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7日，2024年全國高考正式拉開大幕，全國1342萬考生奔赴考場。

澎湃新聞記者注意到，不少地方學校近期紛紛發布了校友、鄉賢關于求學的勵志文章，激勵考生從校友、鄉賢的人生經歷中吸取力量，在考場上奮發圖強。

例如，貴州省銅仁第一中學官方微信公眾號就在6月5日刊文《備戰高考 | 見賢思齊 從戴秉國爺爺艱辛求學故事吸取力量》。文章節選自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戰略對話——戴秉國回憶錄》。

戴秉國，男，土家族，貴州印江人。四川大學畢業。他曾任外交部副部長、黨委委員，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外交部黨委書記、副部長，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中央國家安全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外交部黨委書記、副部長，國務委員、國務院黨組成員、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中央國家安全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

2021年4月27日戴秉國爺爺在銅仁一中 微信公眾號@貴州省銅仁第一中學 資料圖

據銅仁一中方面介紹，“2021年4月，八十高齡的戴秉國爺爺回貴州銅仁省親時，抽時間到銅仁一中看望廣大師生，并與即將參加2021年高考的部分同學親切交談，鼓勵同學們要認真學習、志在高遠、立志報國。值此高考之際，重溫戴爺爺當年艱辛求學故事，旨在激勵2024年屆銅中學子沉著應戰、金榜題名。”

澎湃新聞記者注意到，戴秉國文章提到了自己的高中生活和高考故事。

戴秉國寫道：高中畢業時要填報大學志愿，選專業。我稀里糊涂地就填報了四川大學外語系俄羅斯語言文學專業。記得這好像是我的第三志愿。當時填志愿，根本就沒什么人會幫我們拿主意，父母也不在身邊。而且他們是農民，即使在身邊也不可能給我做主。

高考完了以后，我并不覺得自己能夠考上大學，所以剛一考完，我就離開學校回家干活了。期間，我還因為在地里鋤草時非常口渴，喝了山泉，結果患上了痢疾。繁重的田間勞動再加上痢疾，把我折騰慘了，幾乎忘記了自己還有考大學這回事。

有一天，我在地里干活，直起腰來歇口氣，突然想起高考招生可能要出結果了，就對弟弟說：“你去鎮上趕集的時候，順便幫我看一看有沒有大學的錄取通知書。”那時候，鄉場上的一切公共服務設施都相當簡陋，鄉郵政所根本不負責投送書信和報紙，誰家如果有信來，就都放進鄉郵政所門外一個敞開的木架子里面，任由大家隨便撿取。弟弟到鎮上去，一眼就看到了我的錄取通知書。這也足見當時家鄉的民風淳樸，錄取通知書一直都完好無損地擺在那兒，不知有多少天啦！

我收到了四川大學的錄取通知書，當然很興奮。事后才知道，我是1959年松桃中學唯一一個考到外省去讀大學的學生。那時，四川大學是全國少數重點大學之一。但是，難事也隨之而來。要到成都去讀大學，總歸要花些錢，大概算了算需要四十多塊錢，但我們家肯定拿不出這筆錢來。

收到錄取通知書的當夜，我就跑出去四處借錢。家里人七拼八湊，也只湊了12塊錢……我后來趕到銅仁專員公署文教局去求助。當時，從松桃到銅仁已通汽車，但我舍不得花車費，繼續光著腳步行，來回又走了300多華里。幸運的是，這一趟沒有白跑，專署文教局補助了我15塊錢。我如獲至寶，但數一數仍然不夠，就給家里發電報，請家里無論如何要再弄點兒錢。不知父親和哥哥想了什么辦法，也給我匯來了些錢。后來，陳婷華老師從同學們那里聽說了我在四處奔走籌集學費的事，就托人帶了20塊錢給我，當時她也剛工作不久，每月工資也就三十幾塊錢，這筆錢對她不是小數目。這件事我一直記在心上。陳老師說，后來我把錢寄還給了她。還錢的事我不記得了。陳老師調到了成都工作后，還經常叫我去家里吃飯，這份難得的師生情誼，我一直十分珍惜。

