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進道：“小人大膽，敢問官人高姓大名？”那人道：“灑家是經略府提轄，姓魯，諱個達字。敢問阿哥，你姓甚么？”……魯達道：“俺也聞他名字，那個阿哥不在這里。灑家聽得說，他在延安府老種經略相公處勾當。俺這渭州，卻是小種經略相公鎮守，那人不在這里。你既是史大郎時，多聞你的好名字，你且和我上街去吃杯酒。”

這是《水滸傳》第三回魯智深首次登場時與史進的對話。作為書中著墨最多的人物之一，作者將魯智深的出身設置為渭州小種經略相公手下的提轄官，而途徑渭州的史進則是去延安府尋找在老種經略相公手下做教頭的師父王進。此外，梁山好漢中的“病大蟲”薛永、“金錢豹子”湯隆也和老種經略產生過交集。今人對北宋的印象往往是“重文抑武”、“強干弱枝”，何以《水滸傳》中卻有“老種小種”這樣在關隴深孚眾望的高級軍官？

《水滸傳》雖成書于元明之際，其中主要人物的事跡卻早在南宋就有了雛形。書中對兩位種經略相公的描寫也非全然出自杜撰，他們正是北宋“西軍”的代表人物。作為一支重要而特殊的軍事力量，“西軍”活躍在保衛邊境、開拓疆土、鎮壓叛亂等戰場，活動軌跡與北宋相始終，其余脈還對南宋初年的軍事產生了深刻影響。

除了史籍和文學作品，“西軍”的足跡還被記錄在關隴地區的石窟之中，豐富的造像、題記等遺存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兼具歷史價值和藝術性的觀察視角。

陜北：番漢雜處的沖突焦點

所謂“西軍”，一般是指北宋在陜西路及河東路的麟、府等州承擔邊防與對外作戰任務的軍隊。宋太宗雍熙二年，自唐末就盤踞于夏州、銀州一帶的拓跋黨項在李繼遷的帶領下公開叛宋，此后西夏就一直是西軍的主要作戰對象。陜西路北部作為雙方沖突的核心地帶，一直是宋夏戰爭中的攻防焦點。

由于自然條件的限制，陜北地區的人口密度曾長期處于低位，佛事活動也不算興盛。在石窟藝術蓬勃發展的北魏至隋唐時期，陜北只營建了少量小型石窟，數量和規模都遠遜于鄰近的隴右、河東等地。而在石窟營造已進入低潮期的北宋，陜北卻迎來了開窟造像的高峰。

西夏崛起帶來的軍事壓力迫使北宋朝廷不斷強化關隴的防務，作為邊防要沖的陜北開始大規模駐軍，同時沿邊境修筑了密集的堡寨，招納散居各地的羌蕃部落作為屏障。人口的涌入和聚居點的增加為佛教發展提供了土壤，時刻籠罩的戰爭陰云則進一步催生出邊地軍民強烈的信仰需求，開鑿石窟、供養佛像成為他們表達寄望的主要方式。陜北地區年代可考的宋代石窟多數開鑿于仁宗慶歷二年至徽宗重和二年之間，與宋夏戰爭的時間段基本重合。

陜北宋代石窟大都位于城寨和戍堡附近，如鐘山石窟即緊鄰康定五年修筑的安定堡，清涼山石窟距延州城僅有七十步。再如鎮川的懸空寺石窟，原本是西夏所筑的羅兀城，宋軍于元豐四年攻占此地后在城內崖壁上開窟造像，因其營壘改造出了一處石窟寺。之所以呈現出這樣的規律，是因為營造石窟的中堅力量就是守衛這些據點的軍士。由石窟中的營造題記可知，主導開窟造像、重修妝鑾等活動的大多是中級軍官，如駐泊同州保捷第二十二指揮軍頭單宗及屬下將領曾于熙寧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在鐘山石窟修菩薩像數十尊；清涼山萬佛洞石窟中則有“延州振武第一指揮第一都馬戊為亡過父母今修佛一尊菩薩四尊愿早升天界”題記；城臺寺石窟中亦有“武功郎權延路兵馬鈐轄兼第七將統制西路軍馬楊仲”重裝佛像記。

