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鎮青年”與文化偶像

2018年伊始，羅振宇在他的跨年演講中，特別提到了兩個不容忽略的群體：一個是從時間上劃分的00后，他們這一代從2018年開始，已經步入成人世界；一個是從空間上劃分的“小鎮青年”。

我國地方行政區，一般分為四個層次，省級、地級、縣級、鄉鎮級。到村一級，則不是國家公務員。鄉鎮屬最基層行政機構。全國四萬多個鄉鎮機構，成為政治、經濟、文化下延的根莖末端。其中鎮數量最多，重要的鎮，一般也是縣政府駐地。小鎮，可以看做文化的樹根，而城市，則是文化的花果，兩者血脈相連，卻又差異明顯。

除49個一二線大城市外，大抵生活在三四線城市及以下行政區的青年們，都可被視為“小鎮青年”。不同于上世紀的一代還有種地的經歷，互聯網時代的“小鎮青年”，大都告別了農業，有的在鎮里謀事，有的到省會大城市打工。由于文化資源的分布不均衡，他們更敏感于看到差異的部分，在這個過程中建立著屬于自己的審美標準。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化偶像。2003年，國內有媒體票選二十世紀中國十大文化偶像，入選者是魯迅、金庸、錢鍾書、巴金、老舍、錢學森、張國榮、雷鋒、梅蘭芳、王菲。當年這份看上去有點不倫不類的名單，可見那時候的社會文化風氣和投票者的精神世界格局。十五年過去了，若再次票選，二十世紀留下來的這十個名字，也許會換掉一半以上。

如果上溯幾百年甚至一兩千年呢？票選清朝文化偶像，身為臣子的曾國藩，恐怕要排到主子陣營的小玄子康熙爺前面去。而四阿哥雍正帝，靠著穿越劇的男主光環和故宮淘寶的魔性賣萌，或許要比他的祖宗后代更得新時代青年喜歡。但三十年前還不是這樣，1991年，鄭少秋、趙雅芝主演的《戲說乾隆》熱播的時候，大家都矚目乾隆皇帝這個風流倜儻的“大豬蹄子”。文化偶像是隨著時代的精神需要而不斷變化著的。

“小鎮青年”這個崛起的群體，有著屬于自己的獨特偶像體系，他們人口眾多，奮斗力驚人，也就更容易獲得世俗意義上的成功。他們學習偶像，直到自己成為偶像。在潛移默化中，文化的河流不斷為他們的成功而改變著自己的進向，他們心中的偶像人物，也逐漸成為社會全體成員共同追慕的文化偶像。

孔子：“小鎮青年”成為所有人的文化偶像

上古三代的“偶像”，更多體現在宗教意義上，那時候，天帝在天上不響，人間由天子打理，各種學問都在官府，民眾只管種地織布。天帝、天命、天子，是人所崇拜的對像，是神秘而應該恐懼的存在。即便艷羨，也絕不允許效仿，那是僭越，是死罪。

文化偶像，則是允許被效仿，甚至可以被超越、被取代的。這是文化的積淀性、演化性決定的。到了“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的春秋戰國時代，普通人有受教育，被文化影響的機會，才有了文化偶像的需求。創造文化偶像的祖師爺，大概是孔子。孔子是“小鎮青年”奮斗成功的典范。他早年喪父，家境衰敗，自承“少也賤，故多能鄙事”，管理過倉庫，當過放牛郞。為了學而優則仕，他好學不厭，被公認“博學”。這樣的奮斗者，才需要偶像的激勵和召喚。他的文化偶像，是周公。

孔子為何選擇了周公？因為周公是周代禮樂制度的建立者，而孔子是禮樂制度堅定的擁護者、學習者、傳承者。韓愈《師說》里講，孔子師從郯子、萇弘、師襄、老聃。萇弘、師襄精通音樂，郯子、老聃懂得古今之禮。孔子絕不是去向老聃學“道可道，非常道”雙押RAP的，而是“問禮”。他學習禮樂，就是向偶像周公不斷邁進的節奏。雖然孔子從政是失敗了，但他在模仿文化偶像的道路上學到的禮樂知識，成了他轉型搞“知識付費”的文化資本。于是，他成了一個新興行業（就當時而言）——民間教育業的導師。

