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加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是美國歷史上著名的廢奴主義者、社會改革家、出版家、記者。在這些頭銜中，最被后人認可的是第一個：廢奴主義者。早在19世紀70年代，也就是加里森去世后不久，他的名字就已經(jīng)與廢奴運動合二為一了。時至今日，只要向一位對19世紀美國歷史稍有了解的人問起廢奴運動，他腦海里跳出來的一個名字仍然還是威廉·加里森。或者，隨便拿起一本美國歷史教科書，無論是針對大學生的，還是面向中小學生的，其中必定會有關于威廉·加里森和廢奴運動的介紹。毫不夸張地說，作為廢奴運動的象征物和代言人的威廉·加里森，是美國歷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值得我們反復地思考和研究。但是就中文學術(shù)界而言，加里森似乎仍是一個相當陌生的名字。

1805年12月10日，威廉·加里森出生于馬薩諸塞州紐伯里波特市的一個貧寒的白人家庭。他的父親阿拜賈·加里森（Abijah Garrison）是一位來自英屬新不倫瑞克殖民地的移民，以商船領航員為生，母親弗朗西絲·勞埃德（Frances Lloyd）來自一個普通的船員家庭。在威廉·加里森剛剛?cè)龤q時，他的父親就拋棄家庭，不知所終。從此，母親獨自撫養(yǎng)加里森和他的兄弟姐妹長大。支持著這個貧困家庭的，唯有弗朗西絲·勞埃德的勤勞和虔誠的宗教信仰。后者對威廉·加里森產(chǎn)生了重大影響。終其一生，他都如母親一般，是一名極為虔誠的浸信會信徒。

因為家境貧寒，加里森受到的學校教育非常有限。從幼年起，他就以售賣自制的檸檬水和糖果、搬運木材等方式來幫助維持家庭生計。他還曾短暫地在一家制鞋作坊和家具作坊當學徒，但都因身體太過瘦弱被辭退。1818年，13歲的加里森成為《紐伯里波特信使報》（Newburyport Herald）的學徒排字工。在長達八年的學徒期內(nèi)，加里森完成了自我教育。他不僅學會了熟練的書寫，還掌握了排版、印刷等辦報技巧。在此期間，他以雅典哲人阿里司提戴斯（Aristides）為筆名，寫作了不少政論文章，開啟了自己漫長的寫作生涯。

1826年，加里森從他的前雇主那里借得資金，買下了一份報紙，將其重命名為《自由出版報》（Free Press），正式開始了自己的印刷出版生涯。兩年后，因訂閱量不足，經(jīng)營難以為繼，加里森關掉《自由出版報》。隨后，他前往波士頓，擔任《全國慈善家報》（National Philanthropist）的印刷工兼編輯。這三年的印刷出版生涯雖屢遭波折，但為加里森未來的人生道路埋下了兩個伏筆。一是加里森身兼編輯、評論家、印刷工等角色，更加熟悉出版的流程和技巧，為他此后在印刷出版行業(yè)大展拳腳做好了準備。二是加里森開始觸及奴隸制問題，發(fā)表反對奴隸制的言論，并結(jié)識了約翰·惠特爾（John G. Whitter）等志同道合之輩，一只腳已經(jīng)踏上廢奴這一終身的事業(yè)。不過，此時的加里森還不是一個廢奴主義者。他受長老會牧師約翰·蘭金（John Rankin）的《奴隸制通信集》（Letters on Slavery）一書的影響，認同美國殖民協(xié)會（American Colonization Society）的廢奴理念，即通過贖買的方式，從奴隸主手中購得奴隸，再將其運送到美國境外的殖民地。這種廢奴理念在19世紀上半期盛行一時，被視為是對白人和黑人都最有利的廢奴方案。加里森也曾在多個場合公開表達對美國殖民協(xié)會和殖民廢奴理念的支持。

