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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念東：《啟功口述歷史》有關柴德賡若干評述的商榷

柴念東

2024-05-27 11:35

來源：澎湃新聞

寫一篇關于啟功先生的文章，是我十年前就想做的事情，但那時第一手材料少。近些年在整理柴德賡的資料時，積累了一點與《啟功口述歷史》（以下簡稱“《口述》”）相關的材料。材料準備好了，但是一直不敢動筆，不知道從什么角度去寫。

啟功先生確實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長者。老人去世時，新華社通電：“著名教育家，國學大師，古典文獻學家、書畫家、文物鑒定家，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朋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第五屆委員，第六、七、八、九、十屆常務委員，九三學社第十、十一屆中央委員會顧問，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書法家協會名譽主席，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啟功先生，因病于2005年6月30日2時2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3歲。”這里五個學問家，一個親密朋友，六個社會職務，檔案所在單位是北京師范大學。啟功先生的一個研究生寫過文章，講啟功先生是享受副部級待遇的教授，他有政協常委的頭銜，和北師大校長平起平坐。啟功先生的這些名譽哪一個都是響當當的，一般人有其中一個都終身受益。

啟功先生有很多學問，通曉、精深的學問太多了，以致高高在上，無人敢去觸摸。幾年前北師大的一位知名教授跟我講：“啟先生的一些話，對柴先生很不利，我們知道怎么回事，但是圈外的人不知道。我們不好寫出來。”言外之意，你柴念東是否可以寫寫。我想我沒有影響力，有護短的嫌疑，還會招來那些“在我心中，只有啟功”粉絲們的攻擊，因此我想還是不寫。但是有些事情不寫，就永遠地留在大家的慣性思維當中。

我想出一個變通的辦法，把評價啟功先生和評價他的文章分開。我不是學者，準確地講不是“啟學”的研究者，啟先生的學問會有專門人研究。啟功先生的為人，和他接觸過的都盛贊不已，我想也一定沒有錯。我可以做的事情，主要是將《口述》中關于柴德賡的評述部分列舉出一些我找到的資料，進行對比分析。

一

我是什么時候初次見到啟功先生，已經記不得了。但有一事我記得很清楚。1964年12月31日，那天柴德賡（我祖父）帶我去小乘巷甲21號，這是一個獨門獨院，大門朝東，一個很小的木門，一排北屋，南屋三小間，這就是啟功先生的家。我們進南屋，屋子里生著火，一張書桌，大床靠西墻，南墻有幾個木書架。

柴德賡和啟功先生兩人長談，說笑，又是翻書，又是寫字，談論得相當熱烈，而我坐在爐子旁烤火取暖，翻看畫報，什么內容已經沒有任何印象，只記得呆了很久。出門往北是南草場胡同，一直走到馬相胡同電車站，站牌上淡黃下淺藍，和電車車身顏色相同，馬相胡同站有7路和11路電車可乘。給我很深記憶的是，這里是西直門內大街，那時西直門還有城門，我們走在路上的時候就看見自西往東開過來一輛7路電車，車前面有7路的車牌，晚上燈箱亮著，下面還有兩行字“本車末班，招手上車”，告訴市民現在很晚了，再往后就沒有車了，這個車是末班車，只要在路邊揮手就可以停下，方便上車（北京公交的末班車發車時間是11點），不一定在車站等車。柴德賡和我就站在路邊等著，揮了一下手，電車果然會停下，我們上去，五站到東官房。這個時間點給我留下了極其深的印象，是因為那天是1964年的最后一天，我來北京后的第一年末。到家后，我們等收音機里面的新年鐘聲“滴滴滴滴嘟”。這是我第一知道“熬夜”這個詞，那就是嘟聲一響，進入了1965年。

等我再去啟功先生家，就是1975年。那年受我祖母陳璧子之托，請啟功先生為柴德賡寫一個墓碑。啟先生照辦了（此碑文墨跡保存至今），寫好寄到水碓子的陳璧子住所，并附一信。信文如下：

尊敬的陳先生：

忍著眼淚寫了青峰兄的墓碑，也不管好壞，總也算個紀念吧！寫了兩個樣式，請選擇，如全不合適，請示下再寫。還有什么客氣嗎？

紙特意用薄紙，刻石時可以貼上即刻，不必再鉤了過到石上。

承十分關注，我的病。不能用什么感謝字樣，只有“心裹分”了！（這是北京土話）

弟近時血壓高起，卻有降下之勢，只太慢而已。恍惚的厲害，不去管它！

您每天下樓鍛煉，足見健康增近，十分可喜！

深夜了，不多寫，余容續呈。即致

敬禮！

小弟功謹上

卅日

啟功先生的信寫于1975年，大致月份是五六月。陳璧子收到啟先生所書墓碑后，前往蘇州，安排刻石立碑事宜。

此處插一句：柴德賡1970年去世后，因未“解放”，仍屬于“三反分子”，公墓不準安葬，于是將其骨灰安葬于王麗英（陳璧子的學生）家的自留地里，而一直未敢立碑紀念。1975年夏天陳璧子南下，首先要和江蘇師院交涉柴德賡的政治結論附帶撫恤金問題，請舒蕪代寫了申訴材料。當時舒蕪剛從湖北咸寧干校釋放回京，二話不說，寫好與陳璧子商量后的定稿。陳璧子到蘇州也想給柴德賡墳頭立碑，下葬五年仍無立碑，這是陳璧子的一個心愿。