直到有一天，這個第一代“小鎮青年”的名字和他夢寐以求的偶像永遠地在一起了。他們被后世合稱為“周孔”，成了兩千年名教的代名詞。

孔子的成功，激勵了后世更多“小鎮青年”奮斗者。“國民老周公”，是貴族出身，背后畢竟有爹可拼，有家族可靠，但孔子一沒拼爹，二低起點，比周公更具效仿價值。他本人因此取代了自己樹立的偶像周公，成為后世“小鎮青年”的文化偶像。出身貧賤、私淑孔子的孟子，就是學習標兵一枚，最終得以配享孔廟，與孔子相提并論為“孔孟”。這與當下的粉絲期待與偶像合影留念上熱搜，心情是一樣的。

《四書章句集注》，朱熹撰，中華書局，2011年1月

諸葛亮、關羽：帝國時代制造的文化偶像

孔子作為“小鎮青年”奮斗神話的第一代文化偶像，其影響力之大，貫穿了整個中華帝國史。即便到“打倒孔家店”百年之后，也未見完全消亡。不過孔子的好學，使他晉身知識分子精英階層。那些讀書做官的成功“小鎮青年”，參加考試需要代圣賢立言，熟讀孔子，是必修課。而廣大未能“學而優則仕”的“小鎮青年”，文化活動就是在茶館聽個說書講史，這些人，需要新的價值體系讓他們有個念想，于是增加了從民間知識系統發酵而來的文化偶像：文有諸葛亮，武有關羽。

對于大一統的帝國來說，孔孟的“原罪”，是不忠。孔子周游列國，干七十余君。孟子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朱元璋聽了氣得要罷免孟子配享孔廟的資格。孔孟畢竟身處思想相對自由的軸心時代，有與帝國價值觀不相符之處。帝王更希望廣大民眾愚忠愚孝，方便其思想管理。同樣身處亂世的諸葛亮、關羽，其忠義就是帝國時代普通人的品行標本。

作為文臣的諸葛亮，得到了史學家陳壽的褒獎，稱其與管仲、蕭何相當。然而應變將略，陳壽認為非其所長。孔明如何變身后世“多智而近妖”的諸葛神算？民間自有民間神話偶像的方式。一個成功的人物，世人往往將其成功講得更容易、更輕松，以此凸顯其高人一等，天命所歸。例如武林高手可以寸鐵殺人，一招斃命，厲害是厲害了，但眾人無從學起，沒有模仿的空間，反而成不了偶像。一個失敗的人物，世人若要推崇，則只能將其失敗講得更加艱難，更加曲折，更加無辜，因此智慧在這個曲折過程中反而得以淋漓盡致地展現。事業的失敗，反而成就了民間流傳的三國故事中諸葛亮之智慧的成功。

諸葛亮成了民間集體智慧的“箭垛式人物”，這些謀略術數在《三國演義》中得以全面展現。據說清兵入關，便是拿《三國演義》當兵書用。古今鄉鎮，少不了熟讀《三國》的人物，他們也許考不上科舉，或無意出仕，但智商不低，身為塾師，心懷天下，時時以臥龍自喻，外號一般也與諸葛亮沾沾邊，如“加亮先生”“今亮”，《白鹿原》中那位神奇的朱先生，也屬此類。

同樣，關羽也非三國最武勇的將領，但因為忠義項上拿了滿分，成了歷朝歷代推崇的“武圣”。明朝清朝，警察黑幫，都拜關公，真正黑白兩道通吃。空有肌肉沒啥文化的鄉鎮小混混們，更崇拜關二哥，畢竟不是所有人都能當上大哥的。日本學者渡邊義浩在《關羽：神化的〈三國志〉英雄》中分析，因為中國歷史上晉商的崛起，關羽還被人們作為商業之神來崇拜。這位敗走麥城的失敗英雄，以“父憑子貴”的方式，靠著后代鄉黨爭氣，竟萬古流芳。作為財神的關羽，現在還在全球華人各商業街小店的壁上掛著，承受人間無數的電子香火。

