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6月14日我報考了西南政法學院刑事偵察學專業（注：當時招生簡章上確實是“偵察學專業”），當年該專業在吉林省理科只招3人。8月14日收到了錄取通知，我從祖國的東北穿越巴山蜀水，終于在9月7日晨來到重慶烈士墓西南政法學院報到，在偵查學系九二級100人的集體中開始了我的大學生活。從那時起至今，“西南偵查，天下第一”在我心中不僅是烙印，更是信念！

四年的本科生活中，我擔任年級總班長、系學生會主席等社會工作。楊敏、李隆瓊老師先后擔任年級主任。由于擔任學生干部的平臺，加上我性格開朗外向，相對于其他同學而言，與更多的老師和同學都建立了友誼。當時每天的時間分三份：一份用來學習；一份用來搞社會工作；一份用來休息和生活。刑偵系是西南政法的顯著代表，刑九二當年是刑偵系的杰出代表，我則可能稱作刑九二最杰出的代表之一吧！繁忙的四年歷程中，玩命地塑造男子漢的體魄，如醉如癡地徹讀名著，慷慨激昂地演講，只爭第一地競賽，情同手足地相處，大喜大悲地豪飲，還有刑偵漢子特有的青春躁動、沖突，留下了如詩如畫、曲折跌宕的喜怒哀樂愁。刑九二100人中，我是第一批入黨的，在學習、工作、文體比賽等綜合方面獲得的獎項應該是最多的，而惹事生非也不少，盡管沒受過處分，給領導和老師都添了不少麻煩。現在檢討這段生活，雖然遺憾頗多，但過程十分珍貴，慶幸完成了最起碼的學習任務，湊夠了保送讀研究生的條件，英語六級也恰好以60分通過，更可貴的是積蓄了如親情般深厚的友情。人的一生中能有如此“綜合發展”的階段，彌足珍貴！

接下來攻讀碩士研究生的三年，遵照恩師鄒明理教授的要求，我一改本科四年的風格，主要時間和精力用來讀書，把天生有此寫作特長的優點發揮到極致，刑偵、刑訴、刑法、司法鑒定方面題目列了幾十個，逐一收集資料，一旦成熟了即寫成文章，送導師審閱。第一篇學術論文是在學士學位論文的基礎上修改而成的，該文《銀行系統工作人員職務犯罪手段及其特點初探》得益于管光承老師的悉心指導，獲得了1996年校科研成果三等獎。讀研后，受任惠華老師的熱情鼓勵與提攜，最后發表在《偵查》1996年第4期。第一篇學術譯文譯自美國《法庭科學雜志》，當時是1997年元旦后的寒假期間，我沒有回家。該文專業性非常強，作者的語言也非常注重邏輯與哲理性，我連續30個小時翻譯出12000字的草稿后，即跑到鄒明理教授家請求斧正。導師耐心聽完后，對一些專業性問題提出了訂正意見，指出這是一篇很有價值的筆跡檢驗方面的論文，囑我盡快修改、抄正，他推薦發表。我回到宿舍，又連續用10小時在400字的方格紙上抄正，這篇《本質差異在筆跡鑒定結論推斷中的應用》發表在《偵查》1997年第1期上。1997年3月3日，我被誤診為“肝癌”。62歲的導師勸我不要忙于寫文章，注意休息！半個多月的時間，照B超、加強CT，學校甚至批準了核磁共振檢查，折騰掉我20斤的體重，爬歌樂山已非常艱難，時間對于我已無多，想到未正式工作過一天，只留下16本日記和人生遺憾，絕望得欲哭無淚！“五一”前的一天在沙坪壩突然頓悟——過好擁有的每一天！于是買了黃魚、五花肉，讓我女朋友金平（現在的妻子）回去給我烹調，吃飽了去爬歌樂山，繼續寫我的文章。“五一”前，由于連續跑醫院，我和女友兩人手頭只剩下40元生活費了，而距發生活補助的時間還有20多天，正在為生計發愁時，《江蘇公安專科學報》寄來了280元稿費，卜安淳教授在匯款單上注明“大作《洗錢：一名偵探的展望》刊載第三期”，這篇譯文近15000字，這筆稿費足夠我和女友一個月正常的生活開銷。從此，稿費成了我最主要的經濟來源，在經濟上我也不繼續拖累多年供我讀書的父兄了，這也可能是我當時專心做文章的主要動力吧。從此注意營養，也更注意鍛煉身體，而針對所謂的“肝癌”，未用任何一粒藥，在我到海關總署參加工作之后才確診是肝上的韌帶特殊，虛驚一場！

