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獲悉，臺北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近日推出“文人的閑雅生活”，展出明代仇英《松陰琴阮》、陳洪綬《倚杖閑吟圖》、文徵明書《醉翁亭記》等50件展品，透過這些書畫作品，勾勒古代讀書人的閑雅生活。

對古代文人日常的想像，除了研習詩書外，最普遍的印象大概是琴、棋、書、畫等文藝活動。本次展覽通過來自不同朝代、題材、書體、形式與風格的書畫作品，包括園林齋室，竹石與菖蒲盆景，碑版、鼎彝等拓片，呈現古代文人的閑雅生活。

此次展出不少園林齋室圖。園林齋室描繪文人的居所，常寄托著他們的自我認同，及對家園的眷戀。畫中閑坐、宴飲、觀花、賞月等場景，多有親友為伴，也是他們理想日常的寫照。竹石與菖蒲盆景等畫作，可能是園林造景或居家擺設的角落。文人為這些靜物寫形時，也傳遞它們所代表的瀟灑、磊落或清雅等特質。這些畫作不僅可作為欣賞之用，也是自勉、自寓的載體。

書寫是文人表達心志情感最簡易直接的方式。無論是創作的詩文、寄予親友的信札、抄錄的典籍，或是裝飾壁面的對聯，都能展現個人的性情與才學。碑版、鼎彝等拓片，反映他們對古代金石痕跡的收藏與學習。作品上的各式鈐印，則可讓我們想象這些文人當年摩挲著印石、翻轉把玩的模樣。

明 仇英 松陰琴阮

溪澗旁挺拔的松樹下，士人脫下鞋子，對坐在獸皮上彈琴撥阮，似可與自然之聲相融。這正反映著當時文人對于在何處彈奏樂器的風雅講究。

由題款可知這是“吳門四家”之一的仇英1549年的作品。畫中人物以幾乎看不清楚的纖細線條描繪，讓人聯想到畫史所載東晉顧愷之（約345－406）的“高古游絲描”，清雅至極，與仇英常見瑰麗精巧的畫風有別，可能是因應文人訂制者對古意的期待所做的精彩調整。

明 劉玨 清白軒圖

“清白軒”是明初蘇州文人畫家劉玨（1410－1472）的齋室。1458年夏天，他的僧友“西田上人”帶了酒肴到清白齋歡聚后，請劉玨作畫題詩留念。

劉玨以溫厚的筆墨，讓畫中齋室坐落于元代文人吳鎮（1280－1354）風格的山水中。臨水小屋內，文人與僧人對坐席上，應該就是劉玨與西田僧。倚著欄桿眺望的文人，則是一同宴樂題詩的薛英。劉玨細細描繪右后方屋舍里的屏風，屏風上披掛的畫竹，一定是清白軒里對他來說別具意義的藝術品。

明 黃炳中 申時行適適圃圖

“適適圃”位于蘇州，是宰相申時行（1535－1614）1591年致仕后修筑的園林。萬歷三十三年（1605）五月，應徽州友人項士瑞之請，由蘇州畫家黃炳中將園中杏壇、柳塘、桃塢、水竹居、牡丹亭、竹徑、蓮池、菊圃、賜閑堂繪成十開。左幅搭配申時行題詠園景的詩作。這類文人園林齋室的圖冊，在明代蔚為風潮。從中可以感受到文人對修筑園林的興趣、對居處的珍視，也可以看出對文人理想生活的設定。

本冊申時行題跋筆畫粗率，疑為根據真跡所做的摹本。

明 豐坊 書秣陵七歌

豐坊（1494－1565以后），寧波人，是著名鑒藏家、書法家。家道中落后，藏書盡散，生活清苦。此作除了他抄錄《秣陵七歌》外，還有《寒雨唫》及《冬夜臥病雜述，兼以自挽》兩作。根據豐坊自識，他所抄錄的都是“哀苦之辭”，而且“連日絕糧、病復加篤”。即便狀況如此慘劣，豐坊向友人求援的作法，依然保持風雅，一本運筆快速、剛勁雄強的書風，抄錄詩作，盼望得到李友軒的救助。

民國 故宮博物院鼎墨拓本

“全形拓”拓取器物局部，經巧妙排列后，加上繪畫填補修飾，提供記錄器物造型、紋飾與銘文的立體形象，是十九世紀新發展出來的拓法。

此件拓自院藏雍鼎，在相片未發達之際，實為重要的復制品。文人間交換、交易、研討金石碑版拓片，自宋代可見端緒，清代后期蔚然成風，一直延續到民國。

（本文圖文據臺北故宮博物院官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