基層軍人也常以多人合資的方式開鑿小型佛龕。如鐘山石窟“熙寧五年三月十五日本堡弓箭手王友王大賀文友等三人同發心結連修下生佛三尊并妝畫已了請僧慶賀十月一日永為供養”題記；安塞堡招安石窟中有第五將籍所屬九名軍人的造像記，記錄了他們自元佑八年創修佛像，中途因西夏入侵而中斷，直到二十年后的政和三年才終于完成的經歷。有趣的是，他們認為軍人能“盡威勇之心”卻“難生善意”，開鑿佛像是為了讓同袍“望見像皆生善意”。

值得注意的是，廣義上的西軍不僅指關隴的地方部隊，還包括各地調往西北進行屯戍和作戰的部隊。在招安石窟第3窟中就出現了五則“京東兗州武衛三十四指揮”所屬官兵的題記，他們應是由兗州調來的禁軍，負責守衛招安這一延州外圍的前哨站。西軍的作戰范圍也不單局限于西北。作為北宋中晚期戰斗力最為強勁的部隊，西軍曾被調往南方執行抵御安南入侵、平定嶺南叛亂、鎮壓農民起義等任務。

西軍將領的出身同樣具有多樣性。宋夏戰爭前期的西軍將領來自全國各地，陜西本土出身的將領較少。隨著戰爭形勢的不斷發展，西軍中涌現出了許多關隴出身的將領，一些外地籍貫的將領也數代植根西北，形成了種氏、姚氏、折氏等將門世家，三代為將的種氏家族就是其中的代表。事實上，《水滸傳》中有關“老種小種”兩位經略相公的設定頗有問題。據《宋史·種師道傳》，種師道年老之后被稱為“老種”，但他是種氏家族中唯一長期經略渭州的將領；若以活躍于鄜延路的種諤為“老種”，則種師道知渭州時種諤早已去世三十余年。盡管存在訛誤，演義小說的著墨仍能從側面反映出種氏家族曾經的影響力。

部隊構成方面，西軍中既有駐屯關隴的禁軍、地方的廂兵及弓箭手、寨戶等鄉兵，還有從內屬的羌蕃部落中招募的蕃兵。宋人將散居于關隴邊境的黨項、吐蕃諸部分為生戶和熟戶，“接連漢界、入州城者，謂之熟戶；居深山僻遠，橫過寇掠者，謂之生戶”。在宋人看來，熟戶“戀土田，護老弱、牛羊，遇賊力戰，可以藩蔽漢戶”，蕃兵的主要兵源正是熟戶。

蕃兵是西軍中的重要力量，不僅擴充了軍隊規模、使戰斗力顯著提升，還貢獻了府州折氏家族這樣的將門世家。折氏本同拓跋氏一樣，是被中原王朝羈縻的黨項部族。入宋以來，折氏自折德扆以下五世皆為北宋戍邊西北，《宋史》評價折氏“獨據府州，控扼關隴，中國賴之”、“繼生名將，世篤忠貞，足為關隴之捍，可謂無負于宋者矣”。同種氏一樣，折氏的影響也體現在后世的小說曲藝當中，楊家將故事中佘太君的原型可能就出自折氏家族。

西軍蕃兵對營造石窟亦頗具熱情。據杜建錄等人的統計，關隴地區的安塞、志丹、子長、延安、富縣、合水都發現有蕃兵與熟戶的造像題記。如鐘山石窟第３窟“安定堡番落弟七十指揮弟一都長待李次自發虔心修菩薩二十尊永為記”，清涼山萬佛洞石窟第１窟“番落弟三營男弟子曹造上二尊元豐四年”，樊莊石窟第２窟“延安府蕃落六十七□□□□自發虔心修佛三尊紹圣二年四月”等，反映的多是中級軍官的造像活動，可以從中了解到蕃兵的編制制度、姓氏、家庭等信息。鄰近保安軍德靖寨的何家坬石窟中的題記則幾乎全為蕃兵軍官和黨項熟戶所留，不僅體現出黨項軍民對開窟造像的熱忱，還可窺見黨項社群中存在以佛教名義進行結社的情況。

