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工程院院士程泰寧

文︱劉德科

本文首發于2016-06-16

1st

「大內院士！大內院士！」擁擠的人群中，有人向一位70多歲的長者揮手致意，在一次建筑展上。

那位相貌溫婉的長者，臉上浮現了一種近乎于害羞的表情。這大概是十年前的一瞬間，不知為何，印象深刻。

這位長者便是中國工程院院士程泰寧先生。他不喜歡別人叫他「院士」，他喜歡的稱謂是「程工」。

有一年，程泰寧先生在北京辦了一次他自己的建筑展，在一條幽靜的胡同里。開幕式上來了好幾個院士，有一位院士上臺致辭，他說：「大家都知道，我們是怎么得到院士頭銜的，無非是早年設計了幾個國家工程，現在還有哪個院士還在親自畫圖？只有程泰寧還在一線干活?！?/p>

程先生站在臺下，臉上又是害羞的表情。過去十年，我對程泰寧做過三四次專訪，在他那間一點也不藝術的辦公室里，窗外是一個丑陋的怪物建筑——這些并不影響他對建筑設計的虔誠。

有一次，他說起一些年輕建筑師嫌他設計的建筑不夠酷，他說酷不是難事，但克制比張揚更難。后來，年輕后生韓寒在他的電影中有一句廣為流為的臺詞——「喜歡就會放肆，但愛就是克制」，不知道是不是借鑒自程老爺子的格言？

有一陣子沒去老爺子的辦公室了。現在，我把過去的幾篇專訪文章，拼湊在這篇里，可能有點長，但或許值得讓你也感受到老爺子的風度。

今年，他82歲，還在畫建筑設計圖。他的幾百幅手稿，本身就是藝術品。

2nd

程泰寧1935年生于南京，抗日戰爭時期曾隨家避難四川，抗戰勝利后返回南京，在在上海讀完初中時，迎來了共和國的誕生。

高中畢業后，他本想報考文科專業，但是遭到父親的反對，父親希望他報考工科。這時候，一位原中央大學藝術系畢業的姑姑來他家做客，她說中央大學的建筑系很有名，建筑屬工科又和文科有關。就這樣，程泰寧先生在1952年秋天踏進了南京工學院（原中央大學）那帶有西洋古典氣息的校園，成了建筑系的一名學生。

這樣的經歷與猶太裔美國建筑師丹尼爾·李布斯金非常相似。李布斯金從小一直喜歡畫畫，有天深夜，他坐在廚房的桌子上專心畫畫，他的母親說：「那你想當個畫家？你想蹲在閣樓上餓肚子，連一根鉛筆都買不起嗎？當個建筑師吧，建筑是門行業，也是門藝術。在建筑中總是可以表現藝術，但是在藝術中無法表現建筑。做建筑師是一石二鳥。」就這樣，李布斯金也成了一位建筑師。

李布斯金設計的柏林猶太博物館和紐約911世貿中心重建項目讓他聞名世界。有趣的是，程泰寧先生設計的建川戰俘博物館與李布斯金設計的柏林猶太博物館幾乎擁有如出一轍的悲劇美學震撼力。

大學畢業后，程泰寧先生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土建研究所，四年后在南京長江大橋橋頭建筑的全國設計競賽中脫穎而出，他的設計方案與另一個方案進行綜合后最終付以建造。

「文革」期間，他被調到了山西臨汾。在臨汾的山溝溝里，程泰寧先生極力爭取的一些工程全都落空了：「有一次我去醫院看病，醫生邊填寫病歷邊問我，干什么工作？我說搞建筑設計。醫生抬頭望了望我，冷冷地說，蓋房子還要設計？」

在臨汾，他惟一建成的是一個公共廁所，他笑稱那是他設計生涯中的「處女作」。

直到1980年，他終于可以調回北京了?！敢苍S是『文革』的陰影太深了，也許是切盼有一個安定的工作環境，在反復考慮了一年之后，決定去一個完全陌生的城市——杭州?！?/p>

