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現工業化、不斷提高經濟發展水平是世界各國共同的追求。當前中國正處于向高收入國家邁進的關鍵階段，發達國家進入高收入行列的發展軌跡尤其是工業結構的變遷可以作為研判中國經濟發展趨勢的參考。

一、邁向高收入國家的經濟特征考察

本文重點分析成功邁過高收入門檻的經濟體在產業結構、市場需求、產業能力等方面的特征，顯示出在跨過“中等收入陷阱”過程及之后，工業尤其是制造業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第一，工業占比較為穩定，經濟結構持續優化。

一是以結構優化穩定制造業占比。那些進入發達經濟體行列的國家，不僅實現了產業結構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升級，還在前沿技術和顛覆性技術突破所形成的新興產業領域占有一席之地。二是貿易與投資保持國內國外的平衡。從貿易和投資結構看，成功跨過高收入門檻的國家會將原來大進大出的貿易模式轉向更多地依賴本國市場。進入高收入發展階段后，本國的經濟增長率下降，而同時會有其他發展中國家進入高增長階段。通過向這些國家進行直接投資，可以獲得它們的增長“紅利”，利用國外資源為本國居民創造更大財富，實現更快的增長，同時也增加了對全球產業發展的掌控能力。

第二，產業能力持續提升，創新驅動增長。

一是更加注重形成產業發展能力。有些國家過早出現去工業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產業能力未能與要素稟賦同步實現轉變，工資水平上漲導致勞動密集型產業失去國際競爭力而萎縮，與此同時，更加依賴創新的產業或產業鏈環節沒能發展起來，從而造成制造業比重下降。相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則實現了產業能力的持續升級。二是以自主創新保持經濟領先地位。那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都具有較高的研發投入強度和基礎研究投入強度。值得指出的是，那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關鍵就在于抓住了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戰略機遇。 

第三，后發國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面臨更多的挑戰。

一是發展中國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存在后發劣勢。早期工業化國家處于技術和產業發展的最前沿，它們能夠從技術和產業升級中獲得充分的收益，而后發國家要面對早期工業化國家不曾面對的具有強大在位者的市場競爭、知識產權壁壘以及發達國家制定的國際秩序、治理規則的約束，導致后發國家技術和產業升級的回報率很低。

二是后發大國可能面臨發達國家的打壓遏制。發達國家為了保持科技、產業領先優勢和產業鏈話語權、掌控力，常常會采取各種非市場化手段對后發大國的技術創新、高科技產業發展進行打壓遏制，加大了后發大國工業進一步升級的難度。

三是后發國家在追趕過程中形成的政策慣性。中等收入國家由于技術水平明顯落后于發達國家，在絕大多數成熟產業，學習和模仿發達國家的技術路線是成本最低的發展路徑，由此造成無論是政府部門還是企業習慣于模仿、追隨，企業缺少原始創新能力，政府部門缺少制定有效支持原始創新政策的能力，科技創新和產業發展體制、社會氛圍也與原始創新的要求不相適應，加大了后發國家抓住新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帶來跨越式發展機遇的難度。

四是平衡經濟發展過程的多因素和多目標并非易事。除在技術—經濟方面，產業能力、產業結構要隨著要素稟賦的變化不斷演進外，穩定安全的金融體系、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作用的充分發揮、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等對一國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至關重要。 

二、中國具備邁向高收入階段的條件

改革開放之后，中國工業規模加速增長，2010年成為全球第一制造大國，到2023年制造業增加值占世界比重高達35%，500多種主要工業品中有220多種產量位居世界首位。規模擴大的同時，中國還構建了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工業內部結構基本合理，能夠滿足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升的需求。

對比高收入國家的產業發展和經濟結構，可以發現，工業已為中國現代化國家建設奠定了重要基礎。 

第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產業基礎和市場條件。

一是制造業比重合理且內部結構不斷優化。正因為擁有超大的工業規模和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以及產業結構的不斷升級，在面臨外部沖擊時，中國工業才總能爆發出巨大的韌性，保障了現代化進程的持續推進。

二是國內市場需求不斷釋放，工業產品出口基本穩定。工業的需求來自出口、投資和國內消費。“三駕馬車”在不同發展階段發揮著不同作用。綜合看，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在需求側是有保障的，特別是內需的持續釋放能夠不斷創造需求側的發展動能。

三是“引進來”和“走出去”的質量持續提升。總體上看，高質量的對外開放使得中國避免在全球分工中被鎖定于“從屬”和“低端”位置，從而能夠自主、安全、高水平地利用兩種國際資源確保現代化的繼續推進。 

第二，科技創新能力和把握戰略機遇的能力極大增強。

一是知識和技術產出不斷增長。中國的教育水平在發展中國家中遙遙領先，造就了全球最大規模的高素質產業工人隊伍，以及世界領先的工程師隊伍。長期積淀的人才體系、科研機構、基礎設施奠定了技術創新換軌趕超的基礎。

