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年輕一代反思婚姻制度

5月31日，專欄作家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在《紐約時報》發表了題為《當女性不結婚、不生孩子、不要性行為……》的文章，探討美國女性對于婚戀態度的轉變。紀思道表示，他曾于今年3月發表題為《說“我愿意”的理由》的專欄文章，痛惜婚姻率下降，并指出有一半美國成年人現在處于未婚狀態。出乎他意料的是，大量的女性讀者認為異性婚姻是一種過時的制度，它縱容男性，把女性變成無償勞動的仆人。

《婚姻故事》劇照

在《說“我愿意”的理由》一文中，紀思道表示，作為一位“結婚多年的浪漫主義者”，他為目前美國結婚率的大幅降低感到悲哀。弗吉尼亞大學國家婚姻項目主任、社會學家布拉德·威爾科克斯（Brad Wilcox）在其新書《結婚》中寫道：“我們的文明正處在變遷中，這是一個遠離婚姻的時代。許多美國人保持單身，或選擇同居但不結婚。需要明確指出的是，更多人選擇保持單身而非同居。”威爾科克斯認為，今天約三分之一的年輕美國人可能永遠不會結婚。對此，紀思道列舉了婚姻制度的種種好處：調查數據顯示，相較于單親或同居家庭，已婚夫婦更加幸福，能夠積累更多的財富，壽命更長，養育的孩子更為成功，盡管也有很多例外。

威爾科克斯和紀思道相信婚姻將對個人以及社區（尤其是貧困和工薪階層社區）帶來益處，但他們也意識到越來越多的年輕男性更愿意遠離家庭責任，享受自由，努力玩耍。這并非臆想，有著大量粉絲、發表過眾多厭女言論的網紅安德魯·泰特（Andrew Tate）曾表示：在西方世界，對男人來說，婚姻不會帶來任何好處。

對于美國的年輕女性，遠離婚姻同樣是一種解脫。她們不需要被做飯、洗衣等家務束縛；也不再需要為家庭犧牲職業發展。當女性的經濟地位逐步上升，她們也不必被迫嫁給與自己在價值觀上有著巨大分歧的男性。在文章結尾，紀思道寫道，自己認為許多美國人依舊渴望結婚，但覺得自己在經濟上不夠穩定，或者找不到合適的人。

但紀思道隨即收到了大量的讀者反饋，女性讀者表達了她們對于婚姻制度的質疑。一名來自北卡羅來納州的女性讀者的評論獲得了大量推薦，她寫道：“通常來說，婚姻對于男性真是棒極了，但對于女性并非如此。妻子們無法從照料他人的職責中抽身，得到照料的一方會比沒得到照料的一方更幸福。”推薦第二多的評論也來自一名女性，她說，當她和女性朋友聚會時，“我們都說，‘再也不會結婚了’。男人需要很多照料。他們有時簡直就是巨嬰。”

紀思道承認，男性和女性對于婚姻制度的看法存在巨大分歧，但他們的價值差異卻不僅限于婚姻。調查表明，在整個工業化世界，男性與女性在政治、文化和社會方面的鴻溝越來越大。《經濟學人》分析了對發達國家進行的民意調查后發現，年輕女性明顯更青睞自由主義，而年輕男性則在某種程度上變得更保守。據研究團體Glocalities針對20個國家和地區的調查顯示，在2014年，55至65歲的男性是最保守的群體；而現在，年輕男性比年長男性更保守，這揭露出年輕男性的保守化傾向。數據顯示，年輕男性比年長男性更有可能表示：“推動女性權利的做法過頭了”；所有年齡段的女性都不同意這個說法。紀思道補充到，作為背景，男性獲得大學學位的可能性遠低于女性，許多受教育程度較低的男性在就業市場上苦苦掙扎，并且將自己的問題歸咎于女性主義。

Glocalities得出的結論是，世界各地的“極右勢力正在從越來越多的年輕男性那里找到沃土，這已經在影響選舉”。眾議員馬特·蓋茨（Matt Gaetz）提出，共和黨不必擔心激怒女性選民，因為能用男性選民來取代她們。雖然性別分歧在政治領域最容易衡量，但布魯金斯學會上周警告，這種分歧“也出現在政治領域以外的其他衡量中，指出了年輕人中一些更深層次，甚至可能更令人擔憂的問題”。

