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的話】

“在北京，看上?！?，“澎湃下午茶/京滬之間”系列研討正式啟動。

5月17日，歷史學者蕭冬連、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戰略和區域經濟研究部研究員劉云中、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資源管理研究院副教授范世濤與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科研部主任南儲鑫四位學者，來到了澎湃新聞北京辦公室，“從歷史視角看中國經濟轉型”，暢談“城市的復興：作為經濟體制改革原型之一的上?！薄皡^域戰略演變中的上?！薄霸圏c與引領：全面深化改革的上海探索”。

出發去北京之前，我們還邀請了上海市委改革辦、上海發展戰略研究所、上海社科院、復旦大學的同志，詳細討論了“京滬之間”研討的形式、節奏和議題。

我們計劃，2024年下半年，每月在京滬之間展開一場下午茶，圍繞人口、金融、財政、科技、數據和土地等重大議題，解析中央政策，探討上海思路。

以下為蕭冬連演講精要。

歷史學者蕭冬連認為，穩定預期關鍵是政策的可預期性，從根本上來講，還必須有健全的法治。  澎湃新聞記者 權義 圖

經濟轉型不是新話題

自1979年以來，中共高層就開始對以往的發展思路和發展模式進行檢討。

1979年“撥亂反正”從兩方面來總結歷史經驗教訓，一個是經濟體制，一個是經濟結構。

1979年，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成立了四個調查研究組。（編者注：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組織的大規模經濟問題調查，分成四個小組: 第一組，張勁夫、房維中負責，承擔經濟體制改革問題研究; 第二組，馬洪、孫友余負責，承擔經濟結構問題研究; 第三組，汪道涵負責，承擔關于引進技術、設備和資金同改造現有企業相結合的問題研究; 第四組，于光遠負責，承擔經濟理論方法研究） 經濟結構組調查研究的結論是，結構不合理，重工業過重，輕工業過輕，農業落后，投資高，低效率、低回報，雖然增長速度并不低，但人民得不到實惠。

1981年，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了關于經濟發展的10條方針（編者注：依靠政策和科學，加快農業的發展；把消費品工業的發展放到重要地位，進一步調整重工業的服務方向；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加強能源工業和交通運輸業的建設；有重點有步驟地進行技術改造，充分發揮現有企業的作用；分批進行企業的全面整頓和必要改組；講究生財、聚財、用財之道，增加和節省建設資金；堅持對外開放政策，增強我國自力更生的能力；積極穩妥地改革經濟體制，充分有效地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提高全體勞動者的科學文化水平，大力組織科研攻關；從一切為人民的思想出發，統籌安排生產建設和人民生活），希望走出一條以經濟效益為中心，經濟速度比較實在，經濟效益比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實惠的新路子。但是到了1984年，經濟又回到數量擴張的老路上去了。 

1992年6月，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提出《21世紀議程》。1994年7月，國務院批準了《中國21世紀議程》。

1995年，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今后15年要下大力量切實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認真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和可持續發展戰略?！?/p>

2003年，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五統籌”（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 “十一五”規劃《綱要》明確提出，要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切實走新型工業化道路。

但此后的經濟發展仍然沿襲傳統的發展軌道，只是呈現新特征，即土地財政、招商引資、工業園區和房地產，形成以土地謀發展，以房地產和出口制造業為支柱的模式。

可見，實現經濟轉型并不容易。為什么？過去的路子有它的歷史合理性，有它的歷史理由。

粗放式發展是一個必經階段

第一、粗放式發展是所有后現代化國家的必經階段。

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們提出“發展是硬道理”，以GDP為主要目標，我認為是歷史的需要。無論解決溫飽，充分就業，實現小康，都必須有比較快的增長速度?，F在講的高質量發展，是在什么情況下提出來的？經濟發展到一定數量級以后，才可能提出質量型發展這個問題來。在一定時期內，希望同時實現數量增長與高質量發展，還只能是良好的愿望。 