二是把握新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歷史機遇的基礎能力上升。中國有能力、有條件在新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中應對外部挑戰、突破內部約束，培育世界領先的新質生產力，并將其貫穿于新型工業化和實現現代化百年戰略目標之中：擁有比肩發達國家的技術研發能力；擁有更快實現新技術產業化的能力；擁有高質量的要素供給能力；擁有支撐技術進步和新興產業發展的國內市場。 

第三，工業高質量發展仍面臨不可忽視的短板和約束。

一是從工業自身看，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問題重現，“卡脖子”風險長期存在。二是從創新創業看，基礎前沿領域的技術差距還比較大，高科技投資和創業活躍度不足。三是從市場預期看，多因素造成發展信心不足。工業產業中的傳統產業轉型進入“登梯爬坡”艱難時期而新產業賽道的價值實現和創造又比較有限，綠色化和數字化轉型客觀上造成企業成本增高，國內統一大市場仍有堵點，國內國際雙循環互為促動的格局有待完善，應對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去中國化”的戰略空間受限、工具箱不夠充實，等等。 

三、變化中的外部環境與新機遇

邁向現代化進程中，中國工業所處的外部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表現出復雜性、嚴峻性、不確定性上升的態勢和特征。對于中國工業而言，很大一部分外部風險因素來自中美大國競爭的走向以及與之密切關聯的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重構趨勢，而從中長期看，新一輪科技革命與全球碳中和既是挑戰，也要危中尋機，主動應對布局，從而在變局中把握切入新賽道、塑造新優勢的重要機遇。 

第一，客觀看待外部不確定性與挑戰。

一是全球科技和產業競爭加劇。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全球科技創新總體上進入了活躍期。新技術、新商業模式驅動的產業新賽道不斷涌現，對這些新賽道的爭奪不僅是大國競爭的焦點，也是領軍企業主導產業生態塑造的目標方向。

二是大國競爭升級疊加持續加劇的地緣沖突，導致世界范圍內安全問題泛化。不確定的中美關系前景對各類外資進入的抑制作用顯現，美西方強化安全導向的政策法規對中國企業開展科技合作、技術進口、跨國并購設置了制度性障礙，進一步加劇了中國企業海外融資難度，導致多條關鍵產業鏈安全形勢趨緊。

三是全球產業鏈重構的影響不斷深化。“低端分流與高端回流并行”的全球制造業空間布局特征對中國企業形成了“雙向擠壓”，加之傳統比較優勢弱化，導致中國向全球價值鏈附加值更高環節攀升面臨更多挑戰。

四是全球碳中和下工業綠色轉型任重道遠。嚴峻的氣候形勢與充滿波折的全球碳中和之路給中國企業綠色技術創新增加了不確定性，同時也對探索建立面向“雙碳”目標與現代化產業體系高度兼容、科學自主的工業綠色發展體系提出了更高要求。 

第二，把握大變局中的新機遇。

一是牢牢抓住產業數字化、數字產業化賦予的機遇，加快建設數字經濟強國。數字經濟發展和數字化轉型是 21世紀全球經濟發展和人類社會進步最具標志性事件和影響最為深遠的趨勢之一。

二是強化產業優勢，引領全球能源轉型和綠色技術創新。在新能源、新能源汽車等戰略性新興產業，中國形成了兼具先發布局與后發優勢的獨特發展條件，領軍企業也已初步掌控行業技術迭代的節奏。

三是增強戰略能力，主導關鍵礦產產業鏈重構。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關鍵礦產在新一代信息技術、新材料、高端裝備、國防軍工等領域應用日益廣泛。近年來，全球清潔能源轉型刺激關鍵礦產需求急劇增加，關鍵礦產成為大國競爭的焦點。

四是拓展新興市場，推動中國工業化成果全球共享。新興市場較高的人口增長率和較大的結構轉型潛力將為體系完整、主體豐富、技術適用、產能巨大、產品性價比高的中國工業擴大貿易投資、深化產能合作、整合戰略資源、主導產業鏈布局帶來重大機遇。 

四、現代化進程中工業高質量發展的政策取向

邁向現代化進程中，要將科技創新與制度創新并舉作為完善政策支撐體系的根本取向。

第一，要堅持科技創新引領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培育發展新質生產力。

面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帶來的機遇和挑戰，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以科技創新引領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這不僅抓住了中國工業高質量發展的主要矛盾，更是破解后發國家技術進步內生化難題的現實選擇和長期任務。

要培育壯大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加大基礎研發投入力度，以“從0到1”自主原始創新推動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建設一批服務于前沿科技和未來產業的新型科技創新平臺，引導企業和科研機構聚焦科技創新，推動基礎研究與應用創新跨界互融共促，將工業高質量發展引向依靠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的路徑；創造條件，打破封鎖，維護與世界科技創新前沿的聯動和交流，著力突破核心技術、關鍵零部件、先進原材料對中國工業高質量發展的制約，實現重大技術裝備自主可控；以新型工業化為動力，瞄準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融合化方向，開辟新領域，培育新主體，形成新集聚，打造新支柱，做大做強數字經濟，加快低碳轉型和綠色發展，鞏固提升戰略性新興產業，高水平前瞻布局未來產業，數智技術與綠色技術驅動傳統產業加快轉型升級，搶占全球科技創新和產業競爭制高點，制勝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新賽道。 

