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背心”到底是誰？

法國“黃背心”運動進入第四周，圍堵油庫、交通要道、商業中心的浪潮從首都巴黎和主要城市蔓延至全國，還波及荷蘭、比利時等地。12月1日（周六）在巴黎的示威游行中發生了嚴重的暴力騷亂，抗議者打砸搶燒，損毀了凱旋門附近的多處歷史遺跡，并在外省的一次沖突中造成一名示威者意外死亡。盡管法國政府4日（上周二）決定暫停六項征稅措施，試圖緩和此次危機，但示威者仍號召在8日（上周六）繼續發起抗議。為防止又一次“黑色星期六”，法國政府在全國部署了89000名警力，僅在首都巴黎就有8000名特警，還調動了12輛裝甲車重點防守香榭麗舍大道等多個曾受到沖擊的“戰略要地”。據法國《世界報》報道，由于政府所采取的嚴密防范措施，上周六在巴黎的抗議被基本控制，未發生類似前一周的嚴重事態，但在外省的游行中，波爾多和圖盧茲的抗議者與警方發生了激烈的暴力沖突。內政部長卡斯塔納（Christophe Castaner）在8日晚表示，當天法國全境共有12.5萬人參與集結，略少于前一周，有1385人被捕，975人被拘留，179名傷員被醫療機構收治。

“黃背心”的激烈沖突和它所帶來的政局動蕩在世界各地受到廣泛關注，各國主流媒體都對此進行了跟蹤報道及評論。《泰晤士報》記者在2日的報道中描述巴黎“淪為一片戰場”，凱旋門“作為法蘭西軍事榮耀的象征慘遭示威者蹂躪”。《紐約時報》稱這是“馬克龍政府所遭遇的最嚴峻的執政危機”。德國《世界報》（Die Welt）稱凱旋門“作為法國大革命的標志被損壞，是這個有反抗傳統的社會發生深刻分裂的象征。”加拿大《環球郵報》（The Globe and Mail）評論“黃背心”暴露了幾乎所有發達國家普遍存在的社會問題：“富裕的城市精英正尋求將他們應對氣候變化的手段強加給只能勉力維持生計的多數民眾。……法國人和我們同樣面臨錯綜復雜且互相矛盾的挑戰，很難平靜地去面對未來：全球變暖、居高不下的城市生活成本、不穩定的工作收入，社會不公不斷突破底線使自由民主喪失了公信力。”瑞士《時代報》（Le temps）在2日的社論中稱：“令法國改革陷入癱瘓的，不是‘黃背心’的反抗，而是人們普遍對政府喪失信任。……如果馬克龍不希望這一信任危機導致改革的希望破滅，就必須立即采取強硬措施解決最激烈的反抗者們所面臨的緊迫問題：退休人士、私企低收入人群、城鄉地域經濟斷裂的受害者等等。”美國《華盛頓郵報》分析：“社交網絡是分享憤怒情緒的最好平臺，這種情感驅動的溝通方式是導致運動迅速擴大化和工會作用失效的主要原因，”文章還指出馬克龍創建“獨立于所有政黨之外的共和前進黨”，向對傳統政治體系失望的人群作出許諾卻無法兌現，是當前危機的根源，文章警告稱“必須及時將這種新型的自發民眾運動引導到政治層面，否則將對民主造成無法修復的破壞。”印度《印度斯坦時報》在4日的文章中感嘆“巴黎在燃燒，全世界都該為之恐懼，……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G20峰會上，許多人都已感到全球經濟模式在走向頹勢。……盡管印度經濟仍呈上行態勢，但許多地區都面臨前所未有的農業危機，一千多萬勞動人口涌入城市，而就業市場并不能提供足夠的工作機會。……為此莫迪政府將會對巴黎局勢持續關注。”

“黃背心”運動爆發以來，呈現出不同于歷史上法國社會運動傳統的諸多特征。首先是游行者的異質性，游行集結沒有通過任何工會或政黨組織，而是在社交網絡上自發約定，數次集會地點的變化也有很大隨機性；其次是直到目前游行者中仍沒有推舉出公開的代表或發言人，無法同政府進行正式的對話協商；其三是政治目標和傾向模糊不清，斗爭綱領缺乏連貫性趨于泛化，從極左到極右派政黨都在以其各自的政治歷史背景來解釋這場運動，“黃背心”被拿來和1789年法國大革命、巴黎公社運動、1968年五月風暴、“阿拉伯之春”，甚至是1934年保守派法西斯分子暴亂相類比。法國《國際郵報》在5日的社論中警告，由于這場運動性質模糊，使其極易被各種謠言綁架和操縱：“大量利用舊照片和視頻斷章取義制造出的假新聞在社交媒體泛濫傳播，麻痹人們的民主意識，聳人聽聞的陰謀論層出不窮，今天是某俄國媒體爆料在‘黃背心’背后看到商業寡頭伯納德·阿爾諾（Bernard Arnaud，路易威登集團CEO）的‘黑手’，明天又有埃及報紙稱在游行組織者中看到穆斯林兄弟會的身影。”文章呼吁盡快建立公開直接的對話機制，以避免運動陷入暴力和陰謀論交織的怪圈。

