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經濟的發展需要一個尊重創新規律的規制體系，只有這樣，市場與政府的關系才是互補的，而不是對立的。”

清華大學蘇世民書院院長、清華大學中國科技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薛瀾在5月22日由澎湃新聞主辦的“經濟新動能：面向世界的創新”研討會上表達了上述觀點。

目前，中國經濟處在關鍵轉型時期。伴隨國內產業結構、人口結構深度調整、全球產業鏈重構等，中國經濟進入增長新常態。在這個背景下，創新經濟是否能成為中國經濟新動能？本場研討會圍繞創新要素、創新主體和創新治理探討“經濟新動能”何以可能。

創新要素之數據：代碼更開源，數據更開放

“開源是一種創新理念、創新文化，是這個時代對場景和數據的需要，也是應用者、開發者的需求。”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教授江小涓在會上強調，要進一步發揮數據能力，賦能創新經濟。

開源技術指源代碼向公眾開放的軟件技術。開源能夠匯聚眾智、多方協同，獲得透明高效的海量數據、大量自動化協作工具、世界范圍內智慧資源的分布式協作和接力式開發，推動技術持續迭代演進和大范圍聯結產品、企業和產業，構建大規模生產和應用場景。開源發展到今天，已經成為軟件、網絡和數字領域的開發和創新模式。

另外，從市場競爭的角度，開源模式加快了后起者的追趕速度，限制了軟件業規模遞增所可能導致的壟斷。但同時，通用大模型時代的規模遞增比軟件業更加顯著，大模型的涌現會出現后發者沒有的能力。江小涓認為從現在閉源、開源進展來看，很難對未來格局下判斷，不過不論什么模式，她都希望能夠維護多年來促進創新的競爭性市場結構，并且支持企業進一步開源。

充分發揮數據要素的“乘數效應”，除了代碼更開源，還要做到數據更開放。中國公共部門掌握的公共數據相對體量大。江小涓在會上呼吁政府加大數據開放力度，推動企事業單位的數據和其它各類數據匯聚融通，為數智產業發展提供關鍵要素。同時，她也呼吁企業進一步開放數據，不僅給自己增強業務能力，也推動社會的共同創新，讓更多企業能夠用存量數據來創新。

中泰國際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對數據開放的價值深有共鳴。“我平時做宏觀經濟研究需要很多數據。”“但很多我們想獲得的數據獲得不了。比如國有經濟和一些平臺經濟數據量非常大，但難以獲取，這些數據如果能夠在適當合規范圍內公開的話，對于經濟發展是非常有利的”。李迅雷舉例，當前消費結構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具體數據不透明，而促進消費對于提振經濟信心非常重要。

創新要素之資本：資本要更耐心，更科技

除了增設更多開放的數據外，資本也是創新經濟中的重要一環。

近期，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積極發展風險投資、壯大耐心資本”。薛瀾指出，中國研發投入以產品開發為主而基礎研究比重較少。如果看企業的研發投入，中國企業投入占了全社會研發投入的七成多，但投向幾乎全都是產品開發，中國企業對基礎研究的投入在全世界創新水平較高的國家里是最低的。這也體現出企業投資的“不耐心”。但是，“我們一直強調能夠讓中長期資金在市場上穩定下來，能夠支持產業發展，支持科技進步。”李迅雷說。

目前創新經濟在資本市場上還有增長空間。李迅雷認為，無論是電子芯片還是人工智能相關的行業，中國沒有一家企業的市值超過1000億美元，而在美國，市值過萬億的企業已有多家。可見，中國科技企業在資本市場上還有很大的成長空間。

而從資本投入構成上看，中國資本對GDP貢獻中基礎設施投資占比較大，而信息通信技術（ICT）和軟件投資比重相對較低，僅為10%左右，遠低于美國的50%。

圖片來源：李迅雷演講PPT

對此，李迅雷分析指出，中國經濟在短期內可以由增加基礎設施建設、房地產和制造業投資來保證。而從經濟長期發展來看，中國資本應持續加大對科學技術的投入。

創新主體：創新的本質是發揮企業家精神

數智時代，海量數據生成，重新定義了創新各主體間的關系，企業的創新潛力越來越大。江小涓認為，數據能力支撐大型數字企業產學研一體化創新、從事前沿技術創新和基礎研究，還支撐數字企業投資新創企業。“企業主體地位是在提升的”。

數據驅動型的創新模式下，江小涓特別強調大企業的作用。由于數據、數據關系、獲得數據的能力、計算數據的能力、挖掘數據的能力等因素，大型數字科技企業和平臺成為了創新的樞紐和核心。

如何讓創新要素在創新經濟中最大限度被使用？在本次研討會上，嘉賓們的回答共同指向了企業。各位嘉賓從不同的角度闡釋了企業的重要地位。

在談到未來產業和技術創新路徑時，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陳釗指出：“誰最有資格去預測未來的技術路徑方向？我認為不是學者，也不是政府，而是靠企業家發揮企業家才能和精神。機遇在市場里，這就是企業家發揮作用的地方。創新的本質是發揮企業家精神”。他認為，企業由于原始的利潤動機，嘗試探索未曾涉足過的領域，走上未曾踏足的道路，這才是創新。