以下為戴秉國文章原文節選：

1952年秋天，我進入離家15里的板溪完小（即“完全小學”）讀書。那時，小學五年級以上叫高小，四年級以下叫初小；小學設立有五、六年級的叫完小，沒有五、六年級的叫初小。在我們村里，只有三個人上了三年學，算是初小水平。我記得，當時到完小報名時，我說要上五年級，可那個學校那一年恰好不開五年級的課，就是沒有五年級，只有六年級。如果要上六年級的話，必須通過考試才行。結果我們一共三個人參加考試，只考取了兩個，我是其中之一。

現在回想起來，我能直接進入完小的六年級上學，同我較早讀書認字有很大關系。前些時候，我收拾舊東西時偶然翻到了自己小時候念私塾時用過的課本。這些書在“文化大革命”時都被列為“四舊”，要不是我父親冒著風險把它們珍藏起來，早被造反派一把火燒了。父親搶救下來的私塾課本大概有五、六本，包括《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等，都是線裝本，扉頁現在都變黑了。

看到這些書，不由得想起自己進私塾讀書時的情景。我有一個隔房的叔公以教書為業，他沒有孫子，很喜歡我們兄弟幾個。有一天，叔公要我去上學，我又哭又鬧，就是不愿意去。他硬是揪著我的耳朵，把我硬生生地扯進了課堂。

讀私塾時我年齡還小，先生并不給我講解書中的內容，只要求我死記硬背。我讀過的那些書本上有紅色的圈圈點點，書本的末尾還用朱筆寫明是哪一年哪一月“戴秉國詢通本”。“詢通本”大概就是全背下來的意思吧。在父親收藏下來我讀過的四書里還夾著我大概9歲時寫的一首小詩：“白云一點在空中，一走西來一走東。霧云已散斜光照，日起青山滿目融。”也幸虧因為接受了私塾的早期教育，有了一點舊學底子，否則我根本不可能考上高小。

從上小學起，我接受的教育都是比較正統的。那時候，也非常重視少年兒童的政治思想和品德教育。假期，我們每周都要回校過“少先隊隊日”。我還訂閱了一本《紅領巾》雜志，經常翻閱。我讀的第一本書是《劉胡蘭》，還有《三千里江山》《董存瑞》《黃繼光》等。現已90高齡的我小學六年級的班主任老師回憶起一件小事，說當年我曾經把拾到的三角錢交到了學校。

那時，雖然我們貴州山區的小學和蘇聯、俄語沒什么直接聯系，但我生活的那個時代被深深地打上了蘇聯的烙印。可以說，我們整整一代人都是在中蘇友好的大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從小就受到中蘇友好的教育和熏陶。9歲到18歲是一個人世界觀、人生觀形成的重要時期，從小到大接受的教育以及感受到的中蘇友好的社會氛圍對我們這一代人的成長產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

上初小時，老師頻繁地組織我們同學到集市上去宣傳，內容大致是：現在解放了，建立新中國了。蘇聯是我們的老大哥，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將來，我們中國也會有拖拉機，而且會開到我們鄉下來。我們每家每戶都會過上好日子，樓上樓下，電燈電話，一口酒、一口飯、一口肉......總之，無限美好。我還清楚地記得，進入高小的那年冬天，下著大雪，學校組織我們高年級同學到山村各家各戶宣傳中蘇友好。雪很大，山路很滑，我們打著赤腳，翻山越嶺，卻一點也沒覺得苦。后來，我還成了學校中蘇友好協會的會員，領取了會員證，胸前別上了中蘇友好紀念章，心里美滋滋的。上初中時，我還寫過一篇歌頌斯大林的習作，好像是一首詩，句子是排成階梯式的，是馬雅科夫斯基的風格。可以想象得到，當時蘇聯和蘇聯人在中國是多么受尊敬！中蘇關系有多火！