陳璧子從南方回來后，帶回碧螺春一包，遣我給啟功先生送去，面謝寫碑之勞。我去的那天，正遇黃苗子在座，啟功先生相互介紹，“這是，那是”。黃苗子給啟功先生刻了一方圖章，啟先生很是喜歡，把玩不舍。借此登門機會，我向啟功先生請教了書法入門問題，啟先生取出一本顏真卿《多寶塔碑》，當場讓我拿毛筆臨寫一個“多”字。天吶，這個字太難了，筆畫都是斜的，寫得歪歪扭扭。啟功先生說，說：“回去照著字帖寫，一個月后再來交作業。”我只是在小學三年級時上過大字課，當時的老師是楊炳吟，特級教師，在北京的中小學里面有特級教師稱號的不過42人，小學不過幾人，而第一實驗小學就有兩人，一個是柴德賡的同學王啟賢，另一個就是楊老師。后來遇到“十年”，所有的學習中斷，我的毛筆字水平就是小學描紅模子的底子，寫了一個月沒有敢去交作業。正好陳璧子從南方帶回一本《靈飛經》（線裝本），臨寫這本，覺得容易掌握，不料誤入歧途。真可惜，耽誤一個跟大師入門習字的最佳機會。

1978年以后，大家都忙了，失去讀書機會的開始上大學，干校勞動的長輩都回到學校繼續任教，我們家和啟功先生的來往漸疏。此時，啟功先生地位逐步上升，不但失去的迅速補上，且職務增多，如日中天，啟功書法，橫貫京城，再想求啟功先生寫字已經難上加難，但啟先生給摯友柴德賡家后代還留有面子。舉兩個例子：

1982年北師大80周年校慶，啟功先生為校慶委員會的主要成員。校慶期間，各屆舊生登門問候，順便求字一幅，合情合理。但師大校辦做出規定，登門者一律不可言求墨寶，以保證啟功先生的作息。柴令文（柴德賡之女）為北師大地理系1958屆畢業生，參加校慶活動時，到小紅樓6號問安“啟伯伯”，當面提出求書法之求。啟功先生說：“現在不讓寫，你明天早上早點來。”第二天柴令文8點就去敲門，啟功先生早已寫好，地上放了四幅，均無上款，啟先生說：“你說，都寫給誰吧。”不一會兒寫畢，鈐印。我得到一幅，上款為：“念東同志留念”。內容：“白日依山，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大家看看有問題沒有？柴令文請回四張條幅，其余三張上款是：令文、邦衡（柴德賡次子）、金平。

啟功書法

柴君衡（柴德賡三子）未得到啟先生的字，他更有高招：“學校不讓寫，我把啟先生請到家里寫，校辦就管不著了。”乃用車接啟功先生到永安里。擺好寫字案，準備紙筆，磨好墨，啟先生舉著筆說：“先寫誰的？”柴君衡念道：“耀平（柴德賡長子）、董予舒、柴小青、姜兆春。”啟功先生揮筆一就，那天我做了家常菜，留啟先生便飯，后送先生回師大。

這兩件事，說明啟功先生對柴家人網開一面，特別關照。柴家第二代是啟功先生從出生就看到大學畢業、組織家庭，每一個關鍵時刻，都會有“啟伯伯”身影。因此，他對于柴家人是有求必應，無視學校的那些硬性規定。

在柴家，唯一敢和啟功先生開玩笑的是柴君衡，兩人見面，無論什么場合（哪怕是在會議上），都要行旗人抱見禮，并且還要一手垂下，單腿前屈，啟先生也是如此認真地回禮，在場的人都會大笑不止。另外還有一個笑話，有一次柴君衡去看望啟功先生，門口掛一條“大熊貓病了，謝絕參觀”，柴君衡摘下字條，貼在自己前額，推門進去。啟功先生正在午睡，柴君衡上去刮啟先生的鼻子，他睜開雙眼：“小毛（柴君衡的家名）拿下來吧，那是寫給別人看的，你例外，快坐。”

1986年陳璧子因病去世，1987年柴德賡與陳璧子合葬于八寶山公墓，啟功寫了墓碑及墓志。1988年柴德賡誕辰80周年，啟功為《柴德賡教授紀念冊》題寫書簽及題記。

到了九十年代，家里人和啟功先生見面機會較少。只有柴邦衡每年參加全國政協會議時會和啟先生見面。啟功先生是常委，坐在主席臺上，散會后，柴邦衡會登臺與之合影。啟功總會嘆息地說：“可惜你爸爸不在了，要不然他也應當在臺上就座。”

我最后一次見到啟功先生是在劉乃和先生的告別儀式上（1998年）。放眼望去，挽聯、挽幛都是“啟體”，那時北師大會寫“啟字”的已經很多。告別儀式開始前，啟功先生在第一休息廳。我們進去，一一與啟先生握手（這是正式場合）。輪到我的時候，先生問了一句：“柴小青怎么沒有來？”我說：“他在美國，沒有回來。”啟先生風趣地說：“奧，美國，克林頓不是來了嗎？”啟功先生是雙關語，現在往來美國已經很容易了，不是嗎？

2000年我也去了美國。2004年聽說《啟功口述歷史》一書面世，很轟動，其中有不少關于柴德賡的敘述。2008年回國后，我買了一本，認真地拜讀，對啟功先生的一生有了更多的了解。以前我只了解啟功先生生活的一面，他甚至到過水碓子，參加陳璧子的告別式，是書法大家，注釋過《紅樓夢》，是我膜拜的對象，沒有想到啟功先生還有這么多有趣的故事。

我的好友俞寧教授與啟功先生接觸最多，在我的同齡人中應該無人能及。我曾跟他說，你可以寫啟功先生的傳記。他說：“啟大爺的傳記不好寫，不如寫柴老先生。柴老一生有跌宕起伏，而啟大爺連北京都沒有出過。”這個特點，我以前沒有想到，確實，啟老先生北京土生土長，一口旗人特有的京腔，不是那種胡同土話。