1981年，程泰寧先生來到了杭州。讓他聲名鵲起的就是杭州的黃龍飯店。

黃龍飯店最初由美國著名建筑師貝克特（R.W.Beckett）設計，當時他剛剛在北京設計了長城飯店。后來，中國香港建筑師嚴迅奇先生又做了一個設計方案。程泰寧先生總覺得兩個方案對周邊自然環境考慮得不夠，因此「毛遂自薦」要求參加設計方案比選。

經過一番曲折，也聽了各種嘲諷，黃龍飯店最終采用了程泰寧先生的設計方案，并于1987年建成，至今堪稱經典。

后來，黃龍飯店的業主方回憶說：「當初做黃龍飯店時我們很痛苦，就希望程先生不要再折騰了。我們還記得當初外立面的瓷磚已經貼得差不多了，但是程先生到現場來看后覺得沒有達到他要表達的效果，想重弄，可我們又沒有那么多預算，程先生后來就自己掏了10萬元，把這瓷磚全換了。20多年前10萬元是什么概念！」

2007年，黃龍飯店的改擴建工程啟動，程泰寧先生又親自陪黃龍飯店業主方去日本選立面磚。他趴在地上看，要在陽光下看，在儀器上看，折騰了好久。日本那家材料商的老板對程泰寧先生說了這么一句話：「您是我們碰到的這么折騰的第二個人，第一個是30年前的磯崎新。」

▲程泰寧作品：上世紀80年代設計的黃龍飯店

3rd

劉德科：您被廣泛提及的作品之一——黃龍飯店，2007年進行了擴建，您并沒有擔任擴建工程的設計工作，會不會遺憾？就像寫了一部小說，別人來給你續了一個結尾，對于這個結尾您有什么評價？

程泰寧：實際上，我給黃龍飯店的擴建工程也做過一個設計方案，他們沒有采納，是因為我只做了2萬多平方米，這與他們要求的5萬多平方米相去甚遠，因為我反對在黃龍飯店擴建過高的建筑，這樣會損壞原有建筑群的美學體系。所以我跟他們建議，如果一定要做到5萬多平方米的體量，最好去拿下邊上紫云飯店的土地。后來他們也去找紫云飯店談，但最終沒談成。所以我就不做了，他們最后找了美國建筑師做。

對于這個擴建工程，我只能說它不是最好的方案，但肯定也不是最壞的方案。美國人非?？蜌?，也很尊重我原有的建筑。我跟美國人說可以隨意發揮，他連忙說不不不，在風格和格局上一定要和原有建筑保持協調。所以，反過來說，這倒是我的幸事。如果要自己破壞自己的作品，那我寧可不做。所以沒什么遺憾的。

雖然擴建工程我沒參加，但是原有建筑的改建，設計上是我在控制。比如外墻的面磚，當時用的規格是18×18厘米，現在改成了24×24厘米，視覺上更顯勻稱。

但是，改建過程中還是有一些遺憾，比如屋頂的琉璃瓦，當時用的是一種比較特殊的藍，是專門在宜興燒制的，由于在黃龍飯店之前從來沒有燒制過這種藍，所以宜興那邊把它稱為「黃龍藍」。但是二十多年過去了，現在他們已經燒不出「黃龍藍」了，主要是土壤材料發生了變化，而且工藝也沒有進步。所以，后來只好采用「孔雀藍」，這種在北方地區用得比較多，它的色彩比較重，和「黃龍藍」相比不夠輕盈。

劉德科：留白是不是黃龍飯店最主要的藝術成就之一？您在設計浙江美術館（據說它的基地曾是南宋畫院舊址）時，有沒有揣摩過南宋宮廷畫家馬遠的作品？他的精髓之處就是留白，被稱為「馬一角」，跟你的浙江美術館設計手稿有同樣的意境。

程泰寧：馬遠的畫作當然看過。國畫的創作手法，往往能夠給建筑設計帶來意想不到的靈感。我非常喜歡齊白石和潘天壽的作品，我在北京看過潘天壽的畫展，對他的《漁樂圖》印象極為深刻。在3米×1米的篇幅內，潘天壽畫了兩條魚，無水勝有水，這就是留白的魅力。浙江美術館造在西子湖畔，在意境上萃取了白墻黑瓦的色彩構成，煙雨朦朧中遠看美術館的屋頂，會有江南傳統坡頂的感覺，我希望它是西子湖畔的一幅江南水墨畫。

