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時代的發展以及留學的普及，文化、文學與跨語際的書寫之間的聯系變強，而這些文字也更多地進入到普通讀者的視野。但將時光回溯，蔣彝、陳西瀅、熊式一、林語堂等早期最具代表性的跨語際寫作者的文字與事跡卻一度遺落在歲月的流水之中。

日前，由東方出版中心創辦的“東方讀書會”舉行了主題為“中英之間：跨語際文藝實踐——從《蔣彝和他的文友》說起”讀書交流活動。上海文史館館員、華東師范大學教授陳子善，語文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員、華東師范大學教授倪文尖，復旦大學教授、知名書評人馬凌，上海交通大學副教授王宇平，與讀者們相聚在中版書房并進行了對談。四位嘉賓圍繞著“如何與蔣彝相遇”“如何理解蔣彝的筆名‘仲雅’”“如何看待蔣彝的文友圈”三個主線問題展開，開啟了一場酣暢淋漓的文學思想碰撞。他們以《蔣彝和他的文友：旅英華人的藝術創作與社會交往（1930-1950）》《陳西瀅日記書信選集》《熊式一：消失的“中國莎士比亞”》《中文打字機：一個世紀的漢字突圍史》為錨點，從文學、史料研究、新聞、傳播學等不同視角，穿越時光與歷史的碎片，重回歷史現場，觀摩這些雙語作家們的創作與生活，重新認識他們對20世紀中國文化的海外傳播所作出的不可磨滅的貢獻。

以下文字根據嘉賓發言內容整理，以饗讀者。

讀書會現場

如何與蔣彝相遇

王宇平：今天我們的話題從《蔣彝和他的文友》這本書開始，我們就先說蔣彝。為什么要關注蔣彝？我想有請嘉賓老師來談一談蔣彝跟你是怎么相遇的，你是關注到他什么方面，讓你覺得有興趣、值得思考的？

陳子善：剛才主持人講，我怎么跟蔣彝相遇，我沒有見過蔣彝，所謂“相遇”就是說通過他的作品、他留下的文字，我們跟他相遇。怎么相遇？偶然的機會，看到一本書，他原來用英文寫的，后來翻成中文叫《中國書法》。我覺得這個人在海外介紹中國文化比較早，而且介紹的是書法，外國人是不懂中文的，書法的美怎么體現？用什么方式來介紹？我們現在知道很多國內的書法家、研究書法的都承認這本書的歷史價值。所以我當時就是這樣“相遇”的。

再往下“見到”蔣彝，就是在英國——這個“見到”當然要打引號。本世紀初我去劍橋大學做一個學術訪問，那是夏天放假，我住的地方沒有人，從住的地方去大學的辦公室（就在劍橋大學的圖書館里面），要一個人穿過一條栽滿古樹的通道。在圖書館里面，我找到了一本小書——后來我自己也得到了這本書——《蔣仲雅詩》，開本很小，是線裝本，《蔣彝和他的文友》這本書的注釋中也有研究者引用過這本《蔣仲雅詩》。這本書沒有頁碼。因為線裝本，我一下子就被里面的舊體詩吸引。他寫的是七絕七律，主要是七絕，所以我在那個時候就寫了一篇短文，介紹蔣彝的這本詩集，收在我的一本書里，叫《發現的愉悅》。