二

2004年《口述》出版以后，名聲大作，流傳深遠。治當代學術史和文化藝術者，不是人手一冊，也都通讀過，也是我這些年常要翻閱的書，放在書架的中央，回身就可以取出。《口述》不是我能評論的著作、名篇，要由專門治學術史、文化史的專家學者來做此事。一般的學者都會從《口述》里摘錄歷史信息，作為取證，以致《口述》成為《啟功年譜》（以下簡稱“年譜”）的底本，編《年譜》的同志照方抓藥，這樣《口述》成為工具書之母。曾有人根據《口述》改寫成《史記》文體的“啟功傳”，有功力，但忘記了，史書的傳是需要考證的。

《口述》中提及柴德賡的名字27次，在此主要就《口述》第三章《我與輔仁大學》和第四章《我與師大》中關于柴德賡的評述做一些商榷、討論，澄清一些事情。

第三章第一節《三進輔仁》第一次出現柴德賡的名字是，啟功被張懷從輔仁美術專科教師中刷下。按照《口述》的時序，應該是1937年夏季，記錄于此：

當時陳校長有意安排我到校長室作秘書，便讓柴德賡先生來征求我的意見。我當然想去，以便有更多的機會接觸陳校長，但我的處世態度有點守舊，先要照例客氣一番：“我沒做過這樣的工作，我怕能力不夠，難以勝任啊！”柴德賡回去向陳校長匯報時卻說，“啟功對我鄭重其事地說他不愿來”，這真叫我有口難言。于是他把一個和自己非常熟悉的學生安排了進去，也許我那番“謙遜”的話正中柴德賡的下懷，他很想借這個機會安排一個人，以便更多地了解、接觸陳校長。后來陳校長見到我就問：“你為什么不愿來呢？你還應好好學習啊！”我一聽就知道陳校長誤會了，但也無法解釋了。就這樣我不得不暫時離開輔仁，結束了我二進輔仁的經歷。（啟功口述，趙仁珪、章景懷整理：《啟功口述歷史》，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88-89頁）

《口述》里面提供的信息是，啟功此時已經和柴德賡很熟悉。

先回顧一下，柴德賡進入輔仁的時間可以追溯到1931年。當時柴德賡還是北平師范大學二年級學生，因沒有生活來源，需要糊口。陳垣校長偏愛這個浙江籍學生，看他學習刻苦，生活無門，決定適時安排到輔大附中代課。1929年臺靜農受聘輔仁大學國文系，任講師，并兼附中國文課，1931夏，陳垣校長請假回新會，由沈兼士代理校長之職，同時安排臺靜農當校長秘書，附中的課正好有一個教師的空缺。陳垣校長便安排柴德賡接替臺靜農的課時，柴德賡代課兩年，直到大學畢業。按照《北京輔仁大學校史》（以下簡稱“校史”）所列輔大附中《職教員姓名表》，《校史》僅有民國二十四年記錄，有張鴻翔、柴德賡、牟傳楷。《離校教職員表》臺靜農離校時間為民二十三年九月；啟功離校時間民二十三年九月。可以看到，陳垣校長培育人才的方法，先教中學，再教大學，都要有這個試驗階段。《校史》美術學系主要授課教師中，啟功任美術系講師，講授課程為山水、書畫題跋、書學概論、書法實習。啟功先生正式進入輔仁大學國文系任教是1938年，《校史》和啟先生1958年自填《教師調查表》記錄一致。

啟功在輔仁的幾個時間段，《口述》與《校史》相吻合，即，1933-1934年在輔大附中，1935-1936年在輔仁藝術專科，1938年以后在國文系。

1933年7月，柴德賡北平師大畢業，去了安慶一中教中學國文。當年12月25日，感到安慶不是做學問之地，寫信給陳垣校長表達待家事處理畢，將皈依師門，跟隨“援庵夫子”做學問。陳垣先生十分喜愛這個青年，這通四頁紙的信札一直保留（現為我的好友王鵬所得）。因此，啟功先生1933年入輔大附中，正好和柴德賡擦肩而過，所以啟功一再說，在輔仁最初認識的是牟潤孫和臺靜農。

1936年，柴德賡、牟傳楷入校本部史學系。按照《口述》所言，1937年陳垣校長通過柴德賡找到啟功征求意見，假定事實成立，問題是“正中下懷”，柴德賡有沒有可以安插的學生任陳垣校長的秘書？他任教史學系才一年，學生都是一二年級，哪有合適的親信學生。其實后來成為陳垣校長秘書的是趙光賢，趙光賢1938年考入輔仁歷史研究所，兼任校長秘書。

柴德賡沒有學生可以安插，當然也就不存在“正中下懷”之說。柴德賡的學生成為陳垣校長的秘書是有的，那是劉乃和。劉乃和1943年史學系畢業，她讀本科是1939年，柴德賡教過她通史和歷史研究法等課。劉先生對柴德賡一直執弟子禮，稱“青峰師”，畢恭畢敬；稱陳璧子為“師母”，即使后來她成為陳校長的秘書，成為陳門最后的入門弟子，也沒有改口稱謂。

還有一個疑點，既然陳垣校長很器重柴德賡，按照劉乃和說的，師弟二人可以搬小馬扎在書房里討論問題，有時爭得面紅耳赤，最后只好在“胡同”里現場翻書，印證。劉家和也講過：“能和老校長面對面談學問，只有柴先生有這樣的待遇，在老校長的眾多弟子中，沒有二人。”從以上兩個旁證說明，柴德賡不需要通過安插臥底來獲悉陳垣校長的情況，掌握動態。

如果說《口述》中所指，柴德賡想安插他的內線是劉乃和，未免有些時間對不上。劉乃和1947年歷史研究所畢業，與郭預衡同班，二人在廊坊頭條設宴謝師，柴德賡得到請柬一張，想必赴席。劉乃和研究所畢業后，擔任陳垣校長秘書，后來柴德賡離開北京，通過劉乃和獲悉老師的起居倒是有的，那是《口述》中的“安插”之后20年的事情。