從1829年底，加里森接受貴格派牧師本杰明·蘭迪（Benjamin Lundy）的邀請，前往巴爾迪摩，協(xié)助他編輯比較積極的反奴隸制報紙《普遍解放的精神》（Genius of Universal Emancipation）。盡管這段經(jīng)歷不足一年，但徹底改變了加里森的奴隸制觀念，也改變了他此后的人生。在巴爾的摩期間，加里森與當?shù)氐淖杂珊谌巳ψ佑忻芮械慕涣鳎渲邪ㄖ暮谌藦U奴主義者威廉·沃特金斯（William Watkins）和雅各布·格林納（Jacob Greener）。1830年，加里森短暫回到費城時，又與詹姆斯·福滕（James E. Forten）等黑人領袖往來密切。加里森后來坦承，這些黑人領袖對殖民方案的堅決反對和對黑人平等權(quán)利的堅持，激發(fā)他重新思考美國的種族和奴隸制問題，“將立即、無條件廢奴的激進原則注入到自己的思想之中”。1829年，黑人戴維·沃克（David Walker）發(fā)表了《向全世界有色人種公民的呼吁》（An Appeal to the Colored Citizens of the World），呼吁迅速釋放奴隸制，甚至號召黑人以無力反抗奴隸制，引發(fā)了巨大的關注，這同樣促使加里森思考如何更加徹底地廢除奴隸制。

1831年，加里森在波士頓創(chuàng)辦了《解放者》（Liberator）報，并提出了“立即廢奴”（Immediatism）理念，即要求美國人民必須無條件地立即廢除奴隸制。這是加里森踏上廢奴事業(yè)的開端，也是美國激進廢奴運動開始的標志。而他在《解放者》的創(chuàng)刊號上所寫的那句著名的話：“我將為立即解放奴隸人口而奮斗……我將如真理一樣嚴酷無情，如正義一樣永不妥協(xié)”，則成為廢奴運動發(fā)展史最著名、最持久的聲音。

加里森是美國廢奴運動的重要組織者。1832年 1月6日，加里森與其他幾位廢奴主義者在波士頓成立了第一個廢奴組織：新英格蘭廢奴協(xié)會（New England Anti-Slavery），致力于立即“采取一切符合法律、人性和宗教原則的手段來廢除美國的奴隸制，改善自由黑人的品質(zhì)和境況，鼓吹并糾正與自由黑人的境況和權(quán)利相關的公眾意見，為他們爭取與白人平等的公民和政治權(quán)利”。 1832年12月，加里森參與組織了美國第一個全國性的激進廢奴組織——美國廢奴協(xié)會（American Anti-Slavery Society）。

作為美國廢奴運動在早期的精神領袖，加里森率先系統(tǒng)闡釋了廢奴運動的核心理念“立即廢奴”的內(nèi)涵：應該立即采取措施徹底廢除奴隸制；被解放的奴隸應立即獲得自由，不能為他們以自由身份進入社會設置任何準備期；被解放的奴隸制應留在美國，成為自由勞動力，應獲得與白人同等的合理報酬；被解放的奴隸還應獲得基本的自然權(quán)利。值得注意的是，加里森承認，“立即廢奴”并不是要在一夜之間解放所有的奴隸。根據(jù)聯(lián)邦憲法的規(guī)定，各蓄奴州在廢奴問題上具有“排他性的權(quán)利”（exclusive right），因此只能從兩個方面來推進立即廢奴：在南部蓄奴州，對奴隸主進行道德勸誡，使他們認識到奴隸制的巨大罪惡，進而立即釋放奴隸。加里森還明確提出了廢奴運動的行動策略：以道德勸誡（moral persuasion）的方式改變?nèi)藗冊谂`制問題的公眾意見（public opinion），讓他們認識到奴隸制的邪惡本質(zhì)，進而立即廢除奴隸制。

加里森還闡述了廢奴運動的兩大精神支柱：基督教思想和美國自由、平等的建國原則。加里森認為，奴隸制是一種違背上帝律法的巨大罪惡，應該被立即消除。上帝賦予了所有人不可剝奪的享有自由的權(quán)利，無論蓄奴還是奴隸貿(mào)易，都是違背了這一神圣原則的罪行；奴隸制是全國性罪惡，每一個美國人都有義務消除這種罪惡。加里森反復強調(diào)，奴隸制違背了美國革命和建國的基本原則——自由，它會毀掉這一革命先輩們浴血奮戰(zhàn)而的得來的偉大成果，顛覆美國的共和制度。他將廢奴運動與美國革命等同起來，認為廢奴是為了“完成革命者未竟的自由事業(yè)”，宣稱他們自己擁有與革命者一樣的“純潔的道德、真誠的熱情、堅定的信仰、誠摯的精神”。在加里森看來，與奴隸們相比，革命者所遭受的苦難和壓迫可謂是微不足道，因此廢奴運動的正當性一點都不比美國革命低。而且，加里森還參與了“再造”《獨立宣言》的活動，一再強調(diào)這是美國政府的最重要原則。此外，加里森還承認黑人的自然權(quán)利，認為只有打破對非議美國人的種族偏見，才能真正徹底廢除奴隸制并消除其邪惡影響。此后數(shù)年中，加里森的這套觀念一直是美國廢奴運動的意識形態(tài)基礎。