這是在英國跟蔣彝相遇。再往下跟蔣彝相遇實際上是通過了熊式一的媒介。1980年代，我給香港的一個雜志《香港文學》寫稿——這個雜志現在還在繼續出版。我當時突然發現《香港文學》有個作者熊式一在寫蔣彝的回憶錄，看到他的翻譯，我覺得很吸引人，因為他所回憶的事情我們覺得很遙遠，他在英國的時候還年輕，所以我就記住了他的這本回憶錄。到了本世紀第一個十年，北京的海豚出版社又要出版一套海豚文庫，里面分了好幾個系列，其中有一個系列是紅色系列，封面是粉紅色的，讓我來負責。我定下一個原則，至今認為是很了不起的，就是專門出版長期以來沒有出版過的書籍，尤其是1949年以來被我們忽視的那些文學家、藝術家的作品。我就想到了熊式一，這些年這個名字已經幾乎被遺忘了，我就編了他的一本回憶錄叫《八十回憶》，從此開始了跟熊式一的關系。接下來北京有一家出版社叫外研社，主動找上我說他們要出版熊式一的長篇小說《天橋》（受到高度評價，陳寅恪那個時候眼睛已經不行了，還聽人家讀給他聽），讓我給他寫了一個前言。這是跟熊式一的關系。也就是因為這個關系，遠在美國的蔣彝研究專家，也是熊式一的研究專家鄭達先生跟我聯系。剛才倪老師問我，你怎么認識鄭達的？我說我到現在沒有跟鄭達先生見過面，我們就微信聯系，接下來他要出一本關于熊式一的書，又讓我給他寫序。

現在回過頭來看，我認為有一點必須要引起我們的關注：20世紀的中國文學和文化史上，有一批雙語作家，不僅中文可以，英文也不錯，甚至很好。當然我們現在知道蔣彝的很多英文著作是有人幫他潤色的，這沒關系，畢竟有他那么多英文作品在，不斷有人潤色，老師跟學生潤色都很正常，合作者潤色也很正常。

林語堂、熊式一、蔣彝都成為英語世界里的中國人，用英文來表達自己的想法，表達自己的情感，贏得了英語讀者的肯定，這不容易。法語世界還有一個盛成，他寫了一本書叫《我的母親》，在法國很轟動，我和盛成在北京見過面。這一批雙語作家的貢獻，他們的人生道路、寫作道路、創作道路，我們現在的研究還遠遠不夠，包括中西文化的交流碰撞，都值得我們研究者來深入探討。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所起的作用可能會越來越被我們清楚地認識到。也就是在這個意義上，《蔣彝和他的文友》這本書非常有意思。

蔣彝比較有意思的是，他的創作面很寬，兒童文學他也寫，但是我們今天講兒童文學不會提到蔣彝，因為他是用英文寫的，不是用中文寫的。這給我們一個挑戰，就是中國人用英文寫的兒童文學作品，兒童文學史上怎么給他安頓，包括蔣彝的這些話題，你怎么給他安頓，我們中國現代文學史就是中文文學史，沒有（雙語作家）這一塊。

蔣彝的畫風也很特別，我沒有看到第二個像他這樣風格的，他自成一家，國畫不像國畫，油畫不像油畫。蔣彝1975年秋天回到中國的時候送給老朋友葉君健一本《三藩市畫記》。大家可能知道葉君健是著名的兒童文學翻譯家，《安徒生童話》就是他翻譯的，但葉君健不僅僅是翻譯，他在英國的時候也寫小說，有很多作品，我們現在的研究還是遠遠不夠，葉君健這方面的貢獻都被忽略。

蕭乾還曾送給蔣彝一本《千弦琴》，大概是他在英國出版的最后一本書，用英文寫作，1944年出版，馬上抗戰勝利了，他介紹中國的作家、中國的文化。這是蕭乾在英國送給蔣彝的，“仲雅老哥教正，乾弟1945年秋于倫敦”。這個事情也比較少見。

因為從《蔣彝和他的文友》說起，我就把他們直觀的、比較密切的關系，通過這三本書體現出來。

《蔣彝和他的文友：旅英華人的藝術創作與社會交往（1930-1950）》，東方出版中心，2023年10月版

馬凌：先談如何跟蔣彝相遇，其實有兩個事情，一個是我在新聞學院當老師，復旦新聞學院有廣告系，我過去也講過廣告史，在1930年代的時候有一個著名的翻譯，當時可口可樂不叫“可口可樂”，而是“蝌蝌啃蠟”，你想它肯定賣不出去，然后有人把它改成了“可口可樂”，這個人就是蔣彝。

