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江南是中國最現代化、也最具獨特文化精神的地區。這片坐擁江河湖海的魚米之鄉，自宋代起工商繁盛，文教發達，中外交匯。

傳統與現代的漫長相遇，讓江南成為理解古老中國如何轉型的絕佳窗口。

澎湃新聞記者尋訪了蘇州、無錫、朱家角、湖州、余杭、紹興、寧波、舟山、金華、蘭溪、衢州、溫州等地各色江南市鎮，用人文主義的目光，穿透俗世想象，凝視江南古今之變留在普通人命運中的真實軌跡。

1859年1月11日，意大利人卡斯特拉尼帶領一支商業“探險隊”從地中海出發，經過兩個月的海上航行到達中國上海。意大利絲綢業蓬勃發展之際，一種“家蠶微粒子病”席卷地中海各國。緊張的局勢下，卡斯特拉尼于當年4月16日悄悄深入江南腹地湖州府，通過在華傳教士在江南各地聯系蠶農準備收購中國蠶種帶回意大利。

當時中國正處在和英法聯軍的戰爭陰影之中。探險隊在湖州進行了近兩個月的實驗，比較中國人和意大利人的養蠶方法。2016年，卡斯特拉尼的當年的筆記被整理成《中國養蠶法:在湖州的實踐與觀察》一書，記錄了清末江南絲綢重鎮的鄉間見聞。

2018年清明節，江南循例下起了雨。和晚清時期卡斯特拉尼看到的湖州相比，今天這里的面貌已經截然不同。這一天湖州的含山村正在舉行蠶花節。沿著鄉道偶爾能看到幾片桑樹田，經過長期改良的，江南的桑樹矮小密集，便于采摘。我走進旁邊的村子里，老人卻說早已經不養蠶了，桑樹沒有人管理，自己照樣生長。

2017年整個湖州市蠶繭產量僅為0.6萬噸，全國蠶繭產量64.3萬噸，湖州僅占不到1%。大量桑田被毀，改種其他經濟作物或者改成魚塘。2006年，商務部啟動東桑西移工程，在西部的廣西、云南等地建立了大型的桑樹種植和蠶絲產區。

據最早的統計數據顯示，1880年全國生絲產量為16萬擔，其中浙江占38%，而湖州的生絲產量占浙江的55%，即全國產量的五分之一，數據足以顯示湖州在絲綢業中的地位。晚清至今，絲綢產業的變化里，折射了這個城市的改變。

晚清：技術變革與社會組織

讓我們回到那場關于湖州和意大利養蠶法的比較上。

1859年，經過近兩個月的實驗，卡斯特拉尼承認湖州人的方法獲得了更好的成效。他認為這得益于湖州人豐富的養蠶經驗，以及蠶農驚人的勤勞。但他也意識到了其中隱含的問題：“當中國人一直沿用傳統手段取得豐盛的碩果時，他們就會失去追求創新的沖勁。”卡斯特拉尼觀察了湖州手工繅絲后得出結論：“中國有巨大的產繭量，但其繅絲方法存在不足；歐洲繭不容置疑有著更好的質量，但是歐洲需要一個取之不盡的源泉……這些都間接證明，在中國設立意大利的生產基地必然將帶來巨大的利潤。”

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后，隨著上海開埠，這位普通的意大利鄉紳對江南絲綢業的觀察被驗證：中國的生絲出口納入世界貿易，并極大改變了江南的城市發展，而另一方面，湖州絲綢業的自信某種意義上阻礙了技術和生產方式的革新。

1860年，卡斯特拉尼離開中國的第二年，英國洋行在上海創辦了第一家機械繅絲廠。機械生產的廠絲更符合國外紡織廠機械化生產的需求。

湖州仍以土絲生產為主。1910年、1915年，中國絲綢界先后帶樣品參加意大利都靈國際博覽會和美國巴拿馬博覽會，均獲大獎，中國絲商因此沾沾自喜。1916年美國生絲檢驗所所長陶迪調查中國絲業情況, 對于湖州輯里絲的評價是: “ 輯里絲經, 用上等干繭而繅成最下等生絲......故求售于歐美不得善價, 深為可惜, 為今之計, 唯有設廠。”但這一建議并未被湖州的絲商重視。