1953年3月5日是斯大林逝世的日子。當時，我正在鎮上姑姑家拉二胡，正拉得起勁的時候，突然闖進來一個區政府的干部。他非常嚴肅地訓斥我：“都什么時候了，你還敢拉二胡！知道嗎，斯大林同志逝世了！”那個年代，蘇聯和蘇聯領導人在中國社會備受尊崇，斯大林在中國人眼里幾乎和神一樣，在斯大林逝世的日子里擺弄樂器是“極不嚴肅的事、很嚴重的事”。

那時，在我的記憶中美國是什么呢？就是端著槍穿著高統靴子的美國大兵和穿著條格背帶褲的大腹便便的華爾街大老板。

上完小時我11歲，生活要靠自理。上了初中，生活依然比較艱苦。當時，學校要求每個學生都必須交伙食費，每月4元錢，如果不交就停伙。特別困難的時候，學校也會補助一、兩塊錢，但不是全補。有一次，學校突然給我停伙，我只好餓著肚子走了四、五十里山路回家，一見到母親，我就抱緊她的腿哭了起來。母親趕緊找人借錢，給我交上了伙食費。

初中快畢業時，我面臨讀高中還是讀師范的選擇。我從沒做過長大了要搞外交的夢，就是想當個老師。我的想法是考師范。那時候讀師范不需要花錢，而且上完師范就可以分配工作，早點賺錢養家了。為此，我父親還專門找到班主任。可是，我的班主任死活不同意，認為我的年紀太小，他悄悄給我報了高中。后來我順利地考入高中，但不是在本縣讀。當時，貴州省銅仁地區下轄9個縣，全地區只有3所高中。我們印江縣沒有高中，一部分考生要集中到松桃縣城的中學去讀，而松桃縣離我們家足足有300多華里遠。

要到離家很遠的地方去讀高中是非常艱苦的。我那時候一個學期只能回一次家。解放初期家鄉有好多地方都沒有官道，更沒通汽車。從學校回家全靠步行，而且多半是打著光腳板走路。每一次回家都要走三天多，晚上就在路邊找一家店子歇腳。我們那里是云貴高原，山高林深，好多地方都人跡罕至。山路曲曲彎彎，凈是一些羊腸小道，路旁長著很深的蒿草。一個人在路上走，很長時間都看不到人。那時候回一趟家真是跋山涉水，非常不容易。前不久，我坐汽車回了趟老家，特地從我們村到松桃縣城跑了一趟，光路上就花了3個多小時。現在是公路了還要花這么多時間，那時候可連像樣的路都沒有啊！我坐在車里凝視著窗外的景象，默默地想，就是這條路，當年到松桃讀高中歷經3個寒暑、6個學期，一共走了6個來回，加起來將近4000華里！有一次在放假回家的路上，我突然臉色發白，一身虛汗，同行的幾個同學輪流著背我走了幾十里山路。個中艱辛和挑戰，現今的孩子想也不敢想。由于從小就打赤腳，走山路又很多，至今腳趾都還是變了形的。

從高中起，課程設置中就有外語，那時就是俄語。不過，當時的俄語教學實在太不規范了，教出的俄語非常蹩腳。我們的俄語老師聽說是從新疆回來的，只是學了一點俄語的皮毛。上課的時候，他經常東拉西扯，講些和俄語無關的東西，很不正規。直到高二的后半學期，學校才調來一位剛從貴陽師范學院畢業的女老師，叫陳婷華，成都人。從那時起，我們的俄語教學才算走上正軌。

高中畢業時要填報大學志愿，選專業。我稀里糊涂地就填報了四川大學外語系俄羅斯語言文學專業。記得這好像是我的第三志愿。當時填志愿，根本就沒什么人會幫我們拿主意，父母也不在身邊。而且他們是農民，即使在身邊也不可能給我做主。