第二個相遇，我也是去過牛津和劍橋進行短期訪學。在牛津的時候有好多明信片可以買，其中有一款封面上畫的是牛津的街景，它其實是倫敦的（一個）地方，有一輛紅色的雙層公交車，因為每到夏天有好多中國的留學生和學者去短期訪問，（店主）其實是看好了這個市場，專門介紹說這是一個來自中國的畫家畫的。當時其實我不太知道蔣彝是誰，但這兩個事情之后開始有所關注，特別看到了陳子善老師編的一系列書出來之后就開始了解蔣彝。

其實目前國內關于蔣彝，陳老師做的貢獻特別大，再就是美國的教授鄭達，也是我們這本書其中的一個作者，他寫了一些很重要的文獻。包括熊式一為什么在國內火起來，除了陳老師的鼎力相助，我覺得鄭達教授也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他在上海還讀過書，在美國是教授。他關注并為這兩個人物各自寫了一本傳記，一本是《西行畫記——蔣彝傳》，一本是《熊式一：消失的“中國莎士比亞”》，他找到了大量的材料來寫。我不知道大家是否知道去英國旅行的時候會看到名人古跡、名人故居有一個藍牌子，其實在牛津這個地方，包括倫敦整個大地區，只有三個中國人有這樣的藍牌子，第一個是老舍，第二個是孫中山，第三個就是蔣彝。這塊牌子2019年能夠掛出來，跟鄭達教授的努力也是分不開的，他組織了一批學者來進行研究，包括我們今天討論的這本書其實就是2019年那次掛牌子研討會的副產品。我是做藝術史的，稍微也講圖像學，我就特別感慨，英國美術史上幾個非常重要的人物，赫伯特里德、貢布里希、柯律格，現在都是鼎鼎大名的人物，都夸過蔣彝。甚至柯律格在一本書上還寫了整整一篇文章來介紹蔣彝是非常難得的。我沒有看到第二個中國藝術家能夠有這樣的機會。并不是說他的水平到了這個程度，在他朋友圈（徐悲鴻等也是他的朋友）看來，也就是業余愛好者的水平，但他確實運氣好，他通過這樣的方式介紹了中國歷史。

我最后再補一點，前幾年我帶的博士生做博士論文，他很想做中國的海外展覽，文物展和海外畫展。第一個展覽已經有很成熟的研究了，出了很多本書。在1935和1936年的時候，故宮的文物因為當時日本入侵，在故宮不安全，不停地在轉移南下，包括到了上海。原本故宮文物從來沒有被人看見過，也是借這個機會有很多大家就看到了，比如說王季遷，他當時很年輕，參與了在上海的整理故宮文物的過程。這批文物當時也是為了保全它們，準備送到海外去展覽，英國派了軍艦來接這批文物。1935-1936年，在英國皇家美術館的威靈頓展廳展了一年多，42萬人參觀。這是一件大事。注意哦，1935年12月份展覽開展，11月份的時候蔣彝出了他的《中國之眼》，就是在介紹中國藝術，真的是運氣好。當時整個展覽期間只出了一些簡單的圖錄，沒有詳細的解釋。大展的海報是誰畫的？林徽因畫的，相當轟動。總之大展一年多的時間，可能就帶動了蔣彝的《中國之眼》的暢銷，本來他的書跟大展沒有任何關系，但是恰巧他就補了缺，介紹中國書畫。當我看到這個例子的時候，我就深深感慨，這人真的是太幸運了。但同樣的，我們如果從國際傳播的角度來講，就要看傳播效果，不管誰是傳者，是怎么傳的，關鍵看效果，它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一版再版到現在成為經典的作品。

這是我和蔣彝的緣分。

倪文尖：前面兩位老師對史料或者材料的掌握，確實是讓我非常的驚嘆。我和蔣彝的相遇很有意思，嚴格來說不是相遇，是聽說。我這個人有一個優點是不怕露拙，好多應該知道的我不知道，我還敢于說我不知道。

