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tGPT、Sora等智能應用的先后推出，既引起一些人的歡呼，也觸發了更多人對技術的恐慌。相比以往的任何技術，人工智能技術帶來的不確定性都要更大，尤其在風險方面，但人類之所以走上人工智能的開發道路并且在這條道路上越走越遠，或許并不完全出于莽撞。

在人工智能這條新路上的探險，也是一種對人類本質與極限的探尋，在很多方面，智能機器成為了人類的“鏡子”，幫助人類加深了自我認識。這也是智能機器對人類的重要誘惑。

（一）內窺深層認知規律的機器“鏡子”

從技術角度看，人工智能的核心目標，是探求認知規律，因此，人工智能被很多計算機專家視為“關于知識的科學”，核心是研究知識的表示、獲取與應用，實質上是從機器模擬的視角來理解人類知識的相關規律。智能機器的發展，使人類對知識的生成、智能機器與人類思維（以及承載思維的大腦、身體）之間的關系，有了深入的探究。

目前人工智能有三大流派，符號主義（將現實世界看作是符號的計算，認為在符號計算上實現了相應功能，那么在現實世界也就實現了對應功能）、連接主義（它主要關注大腦的神經元機制，試圖發現大腦的結構及其處理信息的機制，進而在機器上進行模擬）、行為主義（它的假設是智能取決于感知和行動，不需要知識、表示和推理，機器只要能生成相應行為就是具有了智能）。

這三大流派對智能、知識的理解都有自己的局限，但它們也具有特定的意義。三者從符號、大腦機制以及行為幾種不同角度探究人類智能的本質、知識生成的路徑，機器成為窺探人類認知規律的一面鏡子。未來的人工智能還會出現新的流派與技術，但機器這面鏡子的作用肯定不會消失。

在理解知識生成規律的過程中，人工智能也迫使我們對人類思維、情感、行為等與認知相關的“秘密”進行深入的“內窺”。盡管以往的生物學、心理學、哲學以及其他人文社會科學都在進行這樣的研究，但人工智能技術讓研究者跳出人類本身，從機器這樣一個模擬者的視角來看人類社會的運行，以及人類的本質。

新的視角催生新的認識，許多學科因為與人工智能技術的結合，也發生了重大變革，計算傳播學、計算社會學以及計算法學等不僅是引入了計算的方法，更重要的是拓展了新的領域。

人工智能技術的演進也推動了“認知科學”這樣的新的學科的發展。與人工智能三大流派非常類似，在認知研究中，也有三種典型的研究進路，分別是認知主義、聯結主義和生成認知。

認知主義認為認知是作為符號計算的信息加工活動；聯結主義認為認知是由簡單成分構成的神經網絡整體狀態的突現；生成認知則認為認知是一種生成活動，即一種主體與世界之間的結構耦合過程。其中，生成認知在今天已經成為認知研究的主要進路。

人類在從智能機器角度認識自身的同時，也在試探著人與機器之間的最終邊界，即機器對人類的學習、模仿可以到哪種程度，哪些方面是機器永遠不能達到的。人們認為，那些機器不能達到的就應該是人類的本質，或者說“人性”。但在實踐中，這個邊界卻在不斷變化，人類對于自身的優越性、人類本質的自信也在不斷被打擊。

（二）反射現實世界的機器“鏡子”

智能技術的應用，是為了解決現實世界的問題，這意味著機器需要盡力模擬人類社會和真實世界，很多時候，技術界會將對現實模擬的真實程度作為技術水平高低的衡量標準。

對人類社會的模仿，必然以人類為學習對象。機器的語言表達，來源于人類的語料，機器表現出來的情感，是對人的情感的模擬，機器的行為模式，也是對人類行為方式的模仿。機器的言行，也在總體反射著人類的價值觀與文化。

機器對人類的學習，是基于具體的語料庫或情境，面對不同的語料庫或情境，機器獲得的人類的素材可能大相徑庭，有些語料庫整體是文雅與文明的，有些則是充滿戾氣或污言穢語，由此形成的機器的語言與行為必然也會打上相似的烙印。

