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世紀《資本論》問世以來，人們就通過不同的詮釋，在《資本論》的茫茫森林中為其豐富和發展不斷開辟道路。如果說以前主要從政治經濟學或辯證法的視角來研究《資本論》的話，從政治哲學的視角來加以深入詮釋正逐步成為國內外研究《資本論》的一條主線。

為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進一步深化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思想背后的政治哲學內涵，12月22至23日，由教育部重點研究基地復旦大學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復旦大學哲學學院舉辦的“《資本論》的政治哲學思想與當代世界的未來”學術研討會圓滿落下帷幕。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清華大學、南京大學、吉林大學、華東師范大學、東北師范大學、廈門大學、重慶大學、西南大學、東南大學、江蘇大學、華南理工大學等高校及科研機構的30余位學者參加了研討。會議圍繞《資本論》的生命政治哲學思想、《資本論》與中西方政治哲學思想的對話、當代資本主義轉向、《資本論》的共產主義思想與社會主義的未來、《資本論》形式分析方法的政治哲學內涵等5個主題展開討論。

復旦大學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副主任汪行福教授在“《資本論》熱的冷思考”的主題報告中認為：《資本論》常被視為《共產黨宣言》“兩個必然”（資本主義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同樣是不可避免的）的學理性證明，在這個意義上，人們很自然把《資本論》視為資本主義的判決書。一般來說，《資本論》的核心內容有三個方面，即《資本論》是對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必然性、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資本主義滅亡和共產主義實現的可期待的分析、批判與論證。但是，如果從資本主義的滅亡還非當下的現實前景這一現實前提出發來重新閱讀《資本論》的話。《資本論》更為現實的政治意義是幫助我們深入“理解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內在破壞性過程，包括生態環境的破壞、人與人合理的社會關系的破壞以及由利潤驅動的生產加速發展和技術的盲目發展給人類的內在主觀性和生理條件的破壞。”從這個角度出來，《資本論》最為首要的貢獻，就不是對歷史必然邏輯的論證，而是對資本主義文明片面性和否定性的診斷學；以及尋找抵制和馴服資本主義盲目破壞性的思想資源。

在《資本論》的生命政治哲學思想這一專題中，與會學者一致認為《資本論》為當代生命政治問題的深入研究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資源。吉林大學的王慶豐教授在“‘產業后備軍’的生命政治”的發言中，利用“剩余物”、“例外狀態”、“赤裸生命”等生命政治概念去重新解讀《資本論》中產業后備軍理論，主張“產業后備軍”在資本主義社會應被理解為一種“剩余物”，資本主義社會中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往往被轉移為“現役勞動軍”和“產業后備軍”的矛盾，又進一步轉移為產業后備軍內部人才儲備軍和現代性廢物之間矛盾。人才儲備軍通過主體塑形的方式被規訓，而現代性廢物由于無法適應資本增殖的需要甚至變成了一種徹底的“赤裸生命”。清華大學的夏瑩教授在“精神分裂的分析：無批判的批判”的發言中，從“生命政治”的視野討論了欲望和欲望生產的內在關聯，指出對欲望的界定是和資本密不可分的。在德勒茲那里，當人被固定為僅具有自然屬性的人的時候，恰恰意味著權力與資本的共謀。

復旦大學的林青副教授在“歷史唯物主義與生命政治學”的發言中首先從整體上討論了生命政治學和歷史唯物主義比較研究的可行性，其次在具體的人口和社會自然性話題上闡述了生命政治學與歷史唯物主義的差異，最后通過對生命權力的討論呈現生命政治學服務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為歷史唯物主義批判生命政治學提供了具體的路徑和可能性。東南大學的翁寒冰副教授在“馬克思權力批判理論的邏輯進路”中指出，并非福柯，而是馬克思第一個揭示了現代社會的特殊權力結構，即物化社會中的“中介性”結構。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權力問題的討論并不僅僅局限在政治話語或再生產理論中，而是馬克思始終關注的核心問題。

江蘇大學的李春建副教授在“內格里對馬克思《共產黨宣言》的重寫”中集中地考察了內格里從生命政治學的視角所理解的《共產黨宣言》，認為內格里經驗性地觀察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當代發展，指出非物質生產已經占據了主導地位。但其根本的問題在于將生命政治置于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邏輯之上，而不是之內。不過，華南理工大學的牛俐智博士在《從生命政治到生命政治生產》中對從福柯生命政治到內格里的生命政治生產進行了梳理，認為內格里的生命政治理論已經包含了政治經濟學的內容，其避免了生命政治對權力研究的泛化。因此內格里將主體性生產根治于生產關系中，它使馬克思的勞動解放論的傳統得到了恢復。