高考完了以后，我并不覺得自己能夠考上大學，所以剛一考完，我就離開學校回家干活了。期間，我還因為在地里鋤草時非常口渴，喝了山泉，結果患上了痢疾。繁重的田間勞動再加上痢疾，把我折騰慘了，幾乎忘記了自己還有考大學這回事。

有一天，我在地里干活，直起腰來歇口氣，突然想起高考招生可能要出結果了，就對弟弟說：“你去鎮上趕集的時候，順便幫我看一看有沒有大學的錄取通知書。”那時候，鄉場上的一切公共服務設施都相當簡陋，鄉郵政所根本不負責投送書信和報紙，誰家如果有信來，就都放進鄉郵政所門外一個敞開的木架子里面，任由大家隨便撿取。弟弟到鎮上去，一眼就看到了我的錄取通知書。這也足見當時家鄉的民風淳樸，錄取通知書一直都完好無損地擺在那兒，不知有多少天啦！

我收到了四川大學的錄取通知書，當然很興奮。事后才知道，我是1959年松桃中學唯一一個考到外省去讀大學的學生。那時，四川大學是全國少數重點大學之一。但是，難事也隨之而來。要到成都去讀大學，總歸要花些錢，大概算了算需要四十多塊錢，但我們家肯定拿不出這筆錢來。

收到錄取通知書的當夜，我就跑出去四處借錢。家里人七拼八湊，也只湊了12塊錢。姑父在鎮上的供銷社工作，多少有點收入，給了我幾斤糧票、幾塊錢，但這些遠遠不夠。我又跑到區政府去求助，得到的答復是：“誰叫你考那么遠？”

于是，我決定回母校去想想辦法。那時候，我也就十七、八歲，個子不高，膽子也比較小，要一個人趕300多華里的山路回母校，其實挺害怕的。而且，當時我還得了痢疾，身體也相當虛弱。走在路上，只覺得背上的鋪蓋卷越背越重。即使這樣，我第一天還是堅持赤腳步行了120華里，真不知當時是從哪里來的力氣。有一天半夜起來，跟隨著交公糧的農民還趕了好幾十華里的夜路。抬頭看天上的月亮，人在走，月亮也在走，一切那么真實，也那么渺遠。

可沒想到步行三天多趕到學校，校教導主任也是一句話：“為什么要考到那么遠的地方去？”我一聽眼淚“刷”地涌了出來，什么也沒說，轉身就走了。其實學校那時也窮啊！四十多塊錢，對學校來說也不是一筆小錢。

我后來趕到銅仁專員公署文教局去求助。當時，從松桃到銅仁已通汽車，但我舍不得花車費，繼續光著腳步行，來回又走了300多華里。幸運的是，這一趟沒有白跑，專署文教局補助了我15塊錢。我如獲至寶，但數一數仍然不夠，就給家里發電報，請家里無論如何要再弄點兒錢。不知父親和哥哥想了什么辦法，也給我匯來了些錢。后來，陳婷華老師從同學們那里聽說了我在四處奔走籌集學費的事，就托人帶了20塊錢給我，當時她也剛工作不久，每月工資也就三十幾塊錢，這筆錢對她不是小數目。這件事我一直記在心上。陳老師說，后來我把錢寄還給了她。還錢的事我不記得了。陳老師調到了成都工作后，還經常叫我去家里吃飯，這份難得的師生情誼，我一直十分珍惜。