陳釗研究發現，“卡脖子”產品的進出口主體是外資企業，其次是民營企業，而且民營企業的份額在上升，國有企業相對份額在下降。基于此，陳釗認為要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發揮FDI(對外直接投資)的技術溢出效應。同時要堅持改革，加大民營企業和市場競爭對科技產業發展的促進作用。

他強調，要充分享受外資技術溢出作用，國產化比例要比合資股權重要得多。合資不一定總能帶來技術轉移和進步，但國產化卻能培育本地化的上下游產業鏈的技術底座，為民營科技企業的崛起奠定基礎。“培育上游產業鏈基礎非常關鍵，把上游產業鏈基礎培育好了，潛在的下游就起來了，這不是政策選擇，而是企業家發現市場機遇的結果，是完全自發的產業升級過程。”

薛瀾則提到了不同類型、不同規模企業所組成的創新生態的重要性。一個健康的創新生態，不僅包括科技企業，還要有法律、金融等各類服務機構。“硅谷有很多律師事務所解決科技公司的知識產權問題，他們是當地創新生態重要的一份子。我們的創新生態也需要各類服務企業。”

同時，健康的創新生態不僅包括大企業，還需要中小企業。薛瀾指出，在創新生態中，不同規模的企業應發揮出各自的優勢。比如小企業經常成為高校新技術的“試驗場”，而大企業規模化的能力比較高。

創新治理：政府有為，但也要給市場留空間

企業能在創新上“大顯身手”，離不開政府實施有效的創新治理，處理好市場與政府的關系。

中國有大量的政府部門和企事業單位，出于公共目的對公民進行合理數據采集，這使得中國的公共數據量為全球之最。而中國目前數據的開放度對于社會需求和投喂機器遠遠不夠。對此，江小涓呼吁，中國應發揮制度優勢，以最大力度開放公共數據。

數字治理的另外一個角度，是企業吸引人才需要政策支撐。人工智能大模型需要快速匯聚海量資源和工程化技術能力，而且應用落地也要細顆粒度的專業知識。因而，在這一輪發展中產業界的地位更重要，吸引人才的各類資源都需要向企業匯聚。

數字治理之外，在打造科技、耐心的資本上，政府也可有所作為。

“讓資本有耐心，制度得有恒心。”陳釗提出，培育耐心資本需要一個穩定的制度環境，這首先體現在把發展作為一個明確共識長期不改變。對此，李迅雷表示贊同：“耐心資本不能夠單方面要求資本有耐心，有足夠的信心，才有足夠的耐心。”

薛瀾也強調政策體系穩定性對耐心資本的價值。“中國缺乏耐心資本背后很大的原因是政策體系的穩定性不夠。”那如何提振資本信心？李迅雷表示，首先，需要有穩定的預期，比如改革開放的方向不應該發生大的變化。第二，相應的制度不應該出現方向性的變化。第三，資本投向應該以發展前景好的產業為主。

穩定的政策環境也是營商環境的一部分，其中關鍵在于法治。陳釗認為：“最大的營商環境就是公平、公正，所謂公正就是法治。”企業經營總會遇到利益沖突和糾紛，此時需要公平、及時的法律介入，且介入不應存在區別對待。“這樣大家就會有穩定一致的預期，企業要做的就是一心一意把競爭力搞上去，一門心思搞創新，因為搞別的東西沒有用了。”陳釗說。

順著法治的思路，李迅雷進一步指出公平執法對優化營商環境的重要性。“我做了很多年的上海市人大代表，大家對執法環節意見最大，每年如此。”李迅雷表示，各個地方法院對類似的經濟糾紛的判罰可能會有天壤之別，要進一步提高司法體系的透明度、公正性。

政府有為支持創新發展，但也要注意讓市場發揮基礎性作用。薛瀾表示，重要的是要保持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企業該破產就破產，該并購就并購”，這樣才會有一個動態演進的健康發展生態。

產業政策作為政府有為的另外一個典例，也應做到給市場留空間。陳釗認為，應少用選擇性的產業政策，而多用普惠性的產業政策。“在扶持新興產業、未來產業上，政府可考慮多做一些普惠性的政策，比如說基礎人才、產權保護、營商環境等。這樣能在指導、扶持的同時，更好地發揮市場的作用。”

陳釗還舉例說，無人機產業就是在沒有產業政策支持下發展起來的。無人機的發展要歸功于上游產業鏈基礎。他認為“資本無序擴張”和“民企大顯身手”兩者并無本質差別，這種行為即使沖擊到既存體系，但本質上是對制度變革和法律完善提出了進一步要求，不應該“直接管住”。

薛瀾指出，發揮企業創新作用的同時，必須關注到創新治理中如何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這實際上是一個在鼓勵發展的同時，如何建立更好的規制體系的問題。市場要發揮基礎性作用，但也會發生像環境、產品質量問題等市場失靈的情況，這個時候就需要政府通過各種方式進行規制。

在研討會尾聲，薛瀾表示，“很多問題背后其實是一個怎么推進公共管理和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問題，這也是我們改革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