在《資本論》與中西方政治哲學思想的對話這一主題中，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歐陽英研究員在“《資本論》在馬克思政治哲學思想發展史中的重要地位”的發言中，考察了馬克思政治哲學思想發展的五個階段，認為《資本論》超越了同時期的自由主義、保守主義、民主主義、功利主義等政治思潮，向更為成熟的資本主義政治認識體系的建立邁出了關鍵一步，并且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從資本出發，對政治的本質做出了更深入的詮釋。復旦大學的洪濤教授在“馬克思與近代政治哲學”的發言中，探討了馬克思和西方整個政治思想傳統的關系，并由此引出了馬克思是將國家理解為霍布斯式的純粹為了利益，或者《資本論》式的純粹為利潤的存在，還是馬基雅維利在道德理想與政治利益的雙重互動轉換的存在，這為我們思考馬克思國家治理思想的模型與路徑提供了可能。

西南大學的胡劉教授在“《資本論》作為政治哲學的前提性問題”的發言中指出，將《資本論》作為政治哲學來加以闡釋，需要立足于馬克思關于“歷史科學”尤其是揭示資本主義社會的特殊運動規律的“歷史科學”的基本理論定位和旨趣來進行。因此，必須澄清和回答的前提性問題是：《資本論》是揭示政治的哲學問題的政治哲學，還是運用哲學解釋一定政治現象的政治哲學？并由此從馬克思哲學觀變革的高度去揭示《資本論》的政治哲學內涵，也就是從資本作為一種特殊的歷史性的社會權力關系去把握《資本論》的政治哲學意蘊。在此意義上，《資本論》是去揭示資本主義社會關系意義的權力的“構成性”與法律意義的權利“被構成性”的生成轉化邏輯的政治哲學。

廈門大學的唐瑭副教授在“批判與辯證：馬克思政治哲學方法建構的一種路徑”中分析了臺灣學者孫善豪對馬克思政治哲學思想的研究，他從盧卡奇的研究入手，指出對每一種社會規定和社會范疇的研究一定要放在社會的關聯中才能被把握。在這個前提下，黑格爾把認識本身變成了邏輯體系相互窄化的過程，馬克思通過對黑格爾哲學的揚棄建立了自己的辯證邏輯。復旦大學在讀博士郭延超在“論普遍性和特殊性關系中的黑格爾啟蒙辯證法思想”中認為，《資本論》手稿中關于普遍性與特殊性關系的思考是對黑格爾的繼承，文章對如何理解黑格爾包容特殊性的普遍性展開了討論，認為啟蒙絕對自由的個人主體存在內在限度，難以達到共同體的真正普遍性，以致啟蒙中的現代個人會瓦解自身試圖獲得個性解放的理想。

在當代資本主義的轉向的這一主題中，與會學者討論了數字資本主義、技術革命的當代資本主義面向，認為對該面向的考察并不僅僅屬于科學哲學的研究對象，馬克思的《資本論》為回應這一面向提供了豐富的理論資源。南京大學的藍江教授在“貨幣及其數字之影：從《資本論》貨幣章來考察”中指出，要考慮數字貨幣的價值，必須回到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層面。“貨幣章”中的推演首先從產品開始，最終變成與商品形式相分離的抽象價值。他在考察中國古代錢莊發展史中，指出只有生產領域才能真正產生財富，作為加密算法的數字貨幣本身通過記錄財富的儲存功能超越了支付功能，這是貨幣未來的發展趨勢。

華東師范大學的吳冠軍教授在“當代資本主義轉向的技術哲學反思”中考察了技術給現代世界帶來的重要影響。技術在當代越來越取代科學，成為推動資本的第一力量。在數字資本的時代，一種在精英和大眾間的分化被擴大了。他指出，速度學在今天已經變成了人們理解現代社會變化的新視角，人們已日益被資本主義制造出來的技術所統治。不過，吉林大學的田冠浩副教授在“當代技術革命與人的回歸”中強調，從傳統社會以來，人類就不斷面臨技術的發展對社會結構造成的沖擊，但總體來看，人類的價值觀和政治能力仍然能掌控新技術，并通過某種局部社會調整贏得相對于技術力量的主動權。在考慮技術革命對人類世界產生的影響的過程中，不應低估技術與社會相互適應的能力。