機器對人的學習并非一次性的，而是循環往復，人類的典型言行會經過機器的反復放大，產生“正反饋”效應。因此，“當我們在ChatGPT面前嘲笑其回答多么愚蠢的時候，其實真正愚蠢的是人類自己，因為在問答環節，ChatGPT學習到的不僅是我們用文字提供的問題，也學習到了人類嘲笑它的態度和反應”。

而從整體上看，機器在學習過程中，既可能復刻人類的共性，也可能放大人類的某些局部。例如，將一些枝節問題解讀為關鍵問題，將個體行為推演為整體行為，將小眾觀念詮釋成大眾文化。機器是人類既有文化的放大鏡與推廣者，無論是對于美德的傳承，還是對缺陷與錯誤的沿襲。機器放大與推廣哪些局部，與機器后面掌握權力的人有關。因此，機器學習的結果，也反射著人類的權力結構。

除了通過學習來繼承或揭示人類文化外，智能機器還可以用其他方式來反射現實世界。智能機器海量的信息生產能力，會將現實世界中發生的大大小小的各種活動、事件，變成媒介空間的信息，構建出“擬態環境”。盡管這仍然不可能完全復制現實世界，但相比傳統媒體所構建的擬態環境，智能機器構建的擬態環境對人類活動的反映必然更為全面、豐富。大數據技術則可以通過社交媒體或數字空間的其他信息，來描繪社情民意的圖景，解析社會發展的熱點，或探知那些還在醞釀中的動向。

機器的反射不僅體現在人類活動方面，也擴展到人類生存環境的各個方面。物聯網將現實空間中的各類數據（如空氣質量數據、人群密度數據、電器運行數據等）源源不斷地提取出來，發送給需要這些數據的平臺、機構或個體。“數字孿生”技術甚至可以對城市等空間進行完整的復制。人們對生存空間的認識，也會更多地通過各種智能機器形成的數據及其加工產物。借助智能機器，現實環境也在“擬態化”。

Sora帶來的一個新話題是，機器能否完全自行模擬出現實世界。雖然由于Sora的技術原理沒有公開，它是否已經是一個“現實世界的模擬器”人們還不能確定，但至少它讓人們感受到了這種新的可能。從理論上來說，現實世界的萬物運行既然可以用物理學規律來解釋，那么用機器來進行模擬也是完全可能的，只是對算力是一個極大挑戰，但這種挑戰也并非不能克服。

如果這一技術實現，這就意味著，智能機器這面鏡子中呈現的景象，不全是真實發生的，還會有很多是人造或“機造”的。智能機器的鏡子屬性，在未來也可能發生變化。甚至可能發生一種翻轉，機器先制造了一種“鏡中現實”，人類再去模擬它。

（三）映照人類局限的機器“鏡子”

人類歷史上曾經或正在使用的各種機器，都是對人類的某些弱點或局限的增強、彌補，每一種機器都是人類某些特征的反面映照，當然，在這些機器被開發出來之前，人類相應的特征或許并沒有被當作缺陷看待，而技術的進步，使人類的不足與局限得到越來越多的暴露。智能機器同樣如此。人工智能的發展，使人類不斷反思自身在認知能力上的局限，并試圖通過技術進行補充和增強。而在智能技術應用之前，人類對這些能力曾經是自信的。

從內容產業來看，智能技術的一個基本應用方向，是拓展人在信息采集方面的能力。信息采集維度與深度的拓展，也增強了人類對于社會現象和現實世界的認知能力。就像工業時代的機器一樣，智能技術在信息生產、管理方面的效率也是它被廣泛應用的重要原因，在信息爆炸的時代，這樣的效率更是人類所需要的。

Sora因其具有“文生視頻”的功能而備受關注，對于視頻生產來說，這是一個關鍵性的效率提升。同樣，ChatGPT所解決的是基于海量信息的“量身定做”的信息整合與加工。即使它當下的水平是平庸的，但已經能滿足普通人的常規需求。在效率提升的同時，技術應用的門檻卻不斷降低，更多人可以參與到專業化的內容生產與創作中。