至于柴德賡是否問過啟功先生，陳垣校是否問過啟功先生，即使此事為真，不存在“正中下懷”和“安排一個人”的問題。1945年光復后，在劉乃和沒有擔任陳垣校長的秘書前，周祖謨也當過陳校長的秘書。

啟功先生兩次離開輔仁，空檔都是一年時間，這期間啟先生一直在輔仁的教師朋友圈里活動，彼此應該是可以信賴的，不應有猜忌和小動作。

以上分析，一家之言。

第三章第三節《輔仁逸事》中有一段關于“陳門四翰林”的敘述如下：

當時文學院的年輕教師有牟潤孫、臺靜農、余遜、柴德賡、許詩英、張鴻翔、劉厚滋、吳豐培、周祖謨等。這些人年齡差不多，至多不到十歲，之間可謂“誼兼師友”，經常在一起高談闊論，切磋學業。抗日戰爭爆發后，好多位相繼離開了輔仁，剩下關系比較密切的只有余遜、柴德賡、周祖謨和我四個人還留在陳校長身邊，也常到興化寺街陳校長的書房中去請教問題，聆聽教誨。說來也巧，不知是誰，偶爾在陳校長的書里發現一張夾著的紙條，上面寫著我們四個人的名字，于是就出現了校長身邊有“四翰林”的說法，又戲稱我們為“南書房四行走”。這說明我們四個人名聲還不壞，才給予這樣的美稱，要不然為什么不叫我們“四人幫”呢？周祖謨先生的公子在提到“四翰林”時，總把周祖謨放在第一位，其實，按年齡“序齒”，應該是余遜、柴德賡、啟功、周祖謨，余遜比我大七歲、柴德賡比我大四歲，周祖謨比我小兩歲。（啟功口述，趙仁珪、章景懷整理：《啟功口述歷史》，第110-111頁）

關于這段，前面都沒有問題，關鍵是“陳門四翰林”的排序之上。啟功先生提到：“周祖謨先生的公子在提到‘四翰林’時，總把周祖謨放在第一位”。

事情是這樣的，1999年3月3日《北京晚報》刊登過周士琦（周公子）的文章《輔仁大學陳門四翰林》，如下記述：

舊京的輔仁大學為我國造就了一大批學有專長的人才。本世紀40年代在輔仁大學有四位青年教師才華橫溢，學問精湛，他們是柴德賡、余遜、周祖謨、啟功四位先生。當時的校長是歷史學家陳垣先生。陳先生家中的三大間南房為書房兼客廳，而四位先生常常一同造訪陳府，向陳先生問學，于是乎時人稱之為“南書房行走”，有“四翰林”之美稱。這源于清廷掌故，清宮之內有翰林院，飽學之士得以入選為翰林，于御前供奉者即稱“南書房行走”，清帝于南書房與他們縱談經史。柴、余、周、啟四位先生為陳先生南書房之座上客，故有“四翰林”之稱。

周士琦沒有寫這篇文章前，在北京學者圈里，知道此事或者念叨此事的人已經很少了。《北京晚報》一登，有好事者會向啟功先生求證，于是有了啟先生的不滿，他的不滿情緒是梁山泊誰排第一把交椅問題。

為此事，我給周士琦寫過信，得覆：

四翰林之排序，在下是按傳統禮節，逝者為大排序的，當時前三位均已仙逝，故按辭世年代之先后為序，拙文中己寫有先后辭世字樣，即為明證。1999年寫此文時唯啟老伯健在！當然放于最后，因為逝者為大！

回信很清楚，排序是按照先死者為大，柴德賡（1970），余遜（1974），周祖謨（1995），當時啟功先生還健在，所以列第四。我想周士琦如果現在再寫文章會考慮重新排序。其實，關于“陳門四翰林”的排序問題，陳垣校長有定論。

輔仁女院開學，余遜與柴德賡在海棠樹前

1965年陳垣校長將收藏的汪中《臨圣教序》手卷命啟功、柴德賡、周祖謨各寫一篇跋文，當時余遜因患中風，不能握管書寫，因此只有三人交老師作業，后由劉乃和代陳垣校長書題：

昔柴、啟、周、余，人稱陳門四翰林。今柴、啟、周三人皆有題詞，獨闕余，蓋余遜讓之也。

援庵吾師為詞命書

有學者看后，認為老校長用詞講究，“蓋余遜讓之也”為雙關語，可斷句為：“蓋余遜，讓之也”，即“余”謙遜，沒有寫，禮讓了。如直接讀成“余遜讓之”也可，讓之是余遜的表字。現在，這件文物由首都博物館收藏。可以看到陳垣校長心目中有排序，啟功先生應該知道，可能忘卻。

柴德賡在“十年”期間的材料中有過關于“陳門四翰林”交代，大概是最早落在筆端的此類文字。

1936年秋，我進輔仁大學教書，當時余嘉錫是國文系主任，可是全校的普通國文課是校長陳垣自己管的。1937年以后余遜在歷史系教課，也兼普通國文，我和余家父子見面就多起來。在抗戰時期，輔仁大學新生數量增加，啟功、周祖謨（現北大中文系教授）也來教普通國文，我和余、啟、周都常和陳垣見面，沈兼士開玩笑地說我們四人是“四翰林”。

