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洪澤湖以及高家堰為淮揚之上河、下河地區更可怕的新病灶？先言所謂的上河、下河。“上河”、“下河”概念的形成，聯系著明后期淮揚運河的湖河分離。《明史》卷85《河渠志》：

漕河之別，曰白漕、衛漕、閘漕、河漕、湖漕、江漕、浙漕……湖漕者，由淮安抵揚州三百七十里，地卑積水，匯為澤國。

據知淮揚運河本是穿行湖泊之中、湖與湖之間開鑿水道連接的“湖漕”。“湖漕”充分利用了“地卑積水，匯為澤國”的自然條件，卻也難免漕船遭風遇浪而沉溺的危險。如弘治三年（1490），戶部左侍郎白昂從山東至揚州視察運道，監察御史孫衍、工部郎中吳瑞等向白昂進言：“高郵州運道九十里，而三十里入新開湖。湖東直南北為堤，舟行其下。自國初以來，董河官司障以樁木，固以磚石，決而復修者，不知其幾。其西北則與七里、張良、甓社、石臼、平阿諸湖通，瀠廻數百里。每西風大作，波濤洶涌，舟與沿堤故樁石遇，輒壞，多沉溺，人甚病焉”[1]；又如漕船在經過白馬湖時，由于“東西相望，浩渺無涯，洪濤迅浪，不時常作，加以西風號起，洶涌排空，蕩擊石堤，摧殘舟楫”，乃至“萬歷十年間，一日而斃者千余人，即萬歷十二年間，糧船沉溺者數十只，漂沒漕糧至七八千石，殊為運道之梗”[2]。為了改變這樣屢有發生的窘況，明朝自洪武初年以來，就斷斷續續地開鑿分離湖、河的月河（越河）。及至萬歷二十九年（1601）高郵、寶應之間的界首越河完工，“淮揚之間始不復知有湖，民有安流，國有全漕”[3]，即揚州、淮安之間的漕糧運輸不再取徑湖道，而是全線擁有了獨立的河道。為了保障運道的安全，自洪武至萬歷的兩百多年時間里，又斷斷續續地同步修筑月河（越河）堤防，而且相對于“湖漕”階段的單層堤防，材質以夯土、板樁填土、糯米糊拌灰為主，月河（越河）堤防既為東、西兩層，材質也以磚石為主，如此就可維護月河（越河）的穩定與湖河分離的穩固，名副其實的淮揚運河（里運河）遂告全線形成。

“河漕”形態的淮揚運河全線形成后，由于運河東西兩岸的環境面貌、地方訴求等方面的差異逐漸明顯，于是清初出現了上河、下河概念。如康熙二十年（1681）御史宮夢仁所上《梳理海口疏》：

上、下河惟恃一線河堤蜿蜒其間，登岸而望，內如釜底，外若建瓴。淮揚兩府數十萬之田賦、鹺利由茲出焉，淮揚六七州縣數百萬之戶口、室廬由茲存焉。故內開行水支河無慮數十，凡以串場達海道相路也。人知高、寶、邵伯河堤為下河州縣之門戶，高堰翟壩又上河之藩籬，藩籬不固，門戶因之失守，固也。

又康熙二十八年卸任總河的靳輔之《下河形勢說》：

淮以南、揚以北周圍千百里，澤國也。運河貫其中，東西二堤夾之。西堤以西為上河，澤之所鐘，舊有汜光、白馬、甓社、邵伯等十七湖；東堤以東為下河，澤之所鐘，舊有射陽、廣洋、雜雀、淥洋、淤溪等三十六湖。上河西南接滁、泗、天長諸山，危岡斷隴，起伏相續，地形為高，水之所從發也。下河東北與海為鄰，地形為卑，水之所泄也。兩河均受水患，而下河尤烈，何也？上河西南受滁、泗、天長諸山溪之水，東注之下河，下河受之。下河西受上河所注滔滔無窮之水，東注之海，而海不受，非不受也，海岸高而朝宗之路塞。故昔人譬之釜底也。

又乾隆三年（1738）署理江蘇巡撫許容《為九屬民生一勞永逸疏》：

伏查自淮溯揚，漕河亙于南北，長堤三百余里，堤西為上河，則洪澤、白馬、高郵、邵伯諸湖是也；堤東為下河，則山、鹽、阜、高、寶、興、江、甘、泰九州縣之 民生土地在焉，又東則為大海矣。向之言水利于淮揚者，謂上河之水宜導之入江，下河之水宜導之入海。

稍加品味這三條資料，不難看出其間的異同。同者在于，都以淮揚運河區分上河、下河，即運河西堤以西為上河，運河東堤以東為下河。至于異者，宮夢仁既視淮揚之田賦、鹺利、戶口、室廬需要共籌兼理，又將高堰、上河、河堤、下河、海道視為命運相關的一體；靳輔則認為雖然上河、下河地區皆為“澤國”，“均受水患，而下河尤烈”，蓋下河相對于西面的上河、東面的海岸，“地形為卑”，猶如“釜底”，既受上河注水，又乏出水流路，所以靳輔尤重運河筑堤，盡量不使上河之水漫溢下河；至于許容的看法，更是定位上河為蓄水的湖區，宜導其水入長江，下河為“民生土地”，宜導其水入大海，而在這樣的“各人自掃門前雪”中，保護下河又顯得尤為重要。