《關羽：神化的〈三國志〉英雄》，[日]渡邊義浩著，李曉倩譯，后浪·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7年8月

王陽明、曾國藩：轉型時代成功典范的文化偶像

民國后，孔子等人的影響自然還在，但科舉已廢，冷兵器戰爭結束，賺錢也不再依賴關公保佑而是重在運營管理。孔子、諸葛亮、關羽，雖然各有讓人敬仰的素質，但都屬于“失敗的英雄”。這些理想主義者，在世間往往很難有“完滿無缺”的幸運，如果時代沒有發生劇變，偶像的失敗也是撫平廣大失敗者的安慰。但晚清民國的巨劫奇變，中國人對文化偶像提出了新要求，在救亡圖存的壓力下，能生存、能發展、能挽救、能成功，是更重要的考量標準。

兩千年的時間積累，總會誕生一兩個“天不時地不利”但仍能成功的幸運兒，雖然苦其心志、勞其筋骨，但終能修成正果，垂為衰亡時代的成功學典范。例如“明朝一哥王陽明”。

當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兒》一直被熱讀，作者極力推崇王陽明為大明第一人，這大概是如今“王陽明熱”的助因之一。王陽明的成就，的確有其不得不被承認之處。“此心光明”的立德，平寧王亂的立功，創心學《傳習錄》的立言，件件符合三不朽的傳統，活著的時候，比在陳絕糧的孔子風光。

王陽明的地位，就是在孔子被不斷趕下神壇的晚清民國建立起來的。甲午戰爭，中國敗給同樣曾被列強入侵的日本。日本維新的成功，恰恰成了中國翻身的啟示，有志之士紛紛赴日，考察自強之道。陽明學在日本的維新中，曾發揮過強大的精神作用。晚晴的啟蒙思想家章太炎、梁啟超一致認為，日本的維新，王陽明的學說是其先導。晚清的革命黨人，如陳天華、孫中山、宋教仁、胡漢民、汪精衛，都曾研習過陽明學。這股風氣，至今不衰，王陽明的傳記及其《傳習錄》，給期待翻身的“小鎮青年”帶去“在世界中心呼喚愛”的精神動力。

《明朝那些事兒》，當年明月著，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7年5月

與此同時，另一個文化偶像也被豎立起來，曾國藩。正如詩壇有李白必有杜甫，棋壇有范西屏必有施定庵。一個如神龍莫測；一個如老驥馳騁。“小鎮青年”選擇的模仿對象，會由自身的偏好決定。與王陽明出身顯赫、頭腦靈活、能說會道、擅長提煉“金句”不同的是，曾國藩本身就是個“小鎮青年”，踏實認真，老老實實，一心做事，雖然寫了百萬字家書，就沒寫出過幾句讓人拍案叫絕的漂亮話，全都是——可操作，可操作，可操作。

張宏杰在《曾國藩傳》中，勾勒了曾國藩老實得如火腿一般的人生。他沒有顯赫的家世，天賦堪稱晚清同時代大人物當中最差，考了七次，才中秀才。這么個笨拙的人，最后卻一步步官至兩江總督、直隸總督、武英殿大學士，在復雜的時代變局中，超越眾人，成就最大，被譽為大清“中興第一名臣”，死后謚號文正，是“謚之極美，無以復加”的最大榮耀。

王陽明善于發現自己的“良知”，曾國藩則善于發現自己的缺點。他初至北京做官，面對全國精英，不斷反躬自省，批評自己的浮躁、傲慢、虛偽。對抗太平天國之時，屢戰屢敗，兩次投江自盡，多次深陷絕境，還被領導杯葛，于是他蟄居老家反思，大徹大悟，脫胎換骨。面對與洋人的差距，他率先拒絕自卑與自傲雜糅的觀念，倡導洋務運動，以誠信為外交原則，贏得了后世有識之士的尊重。

同樣是“小鎮青年”的毛澤東，對曾國藩就曾有極高的評價：“吾于近人，獨服曾文正，觀其收拾洪楊一役，完滿無缺。”“獨服”二字，可見分量。后來，毛澤東接受階級論，稱曾國藩是“地主階級中最厲害的人物”，雖換了一個角度，隱隱然仍是佩服的意味。