關于“陳門四翰林”的稱謂及次序以上幾個文獻能充分說明，因此啟功先生不滿意的地方不應存在，我估計啟功先生沒有看《北京晚報》，是聽差了，傳話者有點害人不淺。

接著，《輔仁逸事》中有這樣一段：

柴德賡為人很乖巧，所以當我們淘氣時，他總提醒我們千萬別讓老師知道。他對陳校長很尊重、很崇拜，也很能博得陳校長的喜歡。陳校長這個人有這樣一個特點，特別是到晚年，誰能討他喜歡，他就喜歡誰，認準誰，也就重用誰，即使這個人工于心計（這里的這個詞不帶任何貶義），或別人再說什么，他也很難聽進去了。由于他能得到陳校長的信任，所以陳校長經常把自己研究的最新情況和最新心得告訴他，他也常在課堂上向學生宣傳、介紹陳校長的研究成果，在這方面他是校長的功臣。歷史系主任一直由張星烺擔任，后因身體不好而辭職，陳校長便讓柴德賡接任。后來據歷史系人講，有些人發起會議，當面指責他，把他說得一無是處，氣得他面紅耳赤，最后還是斗不過那些人，被排擠出輔仁，到吳江大學（后改為蘇州師范學院）去任歷史系主任。“文化大革命”中因得到平反而過于激動，不幸死亡。（啟功口述，趙仁珪、章景懷整理：《啟功口述歷史》，第114-115頁）

這一段是對柴德賡人品的評價，“乖巧”即聽話，并沒有多大問題。1952年思想改造人人過關檢查，陳垣校長也不例外。柴德賡保存的檢查中有一篇《我和陳校長的關系》，站在社會主義政治的高度來看封建主義的師生關系。解放后，教育是黨的，不再是封建的師徒關系。柴德賡作為一個跟隨陳垣校長的學生，能二十多年（指做檢查時）矢志不移，是很少有的。一般大學或研究所畢業，出去另闖天地，自立門戶，而柴德賡始終把自己的學問放在陳垣校長學術之下，并且是“陳垣學”研究的開創者。如果說“工于心計”也對，他認準這個方向。翻開柴德賡的所有學術文章、著作，幾乎沒有一篇不是從老師那里引申出來的。

1945年始，張星烺患中風，造成偏癱，史學系缺教授。柴德賡1946年8月回輔仁，任史學系教授，同年提升的還有余遜。史學系是陳垣校長的自留地，親自參與教學安排，到1949年4月委任柴德賡為代理主任。1949年陳正飛從國家新聞署調入輔仁大學，他是記者出身，去過延安，采訪過朱德，有紅色春秋。當時全國都在進行知識分子思想轉變運動，有組織地安排對教師的批評、批判。史學系學生提出要換系主任問題，學生一邊倒地支持陳正飛。陳垣校長得知此事后，當然支持柴德賡繼續擔任系主任，說：“陳正飛一篇文章都沒有，怎么能做主任。”一下子把學生壓下去了。至于《口述》說學生發起會議，那是不可能的，學生是會議的參加者，發起的是誰，即使不說大家也都了解是誰組織的。

柴德賡沒有被排擠出輔仁。1952年思想改造期間，陳正飛做了檢查，說他根本沒有要爭當系主任。而在批判柴德賡的時候，罪狀之一就是“爭系主任”。柴德賡系主任的位子是坐穩的，直到1952年院校調整時，輔仁大學并入北師大，兩邊都有歷史系，合并后的歷史系主任還是柴德賡。從這看，《口述》在敘述上有些時空錯亂。至于柴德賡去蘇州，任教江蘇師范學院歷史系，那是1955年的事情，是另外一個故事。至少，柴德賡在北師大當歷史系主任三年整。

第四章第三節《“文革”時期》還有一段關于柴德賡的描述。蘇州的外調人員到北師大找啟功先生，要求交代柴德賡與胡適的關系，都進行了哪些罪惡活動。在柴德賡的交代材料里，有一份《關于聽胡適報告》，那時啟功先生已經“歸隊”，而柴德賡尚未“解放”。后來：

不久聽說柴德賡在蘇州也被宣布“解放”了，這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嗎？但真是物極必反、喜極而悲，“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柴德賡在得到平反消息的第二天竟突然死亡了。原來，頭天晚上他太激動、太興奮，和前來向他宣布歸隊消息的人徹夜長談，內容可想而知，必定都是些表白、感激的話，勾起他種種往事，竟一夜未眠，當時他正在干校勞動，第二天他不但沒休息，反而激動地親自打著紅旗下地勞動，路上突發心臟病，不幸去世。現在想起來，當時他只不過被恢復到一般人的身份與地位，竟如此的激動，只能說明在被剝奪了一般人的身份與地位后他是多么的痛苦，又多么渴望恢復自己的政治生命。柴德賡是很得陳校長喜歡的，他死時陳校長年事已很高，身體又很不好，更何況當時又處在人人自危的時代，所以我們誰也沒敢告訴他，直到他不久也去世，始終不知道柴德賡已先他而去了。（啟功口述，趙仁珪、章景懷整理：《啟功口述歷史》，第142頁）

關于這一段歷史，更加具體描述柴德賡之死的經過是同在蘇州尹山湖農場現場的張夢白。他在1992年寫過一篇詳細經過，刊載于《青峰學志》。該書出版后，柴邦衡呈送啟功先生，因為用了啟先生的講話錄音整理稿，大概啟先生未及翻看，所以啟的記憶仍然停留坊間傳說。張夢白寫的場景與《口述》不同。至于，“徹夜長談”“宣布解放”，張夢白這樣寫下當天的情況：

我清楚地記得，他回場后興致很高，講了不少有關京劇的掌故，還按照隊部布置寫了批判另一位同志的大字報，很遲才休息。翌日（1月23日）清晨，柴參加扛旗隊伍遠道送走工宣隊。剛回農場，廣播里又通知：礱糠船只已到，老虎灶等用，輪到歷史系到河邊運送。柴不顧疲勞，親自擋車送運，有一趟因掌握不住車速而撞上一棵大樹。不久他心臟病發作，躺在宿舍里休息。他素來身體較健，大家都沒聽說他犯過心臟病。事后才獲知，他被借調赴京期間，因工作繁重，單獨生活很不正規，曾發過兩次。在“文革”期間，他受到的沖擊是全校最厲害的一個，但他都經受住了，所以他到農場勞動，并未把硝酸甘油帶在身邊。當時在田間勞動的同志中，有二三位隨身帶著這種急救藥片，但農場并未廣播征詢。（張夢白：《緬懷柴德賡教授》，《青峰學記》，第211-212頁）

