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正站在從數量型增長向質量型提升的重要歷史關口，世界經濟格局也正在被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重塑。

在黨的堅強領導下，改革開放45年來，市場化改革和法治化建設、人口紅利、大量能源和原材料的投入、體制優勢、經濟全球化、技術溢出紅利，綜合形成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動力。然而，近年來支撐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因素在消失或者轉化。面向未來，中國經濟要在保持一定增速的基礎上實現高質量發展目標，就必須找到新的動力源。

警惕“中等收入陷阱”與“世界第二大國陷阱”

求解經濟持續增長和高質量發展，世界經濟發展史可以給我們深刻啟示。

“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是上世紀90年代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總結出來的。在過去一個世紀里，有一個現象，那就是一個國家人均國民收入跨越3000美元的門檻后，在后面的60年時間內，成功跨越1萬?1.2萬美元的門檻從而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不是很多，比如南美和亞洲的一些國家。像日本、韓國那樣在三四十年間就能夠突破1萬美元，達到3萬甚至4萬美元以上高收入水平的，只有少數幾個國家。阿根廷就是典型例子。早在100年前，也就是20世紀一二十年代，阿根廷的人均GDP已經是美國人均GDP的80%，進入當時的高收入國家行列。但是如今阿根廷的人均GDP水平只有1.3萬美元，相當于美國的六分之一。

以上是從人均水平來分析。從經濟總量來看，過去100多年有一個現象，可以稱為“世界第二大國陷阱”。1865年南北戰爭結束后，美國與歐洲引領了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歷史進程。到1894年，美國工業產值超過英國。這意味著在1900年之前，美國GDP超越英國成為世界第一。從那以后的整個20世紀，先后有英國、德國、蘇聯、日本等國家的GDP都曾經達到世界第二，有的國家還不止一次成為世界第二，但是都沒有在第二位置上堅持多少年就掉下去了。

中國GDP在2005年超過英國，2008年超過德國，2010年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日本在上世紀80年代初期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時候，人均GDP已經完全超過中等收入水平，而且還遠遠沒有進入老齡化社會，當時也沒有全球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約束。而這些情況，中國現在都遇到了，但是中國目前與高收入國家的水平還相差甚遠。

綜合來看，世界經濟發展史表明：在人類歷史上，人均GDP持續增長只是近代的事情，特別是工業革命以后才開始大幅度增長；世界各國經濟增長速度和發展水平差異很大，大家并不是水漲船高、齊頭并進；國家經濟長期穩定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該國在全球的綜合實力，但是能夠實現長期穩定增長的國家寥若晨星；世界經濟增長并不是線性的，特別是最近100多年來，曾經出現數次大規模經濟危機和國際政治危機，比如1929年和1930年的大蕭條，以及在這前后的兩次世界大戰，使全球經濟遭受重創。

歷史經驗還表明：許多趕超型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經濟增速下行往往是驟然出現。這些國家在連年高速增長后，遭遇一場或內或外或者內外交織的危機，經濟突然減速，從此顯著下滑到中速增長區間，而且在中速區間也沒有停留幾年，就進入長期低速增長甚至負增長區間。

這使得近100多年來的世界經濟發展史上，既存在“中等收入陷阱”考驗，也存在“世界第二大國陷阱”現象。

如何避免跌入“中等收入陷阱”

2023年，中國的人均GDP已經達到1.27萬美元。我們應該如何避免跌入“中等收入陷阱”？

一是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市場經濟本質上就是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經濟。這個思想也寫進了2013年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這份文件明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并且明確“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

二是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是趕超型國家共有的特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意味著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意味著堅守契約精神，建設法治社會，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保護合法產權，保證經濟正常有序運行，有效激發市場主體活力。

三是實現從技術“跟跑”到技術集成創新。一個國家如果在技術創新方面老是跟在別人后面享受紅利，很難有發展后勁。要想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須開展技術集成創新。

四是縮小收入差距。當然，縮小收入差距并不是回到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年代“一大二公”的平均主義。搞平均主義，無論是從理論還是實踐來看都行不通。就中國當前的情況來說，要通過制定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把基尼系數控制在0.45以下。