我舉個例子，就是環境保護問題。

1983年，國內出版了一本書，《增長的極限》，羅馬俱樂部關于人類困境的研究報告。報告說經濟增長已經到極限了，如果再不搞可持續發展保護環境，今后發展就不可持續了。國內有些學者就提出來，工業化必須避免走西方先污染再治理的老路子?？墒牵憧纯?，后來幾十年的發展，這個問題（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繞不過去。環境的保護，生態的保護，其實需要付出很大代價。工廠搞清潔能源，需要很多投資。普通老百姓對環境污染的承受力也是隨著環境污染程度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不斷改變，容忍度是會越來越低的。北京前幾年的霧霾到了大家不能容忍的程度了，上上下下才可能達成某種共識。飯還沒吃飽，你就要

拉閘限電，要限制發展，可能阻力會很大。

第二，中國具備數量性擴張的內外條件，也就是所謂的“比較優勢”。

“比較優勢”首先體現在，我們有豐富、廉價的勞動力，所謂“人口紅利”。

中國和蘇聯有個不同，那就是所處的工業化階段。蘇聯農業剩余勞動力基本被城市化吸納，集體農莊的社員在1966年已經享受了跟城市工人一樣的福利待遇。我們長期實行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限制農民進城，積攢了大量剩余勞動力。一旦放開，實行包產到戶，人民公社被取消，行政控制減弱，人口流動的潮流就不可阻擋?！叭丝诩t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個“農民工紅利”。農民工潮的出現并不是政策預設的，它是農民自我解放的過程。從1950年代一直到1980年代，都是限制農民進城的，到了1990年代中期才開始逐步放松。因為城市經濟發展，需要大量勞動力。第一次農民工高潮出現在1989年，當時廣東就向中央告急，說，你看運輸、交通、住房和食品供應都應付不了，要求限制農民去廣東?？墒?，幾十年的農民進城潮流，一直是股強大的力量，加速了城鎮化。

另外，能源、原材料、土地等資源價格明顯低于世界水平。低成本優勢與世界產業轉移趨勢相契合，承接了大量勞動密集型產業（三來一補）。

中國市場和世界市場原來是分割的，一旦開放，勞動力成本形成巨大落差，吸引了國外勞動密集型產業向中國轉移，為中國提供了數量性擴張、粗放性發展的機會。 

其次，適用技術的引進和模仿有巨大空間。不能認為只有原創才是創新，模仿同樣是創新，而且是成本較低的一條路。

改革開放初期，提出要建設高度的現代化，后來形成了“中國式現代化”。當時提出的“中國式現代化”概念，跟現在講的“中國式現代化”概念所針對的內容是不一樣的。

鄧小平提出的“中國式現代化”，是說中國人口多、底子薄弱、發展落后，所以我們所追求的現代化不能夠說是更高層次的現代化，第一步解決溫飽，第二步實現小康，21世紀中葉，才實現中等水平的現代化。其實是根據當時的情況，把現代化的標準降低了。

改革初期就討論過，中國引進的是最先進技術，還是實用技術？結論是要以引進適用技術為主，不要一味追求最先進技術。引進實用技術，在模仿基礎上創新，是符合中國發展階段的要求的。 

再次，1980-1990年代，長期的短缺經濟和加速城市化，提供了龐大的國內市場。粗放式發展仍然有巨大空間。

我們知道，鄉鎮企業之所以在1980年代發展起來，有它的歷史緣由。首先是農民自己找出路的強烈沖動。再一個就是，鄉鎮企業至少有兩個優勢：一個是勞動力不缺；一個是土地不缺，農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蓋工廠，土地成本很低。當時鄉鎮企業使用土地的政策是很寬的。所以，鄉鎮企業相對于國有企業有更高的生產率。還有，鄉鎮企業生產什么都能賣得出去。