在江南，絲廠集中在上海無錫這樣的城市中，農村是原料供應地，城市進行加工。把蠶繭賣給工廠意味著讓渡出了原本家庭繅絲可以獲得的收益。因為交通距離和文化習慣，農民不愿意進城市工廠打工，無法從工廠收益，也就不愿意支持絲廠和出售蠶繭。直到20年代中期，湖州各地才有設廠的風潮。

正如費孝通在《江村經濟》中所寫，“如果沒有社會組織的相應變革，技術變革是不可能的。”他正是考察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吳江的繅絲業改革的困境得出的這一結論。

湖絲出口貿易造就了一批商人的富裕，富人愿意把錢投入不動產和短期快速盈利的行業中，例如典當行和鹽業，而不愿更多投入到周期長且風險高的現代企業當中。費正清在《劍橋中國晚清史》中說到：“它面臨著風靡一時的商人思想, 即重商業輕工業的思想, 因為絕大多數中國商人是真正的生意人, 不懂得工業企業是比商業發展較慢的一種類型, 市場價格時漲時落, 可以使他們迅速獲致短期的利潤, 所以他們迷戀于商業” 。

從國有絲廠到“工業遺產”

站在今天的菱湖絲廠，仍可以想象出這里曾經熱鬧的樣子。老式廠房被被江南園林環繞，院子里的紫藤開的正茂盛，點綴了精致的回廊，池塘邊有小橋假山和涼亭。工廠里高大的水塔被爬山虎牢牢圍住，成了一根綠色的桅桿。廠區到處都能看到高大的樹木，草地上留出石板路，工人們從工廠車間到食堂宿舍，穿梭在樹影之中。

1946年，抗戰結束后，湖州富商章榮初決心重新建設菱湖鎮。他聯合自己在上海的朋友，投資數百萬美元，建立菱湖絲廠、菱湖化學廠等工業，創辦醫院、學校和電廠。1948年菱湖絲廠開始生產，后歸屬浙江省，改成浙絲二廠。如今浙絲二廠是絲綢之路集團下屬的繅絲廠，并于2017年底入選中國首批國家工業遺產。

雖然已是“遺產”，但菱湖絲廠是湖州仍在生產的少數繅絲廠之一。繅絲車間熱氣蒸騰，車間里只有四五列繅絲機器在工作。干繭在泡在熱水里，由女工手動剝出線頭，固定在機器上。在八九十年代，絲廠最繁榮的時候，車間三班倒，機器不停工，如今一天只有一班工人了。這一套生產線是十年前更新的，算是比較先進的繅絲設備，但是由于蠶絲的特性，繅絲生產不像其他纖維可以完全機械化，仍然依賴熟練工人。

在繅絲車間，我碰到一位頭發花白的中年人，他在女工之中非常顯眼。他今年已經快70歲，是浙絲二廠的老員工。他的母親是絲廠的廠醫，他自己又進廠做了技術員，退休后因為沒有人接班，又被絲廠返聘回來。他說絲廠最多的時候有2000多名員工，廠里有自己的醫院、幼兒園和小學，是“企業辦社會”。如今絲廠只有兩百多人了。

菱湖絲廠的繁榮和衰落不過是國有企業興衰的萬千樣本之一。

新中國成立后，絲綢作為重要的出口創匯產品受到重視。1978年絲綢出口總額達6.1億美元，1988年又增加兩倍。市場開放后，蠶繭供不應求，由于國企長期執行1966年制定的收購價格，無法根據市場行情調整價格，鄉鎮企業和個人在價格上更靈活。1984年開始實行蠶繭價格雙軌制，蠶繭大戰爆發，各地爭搶蠶繭，劣質蠶繭也流入市場。國內廠商之間低價競銷，低檔產品充斥市場，破壞了中國絲綢的名譽。1994年后，國外絲綢需求減少，同時國內蠶繭價格持續上揚，集體企業管理混亂，1995年開始，絲綢行業陷入前所未有的虧損。