與唐代相比，陜北宋代石窟的造像題材并沒有太多創新，但在內容選擇上有一定的傾向性。以規模較大且藝術水平高超的鐘山石窟第3窟為例，其主體內容為三世十方諸佛，中心佛壇的下方浮雕十六羅漢；觀音在洞窟中多次出現，且演繹出了自在觀音、渡海觀音等不同形象；釋迦牟尼涅槃變相則占據了洞窟東壁的核心位置。對于陜北軍民而言，頻繁的戰事往往意味著死亡的威脅，三川口、好水川等大規模作戰的失利甚至會造成近萬人的傷亡，解救現世苦難的觀音、超越死亡的涅槃、象征往生凈土的彌勒等形象也因此更易獲得他們的青睞。十六羅漢浮雕的神態極富感染力，造像的神圣性被現實中的喜怒哀樂所取代，這樣的表現手法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當地軍民趨向世俗化、個性化的審美需求。

旺盛的開窟需求也催生出一批活躍于陜北地區的石匠團隊。石建剛等人曾對陜北宋金石窟中的工匠題記進行整理，梳理出米延福、介氏家族等本地工匠團隊及王信、薛成等外來匠人群體，其技術水平互有高低，藝術風格也各具特色。這些工匠團體的存在使石窟造像的技術和風格得以發展與繼承，形成了兼具時代特征與地方特色的陜北宋代石窟藝術。

隴右：從慶歷和議到熙河開邊

隴右地區的情勢較陜北更為錯綜復雜。安史亂起，唐朝在河西、隴右的精銳軍隊被調往內地平叛，吐蕃趁虛占領了隴右道大部分地區。晚唐吐蕃內亂之后，這一地區逐漸形成了吐蕃諸部、回鶻、歸義軍等勢力犬牙交錯的狀態。白居易曾就西北形勢發出“平時安西萬里疆，今日邊防在鳳翔”的感慨，這些歷史遺留問題同樣讓五代宋初中原政權的邊防倍感壓力。

從宋真宗咸平五年開始，西夏逐步占領了靈州及河西大部分地區，使北宋的環慶、涇原、秦鳳諸路直接與西夏接壤，成為被攻掠襲擾的對象。仁宗景祐五年，西夏國主元昊棄宋朝封號稱帝，拉開了雙方大規模戰爭的序幕。為加強關隴防務，仁宗將夏竦、韓琦、范仲淹等人調往陜西路任正、副經略安撫使。范仲淹推薦原本在湖州任職的同年好友滕宗諒出知涇州，負責涇原路前線的軍政事宜。上任途中，滕宗諒行經以唐代大型阿彌陀佛造像聞名的邠州大佛寺石窟，留下了“尚書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滕宗諒詔守徑塞繼至于此后二日謹識石室”題記。

大佛寺石窟中還有兩則與水洛城事件有關的題記。水洛城事件發生在慶歷宋夏戰爭的末段，始于渭州邊將與陜西路主官關于是否筑造水洛城的爭論，之后逐漸上升為北宋君臣對邊策方針的大討論。為了解情況，朝廷派遣魚周詢、周惟德前往西北，與陜西路都轉運使程戡一同實地勘察，一行人在石窟中鑿刻了“慶歷四年孟夏三日都槽內閣程戡勝之鹽鐵副使魚周詢裕之宮苑使周惟德輔賢因奉命西垂體量經此擻題”的題記。本次事件以朝廷認可水洛城筑城而告終，持反對意見的涇原路統帥狄青被王素取代。然而王素調任不足一年即坐事被貶往華州，赴任路上亦曾在大佛寺石窟中題壁。曾瑞龍先生認為水洛城事件的結果代表著宋朝拓邊意識的抬頭，可視為熙豐時期大規模開邊的前奏，亦可知西軍軍官在鎮時具有相當的自主權。

經過五年的戰爭，宋夏雙方于慶歷四年議和，范仲淹也因新政失敗被貶謫鄧州，為滕宗諒寫下了千古名篇《岳陽樓記》。此后除英宗治平元年李諒祚曾進攻慶州外，宋夏在隴右并無大規模戰事，西軍卻并未因此沉寂。神宗施行變法后，邊策全面轉向積極進取，西軍又被賦予開邊拓土的新使命。