智能技術對人的認知能力的另一個補充，是對規律的深層挖掘、提煉，而前提是抽象問題的模型化與量化，即精確量化原本模糊含混的一些概念，例如特定領域中的“藝術風格”，博弈中的“棋風”，并且使這些只可意會、無法言傳的技巧風格變得樸實無華，容易復制和推廣。在將各種個性化的人類行為模型化、量化的基礎上，這些行為的內在普遍規律便可得到一定程度的揭示。對人類行為的規律化總結，有利于相應行為的學習、模仿或大規模復制，同時也便于決策、調控，在內容生產方面也是如此。

從這些角度看，人工智能技術的出現也是信息時代發展的一個必然，它的開發目標，也是成為人類的補充者，而非人類的敵人。

但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是，在機器面前被不斷揭示的人類的局限，是否一定都是問題，是否一定都要由機器去解決？人類是否一定要去追求某種能力的極限，獲得這種極限能力是會讓人類生活得更好，還是會更差？

至少在今天，技術帶來的能力增強，并沒有讓人們更輕松，更幸福。當我們獲得了各種新技術增強的能力，例如強大的記憶能力（這建立在各種外部存儲的支撐上）、隨時隨地的連接與交流能力、多線程任務的處理能力時，我們的壓迫感與焦慮也在與日俱增。智能技術的未來發展，一定會減輕壓迫感或焦慮嗎，或許我們對此也沒有把握。

智能機器這面鏡子，不是在被動映射著人，它還帶來一種可能，在不斷增強人類的同時，造成人類對它的依賴，人類原來的短板會因此變得更短，甚至有時可能接近“殘疾”。它們在其他方面對人類的鉗制也與日俱增。但人類在一開始并不能完全預測這些風險，即使有所擔憂，但總還是認為人類可以控制好智能技術，因為它們歸根結底只是工具。然而智能技術比任何一種工具都具有能動性，它帶來的不確定性也是最大的。

（四）人機交流與“鏡中我”

人工智能不僅是人類進行自我認識“鏡子”，也是個體自我認知的“鏡子”，這種認知主要通過人機交流、互動來實現。早在20世紀80年代，雪莉·特克爾便通過兒童與智能玩具互動的研究表明，展現有人類特征的人造物成為我們重新定義自我形象的鏡子或“第二自我”。今天的智能機器不僅是玩具，也是人們日常交流的伙伴、助手甚至管家。對于個體的自我認知來說，它們作為“鏡子”的作用會越來越突出。

米德指出，我們所稱的“交流”的重要性在于，事實上它提供一種行為形式，使有機體或個體可以成為他自己的對象。也就是說，交流使人們可以從他人那直面自己、認識自己。而庫利則更明確地指出，“人們彼此都是一面鏡子，映照著對方”，人們通過他人看到一種“社會自我”，“這種社會自我可以被稱為反射自我或鏡中自我”。

人要獲得對自己的完整的認知，需要通過社會交往中的他者，但他者也是多種多樣的，有些他者與自己存在較大的同質性，有些則具有較大的異質性。從同質性他者那里人們容易獲得對自我的積極肯定，而從異質性的他者那里人們可以更清楚自己的優勢與劣勢，通過與異質他者的對比更好地定義自身的個性與特質，異質的他者也更容易激發人們的自我變革動力。但是，異質他者也可能帶來對自我認同的負面影響，增加人們的認知失調，對此人們的本能是回避。

不同類型的社交互動，也會帶來不同結果。今天的一些社交媒體，如微信，是強關系的社交，出于社會關系維護的需要，相互贊同、討好則成為了互動的主旋律，但這并不會真正地讓人們獲得充分的自我認同，因為這個平臺也充滿了自我炫耀的社交表演，由此帶來的社會比較壓力與日俱增，這在無形中增加了人們的自我否定與內心糾結。而在另一些弱關系、匿名社交為主的平臺，如微博等，人們之間的相互否定、廝殺依然激烈甚至較以往有過之而不及，這也會增加人們的負面情緒。