張宏杰認為，曾國藩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最后一個偶像：“就在儒家精神世界崩潰的前夜，曾國藩這個最后的精神偶像出現了，好像是儒學這位長壽老人臨死前的一次回光返照。傳統的人格之美集中在曾國藩身上，在風雨飄搖的末世做一次告別演出式的呈現，絢爛而又凄婉。”

所以，對自忖起點較低、前期積累遜于城市青年的“小鎮青年”來說，以曾國藩為偶像，似乎又比以王陽明為偶像，更顯踏實、沉厚。例如同樣的戡亂，王陽明只是平定一場皇族內部矛盾而已，曾國藩卻另有文化救亡的意味。曾國藩的一生，是在大的時代失敗中盡全力挽救的夸父追日、精衛填海、女媧補天。這種情緒，籠罩了中國近百年。后人畢竟也要在這樣的時代，生老病死，度過一生。所以曾國藩的無望的努力，恰恰印證了，在人類精神的征途上，意志力可以到達的高度。

《曾國藩傳》張宏杰著，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19年1月

杜月笙、馬云：新時代商業社會的文化偶像

傳承兩千多年的傳統文化，因為西方文明的入侵而半被動半主動地走向衰亡，取而代之的是新的“社會”階層興起。對中國人而言，這是一個全新的時代，以耕讀為基礎的“過家家”游戲，升級為以資本為手段的“大富翁”游戲。所謂廟堂，所謂江湖，也不過是放大的庭院，而現代中國，不再是那個以一戶戶男耕女織自給自足的家庭疊加而成的農業國家，而是如同馬克思所說的商品生產、交換中形成的社會。這是現代化的過程，一個商業社會形成的過程。在這個以經濟為中心的新時代，有著重新發現文化偶像的需求。

早期，從混亂無序的亂世建立起商業順序，不可缺少“教父”式的人物。而賣水果出身的“小鎮青年”杜月笙，成為民國時期上海灘的“教父”，這樣的故事，自然吸引奮斗者的眼光。他從一個青幫底層，廣結善緣，混到上海大亨，致使章太炎那樣的文化泰斗，章士釗、楊度等社會名流，都對其表示欣賞。他“急公尚義，有求必應，有諾必踐，有德不矝，有功不伐”，抗日期間，更是不顧一切毀家紓難。中國人吃夠了政治流氓的虧，也吃夠了道德高標的虧，杜月笙是當時極少數擁有現代雙贏思維而不是“你死我活”的成功人士，他允許社會灰度的存在，但本人行事力求磊落，所以成為“江湖兒女”的新偶像。

電影《乘風破浪》劇照

韓寒電影《乘風破浪》中，那個90年代江南“小鎮青年”徐正太，就是以杜月笙為偶像。他的夢想，是“歌舞廳里只唱歌，桑拿館里就洗澡”。說得正式一點，就是維護一個社會的公序良俗。90年代，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又一次劇烈轉型，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預示著互聯網時代的來臨。徐正太如果永遠活在上個世紀，也許真能成就一番事業。正太有這樣一句臺詞：“我就像這個世界，這個世界是不會變的。”然而，世界的改變，絕不以某一個人的意志為轉移。電影中，另一個“小鎮青年”馬化藤的離開，帶出的是下一個時代的故事和英雄，那是GAFA的時代，是BAT的時代。這個時代，“為愛情赴湯蹈火，為兄弟兩肋插刀”的“教父”退場，“金主爸爸”乘“云”而來。

在南方周末、拍拍貸等發起的《相信不起眼的改變：2018中國小鎮青年發展現狀白皮書》中，調查數據顯示，“小鎮青年”心中，成功者是馬云、李嘉誠、馬化騰這樣的企業家，而不是明星小鮮肉。其中馬云占比64.4%，以超出第二名近10倍的票數，獲得壓倒性勝利。對比馬化騰的“高科技”，馬云“明明只想做點小生意”卻不小心做大的成功，是“小鎮青年”們更容易模仿的道路。于是，馬云代替了關羽，走馬上任新一代財神，承受著商業時代廣大創業者的香火與禮拜。

廣州番禺電子商業園區電商雙十一加油大會拜馬云畫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