但是也有遺憾，浙江美術館的西南面是密林，從南山路由北往南開過來，幾乎看不見它的存在。我曾經建議園文局對那片密林做一些修剪，形成一種若隱若現的視覺效果，吸引人進去參觀，實現美術館的功能價值。不少園林專家也支持我的觀點，但是沒有人敢擔當下來去砍掉西湖邊的幾棵樹，實際上那是一些雜樹，長得很亂，適當做一些修剪，會使整個環境更加協調。這個道理大家心里都明白，就是沒有人敢冒「砍樹」的風險。希望有一天，這座城市對美的執著能夠勝過對其他風險的計較。

▲程泰寧作品：溫嶺博物館

4th

劉德科：您曾經說過「中國建筑界有種被西方文化裹挾的傾向，西方的建筑藝術注重形式，以怪異、新奇的陌生感為美，這與中國傳統審美傾向并不一致」，這是不是說你在抵抗西方化的建筑風潮？您在談到保羅·安德魯設計的國家大劇院時，也曾經說過「作為個案我不反對，作為方向我是絕對反對的」。

程泰寧：你的說法不太準確，說我「抵抗西方化的建筑風潮」，這是誤解。恰恰相反，早在上世紀80年代，我就很明確地提出，中國建筑要發展，如果不能與西方進行深度的交流，積極吸取西方建筑的藝術成就，是絕無可能的。

那時候跟現在不同，中國建筑界幾乎不跟西方交流。但是最近幾年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中國建筑界有向西方建筑一邊倒的傾向，而且是盲目地一邊倒，甚至喪失了獨立思考的能力。

中國建筑師處在亞文化中，沒有體系，西方則不同，他們的建筑文化擁有完整的傳承體系。到今天我仍然主張，中國的建筑設計必須打通中西，狹義的民族主義和向西方盲目膜拜都是不可取的。

我仍然非常歡迎西方建筑師來到中國，這打破了中國的條條框框，幫助提高了中國的建筑設計水平。但是我希望他們能夠尊重中國的文化，而不是隨意割斷歷史。中國的建筑，歸根結底還是要依賴中國的設計師。從過去的封閉到現在的開放，中國建筑師已經擔負起了這個責任。

保羅·安德魯來到杭州的時候，我也跟他說了這些話，他也非常同意。一開始主辦方邀請我去和保羅·安德魯對話，我也不想去，跟法國人沒什么好談的，因為這種對話往往是單向的，無論是恭維還是批評都沒什么意義。后來保羅·安德魯專門傳話來說，他在杭州特地去看了我的浙江美術館，非常有感觸，想跟我交流一下。這樣，后來我也就去了。因為大家有了交流的基礎。

我見到保羅·安德魯時，他馬上開始稱贊浙江美術館，我也就很客氣地表達了一下對他的作品的稱贊之意。估計他看出了我的客套，就突然嚴肅起來，把手放在胸口，說他是由衷地贊賞浙江美術館的建筑設計，搞得我很尷尬。

▲程泰寧早期作品：非洲馬里會議大廈

5th

劉德科：作為上海世博會中國館的評審成員，您從落選的方案中「撿」出了現在這個方案。毫無疑問，它很「中國」，但無論宮殿建筑常用的斗拱結構，還是耀眼的中國紅，抑或是東方之冠的造型，彰顯的都是對權力的中國式集體膜拜，而不是個人的自由。對此，您是怎么看的？

程泰寧：對于上海世博會中國館，我們首先希望是中國的。當時入選的很多東西都不錯，但是一看就是西方的?，F在的中國館當然不是一個完美的方案，但至少它給人的直觀感受就是屬于中國的。在世博會這樣的場合，宣泄一下民族自豪感，是可以理解的。