第二，要供給側與需求端共同發力，形成與中國工業體量相匹配的市場容量和消費體系。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高度重視社會預期偏弱問題。針對當前預期不穩、信心不足，既表現為民營企業投資意愿轉弱也反映在社會消費不振的復雜成因，有必要釋放高強度、大力度、更具創新性協同性的政策信號，集中

投放有利于穩預期、穩增長、穩就業的舉措，增強經營主體的安全感與提高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并重，加緊穩定社會預期，提振市場信心，營造符合高質量發展要求的市場環境。

在供給側，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著力點，通過啟動新一輪設備更新投資，提高傳統要素與新型要素的適配性和兼容性，擠出傳統產業落后過剩產能，開展新興產業產能分析和預警，引導相關行業領軍企業塑造規模效應與技術能力相互加持的“雙重”優勢；落實《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意見》，強化民營經濟發展法治保障，持續激發創新創業活力。

需求端則要突出擴大有效需求的主線，著力掃清國內統一大市場的堵點，降低交易成本，破除市場分割，切實將國內超大規模市場優勢轉化為市場牽引力和消費拉動力；多管齊下，提高勞動者素質，創新就業形式，拓寬就業渠道，完善分配制度，改善收入預期，提升收入水平和社會消費能力；加快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持續開展消費品以舊換新，大力發展數字消費、綠色消費、健康消費，加快新技術新產品市場化進程，以新型消費釋放消費潛能，以消費大國支撐工業強國建設。 

第三，要推進深層次改革與擴大高水平開放互為促動。

對于中國這樣的后發人口大國，最大的不安全就是不發展。現代化進程中，實現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邁向高收入國家的發展目標，改革開放只有進行時。進入新發展階段，無論是突破國內發展瓶頸，還是應對外部風險挑戰，既要從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中找思路、想辦法，又要加緊創建面向中國式現代化歷史使命和時代特征的理論體系，用于指導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攻堅破局。要充分運用群眾首創經驗，調動各級政府積極性，發揮企業自主轉型的主體作用，拆除制度“玻璃門”，破除制約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

直面開放動力減弱、共識不足的現實矛盾，以一往無前的開放定力、更加篤定的開放決心和更大力度的開放舉措，確保中國對外開放不偏航，構建市場化、法治化、規范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促進外貿外資“雙穩雙升”，用越開越大的開放之門暢通國際國內循環。

加強國家治理現代化與全球治理聯動，積極倡導數字貿易、清潔能源、氣候治理、應急管理等新型多邊議題，以建設性的國際協調化解紛爭和對立，不斷增強中國的國際影響力、感召力和塑造力，推動形成高質量發展與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動的有利局面。 

第四，要以重點產業鏈為突破口，主導構建新型國際化產業鏈供應鏈體系。

深刻洞悉全球產業鏈重構與重點產業“雙鏈”格局演進動向，發掘新一輪科技革命和國際生產體系深度調整中蘊藏的機遇因素，深入實施重點產業鏈高質量發展行動，以關鍵礦產、動力電池、新能源、新能源汽車、集成電路等領域為著力點，全面提升產業基礎能力，深化“一帶一路”合作，拓展要素、技術和產能合作空間，引導中國企業立足雙循環格局向產業鏈供應鏈鏈主地位攀升。

同時，建立完善供應鏈安全評估與風險防范機制，創新工作思路，充實應對地緣風險、技術封鎖、重大突發事件的政策工具箱，提升供應鏈體系穩健性。以新質生產力引領產業鏈供應鏈協同，依托自主可控、安全有效、智能綠色的創新鏈產業鏈，廣泛吸收包括跨國公司在內的各類市場主體參與，探索塑造以我為主、互利共贏、兼具韌性與活力、國內國際一體化的產業生態體系，鞏固產業鏈樞紐地位，提升國際競爭新優勢。 

第五，要注重政策的協同性一致性。

把握好“穩與進”的關系，著力增強經濟政策與其他政策一致性兼容性，統籌兼顧技術與要素、發展空間與戰略縱深、產能釋放與可持續發展、制造與服務、國內產業鏈與全球供應鏈等多維度動態關系，強化產業政策與財稅金融、投資貿易、競爭政策、綠色發展、區域布局等戰略、政策及市場規范的系統性協同，錨定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短期應對與中長期戰略銜接配合，做到同向發力，相機調控。

需要強調的是，協同性一致性對政策研究、制定、評估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要深入推進決策機制改革創新，積極探索發現新興領域和未來產業發展的客觀規律，拓展知識體系，掌握政策運用新需求新特點，加強政策工具創新，為新型工業化提供高水平高層級的決策支撐。 

（本文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我國發展的新戰略機遇與風險挑戰研究”課題成果，組長：史丹，執筆：史丹、楊丹輝、李曉華、鄧洲。本文被《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2024年第5期摘錄，原文首發于《中國工業經濟》2024年第3期，約33000字，原題為：“現代化進程中的中國工業：發展邏輯、現實條件與政策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