在《資本論》的共產主義思想與社會主義的未來這一環節中，復旦大學的馬擁軍教授在“《資本論》和馬克思的共產主義信念中指出，《資本論》把唯物史觀由假設變成了科學，從而把共產主義變成一種科學信仰。《資本論》證明了共產主義生產方式是資本主義私有制自我否定的必然結果，從此以后，對共產主義信仰的證實和證偽才成為可能。其意味著馬克思的共產主義信念由此不再是一種“無可辯駁的抽象的歷史真理”，而成為經過系統論證的新的科學形態。

復旦大學的吳猛副教授在題為“《資本論》中的‘無限性’問題”的發言中指出，資本運動的無限性只是《資本論》中無限性問題的一個面向，同時也只是資本主義社會結構的顯現，鑒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是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分離，而這一分離的前提是與勞動力直接相關的無限性，因此對《資本論》中無限性問題的考察的一個重要切入點是與生產資料相分離的勞動者所內在包含的無限性維度。這種無限性不僅在資本主義的危機機制的形成中扮演關鍵角色，而且還將在資本主義的替代機制的形成中起到關鍵作用。

西南大學的薛俊強教授在“超越‘資本邏輯’：共產主義的歷史承諾”中分析了“資本邏輯”的內涵，指出“資本邏輯”是對社會矛盾的真正遮蔽。而馬克思共產主義就集中體現為對現代社會資本邏輯具有原則高度的批判性超越。讓資本回歸真正屬人的世界和探索超越資本邏輯的現實道路構成了共產主義的理論旨趣和歷史承諾。

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韓蒙博士在“社會主義理解史中的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中梳理了從歐文到蒲魯東對社會主義與政治經濟學理論關系的論述，認為自由勞動、平等交換與勞動貨幣的社會主義方案只是“空想主義”。為此，馬克思在理念的歷史性自識、批判理論與政治行動的融合、具體化道路的三個邏輯層級中建構了作為“革命的科學”的社會主義。

在《資本論》形式分析方法的政治哲學內涵這一最后的環節中，華東師范大學的孫亮教授在“《資本論》‘價值形式’概念的政治哲學重釋”的發言中，展開了對亞瑟新辯證法的批判和改造。他指出亞瑟的辯證法不過是資本同一性的邏輯規則，從而徹底丟掉了《資本論》為革命所做的鋪墊。不過，探索價值形式概念依然極具價值，他借助“否定的辯證法”以及約翰·霍洛威開放馬克思主義的部分工作去介入價值形式的討論，以此開啟激進政治理念的嘗試。

重慶大學的陳飛副教授在“貨幣與平等的辯證關系探微”的發言中，認為貨幣與平等在現代社會呈現出復雜的辯證關系：一方面，以貨幣為媒介的交換經濟的存續和發展客觀上要求交換主體的平等、交換規則的平等和交換對象的平等；另一方面，這種平等只是形式的平等，貨幣作為社會權力的代表將會導致一種新的等級和特權。當貨幣從簡單形態轉化為高級形態時，更是加劇了貨幣與平等的深層悖論，不斷地從形式平等走向事實上的不平等。

作為此次會議的召集人，復旦大學的魯紹臣副教授在“《資本論》范疇概念的政治哲學內涵探微及當代意義”的發言中，認為《資本論》的政治經濟學范疇蘊含著豐富的政治哲學內涵，其為歷史和唯物主義地深入探討《資本論》的方法、本義及其現實定向提供了可能。因此，現實的政治斗爭和新的社會關系的建立為《資本論》范疇概念的新詮釋提供了可能，這為科學地深入思考《資本論》的思想提供了真實的可能性。他從范疇概念的政治前提、范疇關系的政治內涵、非資本主義范疇的現實可能性三個視角進行了分析與論證。

本次研討會主題集中，討論深入，擴展并深化了《資本論》的研究論域。每個話題表征的都是我們時代最迫切的現實問題，這不但要求我們考察今天與150余年前出版《資本論》時的重大差異，也要求我們挖掘《資本論》政治哲學思想的當代意義。這種雙重考察就意味著不僅僅是從文本學上復活《資本論》的研究，而且回應的是具有未來維度的重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