然而上河、下河孰輕孰重，其實是個因時而變的復雜問題，其中的關鍵則在明祖陵的護與棄。明祖陵坐落在泗州城北的淮河之濱，其處地勢卑下，隨時有淹沒之患，尤其是洪澤湖形成以來，更如置于釜底。出于容易理解的原因，遷葬了明太祖朱元璋之高祖、曾祖、祖父的祖陵自然事關重大，必須予以周全保護，所謂“祖陵，國家王氣所鐘，祖陵被患，豈惟列圣龍蛻之藏不安于地下，而千萬年圣子神孫托根基命于何所？彼庶民衣食之流，尚恐傷其先塋，愛及一草一木，況帝王之家甚關宗社，亦切圣躬，最不可緩圖者也”[4]。這樣的“最不可緩圖”，如明左給事中張企程《題開周家橋武家墩等處疏》的議論：

臣嘗熟為籌之，譬人一身，祖陵腹心也，運道咽喉也，民生手足也。善醫者，腹心病則先腹心，咽喉病則先咽喉，手足病則先手足。脫有三者俱病，則由腹心而咽喉而手足，其緩急輕重固自不可紊者。況今腹心受病，寧以咽喉、手足之故而遂緩勿治耶？臣竊謂今日之役，以開周家橋、武家墩為急救祖陵第一義，其或有梗運道，隨為區畫，有傷民產，隨議蠲賑，有損鹽灶，隨議減額。但處置得宜，下流有歸，斷斷不為地方害。

換言之，因為“祖陵腹心也，運道咽喉也，民生手足也”，祖陵又位于后來的上河地區，所以哪怕明后期高家堰既筑、洪澤湖既懸，上河部分地區特別是泗州地區的“民生”，還是獲得了一些順帶的呵護。即以高家堰筑成的萬歷七年與次年為例，因為高家堰攔截了淮河洪水，淮安、揚州安康而泗州受災，所以泗州進士、鄉宦常三省在其遞呈京師各衙門的揭帖以及聯合泗州籍官員遞呈撫按衙門的揭帖中，憤然抗議，為民請命，如言萬歷七年大水之于泗州，“遂致城內水深數尺，街巷舟筏通行，房舍傾頹，軍民轉徙，其艱難窮困不可殫述，此在城水患之實也”，又“泗人有崗田有湖田，崗田磽薄，不足為賴，惟湖田頗肥，豆麥兩熟，百姓全藉于此。近崗田低處受淹，若湖田則盡委之洪濤，廬舍蕩然，一望如海，百姓逃散四方，覓食道路，羸形菜色，無復生氣，且近日流往他郡者，彼此不容，毆逐回里，饑寒無聊，間或為非，出無路，歸無家，生死莫保，其鬻賣兒女者，率牽連渠路，累日不售，多為外鄉人賤價買去，見之慘目，言誡痛心，此在鄉水患之實也”[5]，是為“自有高堰以來，泗人之苦于水患極矣”[6]；又言萬歷八年泗州大水，“祖陵松柏淹枯，護沙洗蕩。”[7]面對此等情勢，常三省強烈要求在武家墩、高良澗、周家橋三處建閘泄水，以保泗州與祖陵。然而在下河官紳看來，此等建閘泄水論調，終究“不明事理”。以言上河本身，如寶應知縣陳煃的“開解”：“泗城故址，原屬卑洼，城中積水，頓難涸泄。假令異時淫雨如昨，即開周橋，未必能減泗民之困也。夫利一州而害數州縣，仁者弗為，況利者未必利，而害者立見乎？”[8]以言隔壁下河，如高郵鄉紳王應元的控訴：“其害可勝道哉？必至決運堤、阻糧艘、沒鹽場，高、寶等州縣必不可復存。”[9]至于代表著朝廷利益的總河潘季馴，雖在“雪中送炭”的“運道”、“錦上添花”的“民生”中選擇了“運道”，卻也不敢明目張膽地忽略“國家根本”的“祖陵”，所以當潘季馴看到常三省等人“挾陵寢為言”的揭帖后，“不勝駭汗”，乃與泗州知州秘自謙、盱眙知縣詹朝等地方官前往祖陵視察，卻欣慰地看到祖陵狀況良好，并未遭遇漫水，但作為補償，潘季馴還是在后來加修了石質護堤。而再往其后的情形，仍可見到“祖陵腹心”的事關重大及其對上河地區的“加持”作用，如《明史》卷87《河渠志》記載：