我是2008年在新加坡同時聽說蔣彝和熊式一的。當時我們去新加坡的博物館，那次正好有一個徐悲鴻的展，我記得有好多非常好的展品，包括《愚公移山》，因為徐悲鴻在南洋到過新加坡。在看徐悲鴻的展的時候，朋友就提到了蔣彝，他說我怎么一點反應也沒有，因為好歹我那時候也是博士，大學也教書一些年了，就覺得我怎么不知道。我覺得不知道的事情是永遠要大于知道，所以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但是今天來了我們都知道了。

因為新加坡這個區域就比較了解熊式一、蔣彝這些人，他們大概給我普及了一下，我基本上有點明白了。

《熊式一：消失的“中國莎士比亞”》，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3年8月版

如何理解蔣彝的筆名“仲雅”

王宇平：接下來我想還是先聚焦講一下，因為剛剛談到了中西之間的藝術交流、中西之間的跨語際的文藝實踐，其實有一個東西特別值得關注，蔣彝的名字叫“仲雅”，但是蔣彝會把“雅”寫成“啞”。今天我們討論的又是跨語際的文藝實踐，“雅”怎么又跨語際了？我覺得這還是很有意思的。“雅”跟它的時代語境、跟它的文化語境構成了某種張力，所以怎么樣去深度討論實踐當中的“雅”是一種身份立場，還是一個隱喻？

陳子善：“啞行者”怎么理解？行者，行者武松，隨乎語言，但是蔣彝加了一個“啞”字。關于“啞”，書里面有解釋，說出來我的理解也許跟書里不一定一樣，我談我個人理解。因為剛才您好像也談到了，蔣彝一開始英文不是很好，需要有人給他潤色，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在英語世界中，他有點像啞巴一樣，像我到了英國實際上也是“啞行者”，只不過蔣彝把它挑明，把它說出來。從另外一個意義上來講，為什么蔣彝的書都有圖？他也考慮到如果單單用英文給英語世界的讀者講中文世界的事情，他們可能不明白，所以蔣彝就畫一些插圖出來給大家來看。剛才講“可口可樂”，還有一個也不得了，最早畫我們國寶熊貓的亞裔是蔣彝。英國人當時是看不到熊貓的，國內也看不到，那時候在上海也看不到熊貓。他不斷地畫熊貓，英國的孩子們看得很開心，可能這個人一輩子就看著蔣彝畫的熊貓離開人世了。所以圖畫在我們人生當中的作用非常之大，蔣彝后來形成一個習慣，他出書必要有畫，必須要有圖，這就讓我進一步想到我們中國文化人的一個悠久的傳統，所謂畫中有詩，詩中有畫，我們不往遠的說，從近現代來說，魯迅也會畫畫，很多書的封面都是他自己設計的，《朝花夕拾》里他也畫插畫。實際上一個作家會畫圖是占了很多便宜。《繁花》剛出版的時候是沒圖的，現在都有圖了，我說這個很好，很多插圖引起大家進一步閱讀的興趣，很多畫家都會自己給自己畫插圖，而不是請人來畫圖畫插圖，所以現在有一個趨勢，誰要當作家也要會畫圖，創意寫作不教畫圖是不對的。

倪文尖：我很喜歡馬凌老師的坦率，說實話蔣彝還真是命好，他其實最初學的是化學——當然了，當年能考取東南大學的化學系也不容易。蔣彝機遇好，但我覺得這個人還是有異稟的，異稟就是聰明，聰明就叫異稟。聰明人很多，蔣彝的聰明是能夠把聰明用在刀口上面，就是時機的把握特別好。

我為什么說這個人很聰明？剛剛我們看到他的字原來叫“仲雅”，他的樣子也是這樣，很儒雅，這是他非常基本的氣質，我覺得這個氣質對他的成功是非常管用的。然后他去了英國，又取了一個名字“重啞”。這個名字實話說讓我是很佩服的，覺得能夠取出這樣的筆名給自己很絕，“仲雅”在中文世界非常好，但是到英文世界改成了“重啞”，這絕對是一個聰明人。

