據此，美國禁止向日本出口飛機、飛機零部件和其他相關技術設備。1940年9月，美國加大了禁運范圍，禁止向日本出口鋼鐵和廢金屬。1941年7月26日，美國宣布凍結所有在美的日本資產，一個月后，全面禁止向日本出口石油及相關產品。石油禁運對于日本來說是最具毀滅性的制裁之一，“與經濟壓力做斗爭的日本”，最終以不宣而戰的方式試圖打破美國的封鎖和制裁。

羅斯福總統宣布全面禁止向日本出口石油及相關產品。圖片來源:https://www.newspapers.com/article/the-los-angeles-times-president-cuts-off/37356803/ 

總之，二戰的歷史經驗顯示，當一國正在經歷由制裁帶來的經濟崩潰或大規模社會動蕩時，極端團體很可能孤注一擲，引起更大規模的戰爭行動。這就是為什么穆勒在《經濟制裁》書里強調，經濟制裁是帝國主義和帝國主義競爭中的一個重要方面。（第31頁）在某種程度上，經濟制裁的盡頭不是爭端的偃旗息鼓，而是雙方滑入戰爭的深淵。

經濟制裁——對美國霸權行徑的再思考

當軍事手段過于激烈，而外交抗議又顯得力度不足時，經濟制裁往往會成為執政者的選擇偏好。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經濟制裁日漸發展為國際沖突中的常規“武器”。美國繼英法之后，頻繁揮舞制裁之劍，成為全球最活躍的制裁實施者。據美國財政部估計，過去20年來，美國的經濟制裁使用頻率增加了約900%。美國借助其在經濟、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強大影響力，通過經濟制裁手段“懲處”那些不服從或可能對其構成威脅的國家，旨在迫使這些國家的政權或政府改變行為。而美國之所以善用經濟制裁這一“武器”，在穆勒看來主要基于三大支柱：擁有獨一無二的軍事優勢，發揮關鍵作用的貨幣與金融市場，以及高舉意識形態大旗。（第471頁）即使在后冷戰時代，這些支柱仍然矗立，并且經濟制裁的形式相較于20世紀上半葉還有了新的發展和變化。

第一，鑒于全面經濟制裁的代價高昂，因此大多數經濟制裁是選擇性的，僅涉及一種或幾種領域。另外，美國善于將金融制裁與貿易制裁相結合使用，以發揮制裁的最大綜合效應，如封鎖目標國資產、制約其金融業務，增加跨境支付難度以削弱其貿易活動等。尤其是特朗普執政期間，在“美國優先”思想指導下，頻繁動用金融制裁作為實現其政治外交目標的關鍵手段。

第二，集體制裁和單邊制裁交替使用。近年來美國的單邊經濟制裁使用頻率更高，如針對古巴、阿富汗、伊拉克、敘利亞的單邊經濟制裁，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古巴的經濟，減緩了利比亞和伊朗的投資等。然而，制裁卻導致了一系列人道主義危機的出現，如百萬委內瑞拉人逃離家園，數以萬計的兒童面臨饑餓風險等。

第三，雖然經濟制裁的數量激增，但成功率卻急劇下降。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刊文表示，“自1970年以來，在美國實施的單邊制裁案例中，只有13%達到了外交政策目標……經濟制裁每年正以1500億至1900億美元的潛在出口成本，對美國造成損失。這反過來又意味著在相對高薪的出口部門失去了20萬個或更多的工作崗位”。隨著時間的推移，經濟制裁一般會失去效力，因為目標國可以找到其他替代供應商和融資來源。例如伊朗政府抬高油價，所獲收益甚至超過了美國政府施加的任何制裁。還有不少經濟制裁的反對者指出，制裁會加劇其他國家的反美情緒，阻礙世界貿易組織的正常運行。

如今，經濟制裁的影響已不僅局限于經濟層面，更演變為一種涉及政治、文化和社會的廣泛表達。然而，在經濟全球化緊密相連的時代，依賴封閉的、孤立的手段實現政治目的，其實際效果終究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