五是不斷提高人口素質，實現從人口數量紅利到人才質量紅利的轉變。對于中國這樣的人口大國來說，不斷提高人口素質至關重要。2023年中國城鎮人口城鎮化率66.16%，而戶籍人口城鎮化率低于50%。應該啟動中國城市化2.0版，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加強職業教育培訓，綜合提高從業者素質。

六是實現企業組織管理模式創新。當今時代，全球化、信息化、智能化迅猛發展，工商業活動幾乎涵蓋了生產、流通、消費、分配各個環節，深刻改變著人類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企業是工商業活動的主要載體，科學的企業組織管理模式不僅決定了企業的經營效率，也體現了全社會的生產效率和國家綜合競爭力。

如何成功跨越“世界第二大國陷阱”

一個真正的世界經濟第一大國，要具備以下六大要素。具備這六大要素，比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難度大得多。

第一，完成了重大科學發現，實現了從0到1的突破。曾經流行一句話“上帝創造了世界，牛頓發現了上帝創造世界的方法”，可見牛頓在世界科學史上的巨大貢獻。如果沒有法拉第，人類不知道還要在茫茫暗夜中生活多少年。

第二，實現了重要的技術創新。比如250年前的瓦特、150多年前的愛迪生，以及如今的馬斯克。一個真正的大國，要有一大批這樣的技術創新人才。

第三，基于技術進步，推動企業管理模式和生產方式的重大創新。1908年10月1日，福特汽車公司推出T型車，這是世界上第一種以大量通用零部件進行大規模流水線裝配作業的汽車。從此，汽車生產方式從人圍著車轉變成了車圍著人轉，生產效率大大提升，價格也更加便宜。福特轎車因此成為世界上第一輛普通家庭買得起的汽車，美國從此成為“車輪上的國度”，人類社會也從此進入汽車文明時代。

第四，實現了重要的商業模式創新。麥當勞把漢堡包做成“標準化”產品，即在全世界任何一個麥當勞都能吃到“同樣口味”的漢堡就成功了。因為有了標準，就能給人以安全感和信任感，就可以復制商業模式，就有人加盟，就可以開連鎖店，就可以對接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融入全球價值鏈。30年前的家樂福、沃爾瑪等大型超市，現在的網絡商城、跨境電商、移動支付，這都是基于技術進步的商業模式創新。在未來的數字智能和綠色低碳時代，還會有更多商業模式創新，關鍵看哪個國家的國民和企業走在時代前列。

第五，一個真正的大國，要擁有參與制定國際政治經濟游戲規則的能力。無論是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國際貿易組織，還是當年的布雷頓森林體系，都是二戰后在美歐等國主導下建立的。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任何重大改革方案上，美國一直擁有一票否決權。

第六，思想和制度創新。在世界歷史上，那些成功崛起的大國都是因為及時把握甚至引領了當時的時代潮流，建立了與自身綜合實力相匹配的思想理論和制度規則體系，才實現了科學發現、技術創新、管理創新和商業模式創新。

全球面臨的新挑戰與大國的責任擔當

從40多年的中國改革開放史、100多年的全球經濟大國演進史、1000年的人類經濟增長史，可以總結提煉國家經濟增長的動力源。但是，僅僅從“后視鏡”沒法完全看到未來，我們必須用“望遠鏡”，從“前擋風玻璃”看未來；不能僅僅用戰術勤奮來彌補戰略洞見的不足，也不能僅僅用路徑依賴來應對不斷變化、快速演進、不確定性較強，同時也充滿機遇的世界。

面向未來，一個負責任的、令人尊重的大國，在實現自身經濟發展目標、造福本國人民的同時，也應該努力促進世界各國共同發展。

特別是在當今世界，只是著眼于傳統的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大國博弈，是非常狹隘的。因為全人類正在面臨許多共同的風險挑戰，比如氣候變化、能源安全、糧食安全、網絡安全、公共衛生、全球發展鴻溝和數字鴻溝、核擴散、人工智能風險管控，以及新一輪技術革命和產業變革背景下的全球經濟治理。一個國家的發展，既是自身的發展需求，也是世界發展的需要。在實現自身發展和安全的同時，能夠促進世界發展，又主動維護全球和平和安全，才是真正的大國強國。