學術和經濟雙豐收的研究生三年，要特別感謝恩師鄒明理教授、陳祥印教授！每有文章草成，無論早晚，我都會跑到高職樓給鄒老師讀一遍，恩師對我一些標新立異的想法從來都很尊重，只是訂正一些明顯的謬誤和文字。遇到稍有價值的文章，恩師還親筆寫信向北京等地的核心期刊推薦。當時身為在讀碩士研究生，在偵查學術界沒有任何地位與聲名，寄出去的文章多數是杳無音訊，那種牽掛如遠嫁了女兒。如蒙先學提攜，則是站在大家的肩膀上，而且一旦有所突破，不僅是令專家認可，更重要的是增強自己的信心。經鄒老師推薦，我在《現代法學》1997年第5期上發表了13000字的《論洗錢犯罪的特征及法律對策》，在《刑偵研究》1997年第5期上發表了5000字的《“二線”走私、販私犯罪偵查初探》，在《社會公共安全研究》1997年第6期上發表了8000字的《電信欺詐犯罪的偵查》。鄒老師還把《偵查》雜志的校印等學術秘書的工作交給我，在校期間，我在該雜志上發表了9篇文章，全國偵查學界幾乎都是從這一窗口認識我的，這一有利條件是無人可比的，無異是對我學術成長的最大的鼓舞。1997年7月至1998年5月，經陳祥印老師推薦，我和杜樹生師兄參與重慶市警察學會和重慶市公安局禁毒處《重慶市毒品問題研究》課題的研究工作，禁毒處不僅提供了區縣調研、出境考察等方便，還為我們配了一臺電腦，每月補助500元。我承擔了課題報告主要內容的撰寫工作，這段時間利用這一方便條件，我的許多文章可以變為電子文本，不必再用400字的稿紙反復抄正。通過這項工作經歷，我不僅深入了緝毒執法實踐，更積累了課題研究經驗，在經濟上更相對于其他同學而言有充分的保障。這一項目被重慶市科委評定為“課題獎”，為我1998年參編《禁毒全書》和2004年至2005年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禁毒法》的立法工作奠定了深厚的基礎。

我是管光承教授和任惠華教授家的常客，他們也是我宿舍的常客。他們在我本科階段講授的專業課門類最多，在我研究生階段既是老師又是師兄的身份給我教益頗多。管老師是我的學士學位論文指導老師，寫論文的基本套路得益于他的教誨。1997年11月在刑偵系召開全國偵查學術研討會上，管老師安排我做重點發言，這一殊榮給參會的北京大學張玉鑲教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為我到北京參加工作后報考張老師的博士研究生鋪奠了前提。任惠華老師經常啟發我選題，鼓勵我勇于投稿。1997年下半年，他囑我研究近代中國偵查史。我用幾個月時間，在校圖書館復印、摘抄《光緒朝東華錄》、《清史》、《太平天國史料》等發黃史料，結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寫出了8萬余字的材料。遇有編書的機會，他總是分給我一些任務，這樣既鍛煉了我的文筆和研究能力，也為我帶來了豐厚的稿酬。碩士論文答辯后、畢業前的空閑時間，在任老師的鼓勵下，我還對偵查的一些基本理論問題進行了研究，其中一部分形成了1萬字的《論偵查的概念》發表于《偵查理論與實踐研究》（警官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直至今天，管老師、任老師還在鼓勵我搞一些理論研究，他們來京或者我去重慶，都必須見面，這種亦師亦友的感情必定是終生的，恒久的。