與此同時，多名法國政治、歷史和社會科學領域的知名學者在法國各大媒體發表觀點，嘗試對“黃背心”背后透露的社會問題進行深入思考和解讀。針對“黃背心是法國革命新篇章”的激進提法，法蘭西學院現當代政治史教授皮埃爾·羅桑瓦隆（Pierre Rosanvallon）在《世界報》12月8日的采訪中指出，“革命不僅僅是一場成功的暴動起義，只有當起義是以推翻壓迫社會多數群體的權力為目標時才會演變成革命，”而“黃背心”缺乏組織領導和行動目標，在他看來目前還不能算是嚴格意義上的社會運動，更談不上革命。“它首先是憤怒情緒急迫而模糊的宣泄爆發，把一些人們長期隱忍的感受推上了臺面：被徹底忽視，生存空間狹隘，生活被局限在一個極不公正的世界里。”消極的社會心理成為滋養民粹主義泛濫的土壤，而法國社會的現實問題更加廣泛而分散，不能僅以“黃馬甲”所公開反對的“不平等”來概括。羅桑瓦隆認為這場動亂警示人們要“以新的眼光來看待當今社會，要考慮到人們的尊嚴、社區的隔離、人際的疏遠，了解人們的恐懼和幻想，才能理解社會的真實狀況。”

歷史學家、專欄作家、前工會領袖雅克·朱利雅（Jacques Julliard）在《解放報》6日的專訪中，分析“黃背心”的主體是“貧困化的城市中間階層”。他指出目前政治危機的源頭在于馬克龍總統缺乏政黨協作經驗，在施政方式上模仿戴高樂模式，“追求垂直結構管理”并將這種以總統治理為核心的理想理論化，這與其在競選時所表達的政府“橫向結構理想”之間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今天的“黃背心”正是“小中產階級無政府主義者”對這種自相矛盾的反抗。他們不推舉代表，不斷重復“一個人只能代表他自己”，“政治階層的衰弱導致如今沒有一個有力的、超驗的人物能為他們代言”，換言之他們所追求的其實是一個“強有力的政府”甚至是某種形式的“獨裁政治”。朱利雅警告：“城市小中產階層的反抗是令人生畏的……他們長期被忽視，生活局促受限，在法國還受到知識精英階層的蔑視。”他提醒馬克龍政府除了解決購買力問題，更應該多加關注這個不再處于“社會邊緣”的階層，“他們如今是有正當職業的社會主體，而在三四十年前處于社會核心的貧困工人階層正在被他們邊緣化。”他們選擇以香街等高檔社區為聚集地，而非傳統的共和廣場，正是在隱晦地表達‘我們是變窮了的富人’。”又如另一位格勒諾布爾大學當代史教授希爾萬·維內爾（Sylvain Venayre）對抗議者破壞凱旋門的解讀：許多人無法理解他們為什么要損毀拿破侖和路易·菲利普的半身像、名為“馬賽曲”的雕塑，甚至還有描繪雨果的棺槨進入萬神殿的畫作，似乎這是反抗目標搖擺不定的體現，但更值得注意的也許應該是他們沒有損壞的東西，“當2日這天凱旋門首次成為示威游行沖擊的象征目標，在這些無名者的怒火下只有無名戰士墓地完好無損。”

這幾位學者在采訪中都不約而同提到了作家、地理學家克里斯多夫·居伊（Christophe Guilluy）的先見之明，他早在2014年就在其著作《外圍法國》（La France périphérique）中揭示了這一“被全球化犧牲掉的中間階層”的誕生。在上周《新觀察家》雜志刊載的長篇專訪中，居伊分析了法國在近30年來所面臨的社會中間階層分裂與重組：“政府一直想讓大家相信‘黃背心’是來源各異的社會邊緣人士，其實他們是一個整體。這場運動所體現的是人們面對全球化經濟模式所感到的經濟、社會和文化上的不安全感，在近30年中工作機會和社會財富越來越向大型中心城市的精英階層集中，形成少數幾個有著無形邊界的‘城邦’，享受著全球化的福利，而‘黃背心’則是那些被拋棄在外圍的人們：工人、農民、小公務員、技術人員等，他們的不滿主要集中在經濟和社會層面，但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是身份認同問題。……外圍法國不僅指大城市的近遠郊區域，還包括了那些蕭條的中小城鎮和廣大農村，社會弱勢群體所居住的所有地區，在這些地方就業增長緩慢，公共服務逐漸消失，社會的不平等正在地理層面固化。”對于“黃背心”運動所表現出的“非政治性”，居伊認為：“恰好證實了馬克思的判斷，他認為中產階級無法組織，因而也無法領導革命，沒有人能代表他們，因此也無法表達政治需求，無法進行協調一致的行動。……他們的目標是獲得執政者的關注和認可，在這一點上他們已經成功了。”居伊同時也對“黃背心”的前途表示了擔憂，因為“這些普通人（Uomo qualunque）很有可能走上意大利‘五星運動’的老路。”