熙寧元年，王韶上《平戎策》三篇，認為收復河湟地區對平定西夏有重要的戰略意義。神宗任命他為秦鳳路經略司機宜文字，往秦州進行進取熙河的籌備工作，還撤換了對變法及開邊持保守態度的秦州知州李師中。李師中在去職前在秦州名勝麥積山石窟題詩，自比謝安的同時還嘲諷變法一派是“猿鶴”。熙寧四年，王韶也前往麥積山游覽并題記，一年后他率軍大舉西進，從吐蕃和諸羌部落手中陸續收復了洮、峨、宕、疊、河、熙等州，恢復了漢唐以來的故土。

王韶收復熙河地區之后，西軍一直努力鞏固與擴張這一區域，石窟之中也留下了西軍將領的足跡。以徽宗時的神射手何灌為例，他以熙河路都監先后知岷、河等州事，主持軍務之外還曾大規模興修水利，著力于地方發展。河州小積石山中有西秦乞伏氏創建的炳靈寺石窟，何灌曾于政和二年冬日涉冰河前往游覽后題壁而還。

隴右的西軍對西夏這一宿敵也未曾松懈。哲宗紹圣年間，隴右諸路西軍在經略使章楶的率領下連續對西夏用兵，以修筑城寨的方式逐步向西夏境內推進，最終在平夏城、天都山等戰役中取得大勝，使宋夏的邊境線前移至會州、西安州一線，徹底改變了宋夏戰爭的態勢。曾處于交戰地帶的原州須彌山石窟也恢復了佛事。紹圣三年，西軍將門姚氏的第三代將領、時知秦州事的姚雄與弟弟姚古率秦鳳路西軍援助平夏城守軍，與各路將領合力擊敗了西夏軍隊。須彌山51窟內有“紹圣四年三月二十三日收隴干姚雄記”題刻，由此可知姚雄在平夏城之戰后也積極參與到拓邊之中，收取原秦兩州間的隴干，使涇原、秦鳳兩路軍隊能夠相互呼應，進一步鞏固了邊防。

種師道也在隴右石窟中留下過行跡。地屬原州彭陽縣的北石窟寺是隴東地區規模最大的石窟，在北魏開鑿的巨型七佛窟165窟內，有一則“政和戊戌夏五月甲辰大帥種公統五路兵出鄜延郡卒錢堅迎謁境上……”題刻。根據《北盟會編·種公師道行狀》的記載，種師道于政和八年四月率領諸路士兵出席葦平，修筑在兩年前被西夏毀壞的靖夏城。威名遠播的種師道在出征途中經過北石窟寺時曾受到當地軍民的熱情歡迎，這則題記正是對當時的接待活動所作的記錄。

西軍及其相關群體在隴右石窟中進行過重妝重塑、小規模造像等活動，但并未大量開鑿新洞窟，造像的題材風格均與陜北有密切聯系。同為西軍活動的主要區域，陜北、隴右的邊州都具有濃厚的軍事色彩，地緣關系和人口結構也比較接近。在組織大型軍事行動時，朝廷經常指派諸路西軍同時出征、配合作戰，各軍州之間官員將領的調動也較為頻繁，人員的密集互動會在客觀上促進石窟營造技術和藝術風格的交流。從陜北及隴東合水地區石窟中的工匠題名來看，宋金之際存在一些同時活躍在兩個地區的工匠群體，工匠的流動正是技術和風格傳播的直接驅動力。

尾聲與回響

在《水滸傳》的末尾，魯智深在杭州六和寺中“聽潮而圓，見信而寂”，梁山泊的故事也隨著宋江等人之死而終結于徽宗宣和六年。此時的北宋君臣尚沉醉于克復幽燕的“不世之功”中，并未意識到災難即將降臨。宣和七年八月，金國以張覺降宋一事為由大舉南下，西軍也同北宋王朝一起走向了末路。

在金國兩次南下攻宋的過程中，西軍組織了大量軍隊入援關東。面對“天下莫強焉”的金軍，曾經威震西北的西軍名將也不復往日光彩。種師道在憂憤中老病而亡，種師中于援救太原途中軍潰身死，姚古兵敗盤陀后被貶置嶺南，何灌則在東京保衛戰中陣亡。在付出了巨大犧牲之后，號稱勁旅的西軍最終也未能阻止東京城的陷落。

