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后，朱成山最想寫兩本書，《我當館長20年》和《我的100位日本朋友》。

前一本，他至今未寫。盡管在20年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下稱紀念館）館長生涯中，他組織了三次大規模擴建，見證紀念館從小館到大館的轉變；歷時八年主持參與的南京大屠殺檔案列入《世界記憶名錄》最終獲得成功；堅持了20年的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地方公祭，2014年目睹其成為國家公祭；還接待過多位國家元首……

“中間不少故事。”他對澎湃新聞（www.usamodel.cn）說，不過，把它寫出來還需要時機。

一部分故事已經在《我的100位日本朋友》和《從城祭到國祭》中講述，這兩本書他今年如愿出版，恰逢今年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的第五年，今年也是《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40周年，這樣兩本書正好是一個總結。

《我的100位日本朋友》里，他把當館長20年間結識的日本友人寫進書中，想通過一個個友好交流的故事，詮釋中日關系前途掌握在兩國人民手中的真諦。

《從城祭到國祭》，他則以倡導者和組織者之一的身份，詳細介紹了南京大屠殺死難者紀念日由地方性城市公祭活動演變為國家公祭日的過程。

自1994年起，南京市社會各界人士連續20年舉辦祭奠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儀式，在悼念遇難者的同時教育生者，警示后人。2014年2月，我國通過立法將12月13日設立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

朱成山在第五個國家公祭日前夕接受澎湃新聞采訪，多年館長經歷的他，對公祭和紀念館的存在有一個深切的理解，他認為“國家公祭是個儀式，儀式是能教育感染人的，雖然南京大屠殺是一個歷史悲劇，但悲劇是有力量的”。

“來都來了，就想做點事”

朱成山是在1992年從南京市級機關被調任紀念館當副館長，次年被任命為館長。

“我是第三任，第一任干了五年，第二任兩年，一開始紀念館規模小，也比較偏，在郊區。”朱成山說，他當時在南京市委宣傳部工作，因為曾有過部隊經歷，服從組織分配是一貫作風，就去了。

“去了，就想干點事?！敝斐缮绞莻€閑不住的人。

在紀念館的日子里，他組織了三次大規模的擴建。紀念館從一開始才十幾二十個員工，到現在的一百多人，文物也從當初不到一百件，到現在的十七萬多件，原本800多平方米的展廳擴展到當前的一萬八千多平方米。這當中離不開朱成山的努力。

鼓舞朱成山積極做事的，離不開他當任館長第二年的一次經歷。

1994年8月，他和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夏淑琴，應日本一民間組織之邀，赴日本東京、廣島等城市參加緬懷亞太地區戰爭遇難者活動。這是戰后南京大屠殺幸存者第一次登上日本國土。

訪問期間，朱成山了解到廣島每年一度都會舉行原子彈爆炸紀念日，幾乎每次，日本的首相、議會的領導人等人都會參加。

朱成山去現場感受到廣島原爆紀念日集會規模之大、公祭活動之隆重，“非常震撼”。他說，日本作為加害國卻如此長期大規模、高規格地公祭廣島長崎的原爆受害者，而中國作為被侵略對象，南京大屠殺在二戰史上同奧斯維辛屠殺、廣島原爆齊名，應該為這些遇難同胞做更多。

“我心中郁悶難平，南京與廣島兩座城市對比，中日兩個國家對比，我們雖然背負沉重的歷史，卻缺少隆重的紀念和莊嚴的哀悼，這實在愧對先人、愧對歷史、愧對30多萬遇難者的冤魂。”朱成山在《從城祭到國祭》一書中寫道。

因此，回到南京后，朱成山著手舉辦地方紀念活動。

“說實話，當時我的提議是非常大膽的，因為當時國內沒有任何一座城市舉辦過類似活動，又涉及中日兩國關系敏感話題?！敝斐缮秸f，在多方游說下，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悼念活動得到南京市和江蘇省的正式批準。

“第一次紀念活動才600人，規模很小，最大的官就是市宣傳部長?！敝斐缮礁嬖V澎湃新聞。

不過一件事改變了這個局面。

朱成山透露，由于第一屆沒經驗，朱成山又想把活動搞好，要有儀式感，能感染人，就和團隊想出了三個點子。

一個是敬獻花圈，“當時想，普通人不行，得請武警獻，就找了戰友來協調”。

其次是鳴放防空警報，“當時就覺得要搞出一個聲音來，但警報怎么拉、能不能拉，我也找到我一個在南京市人防辦工作的戰友，戰友說一要給政府打報告，二要通過媒體上告給老百姓，否則怕老百姓亂?！敝斐缮秸f。

第三件是放飛和平鴿，一下子找不到那么多鴿子，朱成山，最終那些鴿子是由南京市信鴿協會到老百姓家里收的。

“這三件事雖然小，但收到很意外的結果?！敝斐缮綄ε炫刃侣務f。

1995年2月的某天，朱成山接待了一位國家某部委的副部長，被告知在前不久的一次會議上，中央一位領導點名當時的江蘇省委書記。

“那位領導說，我在新聞聯播上看，你們南京舉辦的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悼念活動不錯嘛，又拉警報又放鴿子的，就是人數太少了，能不能把人數搞得多一點?！敝斐缮交貞?。

這成了一個轉折點，此后江蘇省委與南京市委很重視，悼念活動成為每年必備的項目，20多年來從未中斷。朱成山說，“看來有句話說的一點也不錯，有為才有位”。

“曾有人不理解”

