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部電影，叫《末日哲學家》。電影看起來像一場“思想實驗”，它設定了一個極端化的場景：再有幾分鐘，地球上將發生一場毀滅性的核爆炸，絕大多數人都會喪命，只有一個“安全屋”，可以容納幾個人在里面避難，以保持人類的繁衍。

雖然這種“設定”幾乎不可能發生，但問題在于，在這個設定中，如何從幾十個人中產生這幾位幸運者？

電影給出了一個選擇參數，就是職業角色。根據職業角色重要性的價值排序，來決定哪些職業是最重要的，然后決定哪些人可以活著。

復旦大學的郁喆雋老師曾以此在課堂上進行了另一種“思想實驗”，讓學生現場投票，大致結果是：按外科醫生、農夫、天體物理學家、木匠、紡織者、橋梁工程師、獵人、鐵匠、神職人員、漁民等排序。

這個“思想實驗”連續做了幾年，結果大同小異，總體上看，這是一個“沒有文化”“沒有藝術”“沒有人文”的選擇。

這也間接印證了社會上的某些印象或者認知：“文化”沒什么用，或者說，在安全面前，在生存面前，在基本需求層面，“文化”都是被挑剩下的。

再進一步說，這里的“文化”，也可以被替換為“文學”“文科”“人文”“社會科學”等。

這種窘境一直都存在，不管是在“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年代，還是在“新聞學值不值得報考”成為社會熱點議題的當下。就我個人而言，曾在不同場合說過，雖然大學期間學的是中文，但畢業后一直都有一個主動或被動的“去文科化思維”的成長脈絡，其間，既有個人成長的困惑，又有社會發展的波折。這也是重提“人文”的緣故。

那么“人文”是什么？

若干年前看到的演講《我們為什么要學習文史哲？》提出，“文學讓你看見水里白楊樹的倒影，哲學使你從思想的迷宮里認識星星，從而有了走出迷宮的可能，那么歷史就是讓你知道，沙漠玫瑰有它的特定起點，沒有一個現象是孤立存在的。”

簡單說，以“文史哲”打底的人文與文化，構成了一個價值坐標，置身其中，人也得以打量自己和打量世界。

“人文”如何才能有用？對這個問題的理解在悄悄發生變化。在過去的幾年中，蘇東坡、王陽明等人成為朋友圈的“紅人”，甚至有人戲稱“中年好友蘇東坡”。

南京大學莫礪鋒教授長期研究蘇東坡，他的理解是，“蘇東坡是一位在風雨人生中淡然前行的逐客。逐客就是被放逐的人。蘇東坡一生中坎坷很多，有很長時間處在逆境中。一個人在坎坷的處境中如何淡定地生活下去，蘇東坡給我們提供了非常寶貴的經驗。這也是蘇東坡留給我們的最寶貴的精神遺產。”

在過去的三年中，受制于疫情各種管控，無法更自由地出行，身體活動半徑大幅壓縮，于是，就想到以“茶座”的方式來讓精神更自由地出行，并因此了解更多的人在疫情背景下如何閱讀、如何寫作、如何思考、如何生活。

何為“新主張”？很多時候，“人文”需要的不是改頭換面的“新”，不是脫胎換骨的“新”，更不是改旗易幟的“新”，需要的是革故鼎新的“新”，需要的是溫故知新的“新”，需要的是“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新”。

思想層面的“人文新主張”，是從“思想對談”到“思想操練”，通過獨有的話語體系與表達策略，來折射這個時代的精神面貌、觀念水位、生活方式與思想境界。

方法層面的“人文新主張”，是從“生活人文化”到“人文生活化”，在生活中提升人文的分量與人文的重量，再用人文來照亮生活，得以修身，得以齊家。

本文為《人文的重量》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