我覺得，“啞”有陳老師說的非常重要的含義，他到了一個非母語的環境、陌生的世界，其實沒辦法開口，說不了什么，同時五官都是通的，他其實是只能夠通過他的眼睛來看。然后，蔣彝碰到剛剛說的大展覽。更重要的，我覺得在當時英國的知識圈其實出現了對中國了解的需求或者潮流。我們今天講“之間”，一方面是講跨語際的實踐，另外一方面因為中間的“間”，其實又有間隔、不理解。蔣彝和熊式一在書里也寫，會在路上碰到一些國外的小孩子，看到中國人或者說黃皮膚的面孔就會罵。我為什么說蔣彝的儒雅氣質起了作用，我是覺得他采取的應對方式和他儒雅的底色特別相關，又和他的智慧相關。蔣彝身上有他原來的儒雅結合了英語世界特別看重的一個品質——幽默。面對國外的普通人，他采取的姿態，首先把自己擺得很低，是一個啞巴，是一個“重啞”者，同時他也是個行者，是一個觀察者。

馬凌：兩位老師關于“啞”都有了理解，我就再補一點點細節。蔣彝的英文曾經爛到什么程度，他到倫敦的時候只會五個英文單詞，所以當時需要在衣襟上別一個小卡片，英文寫著“送我回旅館”，下面是旅館的地址。當然他非常發奮，找各種補習機會，讓房東太太替他補習，去公園當中跟小孩交流，拼命提升自己英文的水平。他第一本書、第二本書絕對是經過潤色，但是再往后你想想能在哥大做終身教授，肯定是英文好起來了，這個不用說。

他這個“啞”我覺得有一層意思，跟我們現在看《繁花》的“不響”是一樣的。他故意不說，難以處理的，就不響了，就裝啞了，裝聾作啞的啞。一方面是保護自己，另外一方面，剛才倪老師等所說的，他在英國當時有一點敵意的社會中，運用到英國式的自嘲和幽默，就不直接跟你發生沖突。其實在這本書當中我們會看到，所有在英國的華人都挺不容易的，他們一定要跟英國的各界保持交往。后來蔣彝的兒子去英國投奔他的時候，他就要求他的孩子不要去唐人街，什么意思？他認為，你一旦跟唐人交往了，可能就會一直在漢語世界當中，上不去了。所以，他一直要求他的孩子不跟華人交往，直接跟英國人甚至有點身份的英國人交往，來提升他的社會地位。我們聽著可能覺得很勢利，但其實英國民族本身就有一種很勢利的社會文化在里面。所以，蔣彝當時的交往——參與大量的集會、聚會，到上面去發表演說——都經過精心準備，而且從來都穿一件中式的長衫。我覺得，長衫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符號。其實，當時上海的知識分子的洋化程度已經達到極致了。他從上海走，可能就是穿著西裝的，但是到了英國，卻換上中國式的長衫，一方面顯示他的文化自信，另外一方面也是英國當時對華人文化有要求，他需要你穿長衫。所以是雙向的。

英國當時的社交氛圍和文化氛圍確實還是蠻開放的。二戰之后，英國的日不落帝國就永遠完了，在此之前是最后的帝國夕陽時段，還是相當美好的，即便民間對于中國文化是有反感的，但英國的上層，包括當時的瑪麗皇后等等，都對中國文化很有好感。所以回到我的話題，“啞”有的時候是“不響”，他難處理的時候就不說了。后來蔣彝的英文水平肯定是好起來了，我們看他的若干畫記就能夠看得出來。