（萬歷）十九年九月，淮水溢泗州……侵及祖陵。疏泄之議不一，季馴謂當聽其自消。會嘔血乞歸，言者因請允其去。而帝遣給事中張貞觀往勘，會總河尚書舒應龍等詳議以上，計未有所定。連數歲，淮東決高良澗，西灌泗陵。帝怒，奪應龍官，遣給事中張企程往勘。議者多請拆高堰，總河尚書楊一魁與企程不從，而力請分黃導淮。乃建武家墩經河閘，泄淮水由永濟河達涇河，下射陽湖入海。又建高良澗及周橋減水石閘，以泄淮水，一由岔河入涇河，一由草子湖、寶應湖下子嬰溝，俱下廣洋湖入海。又挑高郵茆塘港，通邵伯湖，開金家灣，下芒稻河入江，以疏淮漲，而淮水以平。其后三閘漸塞。

崇禎間，黃、淮漲溢，議者復請開高堰。淮、揚在朝者公疏力爭，議遂寢。

據上，明后期的淮揚地區，糾纏在祖陵、運道、民生的矛盾中，上河地區、下河地區的民生，又糾纏在各自利益的沖突中，而就總體傾向言，上河地區因為擁有祖陵，故在與下河地區的利益沖突中，還是擁有分量更重或更“義正詞嚴”的話語權；隨之，如弘歷《下河嘆》中嘆息的“下河十歲九被澇”，本也早是明后期下河地區的寫實。

因為保護祖陵，明朝“上河嘆”理論上輕于“下河嘆”的狀況，到了清朝，又逆轉為事實上的“上河嘆”重于“下河嘆”。蓋明清鼎革易代后，明祖陵的特殊政治意義不復存在，于是不可輕忽的“護陵”變成了可以權衡的“棄陵”，上河地區的民生更是何足掛齒，而其標志性的事件，就是泗州城與明祖陵的沉湖。先是順治六年（1649）六月，淮河大水，東南堤潰，水灌泗州城，深及丈余，平地一望如海。康熙初年，泗州已猶如水中之城，遭受大水侵灌之年，數來就有元年、四年、五年、九年、十一年、十五年、十七年7個年份。泗州城最后的厄運是從康熙十八年（1679）開始的。這年十月大水，水勢洶涌剽悍，沖決州城東北石堤，外水灌注如建瓴，人民多溺斃，城內外汪洋一片。接著，還未等到泗州緩過神來，更休提城中大水消退，又逢第二年淫雨連綿、黃淮并漲、勢如滔天，于是千年古城泗州城[10]，連帶著三百年輝煌的明祖陵，終于雙雙被徹底淹沒在洪澤湖水之下，時任泗州知州莫之翰在其纂修的《泗州志》卷5《城池》中慨嘆：“嘻，甚矣哉！官若浮鷗，民皆抱木而逃，自是城中為具區矣！”至于終結了泗州城與明祖陵的洪澤湖，則如《清史稿》卷59《地理志》的描述，“湖界日巨，汪洋幾三百里，延袤皖蘇二省。”[11]然則這樣的洪澤巨湖，懸于已經失去明祖陵庇護、在朝在野的官紳勢力又不及下河地區的上河地區，則有清一代之上河地區該當“十歲九被澇”的悲慘命運，也就可想而知了……

注釋：

[1]劉健：《康濟河記》，朱國盛：《南河志》卷 11《碑記》，《續修四庫全書》第728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12頁。

[2]傅澤洪：《行水金鑒》卷124，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第1797頁。

[3]顧云鳳：《界首越河記》，朱國盛：《南河志》卷 11《碑記》，《續修四庫全書》第728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27頁。

[4]《明神宗實錄》卷366萬歷二十九年十二月戊寅，臺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第6856頁。

[5]方瑞蘭修，江殿飏、許湘甲纂：《泗虹合志》卷16《藝文》，清光緒十四年刻本。

[6]葉蘭纂修：《泗州志》卷10《鄉賢》，清乾隆五十三年刻本。

[7]潘季馴：《河防一覽》卷9《高堰請勘疏》，清乾隆十三年何焯江南重刻本。

[8]陳煃修，吳敏道纂：《寶應縣志》卷 4《水利志》，明萬歷二十二年刻本。

[9]楊宜侖修，夏之蓉、王念孫纂：《高郵州志》卷10《人物志》，清乾隆四十八年刻本。

[10]唐開元二十三年（735），泗州州治從宿預（今江蘇宿遷市東南）移至臨淮（今江蘇盱眙縣淮河鄉境內），其后近千年不變。按臨淮直臨汴口，位據汴、淮之要，舟楫往還，商旅四沖，泗州城也就此拉開了輝煌燦爛的大幕。發展至于明代，泗州城已盛極一時，州城內外，街巷縱橫，貿易發達，官署眾多，文教昌盛，各色建筑林立。然而，泗州城西有湯湯汴渠，南有滔滔淮水，有如環水孤城，水患史也是由來尚矣。

[11]時至現代，雖然1963年因為旱災而部分出水的明祖陵，已經重見天日一個甲子，并被評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國家4A級旅游景區，泗州城卻仍沉睡洪澤湖底，且以其特別的歷史、文化價值與探險、獵奇潛力，吸引著海內外考古學家與旅游界人士的廣泛關注。這是對桑田而滄海的泗州古城的祭奠？抑或是已經失去生命的泗州古城另種意義的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