1997年浙江省下發通知整頓繅絲產能，通過頒發繅絲生產準可證來削減產能。兩年內涉及全拆的企業200多家，這些企業負債近5億，有10家國有企業破產，全省繅絲加工能力壓縮了近43 %。

菱湖絲廠難逃改制。2003年2月，菱湖絲廠被絲綢之路集團整體收購，收購方絲綢之路集團的董事長凌蘭芳曾是菱湖絲廠的職工。改制后，絲綢之路集團在廣西設立了蠶絲基地，在菱湖絲廠旁邊建起了紡織廠，使用最新的無梭織機，更換了新的繅絲設備。這家絲廠算是從倒閉的邊緣被拉了起來。2017年成為工業遺產后，菱湖打算在這里開發絲綢小鎮，江南園林式的老絲廠則將成為核心景區。

絲綢小廠的經驗與困惑

慎惠斌經歷過集體企業的尾聲。他出生在重兆鄉，這里在菱湖以東十公里，靠近雙林鎮。在他的記憶里，小時候家家戶戶都養蠶賣繭，是鄉鎮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1992年，退伍回鄉的慎惠斌加入重兆一家絲織集體企業，負責公司的銷售業務，并做到了副總。當時正值絲綢出口黃金時期，在政府希望企業進一步擴大生產，向上下游業務延伸，但機制和資金上又不夠靈活。1994年開始中國絲綢出口下滑，1995年全行業遭遇前所未有的虧損，慎惠斌所在的集體企業破產。“我們周邊的南潯、吳江和織里當時都是走’溫州模式’，重兆卻是去蘇南考察學習，不允許私人在家紡織，必須去集體企業。這倒是和二十世紀初湖州繅絲業改革遇到的困境正相反，但是集體企業難以應對已經開放的市場，管理制度上又跟不上，反而陷入困境。1997年之后，重兆的集體企業先后破產或改制，職工將工廠的織機作為賠償搬回家里，重兆鄉里當時是“戶戶有織機”。

中國絲綢出口經歷了在國際市場的低迷，1999年，為了重振行業，國家繭絲綢辦公室組織考察隊前往意大利學習考察。考察隊著重參觀了意大利新的染色技術和織機改進，在考察隊撰寫的《關于意大利絲綢生產技術與市場開發的考察報告》中寫到，“從考察中我們深感，目前我國絲綢生產技術遠低于意大利，表現在產品質量差，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低，市場競爭力弱……”

意大利、德國和瑞士的絲綢企業也向考察隊反映了中國絲綢出口的問題，一是出口渠道混亂，一些公司為了搶奪市場低價競銷，嚴重影響歐洲絲綢進口商的經銷計劃。二是出現生絲、白坯綢和制成品的價格倒掛，成品半成品價格甚至低于國內。三是出口產品質量不穩定，有些達不到標明的等級要求。

2001年開始，慎惠斌連續四年參加外貿公司組織的交易會和法國巴黎時裝周的面料展，前往意大利的絲綢加工方（即他的客戶）工廠參觀，了解意大利市場需求以及他們的經營理念。“我去的那個工廠很小，四十個人是核心設計師團隊，工人只有四十個。”這個意大利家族企業給慎惠斌帶來新的啟迪：他們都給奢飾品牌做加工，產量不高，但是對質量的要求非常嚴格，良品率在70%以下，盡管經營良好，但沒有選擇擴大生產。“我去工廠參觀，一個黃皮膚在那也算老外了，沒有工人感到很新鮮抬頭看我，都在做自己工作。他們是真正的工匠精神，工作就要在八小時內做好自己的事情，別的不理會。”

2003年，他拿出手上的錢，在重兆買下廠房添置織機，開辦浙江申聯絲綢紡織廠。經歷了行業混亂的慎惠斌辦廠時有了自己的想法，要做走“小而精”的路子。常年合作的外貿公司看到絲綢出口的混亂，建議他專心生產一個品類的絲綢，保證品質，從而在小眾的高端市場中占據穩定的份額。

慎惠斌按照自己的理念生產高品質絲綢，打入意大利科莫的高端絲綢市場，至今一直維持著穩定的產量和品質。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爆發，美國作為最大的絲綢進口國受到危機影響，絲綢消費受挫，國內絲綢行業不可避免地出現利潤下滑，加上中國人力成本上升，經營出現困難。但對于慎惠斌來說，因為高端市場相對穩定，產量較小，受影響不大。