四處籌錢耗去我好多時間。等錢基本湊夠以后，四川大學已經開學了，于是趕緊往成都趕。那時要從貴州的大山走出來很不容易，需要先坐一段汽車，經過秀山到黔江、彭水，再搭乘在烏江上航行的木船。當時江上跑著兩種船，一種是由老百姓劃槳的普通木船，是敞座兒的，行走得很慢，還有一種俗稱“汽劃子”，是蒸汽船，跑得比較快。我趕到碼頭的時候很不巧，汽劃子剛剛開走，而等下一趟的話需要5到10天，就只好坐木船了。順江而下，坐了足足兩天半的船才到涪陵。烏江從這里匯入長江，從涪陵登上民生公司的大輪船，溯江而上，開往重慶。那時，自己也就是一個在貴州大山里長大的山伢子，從沒有走過這么遠的路，外面世界的一切對我來說都是那么新鮮。現在閉目一想，“民生號”輪船在萬里長江上鳴笛前行的情景就在腦海里清晰地浮現出來。

船一到重慶朝天門碼頭，我就跑到菜園壩車站去買重慶到成都的火車票。成渝鐵路是當時我們西南地區唯一的一條鐵路，當時通車還不到十年。買票要排隊，沒想到正好輪到我時，售票員要關窗口。我急了，趕緊伸手攔住，央求她行個方便，可她理也不理。我只好又在候車室里呆坐了一夜，第二天才到成都。這時，四川大學已經開學9天了，老師和同學們都以為戴秉國不去了。不管怎么說，雖然一路上曲折艱辛，入學也遲到了，畢竟我走出了大山，“走”進了自己未曾夢想過的大學校園，我的人生由此也開啟了另一扇門扉。

四川大學歷史悠久，出過很多名人大家，像朱德、郭沫若、巴金、童第周、周汝昌、卞之琳、馮友蘭、朱光潛等等。新中國剛建立的時候，全國只有七所重點大學，歸教育部直屬，四川大學是整個西南地區唯一的一所綜合性重點大學。外語系是川大最早建立起來的院系之一，我所在的1959級是川大外語系首屆俄羅斯語言文學專業，招了兩個班，每班二十來人。大學生活并不輕松，到校第二天就趕上聽寫考試，我只考了2分（滿分是5分），沒及格，心里很有壓力。走進川大校園，我腳上只有一雙母親親手縫做的布鞋，夏天舍不得穿，怕穿破了冬天就沒得穿了，所以經常打赤腳。身上穿的也是母親自織的土布縫制的衣服。成都的冬天陰冷陰冷的，我挨不住凍，到舊貨店去買過一件棉衣御寒。班上還有位熱心的同學資助過我一件單衣穿。這種同學情始終難以忘懷。

外語系本來是有蘇聯專家授課的，但是，當我們進學校時，正好趕上中蘇關系轉冷，蘇聯專家都離開了，教我們的都是中國老師，有的是剛從北京分配來的青年教師。不過，那時候我們還跟蘇聯的一些學生保持著“筆友”的通信聯系，人家還把照片附在信里寄給我們，可惜后來這些信都弄丟了。實際上，一進大學，我就感覺到中蘇關系有些不對勁兒了。另外一個突出的感受就是吃到肉越來越不容易了，國家開始進入經濟困難時期。

我永遠都忘不了自己的大學時光。那時候讀大學，像我們這種家庭境遇的學生，國家基本上是可以解決我們吃飯的問題，助學金還能省出一點零花錢，可以用來買字典和學習資料。我那時候很愛讀書，成天背著個布書包，書包背到哪兒，書就看到哪兒。

1959年之后，國家進入經濟困難時期以后，班上有許多同學吃不飽肚子，有好多同學得了浮腫病，全班只有7個人沒事，我是其中之一。大概是因為我個頭兒小，消耗也少的緣故吧。那時，學校為了防止大家浮腫，發明了一種預防辦法，就是把大伙兒趕進一個很大的“蒸籠”里面去蒸，下面熏中草藥。困難時期給我印象很深的是在食堂里面給同學分飯，這是一項“光榮而神圣的使命”，由同學們輪流做。每盆米飯分給8名同學，怎么分可有講究啦。總是有人在分飯時把自己那塊切得稍微寬一點，或者下面插得斜一點。那時候糧食太金貴了，多吃一口或者少吃一口，可大不一樣！