柴德賡死于1970年1月23日，他死前并沒有得到“解放”“平反”，現在找到他1月15日寫給劉乃和的信（這是他生前所寫的最后一通）中說，“問題已了結，但欠一宣布耳。”但是柴德賡誤會了“歸隊”“解放”的含義，問題還是問題，至多有個“結論”，而這個結論要大會公示。9月份，江蘇師院黨核心組給家屬一份柴德賡的結論，這樣寫的：

柴德賡有嚴重政治歷史問題，解放后有三反言行，由于黨內走資派的包庇，五七年漏劃右派，教學上極力推行封、資、修的東西。柴德賡本身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黨離心離德，通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受到批判，觸及了自己的靈魂，勞動改造中表現不錯，有很大轉變是好的。他在一次會上表示，過去做了很多錯事、壞事，放了許多毒，今后愿意緊跟毛主席，晚年要為黨、為人民做些有益的事。根據他的認識及表現，院革委會研究，經全院革命群眾討論，作為人民內部矛盾處理。

敵我矛盾作為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不能算是問題解決，還是掛起來，隨時可“清隊”，揪出來，戴帽子。如果柴德賡在死前得到的消息，等待宣布的就是這個內容，應當不算“平反”吧。柴德賡不是“激動”而亡，他死于體力勞動，推獨輪車失控，撞在樹上，一蹶不起。“十年”期間，特別是知識分子都在受難，彼此有同情心是正常的。如果有看熱鬧的感覺，似乎有些不厚道。至于“吳江大學”“蘇州師范學院”云云，只能說明《口述》整理同志沒有去核實很容易查證的名稱。

第三章《輔仁逸事》中另有一段：

他在調任蘇州后，曾寫詩相寄，我讀后不禁感慨萬千，追憶當年友情，寫下一首《次韻清峰吳門見懷之作》：

回環錦札夜三更，元白交情孰與京。

覺后今吾真大滌，拋殘結習尚多情。

編叨選政文無害，業羨名山老更成。

何日靈巖陪蠟屐，楓江春水鑒鷗盟。

“編選”一句是說自己現在只能參加一些編寫文選的工作，可以選一些雖非有益，但亦無害的作品，因此特別羨慕柴德賡那些可以藏之名山的著作。確實，柴德賡在歷史學研究上卓有建樹，令人欽佩。這里存在一個小小爭議：陳校長曾有一部歷史講稿，用油印出過一份，柴德賡就根據這份材料加工成自己的《史籍舉要》，這里面當然有很多與陳校長內容相同的部分，但這也不好過于追究責備，如古代的《大戴禮記》和賈誼的《新書》，有很多重的地方，也很難說誰抄誰的，可能都是把老師的講稿放進去造成的。（啟功口述，趙仁珪、章景懷整理：《啟功口述歷史》，第115頁）

啟功先生的詩為和柴德賡而作，時間為1963年10月，當時柴德賡在北京審閱歷史教材及講學一年，回蘇州不久，清理舊物，看到啟功于1948年書詩札一紙，見物思人，賦詩一首，寄往北京。幾日后啟功先生復信，并和詩一首，看來《口述》略有修改。

柴德賡保存啟功詩札

柴劍虹是啟功先生“十年”后的第一批研究生，他在《我的老師啟功先生》一書中也曾引用此詩句，他書中言：

有些人看了《口述歷史》中關于柴德賡先生回憶文字的讀者，感覺字里行間仿佛流露出啟先生對德賡先生的有微詞的貶義。這恐怕是因記錄整理的誤差造成的誤解。

……

啟先生也曾在《次韻青峰吳門見懷之作》一詩中將自己和青峰的關系比作唐代的元（禛）、白（居易），并稱道柴的著作可藏之名山，期盼“何日靈巖陪臘屐，楓江春水鑒鷗盟。”這是先生難忘師恩，珍重同門友情最好的證明。（柴劍虹：《我的老師啟功先生》，商務印書館2006年版，第75-76頁）

柴劍虹跟隨啟功先生過年，耳濡目染，觀察仔細，上述言論符合邏輯。關于人品的認知問題，啟功先生與柴德賡應該是相同的，按現在的說法叫作“三觀一致”，同是陳垣校長的得意門生，不會存在人品、道德上的問題。看到啟功先生1963年和柴德賡的詩，二人互相欣賞，同為陳老門下而自豪。但過了40年，到《口述》出版時，確實讓讀者感到有“同門爭寵、文人相輕”的感覺。（舒蕪語）

第三節《輔仁逸事》中對柴德賡最不利，也是評述最要害的地方，就是啟功先生稱之為的“小小爭議”，關于《史籍舉要》一書出版的抄襲、剽竊問題。《口述》里是這樣寫敘述：

陳校長曾有一部歷史講稿，用油印出過一份，柴德賡就根據這份材料加工成自己的《史籍舉要》，這里面當然有很多與陳校長內容相同的部分，但這也不好過于追究責備。（啟功口述，趙仁珪、章景懷整理：《啟功口述歷史》，第115頁）

這句話的最原始出處在1988年，8月21日啟功先生參加民進中央舉辦的《柴德賡同志紀念座談會》，會上啟先生發言：

我覺得柴先生的這本《史籍舉要》，剛才劉先生講原原本本是陳先生傳授的，這書在柴先生身后出版，要是柴先生自己活著時出版，前面一定還有他原原本本的序，說老師如何耳提面命地教導他這門課程的經歷。（啟功：《尊師重友真誠待人》，《青峰學記》，第22頁）