如何看待蔣彝的文友圈

王宇平：謝謝三位老師對“啞行者”的“啞”在跨語際文藝實踐當中的意義的闡釋。剛剛說到蔣彝，尤其是馬凌老師帶我們一起聆聽蔣彝人生命運的聲音。我想蔣彝還有一個特點，因為這本書叫《蔣彝和他的文友》，蔣彝到了英國之后，不是一個人，是一個圈子。在這個圈子里，剛才各位老師其實多少都提到了，包括葉君健、蕭乾，還有革命烈士王禮錫，包括1943年到（英）的陳西瀅等等。2022年，東方出版中心出的《陳西瀅日記書信選集》里頭記錄了大量蔣彝和熊式一、陳西瀅的日常交往，大家也可以去讀一讀。

我們的話題就回到這樣一個朋友圈，回到《陳西瀅日記書信選集》、熊式一的傳記、《蔣彝和他的文友》，以及另一本書《中文打字機》——其實提到的是另外一位雙語作家林語堂，他也是一個跨語際實踐的重要的雙語作家——連起來去考慮這樣一群人，這樣一個小圈子，我不知道大家有一些什么樣有趣的發現？還有一些什么話要說？

陳子善：我們讀《蔣彝和他的文友》，都是學者從各個不同的層面寫的文章，他跟哪些人交往，他給芭蕾舞畫舞臺設計，我都不知道，蔣彝多才多藝。但是更直觀、更具體的是，現在我們能夠看到陳西瀅1940年代到了倫敦以后的日記，這就非常精彩，也很真實，可以滿足我們的窺視心或者說好奇心。

剛剛我們講了蔣彝的各種品行或者他的特色、個性，很有意思，但是我想要補充一點，通過陳西瀅的日記可以看到蔣彝的另外一面——他的正直。做人應該要怎么樣？陳西瀅有一次跟蔣彝一起坐火車，蔣彝不斷地討論一個問題：熊式一有一件事情沒有處理好，他批評熊式一。陳西瀅直接記了下來。什么事情呢？《王寶釧》這個戲上演以后很叫好，但是后來因為形勢不斷變化，收益不是很高，蔣彝認為有很多人都參與工作，熊式一應該要顧及這些人，熊式一卻覺得上映的版稅你們還得要付，蔣彝就認為熊式一不太地道，不斷地在跟陳西瀅抱怨，說雖然是老朋友，但是他認為這個事情熊式一沒處理好。這樣的細節很有意思，因為有的時候老朋友、好朋友，可能對某一個問題的處理有不同的看法。當然，蔣彝也相信陳西瀅，和他抱怨。諸如此類比較真實的反映。我們如果要讀《蔣彝和他的文友》，《陳西瀅日記書信選集》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參考。《陳西瀅日記書信選集》的編者花了很大的功夫，做了很多注解。

《陳西瀅日記書信選集》，東方出版中心，2022年12月版

馬凌：我們講朋友圈，其實現在如果在新聞學院求學，一定是要研究關系網絡的，原來曾經叫作文人共同體、學術共同體、文化共同體，說白了就是剛才陳老師說的以飯桌為中心的朋友圈，特別是我們中國人，在一頓一頓的飯當中來加強這種交流。當然可能過去文人再添點茶叫作雅集，文人雅集。

其實在倫敦的朋友圈，一開始是挺艱難的。他們住的房子很小，熊式一、蔣彝還有王禮錫等等都是住在一起的，分租一個房間，大家擠在一起，可能太太們還一起做飯，是非常緊密的一種交集。后來熊式一因為《王寶釧》那個劇連演900場，在牛津搞了很大的一個房子，這里其實成為當時所有去英國交流的這些人物的交流中心，就像一個俱樂部一樣，天天都是高朋滿座，每天都是人來人往。研究過香奈兒的客廳，我就會發現，其實圍繞一個客廳、一個俱樂部，幾乎能夠把當時的文人不能說一網打盡，但是80%肯定是有的，不來的就是他的敵人。這是在互聯網興起之前，傳統的人際交流當中很常見的景象。