如今人類正在迎來一個大數據、大網絡、大健康時代，其重要特征就是數字智能化、綠色低碳化、更加人性化，所有產品和服務要滿足人類更加安全、便捷、健康、舒適、新奇的物質需求和精神追求，同時還要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相處。這必將催生新的思想和制度體系、新的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新的商業模式和管理模式，以及新的全球治理規則和新的國際公共產品。

僅就人工智能來說，人工智能正在使制造業更加個性化、柔性化，同時制造過程也更加無差別化，因此會出現大量無人工廠、無燈車間，而生產性服務業將更加發達，“微笑曲線”變得更加彎曲。在人工智能時代，首先受到沖擊和替代的，是從事簡單重復勞動、能夠“被標準化”的制造業和服務業崗位。而受到深層次影響的是教育，特別是職業教育和高等教育。

15世紀歐洲使用金屬活字印刷技術，讓知識具備了前所未有的傳播能力，催生了文藝復興和工業革命，成就了后來的現代教育制度；而如今人類發明并且廣泛使用互聯網和人工智能，將使機器開始具備無限記憶和學習能力。人的有限學習記憶能力正在受到人工智能無限學習能力和網絡無限傳播能力的挑戰，這意味著教育領域即將開始新的根本性變革。這樣的變革力度將不亞于現代大學在歐洲的誕生。

在這個飛速變化的時代，人類智能如何與人工智能共同進化？這是許多人、各種機構和每個國家都必須嚴肅面對的問題。特別是人工智能技術進步和應用的泛濫，很可能給人類社會甚至地球生態系統造成更大風險和挑戰。人類社會既要為技術進步和經濟發展安裝新的動力系統，也要為維護人類社會的共同安全和地球的生態平衡打造有效的制動系統。技術創新以及如何駕馭新技術，這兩個系統的形成都蘊含著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機會、商業機構創造財富的機會，以及優秀人才成長發展、大顯身手的機會。

打造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新的動力源，關鍵在人才

如今，數字智能化迅猛發展，教育個性化和終身化、家庭學校社會教育一體化、線下線上教育高度融合的新格局正在形成。在這個新格局下，提出問題比背誦知識更重要，綜合素質比單一專業更重要，解決難題比單向輸入更重要，動態提升認知能力比靜態掌握一技之長更重要。實現人的認知能力與人工智能的共同進化，這樣才能真正順應時代大勢，創造更加美好的未來。

從這個意義上說，教育需要創新?；A教育的理念、方法、教材、師生關系將被重新改寫和定位，職業教育必須主動適應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需求，建立貫穿一個人全部職業生涯的職業教育培訓新體系。當然，大學的功能也更需要重新定位。早在100年前，蔡元培先生就提出了這樣的思想：“所謂大學者，非僅為多數學生按時授課，造成一畢業生資格而已也，實以是為共同研究學術之機關。”而在如今，人類社會不僅要在自身范圍內“共同研究學術”，而且要與人工智能“共同研究學術”。毫無疑問，這將催生新的大學制度。一所出色的大學，是實現0到1、1到10突破的地方。

打造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新的動力源，關鍵在人才。人才既需要科學培養，也需要合理使用。這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只有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構建適宜的用人機制和寬松的社會環境，才能真正培養人才、用好人才，才能建成學習型社會和創新型國家，才能解開“李約瑟之謎”、回答“錢學森之問”，才能激發國家和民族生生不息的發展動力。

“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3600多年前商湯用這9個字來自警自省，以此成就了一代偉業。在如今的大變革時代，這樣的理念依然沒有過時，反而具有新的時代意義。面向未來，我們需要通過教育創新、用人機制創新、社會治理創新，促進科技創新、商業模式創新、管理模式創新、思想和制度創新，不僅為自身經濟發展打造新的動力源，也同其他國家一起，共同為全球經濟發展和世界文明進步作出新貢獻。

來源：《中國經濟周刊》2024年第12期

劉興華  同濟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特聘教授，長期在中央國家機關從事經濟社會發展理論和政策研究工作，曾任中國證監會金融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F兼任中國國家創新與發展戰略研究會理事、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領域：宏觀經濟學、產業經濟學、金融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