由于主力部隊內調勤王，留守陜西諸路的西軍不得不以殘兵與金軍周旋，獲得喘息之機的西夏也再次開始入侵，關隴地區陷入了危如累卵的境地。在俄藏黑水城文獻中有一組靖康二年鄜延路經略安撫使司與下屬軍官間的聯絡文書，要求各部隊全力搜索在戰斗中潰散的士兵，并盡快將其押回軍前效力，還規定潰兵若藏匿不出就要將家屬連坐，可見陜北西軍在軍事失利和兵員短缺的重壓之下已瀕臨崩潰。金軍于建炎二年十一月破延州，折可求以麟、府、豐三州降金。建炎四年九月，張浚集中了關隴剩余的全部兵馬物資與金軍決戰，卻在富平遭遇潰敗，宋軍只能退保通往蜀地的幾處關口，陜西六路幾乎全部落入金人之手。

隨著根本之地的徹底喪失，曾為西北巨擘的西軍終以悲劇的方式落幕，但西軍的“遺產”仍然為風雨飄搖的南宋提供了寶貴的軍事資源。中興四將中的劉光世、韓世忠、張俊三人都出自西軍，在和尚原之戰中大敗金軍吳玠吳璘兄弟也曾是涇原路將領。

不同于宋夏之間的劍拔弩張，金與西夏長期保持著友好關系，戰后的陜西諸路因此得到了比北宋時更為穩定的發展環境。韓茂莉曾對金代西北的人口狀況進行過研究，發現陜北和隴東各軍州的人口密度有了顯著的增長，其中鄜州、邠州的人口密度在整個金統治區內都名列前茅。

隨著人口和經濟的恢復，關隴地區的開窟造像活動又重新開始繁榮。在陜北，清涼山萬佛洞、城臺寺、萬安禪院等石窟依然有頻繁的造像活動，還新開鑿了石泓寺石窟第2窟這樣具有較高藝術水準的大型洞窟。考察題記可知，金代造像的供養人仍然以蕃漢軍士為主，如石泓寺第2窟中有“晉寧軍二十三指揮使箭□羅仲妝造菩薩一尊皇統八年”和“晉寧軍蕃落一百九指揮使馬德因送寧州同知妝造菩薩一尊合家平安皇統八年五月初”等題記。出現在題記中的這些軍人——尤其是蕃兵軍士——也許就是當年降金的西軍官兵及其后裔。

陜北宋金兩代的石窟在造像題材和風格上也表現出明顯的傳承關系，如北宋中晚期流行在陜北石窟中的僧伽、大日如來等題材的造像就繼續出現在金代石窟中。 自北宋中期就活躍于陜北的介氏家族仍繼續著他們的石匠事業，經過跨越宋金兩代、至少五輩人的不懈努力，他們的作品遍布陜北各地，成為了該地區最為重要的工匠群體。

在隴右，處于南宋境內麥積山石窟并未因戰火的波及而停滯佛事，洞窟和寺院的大規模重修仍在繼續。今人在維修東崖大佛時曾在主尊的白毫相中發現一個定窯芒口碗，碗上墨書“秦州甘谷城塑匠高振同是紹興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五日”。而在金國控制下的慶州合水縣安定寺石窟，華池寨巡檢李大夫從延長縣請來石匠王志，為其在安定寺新開鑿了一個洞窟。五十七年后的大定十八年，李大夫之子李世雄再次邀請到王志，完成了窟內的菩薩和羅漢造像，此時王志的助手已經由他的女婿換成了外孫女。信仰與技術的共同傳承，使關隴地區的石窟藝術能夠綿延宋金兩代，成為了中國石窟藝術譜系中獨具特色的篇章。

當易代鼎革的陣痛漸漸散去，生活也終會恢復平靜。北宋覆亡十七年之后的甲子年春社日，曾有一位鄭彭壽攜家人朋友來到北石窟寺游覽，并在七佛窟外題刻留念。不知這位鄭先生看到二十六年前那則“大帥種公”的題記時，是否曾向自己的子侄們提起有關老種經略相公和前朝西軍的種種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