朋友圈之間是互相幫助的，一開始，蔣彝的書，是熊式一給他推薦的出版商；熊式一出自己的《王寶釧》劇本，請了徐悲鴻跟蔣彝同時給他作畫，這都是互相的幫忙。

但是朋友圈也有一個問題，勢必會發生一些內部的誤會，產生利益之爭，可能最后就反目成仇。所以，蔣彝跟熊式一后來彼此也沒有太滿意。

所以，文友是非常值得研究的，沒有人是自己孤單成功的，從來沒有過，一定是有朋友在一起。朋友能不能一起走得很長遠，那是另外的話題。近幾年來，西方大量的著作，凡是研究知識分子都不會只研究這一個人，都是研究一個小團體，研究他的朋友圈跟他的交往。如果大家有所謂窺視欲、好奇心的話會更吸引人。

倪文尖：有一個詞很好，他們因為在異國他鄉其實是“抱團取暖”的，這是多贏的一個格局，所以這一點其實是非常的重要。你看熊式一這個人蠻好玩的，很有個性，其實個子很矮。我覺得這個人是特別的熱情好客，你看書里面寫梅蘭芳、徐悲鴻都在他們家的臥室住過，有一個房間就是客房。

書里面有一個概念好像很深奧，這個概念叫作“種族表現的生產機制”，這也成為這本書第二部分的標題。所謂種族表現的生產機制，事實上和朋友圈也是有關系的。說得難聽一點，這些人都是聰明人，聰明人還是有生存策略，一方面是有才，另外一方面抱團取暖在他們最初是非常的必要，是一種相互的幫襯。說白了，在英國當時其實無論是傳媒還是公眾能夠給予中國人的關注或者用一個詞叫“曝光率”，是有限的。回到正題，文人之間其實錢是一件事情，名也是一件事情，又是在異國他鄉，還牽涉到大局上來講是亂世，得抓住有限的機會。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來講，這些文人之間也有競爭的關系。如果大家對《蔣彝和他的文友》這本書有興趣，看到這，你不要被這樣的概念嚇過去，因為看了之后我就知道了，原來說了這樣一個事，這個事又和我們現在的人際交往有關，提供了一些普通讀者應該有的人生智慧。當然，首先你得學會刻苦。

陳子善：我要補充一點，當時在倫敦的這一批華人（圈）的文化人，他們個人有不同的追求，這一點很重要。倪老師講得很對，他們都有才華，都是聰明人，但是他們的追求實際上是不一樣的。蔣彝跟熊式一到英國以后不久就成功了，所以他們并沒有明顯地表示出要回歸故土，他在英國待得很好，收入很高。其他人就不一樣了，蕭乾他本來就是《大公報》駐英國的記者，他有任務，有工作的，所以抗戰一勝利就回來了。王禮錫去英國是避難的，他在上海受到迫害，要緩解，到英國去待一段時間，他是愛國的，感情很強烈，抗戰一爆發他馬上就回國了，投入抗戰。每個人的追求、想法、抱負都是不一樣的。抱團，當然是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會抱團，時間長了以后肯定要各奔東西，不可能一直待在英國互相幫襯著。在《蔣彝和他的文友》里面就談到，在英國，后來他們怎么走上不同的道路。

王宇平：謝謝陳老師發言，是真的越看越明細節，越談越有趣。剛剛你們倆小小的交鋒一下，感覺蔣彝和他背后的朋友圈也跟著你們的交鋒活了起來。所以，其實剛才我覺得倪老師還是在用行為做某種類比。最后，我想到倪老師在大三的時候寫過一篇文章《不要忘了林語堂》，我就想用這個句式來做我們今天三位嘉賓談話的收尾。今天，蔣彝已經回到了我們的視野里，還有其他一些雙語作家，比如林語堂、陳老師開始提到的盛成，以及葉君健、蕭乾、王禮錫。如果我們套用這樣一個句式來收尾，想請三位老師談一談，我們還不要忘了誰，或者說不要忘了哪一群人？