薛暮橋回憶說，1985年3月，他去家鄉無錫調查，知道前兩個月鄉鎮企業增長100%?！拔姨嵝阉麄儾灰^腦發熱。他們答復說，鄉鎮企業要資金有資金（銀行送貸款上門），要銷路有銷路，為什么不讓我們生產？”

最后，全球化提供了以低成本優勢進入國際市場的機會。外貿制造業從1980年代起步，1990年代崛起，加入WTO后加速，最后中國成了“世界工廠”。

1979年，袁庚（時任香港招商局常務副董事長）跟中央匯報，希望在國內搞出口加工基地。重要原因就是，香港地價很貴，至達到日本銀座的水平，搞不起來。 

第三、過渡性體制特征決定的。計劃經濟時代軟預算約束與投資饑渴癥。改革開放后投資擴張從中央轉到地方政府，形成了地區競爭機制。地方政府有無限數量擴張的動力，首先是辦企業，主要是發展鄉鎮企業和“三來一補”勞動密集型企業。隨后經營城市、發展房地產，同時招商引資，大力發展出口制造業。

張五常特別贊賞中國地區競爭模式，認為是有史以來最好的制度。地區競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土地低價的競爭，有的是零地價，有的甚至是負地價，就是把生地變成熟地，甚至蓋了工廠，然后吸引投資者來，所謂“筑巢引鳳”。通過低要素成本優勢推動外貿和出口制造業的發展，最后中國就成為了“世界工廠”。

在計劃經濟時代，特別是1950年代，百分之八九十的投資都是中央政府投資，地方政府投資比重很小。改革開放以后，放權讓利式改革，擴大地方自主權以后，投資的饑渴癥就從中央政府轉到地方政府了。由于地方政府形成競爭機制，各地都想搞自己的賺錢行業，從小煙廠、小煤廠，到電視機、洗衣機等。1980年代，地方政府主要做的事就是辦企業，而且主要是發展鄉鎮企業，“三來一補”這樣的勞動密集型產業。1990年代以后，地方政府主要是經營城市，其實就是經營土地。政府手里最值錢的東西就是土地，所以就經營土地，發展房地產，再招商引資，發展出口制造業。工業園區、開發區遍地開花。后來這個發展道路被學者總結為“以土地謀發展”模式。

第四、不能用絕對化的觀點看待所謂數量增長與質量增長。說中國40年只有數量擴張沒有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是不符合事實的。這從中國出口商品的結構變化可以得到印證。如果一直停留在全球產業鏈低端，也不會引來西方的強烈反應。從總體上說，40年的發展路徑是成功的，否則就無法解釋“中國奇跡”。

我最近看到黃奇帆提供的一組數據，2023年，在中國的出口商品中，機電等高附加值產品超過90%，勞動密集型占比只剩下10%?！坝?0億件襯衫去換一架波音飛機”的時代已經過去。從出口商品結構變化，大概可以得出結論，就是中國改開40多年來伴隨數量增長有一個技術和產業升級的過程。

你完全用現在提出的高質量發展來否定過去幾十年的發展，是不符合歷史的。但是，肯定數量擴張的增長方式有它的歷史合理性，并不意味著無視它的成本和代價，無視它積累的矛盾和問題。比如，在環境生態方面付出的代價，社會分配問題、結構失衡問題等等。

經濟轉型到了窗口期

經濟轉型的動力來自兩方面：一是客觀形勢倒逼，一是共識逐步達成。

在傳統發展模式的動能沒有耗盡之前，經濟轉型是沒有動力的。能在既有賽道上快跑為什么要轉換賽道？ 問題是原有賽道有點跑不動了。明顯標志是增長率持續回落，而且是呈“L”形趨勢。按中央的判斷，中國經濟面臨“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

標志性的增長率持續回落，大概是在2015年以后。其實在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要不是4萬億，可能那個時候就開始掉下來。4萬億撐了兩三年，后來慢慢就往下回落了。