“全球變暖”會“涼”么？

三年前，第21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峰會（COP21）在萬眾期待下在法國巴黎召開，各成員國在一片掌聲中通過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今年12月3日（上周一），第24屆氣候大會在波蘭卡托維采開幕，197個締約國將在聯合國主持下繼續完成有關公約實施細則的談判。該文件長達250頁，必須列出協議的所有關鍵領域，其中談判難點在于具體實施措施的透明度及其資金來源。

去年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協定》，使得這一國際協定的談判效率和約束效力受到了削弱。盡管如此，三年前參與締結《框架公約》美國談判小組仍堅持繼續參與大會討論，小組成員向與會的歐洲媒體表示，他們反對其總統的決定，并將為美國回歸該公約做好準備。新任巴西總統雅伊爾·博爾索納羅（Jair Bolsonaro）也表示有退出協定的打算，并剛剛放棄了在2019年第25屆氣候大會的承辦權。此外，澳大利亞的保守派執政黨在今年夏天罷免了總理特里布恩（Malcolm Turnbull），部分原因是他希望將COP21的目標納入法律。

如果各國都能遵守在COP21作出的承諾，實現溫室氣體減排目標，全球變暖的進度仍將使本世紀末氣溫相對工業革命前提高3°C，據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的說法，這已經會給人類和其它物種帶來不可逆轉的災難。然而聯合國在11月27日發布一份調查報告顯示：“包括歐盟、美國、阿根廷、澳大利亞、加拿大、韓國、沙特阿拉伯和南非在內的近一半締約國，其氣候軌跡與COP21所設定的減排目標相差甚遠，中國、日本、俄羅斯、印度和巴西到目前為止完成了既定目標。”

英國BBC新聞網報道：“最近的這份氣候報告可能會使這次談判更為緊迫。”報道中還提到“此次大會的主要贊助商之一Jastrzebska SPOLKA Weglowa（JSW ）是波蘭的一家大型煤礦企業。 ”事實上，主辦此次大會的卡托維茲市位于波蘭南部西里西亞省，是波蘭歷史上著名的“煤都”。波蘭總統杜達（Andrzej Duda）向30位出席大會的國家元首提議通過一份《西里西亞團結與正確過渡宣言》，呼吁各國幫助煤炭工人順利度過社會轉型。杜達在講話中稱，波蘭經常因其能源結構對煤炭行業的依賴和支持而受到國際社會的批評，然而消除化石燃料也意味著要淘汰這些生產線上的工人，他警告說：“如果沒能為工人們提供合理社會保障計劃，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公共政策將面臨社會抵制和重大的政治風險。”

波蘭總統的這番講話在上周在法國愈演愈烈的“黃背心”運動中得到了印證。法國總理菲利普（Edouard Philippe）原計劃將出席此次大會，并在開幕當天發表演講，但卻因“黃背心”帶來的政治危機而分身乏術，不得不取消此次行程。

就在12月2日巴黎的“黃背心”暴力示威的后一天，比利時民眾在布魯塞爾發起了7萬多人參與，規模空前浩大的環保主題大游行。比利時中右翼日報《自由比利時》（La Libre Belgique）將兩地的運動對立起來。文章中戲稱：“比利時的民眾更在乎氣候變化，而不是是否受到政治家的關注。”作者在文中指出：“環境運動所面臨的巨大挑戰是如何將社會弱勢群體融入其斗爭中。政府不該向公民暗示進行激進的環保產業改革會帶來成本和失業。”因為與許多人的想法相反，生態政策并不意味著減少就業機會，相反美國太陽能、光伏產業的例子證明了其在未來巨大的就業前景，“住房、消費和旅行模式的轉變也不一定會導致生活質量下降，只要決策者牢記在政策的重大轉變中做好調整社會結構的準備。”

在12月8日法國“黃背心”運動發起第四次大規模游行的同時，法國各地也舉行了聲援氣候變化大會的大游行。據組織者宣稱，此次游行動員了25000名民眾，據巴黎警方估計此次游行的參與人數達17000人，選擇避開沖突激烈的香街，打出了“黃背心、藍地球，一起就是綠色”的旗號，在下午吸引了不少“黃背心”脫隊加入，雙方并未發生沖突，在里昂、馬賽、蒙彼利埃和里爾等外省城市，綠色游行的聲勢甚至蓋過了黃色隊伍。這次符合法國傳統的游行提出了一系列明確的主張，包括：恢復巨富稅，減少強迫性的人員流動，撤銷高速公路計劃，改善公共供暖系統，發展清潔能源產業提供工作機會，敦促政府兌現在COP21上作出的減排承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