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朝陽區松堂關懷醫院里，一位老人拄著拐杖，步履蹣跚地在院子里緩慢挪步。他走過的一面墻上，寫著“我們要活120歲”。數字120被放大，似乎代表著人們對于長壽的迫切渴求。對于住進松堂醫院的人來說，相比于遙遠縹緲的數字，他們更在乎的，是如何體面而有尊嚴地度過晚年，走完人生最后一段時光。

▌壓力下的選擇

82歲的陶蘭（化名）來關懷醫院已有兩三年，用兒子季剛（化名）的話來說，“剛開始從家里接過來的時候只有一口氣，現在被養得白胖白胖的”。

陶蘭前些年摔成了高位截癱，醫院沒法長期住院，養老院的價格又高，能在家照料的全職護工難找又不放心。季剛和妻子上有老下有小，還要工作養家，沒有精力親自看護，最后選擇把母親送到這里，“在這里的環境雖然算不上好，但護工細心，只要老人不受罪就行”。季剛迫于種種現實因素作出選擇，折射出當下子女在贍養老人時所面臨的普遍困境。隨著中國老齡化的加劇，家庭小型化和少子、無子化給仍以家庭養老為主的養老模式帶來了嚴峻的挑戰。全社會養老負擔日益繁重，重壓之下，國內很多臨終關懷醫院都在探索“臨終關懷+養老”的模式，也正是松堂醫院目前采用的這一模式。

在松堂醫院，彌留之際的老人在這里走過短暫一程，除此之外，也有像張貞娥一樣已經在這里生活長達11年的老人。1958年高中畢業后，她分配到了774北京電子管廠工作。工作半年時在職工宿舍因意外從上鋪摔下，導致高位截癱，余生不得不在床榻上度過，算到今年，已經臥床59年。

來關懷醫院之前，張貞娥的日常都是由三妹請來的保姆照顧，幾十年來雇傭的保姆多達十幾位。在上世紀90年代初，保姆的費用是每月600元，之后漲價到900元甚至更多。并且每逢春節保姆回老家時，只能靠姊妹輪流照顧。北京有句俗話叫“活到66，不死掉塊肉”，2007年張貞娥66歲時，她先是骨折，后來持續高燒至昏迷，這次大病耗竭了姊妹們的精力。迫于無奈，在張貞娥不知情的情況下，將她送到了松堂醫院。

度過余生

在關懷醫院里，并不是所有人都像張貞娥一樣，老年癡呆和時日不多的“病友”占了絕大多數。2016年患骨髓瘤晚期的王鳳龍也搬進了同間病房，性格潑辣，靠止疼藥緩解病痛，而且只要一吃藥就嗜睡。盡管時日不多，但她一直保持良好心態。同為老北京的她搬到了張貞娥的病床邊，總是幫著護工給張貞娥喂飯。

比張貞娥還早來半年的王春華今年63歲，七歲時因發高燒得了腦膜炎，后惡化成腦癱。三年前的一天，她突然臆想自己懷孕了。志愿者來看她時也會順著她說，問她懷孕幾個月了，從沒有人戳穿她。王春華的兒子在成都做餐飲生意，他幾次想把母親接到成都，但王春華呆在松堂醫院久了，早已習慣了這里的生活，說什么也不肯走。

幾位老人所住的八人間，每個床位每月費用近4000元，對于北京本地老人來說都能接受，醫院中部分老人也都能靠退休工資或房屋收租來獨立承擔。盡管在傳統觀念里，老人更傾向于在家由子女贍養，但在現實狀況的權衡之下，能減輕子女壓力，有著便捷的護理和醫療條件的關懷醫院也不失為一個好的選擇。

▌習慣死亡

在松堂醫院，死亡從來不會顯得突兀。不經意間，某個床位突然被搬空了，不久，又會有新來的老人來住。張貞娥談起剛來的時候，同病房的老人幾個月間相繼離世，她會因他們的離開而難過痛哭很久。久而久之，她也開始對此習以為常，可以平靜地面對不知何時到來的死亡。殘忍的是，死神不只會在風燭殘年的老人床畔如期而至，有時也會突然叩響孩子的門扉。

五歲的女孩萌萌在兩歲時被診斷為脊髓瘤，且腫瘤位置特殊，極為罕見。近年來輾轉北京各大醫院，但病情卻持續惡化。最后醫生判定萌萌最多只能活一兩個月。在北京兒童醫院的推薦下，父母帶萌萌來到關懷醫院，免費住進了專項基金扶持的病房公寓。萌萌的父母因為女兒的病而辭去了工作，需由兩位家長24小時輪流看護。

萌萌現已無法進食，每天靠輸營養液維持生命，輸液的時候，她會睜開眼緊緊盯著塑料管上控制速度的表盤。盡管氣息微弱，但每次睡醒時，還是會叫上幾聲“媽媽”。雖然父母并沒有明確告知萌萌她將不久于人世的消息，但長期護理這間病房的護工說，很多孩子其實在四五歲就有死亡意識了，他們睜眼醒來都會本能地叫著媽媽。

不久前，張貞娥老人也聽聞了萌萌的事，已經習慣了死亡的她仍對此唏噓不已。在老人的床頭柜上，她所養的蟈蟈在小籠子里不時發出叫聲。每天她都會把剩下的蔬菜撕成小塊兒喂給蟈蟈吃。蟈蟈的壽命僅有90天左右，等蟈蟈死后，又會買來一只新的。重新開始喂養，周而復始。

圖、文/財新記者 蔡穎莉   圖片編輯/杜廣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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