另一方面，隨著社會越來越重視大腦、教育和情商，年輕男性也需要獲得引導，以適應這一轉變。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的高級研究員理查德·里夫斯（Richard V. Reeves）表示，許多年輕男性仍然在尋找自己應該成為怎樣的人。里夫斯強調，女性運動有著明確的目標：在經濟上獨立，確保自己能自強自立，不再需要依靠男性。但男性目前缺乏清晰的目標和方向，這造成了一個危險的文化真空；缺乏一個明確的性別劇本（script），會帶來迷失方向和隨波逐流等危險，而諸如安德魯·泰特、唐納德·特朗普等保守威權民粹主義者，試圖扮演這樣的角色。但他們所展現出的男性氣概并不是積極的，更像是在表演陳舊的、固有的男性氣概劇本。在一個追求性別平等的世界，這樣的男性氣質展示顯然是不合理的。里夫斯及其他研究者提出了許多想法，包括招募更多的男教師，增加更多的課間休息，讓男孩比女孩晚上學等。

在這些討論以外，也存在另一種可能性。許多年輕人開始轉向虛擬世界，滿足自己的情感需求。虛擬男友/女友應用程序提供了各種各樣的可能性，以及各類選擇。“別害羞，他肯定會喜歡你的，”應用建議道，“他知道如何讓你振作起來，所以你不會感到悲傷或孤獨。”但在這種及時性的、單向的情感滿足背后，或許蘊藏著更大的孤獨。需要承認的是，在分歧加劇的社會，過去的親密關系和制度比以往更加需要直面長期存在的問題。

AI如何塑造威懾的未來

一個國家的國家安全機構采用人工智能/機器學習會如何影響危機決策？例如，古巴導彈危機在機器速度下會是什么樣子？

美國智庫CSIS（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于6月10日發布報告《算法穩定：AI如何塑造威懾的未來》（Algorithmic Stability: How AI Could Shape the Future of Deterrence）。該報告用一系列危機模擬（戰爭游戲）作為實驗方法，通過分析擁有10年以上國家安全經驗的參與者在不同程度上了解對手大國AI/ML（Machine Learning）整合水平情況下的危機決策行為，來研究AI/ML將如何影響未來的威懾和戰略穩定性。

圖片來源：wowinside/AdobeStock

報告的作者有三位：Benjamin Jensen是CSIS未來實驗室的高級研究員，也是海軍陸戰隊大學（the Marine Corps University）高級作戰學院的戰略研究教授，Yasir Atalan是CSIS未來實驗室的副數據研究員，也是美國大學（American University）的博士生。Jose M. Macias III 是 CSIS 未來實驗室的研究助理，也是芝加哥大學皮爾遜全球沖突研究與解決研究所的皮爾遜研究員（Pearson fellow）。該報告得到了美國國防威脅降低局（Defense Threat Reduction Agency）和卡內基基金會的資助。

除了當前的政策辯論、國會證詞、新戰略以及確定、測試和評估標準的動力之外，還有一個基礎性的問題，即計算機算法將如何影響核大國之間的危機互動。此外，在既涉及恐懼和情感又涉及理性決策的危機中，經過改進的AI模型會將人們從邊緣拉回來，還是將他們推向邊緣？在核大國之間的危機中，人類和機器將如何互動？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CSIS 未來實驗室在2023年初舉行了一系列危機模擬（戰爭游戲），分析AI/ML將如何塑造威懾的未來。這些模擬以隨機對照試驗的形式設計，探討了人類對對手大國AI/ML 集成水平的不確定性，以及這一因素如何影響危機期間的戰略穩定性。

危機模擬的是兩個競爭對手之間涉及第三方國家的危機，這兩個競爭對手都擁有核武器和二次打擊能力。演習中的敵對國家被抽象化，以消除對當前國際體系中敵對關系的偏見，從而減少（但不消除）混淆因素對游戲的影響。因此，危機模擬的參與者要選擇如何應對危機，以及針對對手國家的作戰網絡（Coalition Joint All-Domain Command and Control，即CJADC2）中的哪些要素。參與模擬的有29個人，每個人都有10年以上的國家安全經驗。模擬場景涉及領土爭端、持久競爭和聯盟網絡，其中包含了與危機升級相關的動態因素，重點關注低概率、高后果的外交政策事件。

研究得出了兩大發現。首先，在所有模擬中，不同水平的AI/ML 能力對戰略沒有明顯影響，而且在應對危機時，人們普遍傾向于嘗試結合多種實力工具。雖然數據科學和使用AI/ML來增強國家力量幾乎肯定會成為不久將來的一個決定性特征，但似乎有一些戰略常量會在這種新技術出現后繼續存在。即使機器收集和處理更多信息并幫助制定國家安全決策，外交、經濟脅迫和影響力活動也將繼續存在。AI/ML將增強戰略，但不會從根本上改變戰略。也就是說，迫切需要開始培訓國家安全專業人員，讓他們了解什么是AI/ML，什么不是AI/ML，以及AI/ML 如何在外交政策危機中為人類決策提供支持。