在19世紀30年代初期，加里森像是猛牛闖進了瓷器店，大有將美國社會在奴隸制問題上的政治和心理共識統(tǒng)統(tǒng)打碎之勢。當南北的白人大多希望將奴隸制問題束之高閣時，加里森卻一直宣稱奴隸制是無法回避的嚴重罪惡；當多數(shù)人都認為南部的奴隸制應該由上帝和未來所決定時，加里森卻要求人們立即采取行動廢除奴隸制；當大家普遍認為奴隸制是英國留下的不良遺產(chǎn)，與北美居民無關時，廢奴主義者卻聲稱所有的美國人，無論是否蓄奴，都對奴隸制負有道德責任。而且，加里森不僅是口頭煽動家，也是切實的行動者，他積極籌建廢奴協(xié)會，傳播宣傳廢奴思想的出版物，組織廢奴集會和演講。這種不計后果的“煽動”行為，使這位廢奴運動斗士成為時人眼中的“瘋子”。1835年10月21日，一批波士頓民眾憤而將加里森套上繩索，像狗一樣拉著他穿過城市的大街小巷，以懲罰這位“極端的狂熱分子”。他被關進監(jiān)獄之后才得以脫身。

盡管在廢奴運動興起的過程中功勛卓著，但加里森很快成為廢奴陣營中的少數(shù)派。19世紀30年代中期以來，以加里森為代表的少數(shù)激進派廢奴主義者逐漸走上了更為純粹的道德廢奴之路。他們認為美國憲法和政治體制是奴隸制的幫兇，以立法、選舉等任何傳統(tǒng)意義上的政治手段根本無法根除奴隸制；廢奴的唯一途徑是對全體民眾來一場道德革命，使他們認識到奴隸制的罪惡，進而拋棄奴隸制。而且，他們還將將婦女權(quán)利、性別平等、反政府主義、反教會權(quán)利等時人眼中的狂熱理念納入道德革命的范疇，以求最大程度上清除奴隸制的罪惡。與此同時，一批相對溫和的廢奴主義者則認為加里森派的極端煽動只會給廢奴運動招來更多的敵人，唯有參與公職競選、議會立法等政治活動，才能確保廢奴事業(yè)的穩(wěn)定發(fā)展。雙方的矛盾在30年代末期達到頂峰。1840年，女性廢奴主義者阿貝·凱里（Abbey Kerry）被加里森任命為美國廢奴協(xié)會行政委員會的成員，遭到了溫和派的強烈反對，他們退出了美國廢奴協(xié)會協(xié)會，另行成立“美國和外國反奴隸制協(xié)會”（American and Foreign Anti-Slavery Society），該協(xié)會隨后在紐約成立了美國第一個廢奴主義政黨——自由黨（Liberty Party）。此后，即便在廢奴陣營內(nèi)部，加里森也是激進派的代名詞。

從19世紀30年代后期開始，加里森的觀點愈發(fā)激進。加里森先是發(fā)展出“不抵抗”（Non-Resistance）理論，認為只有上帝的治理才是善的，奴隸制、人類的政府和暴力行為屬同一個范疇，都違背了上帝的旨意，試圖將一個人變成另一個人的合法統(tǒng)治者；投票、參與司法案件、組建政黨等政治行為，其實是“以惡制惡”，都無法真正消除奴隸制的罪惡；只有進行道德說服，徹底凈化公眾意見，等“上帝之國降臨人間”，奴隸制的罪惡才會灰飛煙滅。這套理論具有強烈的宗教至善主義和無政府主義色彩，只得到少數(shù)激進廢奴主義者的擁護。在40年代中期以來，加里森多次批判美國憲法是“與死亡簽訂的契約”，并聲稱奴隸制與聯(lián)邦之間無法共存，只有聯(lián)邦分裂，奴隸制才能真正被廢除。1854年7月4日，在馬薩諸塞州廢奴協(xié)會的年度大會上，加里森甚至當眾燒毀了一份美國憲法，這一驚天之舉成為美國民眾抗爭史上永恒的一幕。加里森這些觀念雖然擁躉甚少，但是它不斷地激發(fā)美國民眾思考奴隸制問題的本質(zhì)及其解決之道，推動了廢奴運動的發(fā)展。