不過，朱成山也說，一路走來，也遇到一些不同的聲音。

“老百姓不理解，有的人懷疑遇難者是不是有三十萬這么多，有的人說這是民族創痛，干嘛老是講這個，會影響對外開放，影響日本人來南京投資，還有人認為要講英雄故事，南京市是座英雄城市，不要講這些悲劇?！敝斐缮秸f。

拿申報列入《世界記憶名錄》來說，當時有人表示反對，“頭腦又熱了，南京的明城墻申遺那么多年都沒成功，大屠殺怎么成功呢?！敝斐缮綄ε炫刃侣劮Q。

朱成山在《從城祭到國祭》一書中寫道，2008年，聯合國教科文“人類記憶”委員會亞太地區副主席、聯合國教科文文化委員會主席卡門帕迪拉女士一行赴紀念館參觀，說道：“南京大屠殺是二戰史上三大慘案之一，如今波蘭奧斯維辛集中營和日本廣島原子彈爆炸紀念館均已被列入世界文化保護遺產，我認為貴館也應該成為世界文化遺產”。

“為什么一名外國人會發出這種感嘆，而中國人卻無人提出這個問題？原因之一恐怕是國人習慣于張揚成績而羞于談論國恥。”朱成山寫道。

“‘知恥而后勇’，如果我們不敢正視恥辱，民族興旺必然會缺少一份勇氣?！敝斐缮秸J為。

由于有不同聲音，朱成山工作有時也會遇到一些阻力，“比如過去打個報告阻力很大，要擴建紀念館給經費什么的，比較費事”。

好在，事物在發展。多年來，朱成山明顯察覺到國內風向的變化。

“尤其是國家公祭日設立后，習近平總書記親自參加并發表重要講話，國內不同聲音明顯一下就沒了?！敝斐缮奖硎尽?/p>

朱成山在書中寫道，1994年12月13日開始，每年的這一天，都會有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南京大屠殺遇難者遺屬代表參加活動，他們多次提出請求，國家應當重視南京大屠殺死難者紀念活動。海外華僑、國內長期從事南京大屠殺史研究的專家學者，也紛紛提出紀念活動應當提升到國家層級。

“回顧二戰以來的歷史，不難發現波蘭奧斯維辛集中營、日本廣島和長崎市、美國珍珠港等很多國際場所家，紛紛采取不同方式悼念二戰中犧牲的民眾，國家立法，緬懷的同時對歷史進行全面深刻的反思?！敝斐缮秸f，為使紀念活動獲得國家層面支持，不少人呼喊奔走。

最終，經過相關領導多次在全國人大上提案、新華社為此發了內參，“公祭日”法案在2014年喜獲通過。

“悲劇是有力量的”

朱成山在《從城祭到國祭》一書中詳細寫了法案通過的前后。

有個細節是，“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幾個字確定下來的過程，幾經周折。

比如，對于用“遇難”還是“受難”還是“死難”，是“遇難同胞”還是“遇難者”，亦或是“死難者”，立法前夕，多方就此都有過很細致的探討。

“南京大屠殺30多萬人是指死難者而言，同胞意味著統一國家或同一民族的人民，但是對于今后要來參加紀念活動的外國人士來說，讓他們說‘祭奠同胞’顯然不對，因此建議將‘同胞’改為‘者’，用‘死難者’，對內對外都可稱謂。”書中寫道。

一項法案通過自然不是那么容易。比如在法案通過前的專家座談會上，有專家表示擔心，說如果以立法形式決定每年舉行國家公祭，以后中日關系如何應對，也有人說，我們要有大國心態，對此事留有回旋余地，不同意設立國家公祭日。

“有些同志思考問題角度有問題，總是考量日本人的感受，考慮本國民眾感受太少?！睍袑?，當時有專家如此直言不諱。

其實，自有公祭活動以來，研究南京大屠殺史及紀念館或公祭活動所帶來的意義價值的專家無數。

在朱成山看來，他用一句話向澎湃新聞記者做了解釋，“悲劇是有力量的”。

他說，不輕視和矮化悲劇文化，要從中汲取一種精神力量，這或許會永遠促進我們的文化自省和自覺。

“舉辦公祭活動以來，改變了許多事情。最主要的是這么多年紀念安慰了民心，尤其是受害者遺屬和受害者家庭?！敝斐缮秸f，死難者是“人民”的一部分，他們是當時國家積弱狀態下的犧牲者，應該給他們以安慰。而銘記這段歷史，就是為了堅定地捍衛人的生命、尊嚴和價值。

多年積累，朱成山可以說已經是研究南京大屠殺史、抗日戰爭史、和平學方面的專家，也許用他《從城祭到國祭》書中的話來表達更為合適。

他認為的歷史價值，“是最好的老師”，它忠實記錄下每一個國家走過的足跡，也給每一個國家未來的發展提供啟示。不忘死者，可以激勵生者；不忘苦難，正是為了避免苦難；不忘悲劇，正是為了不再讓歷史的悲劇重演。

“和平從來就不是一句空話，和平的基礎是一個參與者的認知基礎，是一個人性需要的基礎，它建立在人類生活中普遍需要的心理訴求之上，它需要理念、制度和行動來體現，國家公祭就是一種對捍衛和平行動的豐富和范式的升級?！敝斐缮綄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