現在你說要不要幻想回到過去那種高增長？林毅夫講過潛在增長率還有8%，也許是潛在的增長率，但是潛在的增長率要轉化為現實增長率，就很困難了?，F在能保4%爭5%，我認為也不錯。 

關鍵是，經濟效益好不好，產權能不能確認、得到保護，老百姓能不能獲得真正的扶持，不在于要多高的增長。招商以生態環境為代價，對老百姓來講也沒有什么好的。但如果說一直往下降，沒有一定的增長，老百姓的就業就會出問題。

國務院總理李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當前形勢是周期性問題和結構性問題共同作用的結果?！?究竟哪些屬于政策可以調整的，哪些是趨勢性的東西，我認為需要研究。

周期性因素不可忽視，周期性的問題是什么？應當包括三年疫情造成的沖擊，還包括有學者提出的一種所謂“合成謬誤”現象。每一項政策從單個來講，都有合理性，但是如果密集推出，就可能有問題。比如，雙碳目標作為長期目標當然是對的，但下面執行起來采取運動式的拉閘限電。有一個搞外貿的，積攢了大量外貿訂單，結果一拉閘限電，他交不了貨，就違約了，違約就要賠。

但這里關注的重點是結構性因素，這是趨勢性的?，F在上下大體形成了一個共識，中國經濟發展的拐點真的到了。從高速度發展轉向高質量發展是一個趨勢。這主要是結構性因素決定的。

所謂結構性因素呢？

低成本競爭優勢逐步消失。大概在2008年，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就開始上升了，和東南亞國家相比，我們這個優勢大大削弱了。土地、資本等要素低成本優勢也在減弱。有人認為，現在大量勞動密集型產品往國外轉移，這個趨勢可能是阻擋不了的。

房地產盛筵落下帷幕，土地財政難以為繼。現在國家為了振興經濟，提振信心，出臺了很多政策來支持房地產發展。比如，取消限購，我認為都是短期政策，大批人像過去一樣在這里面賺大錢，肯定不行。房地產下來了，土地財政就成問題了。

地緣政治和世界經濟都發生重大變化。過去30多年那種良好的外部環境和條件已經不復存在?；叵肫饋恚袊@幾十年發展，很重要的一條就是，遇到了持續二三十年的戰略機遇期。除了國內投資，出口是中國經濟高增長的一大引擎。現在的情況發生了重大改變，盡管我們有回旋的空間，但是要回到過去那種狀態已經不可能了。所以中央提出要形成以國內循環為主，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新格局。 

還有就是，資源和生態環境難以承載。

為什么說經濟轉型到了一個窗口期？一是客觀形勢倒逼，一是共識逐步達成。 

以改革開放促經濟轉型

其實關于經濟轉型，有不同的解釋。有的是側重于經濟結構的轉型，是發展模式的轉型，但是有人認為還包括體制的轉型。其實幾十年來，體制轉型和結構轉型是連在一起的，結構的轉型和升級都是在體制改革這個過程中實現的。經濟轉型必須依賴于改革開放。建立高水平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高水平的對外開放體制。

經濟改革的重點仍然是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如果發展中存在的問題都歸結于改革開放，甚至有輿論主張要回到過去，這是一種錯誤的認知。用這種方式也解決不了中國的問題。在堅持改革開放，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上，必須保持戰略定力。當然，這并不是否定總結改革開放過程中的經驗教訓的必要性。

通過“高水平的開放”來回應“去中國化”。這個不展開講了。

扭轉“預期減弱”至關重要。預期有自我實現的機制，信心比黃金更重要。

怎么樣穩定預期？我認為，要穩定預期關鍵是政策的可預期性。從根本上來講，必須有健全的法治。有健全的法治，市場經濟才會是好的。沒有健全的法治，市場經濟就會有各種各樣的問題冒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