倪文尖：我“不要忘了”后面填空做不出來。其實回看那個時候寫《不要忘了林語堂》是比較粗淺的，和今天的境界不一樣，那時候是1988年，子善老師真的是我的老師，我們都是學現當代文學的。1980年代后期，我們學科有一個外掛的“臺港海外文學”，當年我還不知道蔣彝、熊式一，但是林語堂因為非常重要，跟魯迅又有合作，魯迅也對他有批評，我是很偶然地看到了后來拍成電視劇的《京華煙云》這篇小說。我當時是在兩個語境下寫這篇文章，一個就是把所謂的臺港海外文學如何納入到我們的學科；第二個，我覺得在所謂知識分子的人生姿態上面，林語堂和魯迅是兩種不同的典型。但坦率地講，因為那是1980年代——當然在今天我仍然還是覺得更尊崇魯迅。其實，每個人有每個人不同的生活境遇，有不同的抱負，也有各種各樣不同的偶然性，我當時做文章很容易地把它抽象為兩種人格類型，其實真不是這樣的，我們過日子也不是這樣的，我們做人也不是這樣的。我覺得我們今天討論蔣彝也罷，熊式一也罷，可能未必要用臺港海外這樣一個概念來限定，但另外一方面，實話說我們越來越明顯地感覺，國家與國家之間、不同的民族之間好像還是有大量的誤解。或者說，也不是誤解，其實是能夠理解，但裝作像剛剛馬老師說的“不響”，大家裝聾作啞，可能背后還是有一種利益或者其他什么東西。在這個意義上來講，我覺得蔣彝的態度（很不錯），包括林語堂。

《中文打字機》這本書還蠻好玩的，看了之后我發現，可能林語堂這輩子重要的還真是打字機的發明。《中文打字機》的開頭，我覺得寫得特別好，他從2008年奧運會講起，其實是凸顯了中國在全球處境中的特殊性。大家都知道奧運會入場式是按照字母排序的，但是按什么樣的字母來，不同的國家可以有自己的游戲規則，可是中文是沒有字母的。這要比別的很多強調所謂中國的特殊性要有意思多了。所以，如果要我說不要忘了什么，我覺得可能是不要忘了：這個世界既是已經全球化了，另外一方面人和人之間的理解其實又不是那么容易，當然也不宜過分偏激，而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我覺得蔣彝的方式是一種有智慧的方式。

《中文打字機：一個世紀的漢字突圍史》，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新民說，2023年1月版

陳子善：是這樣的，當年在那樣的歷史條件下，成就了蔣彝、熊式一、林語堂等偉大的雙語寫作的作家。改革開放以后，也不斷有出去的作家，在英文寫作上有不同的成就，但是還有一個比較有趣的現象，就是到了國外，有人還是仍然堅持中文寫作。世界華人文學現在專門有人在研究，有專門的刊物等，像蔣彝、林語堂、熊式一這樣用雙語寫作的，在這個范疇里面，我們怎么來看待，肯定是需要進一步來討論。倪老師從蔣彝的人生態度上面做了很大的肯定，我覺得除了人生態度之外，他所取得的文學藝術上的成就也值得我們借鑒，但我們今天機械地搬運可能達不到這樣的效果。所以，這本書給很多不同的讀者會有不同的感受。

馬凌：題目是“不要忘了”，我也是通過看這幾本書，突然發現在國內的新聞傳播史研究當中，我們可能真的是忽略了這樣一種雙語的實踐，比如說關于蕭乾在英國的這段新聞工作，其實《蕭乾全集》早就出版，但是關于他英文的寫作基本上沒有。從蕭乾出發，我們會發現熊式一、蔣彝都為BBC工作過，抗日戰爭時期，BBC的國際廣播有多種語種、也能在四處延展的人才，所以蔣彝去不了的時候就推薦熊式一等等去替他。這些都是過去國內忽略掉的東西，都值得我們把它重新挖掘一下。還有大量目前在國外工作的記者，其實他們也是雙語實踐，有很多默默無聞地在做文化溝通的工作，都值得去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