慎惠斌的工廠坐落在重兆社區的北面，一條柏油路旁全是大大小小的綢廠和絲織廠。十幾年前，這個一千多戶人口的村社區，最多的時候有400家紡織廠，其中不少就是家庭式的作坊，慎惠斌說如今只剩下六、七十家。他的工廠有兩棟樓，一邊是辦公室加倉庫，一邊的平房是廠房。廠房里放著十多臺機器，四五名女工在維護機器運轉，機器低淺的轟鳴聲在廠房里回蕩。

5月3日下午，在辦公室里慎惠斌接到了一位老客戶的電話，約他去蘇州吃晚飯。我們在蘇州工業園區旁邊的酒店見到了從美國來的金先生，他和慎惠斌已經合作了21年，擁有美國最大的真絲印染廠，曾是美國最大的中國白坯綢買家。金先生今年已經78歲，1979年時從韓國全家移民美國，開始從事絲綢生意。

1980年中國剛邁出改革開放的步伐，美國商人還對中國十分陌生，金先生憑借亞洲面孔，率先來到江蘇，通過外貿公司進行真絲布料進口。“那時我來中國收購蠶絲，我根本不問價格，一是因為相對意大利日本等國家，中國絲綢價格太便宜了，二是我們家以前在韓國就養蠶繅絲，我知道養蠶是十分辛苦的工作，不應該再去壓低價格。”他很快和江蘇省絲綢公司建立了固定的合作關系，而中國低價優質的原料也使得他在美國的生意快速成長起來，很快在新澤西建立了自己的大型加工廠。

2013年，金先生在美國的北卡羅來納州買下一家工廠，當時他正面臨老工廠技術革新，用工縮減，同時因為環保問題生產規模也有所限制。“我問他為什么買這個廠，這么大年紀了，他說了一句話我非常感動，他說我不是為了我自己，我是為了我這批跟了我幾十年的這批工友，讓他們能養家糊口。”慎惠斌說。他向我反復提及這件事對他的沖擊，這種觀念的影響甚至超過新技術新方法。

近二十多年，江南地區私營工廠發達，但隨著地價和人力成本的抬高，以及環保的嚴格，經營工廠越來越難。另一位紡織廠老板告訴我，他們覺得自己更像種地的農民，按時按需細致經營，好的年景能得到一定的收益，不少但也不會太多。慎惠斌說起自己前年在湖州買了一套房子，才70多萬，如今價格已經翻了一番：“我這個廠一年的產值大概五六千萬，翻一番是什么概念？”

“外國有很多百年老廠，他們是持之以恒的做這個產業，他們不會去搞房地產，不會去搞4S店，他堅信有一條，這個行業我做下去肯定能賺錢，他不會說我賺到錢了我就不做了，他們認為我的國家很好，很穩定，我把這個行業做下去，肯定能賺錢。”對比意大利的絲綢工業，慎惠斌覺得中國的企業主有些急躁。但他也承認如今企業經營負擔較重，稅收有時甚至超過人力成本支出，政府對于傳統工業尤其是小微企業并不扶持。如今很多絲綢廠都面臨不革新技術就會被淘汰的局面，很多老板索性就做到舊設備淘汰，關門退休。

作為絲綢業的根本，種桑養蠶的模式千年來基本未變；真絲的繅絲紡織因為其纖維特性自機械化后也沒有大的技術突破，難以自動化。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絲綢貿易格局和社會經濟發展卻不斷變化。買下菱湖絲廠的凌蘭芳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所有的紅利都已經吃盡，人口紅利、環境紅利、制度紅利、市場紅利、政策紅利都沒有了，所有的瓶頸都開始顯現。”雖然凌蘭芳和慎惠斌的企業規模相去甚遠，但他同樣為企業的長期性困惑：“意大利的絲綢企業多是家族企業，去問問他們做了幾年，意大利人說什么幾年，我們是160多年了……一個企業從開始秉持一種理念，不斷地與時俱進做100多年，這是何等的艱苦？長期性，要堅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