當天，啟功先生講完話，先行離場，會議繼續。可以聽出，啟功先生對這《史籍舉要》一書出版的微詞源出自劉乃和，“剛才劉先生講原原本本是陳先生傳授的”。陳垣校長《中國史學名著評論》這門課從1925年開始，在北大、燕京、師大和輔仁都講過，陳老校長有個提綱，針對不同的學校，不同的本科生或研究生選擇不同的方面講席，并沒有現成的講義，至少陳智超說，沒有找到爺爺的講課油印本。

本來應該是“誰主張，誰舉證”。但是《口述》出版后一年，啟功先生去世，也不可能請他舉證了，這件公案變成“誰反駁，誰舉證”。這些年，我著重尋找陳垣先生《中國史學名著評論》的講稿（記錄稿）的線索，有如下幾種：

一、來新夏在輔仁聽課記錄本（稿本），陳智超整理，2013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二、臺靜農在北大聽課記錄本（稿本），陳垣在北大授課的聽課記錄，僅有《史記》部分，現由臺灣大學圖書館收藏。

三、余遜、柴德賡批注，陳垣在北大授課的聽課記錄（謄錄本），是目前看到最全的本子，現由蘇州大學博物館收藏。經北師大邱居里整理，柴念東編輯，2022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四、北師大某學生聽課筆記謄抄本（1935年），現由私人收藏。

五、劉乃和輔仁大學聽課筆記（上），僅前四史部分，現由私人收藏。

六、輔仁大學學生整理聽課筆記（油印本），柴德賡在扉頁有記：

此本輔仁大學學生所記，鹿君健實印出兩本。然記錯甚多，為未定本，恐好事者得之，以為此即援師閱定之書，易致疑惑，特志數語于此。

民國三十年三月廿四夜，青峰記。

此本現由私人收藏。輔仁大學學生所記，當時就讀生物系的鹿健實油印了兩本（可見對此課感興趣者有理科生，這份筆記是否也是理科生所記？）由于其中整理錯誤不少，柴德賡在1941年指出此本不可用。不過這是所見到陳垣《中國史學名著評論》講稿唯一的“油印本”，大概就是啟功先生說的那“一份”。

以上為聽課記錄部分，下面是柴德賡加工部分：

七、柴德賡在北師大講稿（稿本），現由國家圖書館收藏。2023年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出版了手稿影印本，列在《柴德賡手稿集》第一冊。

八、柴德賡在江蘇師院講稿（油印本），整理《史籍舉要》的底本，目前已經不全，私人還應該有收藏。

九、柴德賡在江蘇師院講稿（稿本），是江蘇師院油印本的底本，現由蘇州大學博物館收藏，列在《柴德賡手稿集》第三冊。

十、柴德賡在北京大學講稿（稿本），整理《史籍舉要》的參考本，現由蘇州大學博物館收藏。列在《柴德賡手稿集》第三冊。

從上面可以看到，六種聽課筆記唯獨沒有柴德賡的，他要是有一份聽課筆記保存下來，后面寫講義、教材、出書就事半功倍。柴德賡的“中國歷史要籍介紹”講稿寫過三次（七、八、九），都是按照陳垣《中國史學名著評論》的結構框架所寫，唯獨沒有“原原本本”照抄的本子在手頭。

柴德賡《史籍舉要》一書，原來準備出版（與中華書局簽合同）的名稱是“中國歷史要籍介紹及選讀”。第一次開這門課是1954年，教育部將這門課列為歷史專業必修課，柴德賡負責介紹部分，劉乃和承擔選讀部分。1955年，柴德賡離開北師大，課程尚未結束，介紹部分由趙光賢、牛繼斌代，但是效果明顯不好。柴德賡走了，把這陳門獨技帶到蘇州。當時教育部發文，要師大組織力量出版此書，后來任務書轉至江蘇師院，柴德賡開始編寫“要籍介紹”。

1957年，劉乃和三次在信中催問柴德賡，“要籍介紹”已動手否？1958年起中華書局姚紹華一直跟蹤柴德賡的進度。直到1960年，柴德賡寫出江蘇師院講稿（七）并經油印（八），寄往北京，呈陳垣校長審閱。劉乃和在4月7日信中寫道：

“中國歷史要籍介紹”，收到70頁，老師看著廢事，紙太黃，我看到則只是學習的問題，意見提不出了。全書擬分幾章，全貌如何？我想這書不甚好作，因每書都要以新觀點評價，優點、缺點，要確切恰當，至今尚無這方面較完善的書，而教課又都很重要，所以您能努一把力，完成此書，實在是很重要的工作。現在進行得如何？已寫了多少？到京開會推遲，對寫此書要有幫助吧！

從這通信可以看到，柴德賡絕非全盤抄襲，而是專門寫的新講稿。1960年經濟困難，所用的紙張都是土黃色再生紙，經過油印，字跡不清，因此陳垣校長看起來吃力。我們設想一下，學生抄襲了老師的著作，準備發表，還會請老師再看一遍，告知一下？陳垣校長對待自己的學生都是高標準，嚴要求，哪里會容得下學生在學術上的造假。

同一年3月，柴德賡將部分講稿寄給中華書局編輯部，征求意見。編輯部恢復了意見，現在看到一份網拍的柴德賡致編輯部信，如下：

關于歷史要籍介紹意見，很對，我近來亦正考慮如何提高一步，離開舊目錄學的框框，使成為新的體例，新的內容。

這說明，柴德賡后來的稿件，在脫離舊目錄學的框框上會下功夫。

其實，柴德賡離開北師大以后，啟功先生也在留意“要籍介紹”的一書出版情況，他知道柴德賡正在撰寫，在1955年12月26日（柴離開不久）的信中提及：

最近見書店中某人（忘其名）所出之《中國歷史要籍介紹》一小冊，未細看，略翻之，與兄之大作性質相類（不知是否援師學生筆記發表），如是其自撰，又不知有何優缺點，深思前者，弟之建議竟為他人先矣。然亦不礙后出居上，兄宜速覓一觀，弟亦速望得聞大評也。