內(nèi)戰(zhàn)結(jié)束之時，加里森的廢奴事業(yè)也抵達到終點。1865年5月，加里森辭去美國廢奴協(xié)會主席一職，返回波士頓，并在年底將持續(xù)34年之久的《解放者》報停刊。他并未平靜地安享晚年，而是為了更加普遍的平等權(quán)利而持續(xù)奮斗。他多次撰文支持黑人的公民權(quán)和女性權(quán)利，并擔任美國婦女選舉權(quán)協(xié)會的主席（American Woman Suffrage Association）。1879年5月24日，他在紐約病逝，結(jié)束了戰(zhàn)士般的一生。

加里森去世之后，他的聲譽并沒有被蓋棺定論，而是不斷引發(fā)爭議，可謂是紛訟不休，毀譽參半。在加里森去世之初，他還被視為偉大的改革者。但是19世紀末以來，隨著美國種族關系的演變，學者們開始重新研究內(nèi)戰(zhàn)起源，他的光輝形象則遭到質(zhì)疑。新興的修正主義學派認為，內(nèi)戰(zhàn)之所以發(fā)生，主要是因為19世紀50年代那批愚蠢的政治家無力應對當時的政治危機，而一直進行狂熱煽動的廢奴主義者是這場危機的罪魁禍首之一，加里森正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在歷史學家阿爾伯特·霍布斯·巴恩斯（Alert Hobbs Barnes）和斯坦利·埃爾金斯（Stanley Elkins）看來，加里森及其支持者是“狂熱分子”和“無政府主義者”，他們的這種反對美國的根本政治秩序和政治權(quán)威的“反體制激進主義”（anti-institutionalism）反倒不利于實現(xiàn)廢奴運動的目標。20世紀60年代，受黑人民權(quán)運動和新左派思想的影響，很多歷史學家普遍贊揚加里森的道德絕對主義，批評政治廢奴主義者背叛了廢奴運動的原則，降低了廢奴運動的革命性和道德性。亨利·邁爾（Henry Mayer）就認為，“加里森一個人就是一個政黨，他像一只牛虻那樣頑強生長了三十五年，給整整一代人設置了政治議程。”

加里森到底是自由事業(yè)的戰(zhàn)士，還是不計后果的瘋子？時至今日，美國學術(shù)界并未對加里森形成一致的評價。正如著名歷史學家戴維·布萊特（David Blight）所言，“威廉·加里森是一個被故事化的、令人不安的、挑戰(zhàn)性的、至關重要的、矛盾性的歷史人物。”這種矛盾性，恰好反映出奴隸制和內(nèi)戰(zhàn)所留下的歷史遺產(chǎn)的復雜性。

或許，拋開意識形態(tài)和后見之明的紛擾，回到歷史語境之中，才是看待加里森的最佳方式。在廢奴運動的歷史上，還聳立著另外一個高峰：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這位傳奇的非裔美國人曾受加里森的感召加入廢奴事業(yè)，后來又與加里森分道揚鑣，成為其激進觀念的批判者。作為“戰(zhàn)友”和對手，他對加里森的評價似乎更為公允：

“他生來貧困，必須勞動，忍受艱難。他是自己的律師、引路人和老師。他憑借自己的努力，躋身于這個時代最博學、偉大之人的行列。他沒有隨波逐流，而是逆流而上。他的崛起，所依靠的不是教會和國家的權(quán)力，而是對這兩股強大力量進行勇敢、頑強和挑釁式反對。此人的光榮之處在于，他孤獨地站在真理一邊，冷靜地等待結(jié)果。眾所周知，他沒有任何權(quán)力和財富，只憑著自己那瘦高的身軀，對抗一個擁有無限的財富和權(quán)力的體制。他相信自己的單純的真理和信仰。”

（本文系作者為《威廉·加里森選集》[杜華譯，武漢大學出版社2018年12月] 所寫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