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85歲的殘疾老人孫伯，喪偶，無兒無女，雖然有一個養女，但關系不親。而在孫伯意外得到600萬元拆遷款之后，養女居然騙孫伯去做了行為能力鑒定，結果孫伯一度被鑒定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從傳統法律上說，孫伯的監護人就是其養女，但是孫伯更想讓和自己關系親密的侄女做監護人，為自己養老送終。

之后，上海靜安區人民法院審理、判決了這起案件，這也是全國首例法定監護與意定監護相沖突的監護變更案。最后老人選定了侄女作為自己的監護人，保住了自己的拆遷款，也讓自己的晚年有了更穩定的保障。

隨著老齡化時代的到來，以及更多的“丁克”家庭出現，一些新問題日益突出：子女在海外，老人要動手術，誰來簽字？子女患有自閉癥之類嚴重的身心疾病，父母年老之后，誰來當監護人？老人生前由鄰居或者其他非親屬照顧，承諾百年之后房產由照顧者繼承，怎么能讓雙方都吃上定心丸？

《民法典》里的意定監護、遺贈扶養協議、遺產管理人等新的法律機制，將為公民提供更周到的安排，真正發揮法治的固根本、穩預期的作用，特別是為老年人撐起一把法治之傘。

傳統的監護制度更加強調血親、婚姻關系，容易忽略現代社會里人際關系、生活場景的復雜性。事實上，很多老年人平時得到了不是親人勝似親人者的幫助、照顧，而法律意義上的“近親屬”反而未必能幫得上忙、擔得起責，可能是子女遠在海外，可能是兄弟姐妹之間老死不相往來。讓原先法律上的無名無分的人，和老人構建真實的權利義務關系，就非常重要，要讓他們可以依法為老人承擔監護責任：小到手術簽字，大到養老送終。

相比法定監護，意定監護超越了血緣、婚姻關系，當事人可根據自己的意愿，通過一紙文書指定任何信任者做監護人。所以，意定監護被稱為“余生的新出路”，也是法律最大程度上尊重了當事人的意思表示：信賴誰，就可以指定誰作為意定監護人；誰對自己好，就可以通過遺贈扶養協議，將財產交給誰。

這解決了法律意義上的“近親屬”有權利，而無責任；真正的照顧者有責任，而無權利的尷尬問題。比如，之前轟動一時的“上海老人贈房產給水果攤主案”中，老人生前和關系良好的水果攤主劉先生簽訂了遺贈扶養協議，將房產贈予劉先生，劉先生也為老先生養老送終。但是老人的“近親屬”卻想不通：為什么要把財產送給“外人”？甚至提起了訴訟。之后，法院依法判決遺贈扶養協議有效，把房產判給了劉先生。

意定監護、遺贈扶養協議等新興民事法律機制，真正體現了當事人的意志，在傳統血親、配偶關系之外，構建了新型監護責任，讓當事人（特別是老人）有更可靠的保障。這也是中國法律制度更好服務群眾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