這里的“忘其名”，應該是張舜徽，1955年11月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此書。當然張舜徽的治學與陳垣校長不一路，啟功先生看不明白，所以在信中特意提及，速覽一觀，以期大評。從此可以看出，啟功先生很關心柴德賡的“要籍介紹”。

啟功先生所言的“原原本本”翻譯過來應是“一字不落”，完全復制。啟功先生怎么會有抄襲和剽竊之想法呢？不得而知。現在翻閱《青峰學記》，啟功先生發言之前（當天我也聽席了此次會議），劉乃和的發言，并無“原原本本”四個字，劉乃和說：

柴先生所講的“中國歷史要籍介紹及選讀”就是把這兩門課合并起來一塊講的，要籍介紹的部分就是《史籍舉要》，這個課是陳老首創的，而且是講了許多年的，柴先生作為陳老的學生，曾多次聽過這個課，后來他在陳老講課的基礎上，根據新的需要稍有增減。成為史學系的入門課——基礎課。（劉乃和：《學識淵博追求進步》，《青峰學記》，第26頁）

這段話里，劉乃和說得很清楚：有繼承，也有創新。糟就糟在從1988年的“原原本本”演變成《口述》的“這里面當然有很多與陳校長內容相同的部分。”的一貫思維。因此，“原原本本”“許多內容相同”都屬于捕風捉影吧。

第三節《輔仁逸事》中還有一段關于柴德賡水平不夠的敘述。

有一回老師與柴德賡和我等一起聊天，說起溥雪齋父子，我說他們是“勃極烈和勃堇”，陳校長一聽就明白了，但柴德賡卻不知所云，問道：“什么勃極烈、勃堇？”老師于是朝他用右手食指一指，言下之意是你研究歷史，怎么連《金史》也沒讀過，弄得柴德賡非常狼狽。我想他那天回去一定會連夜翻看《金史》的。又有一回，我作了一首有關溥心的詩，寫的是他故宅恭王府的海棠，海棠常稱西府海棠，西府是海棠的品種之一，以西府所產最出名，所以我的詩中有“勝游西府冠郊堙”之句，這里的“西府”既指恭王府的故址，更指海棠花。我拿給陳校長看時，柴德賡也正在旁邊，突然冒出一句：“恭王府又叫西府嗎？”顯然他又誤會了。陳校長仍不說話，又用手朝他一指，柴德賡馬上意識到又出錯了，臉都紅了。（啟功口述，趙仁珪、章景懷整理：《啟功口述歷史》，第115-116頁）

這段描述的情況，柴德賡確實露怯了。《口述》言下之意，柴德賡不知“勃極烈、勃堇”之掌故，也沒有植物學知識，但是柴德賡是看出來“西府”借指恭王府才提問，《金史》典故不知，實屬不該，而且在陳垣校長面前難堪。記住此尷尬的首先應是柴德賡，要汲取教訓，多學習。但是學問是有方向沒有邊界的，人人都會有缺漏。啟功先生對此記憶猶新，似乎有些顯擺的意味。同門應該是取長補短，在老師的帶動下，共同進步。我查閱柴德賡的日記，提及啟功先生有150次以上，沒有一次表示遺憾之地。

1937年輔仁大學購得恭王府，1939年開辦司鐸書院和女院，設為校址。每年恭王府海棠盛開，都會引來舊京遺老遺少賞春觀花。柴德賡和啟功都留下詩篇。

陳垣校長尤其愛劍南詩，柴德賡入陳門之后，詩風由杜轉陸。1963年5月1日，柴德賡登門興化寺，陳垣校長取出一紙柴德賡的舊詩札，問何年所做，柴回答1943年，正好20年矣。題目正好與啟功先生相關，抄錄于下：

上巳，聞畫舫齋有修禊之集，錢牧齋為祭酒，元白被邀。座中詩伯數日前均向虜使重光獻詩頌圣，情實可憐。昔日吳中高會，澹歸賦詩以諷，余今所云，亦猶此耳。元白聲明不作修禊詩，自處固當如此也。

禹穴蘭亭古跡荒，忍聞修禊值蜩螗。

啼殘蜀鳥家何在，老去詩人夢正長。

細草漫矜新雨露，青山無改舊風光。

相逢凝碧池頭客，可有攢心淚一眶。

柴德賡的詩得到陳垣校長的好評，才會一直保存。

關于《口述》最后的問題是照片注釋，就我關心部分羅列如下。

一、《循循善誘與登堂入室》照片說明：“1947年4月27日在故宮，左起：劉乃和、啟功、柴德賡、陳垣。”4月27日輔仁大學召開運動會，不會在此出現，而且4月底穿上冬裝大衣，明顯不對。此照片的時間是1947年12月27日，地點在北海蟬福寺。

二、《輔仁逸事》照片說明：“1934年1月，陳垣先生與部分教師在北京圖書館前，左起：牟潤孫、張鴻翔、陳垣、臺靜農、柴德賡、儲皖峰。”此照片源自《陳垣圖傳》，劉乃和注明時間恐有誤，應為1935年1月，柴德賡有同一日另外一張，后面注時間是“廿四冬”。1934年1月柴德賡不在北平。

三、《輔仁逸事》照片說明：“1947年4月，余遜、啟功、柴德賡、周祖謨。”“四翰林”照片在頤和園諧趣園所攝，時間為1947年9月28日。同日有很多照片，柴德賡在背面注明“卅六年九月廿八諧趣園”。《鄧之誠文史札記》記有，當日柴德賡等陪同陳垣來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