社交越是頻繁，人們對社交中的認同以及獲得正面反饋的需要就越是強烈，這既包括在互動中來自他人的認同，也包括從社交環境的比較中獲得的對自我的肯定與認同，但當下的社交平臺并不能很好地滿足人們的需求。

庫利指出，自我最糾纏人的東西來自對他人意識的反映，保護社會自我的消極辦法是逃避刺激和折磨人的暗示，積極的辦法是與之斗爭，學會控制和轉化自我情感。但人們往往更多地是采用消極的辦法，當社交平臺充滿了刺激和折磨人的暗示時，逃避的動因也就不斷增加，這會將一些人推向人機交流。與此同時，技術的發展，會使人機交流中的機器的“智商”“情商”不斷提高。因此，可以預期，人機交流會逐漸普及。那么，在人機交流中，人對于機器會有什么樣的期待，人們會在人機交流中對機器采取什么樣的姿態？

有研究提出，用戶認為被動而富有表現力的機器人更易于相處，而主動型機器人比被動型機器人更容易讓人產生被支配感，甚至讓人感到被不平等地對待。一項針對兒童的人機交互實驗也揭示，大多數參與實驗的兒童都更喜歡與順從型機器人而不是非順從型機器人進行互動。為了迎合用戶對人機交流的這樣一種需要，在社交機器人的設計中，設計者的思路大多是以人為中心的，目前諸如小冰、ChatGPT、文心一言等也是以彬彬有理、服從、迎合人的方式來與人對話。

在現實的人際交流中，人們常常不能完全選擇自己的交流對象，也難以完全控制交流過程，但在人機交流中，選擇性和可控性大大增強。

在人機交流中，人總是主動的一方，是訴說者和話題的引導者，而不會是傾聽者。事實上在今天的人際交流中，人們對于他人的傾聽也越來越稀缺，如韓炳哲所言，今天我們越來越喪失傾聽的能力，妨礙傾聽的罪魁禍首是日益嚴重的自我聚焦，即自戀。將來或許會產生一種新的職業，叫傾聽者，為他人奉獻聽覺并收取酬勞，但即使有人類傾聽者這樣一種職業，他們與“雇主”之間的交流中也難免會出現摩擦與沖突，這也給機器傾聽者的大行其道提供了機會。

讓機器充當傾聽者，雖然對人類的訴說是有益的，但這種“主仆式”的交流模式卻難以帶來真實的“鏡中我”。它幫助人建立起的自我認同，未必與人們在真實的人類交往中形成的自我認同一致，甚至可能因為機器總是迎合、取悅于人，這面鏡子反射的自我會具有很大的迷惑性，這會妨礙人形成準確的自我認知，當人們回歸現實的人際交流時，不恰當的自我認識可能帶來交流的障礙。

庫利指出，人在對待自己的社會自我的態度上有兩種方式，一種是驕傲，一種是謙卑。驕傲是過于僵硬和過分自信的人肯定社會自我的方式，它隔絕了新的影響，使自己的成長受到阻礙，從長遠來看，它會造成軟弱。可以想象，人機交流中，人們的驕傲情緒會比謙卑表現得更突出，但帶來的長遠影響，卻可能是庫利所說的“軟弱”。

從技術角度看，人機交流中的機器完全可以被設計成具有異質性甚至挑戰性的他者，但愿意接受機器挑戰的人恐怕不會太多。即使人們希望機器具有一定的異質性與挑戰性，也只是為了增加交流的樂趣，仍會以不動搖自我認同為前提。

（五）機器中介與強化的“凝視”

可穿戴設備等智能機器也會通過身體數據的采集與傳播影響人的自我認識。身體數據不僅成為健康管理的依據，也成為自我傳播的新紐帶，成為映射“鏡中我”的特別維度。

智能機器將人的自我傳播擴展為物質自我（身體）與精神自我（意識）的對話。物質自我的各種數據，被精神自我獲知，成為對自我狀態進行認知的重要依據。而精神自我則會根據這些數據來做出行為調整或控制，如增加運動、改變生活方式或進行治療等，這些手段也會對物質自我的數據產生進一步影響。