這個時期對個人毅力和品格是嚴峻的考驗。也有個別同學餓得實在受不了，干脆回鄉了。讀大學五年，我只回過一趟家，因為路途花費實在太高了，真是回不起呀。那次我走到自家門外，母親一見我又黃又瘦的樣子就愣住了，幾乎沒認出我來，整個人都脫了相。

那是1962年的暑假。那個時候，農村的生活條件開始好轉。家里把最好的東西都拿出來給我吃。我在家天天敞開肚子吃，吃了睡，睡了吃，半個月下來，體重竟增加了6公斤！返校時，父親一直把我送到40公里外的思南縣城去坐汽車，他讓我隨身帶了一袋炒好的豌豆，還特別拿了好幾個小玻璃瓶子裝滿雪白的豬油，也帶在身上。這可是了不得的好東西！從學校食堂把熱烘烘的白米飯打回來，拌一小勺兒豬油，再撒點鹽，那是香氣噴鼻啊！現在年輕人都沒有這種經歷，那時候如果有幾瓶豬油，可是解決大問題！

讀大學期間必須參加生產勞動，每學期大概要勞動一個月。特別是夏收時節，我們要到成都郊外的鄉下幫農民割麥子。外語系還組織過勞動競賽，看哪個同學割得最快、最多。我是農村長大的孩子，比城里人更會干農活。我們那天天不亮就起床，稍微吃點兒東西就下地，中午也不休息，飯直接送到田間地頭，一直要干到天黑才收工。勞動強度這么高，沒有一點兒意志力和體力真堅持不下來。我也累得腰和腿都伸不直了。回想起來，也正是因為年輕時候有了這種艱苦的錘煉，后來再遇到什么費神費力的事，就感覺不算什么了。

想一想，當時那么困難的條件都堅持下來了，今天還有什么好怕的呢？大學期間，毛主席號召學雷鋒，我們作為大學生，積極響應毛主席號召。我們班還編演了一個學雷鋒的俄語話劇。前兩年，我的一位大學同學把我1964年用毛筆抄給他的雷鋒日記的抄件寄給了我，我把它珍藏了起來。內容是：“青春啊，永遠是美好的，可是真正的青春，只屬于那些永遠力爭上游的人，永遠忘我勞動的人，永遠謙虛的人。”

大學時光匆匆而過。四年級要寫學年論文，我翻譯了一篇吉爾吉斯作家艾特馬托夫的文學作品。五年級寫畢業論文，我的論文標題是《托爾斯泰的人道主義》。說起來，川大外語系的文學氣息比較濃厚，開設了西方文學史、文學作品選讀、修辭學等課程，我也很感興趣。大學時期，我養成了閱讀《人民日報》和《紅旗》雜志上的文章的習慣，堅持學習每篇社論。《四川日報》的文藝版和國際版每期都看。

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無論中學、大學和國家機關都很注重培養工農子弟，政治上很信任。那時，全國各個地方都不富裕，我作為從貴州山區走出來的農村孩子，感覺與城里人的差別也不是很大。然而，今天的情況與以往大不相同，國內重點大學招生，中央國家機關招錄干部，工農子弟的比例是不是越來越小了？我擔任外交部黨委書記時，專門關注過干部來源和干部結構問題，曾請主管干部工作的副部長調查過外交部干部來源的地區分布和社會階層情況。我想，這可不是簡單的技術問題，而是一個很大的政治問題。

我曾在國務院一次關于教育改革的會上發言說，像清華、北大這些頂尖學府是培育中國政治領袖的地方，生源結構要相對合理，應該代表中國社會的各個方面和各個階層，必須留出一部分名額給西部貧困地區以及出身于工農家庭的寒門子弟。我們這樣一個大國將來由什么人來領導和管理，涉及到國家前途和命運。據說，有關部委的領導同志聽了后覺得很有道理，就把我的意見轉給教育部了，現在已經逐步擴大“211高校”招收農村貧困家庭子弟的比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