其次，隨著各國有選擇地瞄準對手的作戰網絡，各國在核武器陰影下的作戰方式也將發生變化。盡管對升級風險的感知不太可能受到AI/ML 能力平衡的影響，但用于選擇靈活應對方案的標準將發生變化。各國將需要在反制對手算法與確保不會蒙蔽對手和引發“死手”（dead-hand）風險升級之間取得平衡——“dead-hand”是蘇聯為發射核武器而開發的快速自動化系統。這種在軍事目標選擇中取得適當平衡的需求將為情報收集工作帶來新的機遇，因為情報收集工作可以了解對手國家如何在戰術、作戰和戰略層面運用AI/ML的水平。這也會改變各國的軍備控制方式，新的重點是了解AI/ML 能力在哪些方面以及如何增強危機決策。

報告提出了一些建議：

——擁抱實驗和敏捷思維。美國國家安全界需要停止對“天網”以及其他與技術相關的威脅的擔憂，開始構建應用程序，幫助人們在危機期間瀏覽已讓工作人員和決策者不堪重負的海量信息。有必要在全球信息主導演習（GIDE）等既定工作的基礎上，開展更多旨在校準如何最好地將AI/ML融入國家安全決策的實驗。這些演習將各作戰司令部連接起來，測試它們在危機和向沖突過渡期間通過AI/ML（即“人在回路中”）調節的無縫戰斗網絡開展工作的能力。每項全球戰略發展目標都有助于整個國防部思考如何支持與新興理論（包括聯合作戰概念和聯合競爭概念）相一致的現代作戰。

美國需要擴大 GIDE 系列，從機構間和聯盟的角度審視危機應對。這些實驗應描繪從國務院到財政部等不同行政機構如何進行危機管理，以便通過匯總和分析數據做出更好的決策。從簡單開始，清楚地了解每個機構如何處理靈活的威懾選項，以及國家安全委員會如何評估這些選項，這將有助于深入了解在何處以及如何以最佳方式加強戰略制定和危機應對。

——參與戰役分析。戰爭中永恒不變的是對信息的爭奪，以及指揮官如何在收集情報的同時利用偵察和安全行動來了解態勢、預測變化并尋求優勢。這種信息爭奪戰將在AI/ML 應用程序管理的復雜作戰網絡中進行，因此需要新的機動、安全和出其不意的概念。一個國家如何在削弱對手的同時保護自己的作戰網絡，很可能成為未來戰役的真正決定性行動，也是一種全新形式的“先發制人”（schwerpunkt）。

國防部需要擴大現代戰役分析的范圍，探索如何與網絡作戰。這些研究應將歷史戰役見解與戰爭游戲、建模和戰略分析相結合，著眼于平衡軍事優勢與升級動態。這些研究應評估現有流程，如聯合規劃和聯合目標定位方法，看它們在以相互競爭的戰斗網絡為特征的戰役中是否仍然可行。研究的最終結果很可能是既能加快節奏又能謹慎關注升級風險的新流程和新方法。 

——從開放天空到開放算法，就二十一世紀軍備控制展開更廣泛的對話。最后，有必要開始思考人工智能時代的軍備控制是什么樣的。對于未來的威懾而言，管理武器庫存可能不如建立規范、制度和條約來管理針對敵對核國家現代作戰網絡決策和處理層的軍事行動。

在危機中，各層級的軟件都在尋求提高效率以加快決策速度，高級領導人有可能發現自己陷入了升級陷阱。對與預警和情報有關的關鍵系統的攻擊可能會加速這種升級。各國越早攜手繪制風險地圖并建立共同理解的防護網，核對手之間無意或意外升級的可能性就越低。這些努力應包括第2軌和第3軌桌面演習和對話，為對手國如何處理危機提供信息。

這份報告在末尾也承認其研究的局限性。首先，危機模擬的觀察結果仍然有限，可能會受到年齡、性別和每個參與者的國家安全經驗類型的影響。其次，需要對結果進行更多的觀察，不僅要分析已知與未知AI/ML 能力的平衡，還要分析風險認知和升級是否會在更多針對不同AI/ML 水平的處理（如“無AI/ML 能力”、“更多AI/ML 能力”等）基線上發生變化。未來的研究應該向更廣泛的參與者開放實驗，并比較普通大眾與專家的看法有何不同。在理想情況下，這些模擬還應有更多的非美國人參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