有了這些數據，人們仿佛可以跳出自己的身體，隨時對自己的狀態進行凝視。但這種凝視會帶來對身體的過分關注，引發焦慮。原本微不足道的身體問題被放大，原來正常的數據可能被人們不當的解讀，機器誤報的數據也會帶來判斷的差錯。身體也不再是一個整體，而是變成一系列離散的數據。人們對身體的認知，不是來自自身的體驗，而是來自數據性評估——是否達標、是否完美。對數據的控制、對完美數據的追求，替代了身體內在的真正感受。

對于個體而言，智能機器也具有拉康所說的主體的鏡像認同中的他者的意義。拉康指出，主體的自我認同就像在一個鏡像中看自己，這種觀看并非主體自身的看，而是由他者的凝視結構出來的。在主體對鏡像的觀看中，不僅有屬于想象界的自戀性認同，還有屬于象征界的他者認同。后者是以他者的目光來看自己，按照他人指給自己的理想形象來看自己，以使自己成為令人滿意的、值得愛的對象。機器這樣的他者，雖然不會像人類他者那樣發表意見或表明態度，但它以數據方式對人進行的凝視，更為直接，更容易成為人的行為的“指揮棒”。

經過智能機器中介、控制的自我傳播，也會延伸到人際傳播中。人們將身體的數據（特別是運動數據）作為社會互動中自我表演的方式，并且與其他自我表演一樣，期待從他人那獲得積極的反饋，這時，機器也成為了人類他者對自我進行凝視的中介裝置。

在現代社會，如吉登斯所言，對身體保持規訓，是優秀的社會能動者固有的一種能力??對身體的慣常性控制，既是能動的一種內在本質，也被他人接受（信任）為個體的一種能力。在吉登斯那個時代，身體的規訓更多通過外表、儀態等體現，而智能時代的身體規訓則體現為運動健身、養生等，數據成為規訓效果的主要證明。通過身體數據來進行身體的控制，成本可能更低（因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造假），且效果更直接有效。

機器中介或強化的凝視，看上去使人們增加了對自我的關注與審視，但在這個過程中，人們受到機器和其他外在因素的影響也更加深重，人的自主判斷與行動力則可能被不斷削弱。

未來智能機器與人類的關系還會不斷變化，是讓機器向越來越類似人的方向發展，還是反其道行之？是堅持人類中心主義，還是擁抱人與機器平等共存甚至人機共生的未來？這些問題需要人類一次又一次的思考。但無論如何，人類不應該失去對自身價值的堅守。

*摘錄有刪減，原文刊載于《新聞大學》2024年第3期 （總第215期），作者：彭蘭，原標題為“彭蘭 | '鏡子'與'他者'：智能機器與人類關系之考辨”。

《媒介的欺騙性：后圖靈時代的人工智能和社會生活》[意]西蒙尼·納塔萊 著 汪讓 譯

人工智能往往被形容成一種超越人類、如美夢又如噩夢般的存在。它引發了很多關于人類社會形而上學的思考。不可否認，人工智能正一點點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但人工智能到底是什么？它對人類社會的重塑又是怎么發生的？

本書通過回顧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歷史，揭露了人類關于這種技術的幻覺和謬論。聚焦于溝通型人工智能，作者指出它們并不是一種真正的“智能”，而是人類對自身的投射。人工智能技術利用文化偏見和現代心理學來匹配人類對外界環境的觀察和探詢，從而投射出“智能”的假象。

作者提出了“庸俗欺騙”這個概念來揭示人機互動的本質即欺騙，并詳細闡述了“庸俗欺騙”的各個維度。所謂人工智能，無非是利用投射和刻板印象來附和社會規范罷了。透過人工智能技術，我們恰好可以看出人類是多么容易受到欺騙。在各種科技的不斷興起中，我們人類也被逐漸改變。只有深刻理解人類面對媒介騙局的脆弱性，我們才能成為更加成熟審慎的媒體消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