這個方案做出來以后，很多人提出它「抄襲」了日本建筑師安藤忠雄的一個作品，實際上，在評審階段就有評委提出這個問題，但是我認為這個作品跟安藤忠雄的氣勢完全不一樣，兩者的建筑體量存在著天壤之別，創作手法當然也就思路迥異。當然，我也認同這個方案是借鑒了安藤忠雄的創作靈感，但是我們沒有理由去排斥這樣的借鑒，相反我們還需要做更多的借鑒。

劉德科：華裔建筑師貝聿銘在設計了蘇州博物館之后，仍然強調他是一位「西方建筑師」，他說「雖然我從來不忘中國，我的家族在那里居住了600年。但我的建筑不管從哪方面來說，都沒有有意識地中國化」。你曾經提出要對「中國」「西方」「現代」和「傳統」這四個詞語重新進行組合排列，倡導「中國」的、「現代」的建筑。那么，貝聿銘設計的蘇州博物館屬于這樣的方向嗎？

程泰寧：好多人問過我這個問題。作為華裔建筑大師，貝聿銘的作品很有震撼力，稱之世界級建筑大師當之無愧。但贊同他本人的觀點，他始終是一位西方建筑師。

他在中國的作品，比如蘇州博物館和北京香山飯店，被很多人冠以「中國風」，我不贊同。首先這兩個建筑的平面布局就不是中國式布局。比如蘇州博物館，它的布局仍然是西方式的幾何構成，它的體塊面關系，完全是西方式的幾何化，而中國建筑強調的則是隨機性和自然性。

特別是蘇州博物館的大尺度，破壞了蘇州園林的玲瓏剔透與曲徑通幽，對邊上的拙政園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壓迫和損害。當然，貝聿銘也在努力嘗試著縮小建筑體量，這就導致展館做得比較分散，展覽流線的動靜關系混雜，這又帶來了功能上的一些問題，比如展館過于分散對安保工作就是個嚴峻的考驗。

另外，我認為把蘇州博物館造在拙政園邊上，是不太明智的做法。當然主事者的初衷是這兩個作品能夠一起流傳。我在設計南京博物院二期的時候，也很興奮，因為南京博物院一期是當年梁思成的作品，我當然希望我的作品能夠跟他的一起流傳。所以我也很想張揚一下自己，但最終還是張揚不起來。因為我必須尊重原來的作品，保留原來的中軸線。

當時一共做了二十多個方案，越做就越不「現代」，在尺度和用材上更強調中國的新古典味道?，F在回頭來看，我認為我的做法還是對的。

很多年輕建筑師跟我說，你能不能做一些酷一點的作品。對我來說，酷不是難事，我在溫嶺做了個博物館，還是比較酷的。但是，酷是要講究場合的，很多時候，我必須得克制住自己，克制比張揚更難。

▲程泰寧作品：南京博物院二期（外墻局部）

6th

劉德科：雖然文化上存在差異，但在精神感知上，不同文化背景的建筑師總會有一些共同之處。國外的建筑大師中，您比較欣賞誰？

程泰寧：老的建筑師中，像賴特、柯布西耶對建筑是有開創性的理解的。新的建筑師中，像印度的柯里亞、西班牙的卡拉特拉瓦、日本的安藤忠雄、美國的路易斯?康，他們對建筑的理解都很有特點。

劉德科：您會專門出國去看他們做的建筑嗎？

程泰寧：絕對不會。專門好像沒必要吧。他們想表達什么，看看圖紙就明白了。經過那里的時候，順便去看一下倒有可能。但是有一種情況會專門跑出去看，比如我曾經想用石灰石做外墻，當時國內沒有這樣的建筑，我就讓材料供應商提供幾處使用年限在30年以上的石灰石做外墻的國外建筑，去看一看效果到底怎么樣，會不會風化。

劉德科：到目前為止，您本人最看重的作品是哪個？在那些未建成的設計方案中，您記憶最深刻的是哪個？

程泰寧：永遠沒有最好，永遠是下一次。哈哈，如果我光這么說，也就太矯情了。建成的作品中，我更喜歡浙江美術館。那些最終只是停留在紙上的方案，我最喜歡的是河姆渡遺址博物館和杭州火車東站，但它們只是一疊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