我的碩士學位論文《完善我國偵查權若干問題研究》，是鄒老師指定的題目，當時我想圖省事，利用已發表的成果，寫“洗錢”這一題目。鄒老師這次絕不遷就我，要求我必須研究“偵查權”問題。提綱廣泛征求了陳祥印、郭曉彬、管光承、任惠華等老師的意見，用了近兩個月時間才確定下來，多數意見都認為題目太大，簡直是偵查學的“論文集”了，怕我駕馭不了。從1998年8月開始動筆，直到12月30日，才基本草成，篇幅已達10萬字。當時沒有用電腦的條件，稿子是用鋼筆在試卷紙上寫的，左邊正文，右邊寫注釋及留給鄒老師寫審改意見。每寫完一部分，就抄正送鄒老師訂正，自己則開始寫下一部分。鄒老師用紅筆認真改了三遍，我則抄了四遍。內容基本確定后，我復印了幾份，分送陳祥印、郭曉彬、管光承、任惠華等老師征求意見。現在翻開文稿，歌樂山冬日午夜的濕冷、寧靜，恩師燈下的白發、花鏡躍然紙上。鄒老師要求我刪節了一些內容，定稿8萬字，僅次于先學邱興隆老師的碩士論文篇幅，這是迄我為止偵查專業最長的碩士學位論文，是我人生中專心付出努力最大的一件事。我們這屆偵查專業碩士生共5位同學畢業，論文答辯那天，我第一個接受檢驗，我用了整整一上午時間來回答導師組針對我8萬字論文的提問，而其他4位同學則共同分享一下午時間。陳祥印教授是答辯委員會主席，導師組用非常包容的態度來考察我的諸如“偵查監控”等標新立異的提法，這種包容鼓勵我在答辯后、畢業前的一個多月時間里真的把這篇論文改成了“論文集”，向全國各學刊投稿。恰在畢業前，北京大學陳興良教授來渝考察點評綦江虹橋垮塌案，并到我校大階梯教室演講，大家駕到，眾星捧月，我只能遠遠聽到他的聲音，卻無緣當面交流，準備奉上32000字的《偵查監控機制研究》也無法遞到他手中。只好抱著試試看的心態寫了封信把文稿和一張軟盤寄給“北京大學法學院陳興良教授收”。意外的是，不到十天，我收到陳老師的回信，他表示這篇文章很有深度，擬刊載《刑事法評論》第五卷上，并且歡迎我將同等水平的文章投稿《刑事法評論》，還歡迎我到北京工作后去找他……，這對我真是莫大的鼓舞！也為我到京后報考北京大學博士研究生及攻讀博士學位期間聆聽陳老師的教誨，接受他的指導埋下了伏筆。我的博士學位論文評語和博士生畢業成績單都是陳老師簽署的。大方之家的風范可見一斑！

碩士研究生三年，謹遵導師教誨，踏踏實實地做學問，生活非常單一，收獲沉甸甸。研究生輔導員龍光美老師那里，我登記發表的科研成果最多，領取的科研獎勵也最多。近兩萬元的稿費收入，不僅滿足了生活所需，還為我添置了大量書籍，赴京工作時，裝了25紙箱書，我真成了“讀書人”了。畢業時，本屆兩名重慶市優秀研究生，一位是博士研究生龍宗智教授，另一位就是我。畢業典禮上，我意外享受代表畢業研究生發言的殊榮：“以校為家整七年，師生情誼埋心間……今天我們雖然遠‘去’了，但法的精神與魂魄已融入我們滴滴血液中……。”此情此景和我的真情流露，永遠浮現在我的眼前。

來到海關總署緝私局工作不到兩個月，經恩師鄒明理教授推薦并提供電話號碼，我與北京大學張玉鑲教授、人民大學何家弘教授建立了聯系，并于當年報考他們的博士研究生，2000年5月，我選擇了北大。2003年春季，正是非典在北京等地瘋狂肆虐時期，我于4月20日按期向北京大學研究生院提交了博士論文《偵查法治論》。因非典的原因不能在校內答辯，6月7日上午，我在北京大學校園西南角的資源賓館完成《偵查法治論》博士論文答辯。答辯委員會主席是王國樞教授，成員包括陳興良教授、陳瑞華教授、汪建成教授、潘劍鋒教授，導師張玉鑲教授列席答辯會。由于當年人民大學偵查學研究方向的同年未能完成博士論文，而北大本屆偵查學研究方向只有我一人，我竟未料到自己居然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暨北京大學首屆、首位刑事法專業偵查學研究方向博士。而我的博士論文，即今天奉獻給母校偵查學院和讀者的這本小冊子，至少有一半的內容是在歌樂山下的陋室中醞釀而成的。我是一條小溪，西南政法偵查專業是我的源泉！迄今為止我近100萬字的科研成果，主要是發源于那青山碧水之間。2005年11月，西南政法大學偵查學院承辦第五屆全國偵查學術研討會暨偵查系主任論壇，我與學士、碩士、博士階段導師——管光承教授、鄒明理教授、張玉鑲教授合影留念，這當屬中國偵查學界的一張最美麗的風景！

當年，我背著沉甸甸的科研成果，秉承西南偵查的盛名，赴北京、上海等地面試，用人單位對這一學術背景首先有三分尊重，尚未接觸即已加分。參加工作后，西南校友尤其是偵查專業的兄弟姐妹的感情，是通用的名片，有求必應，更有默契的關照，此乃終生無價之財富。2006年在秦皇島辦60人的培訓班，全國海關緝私局派來的法制科長或者業務骨干加上我這個班主任竟然有28名是西南偵查專業的兄弟姐妹。同憶飄游嘉畔、登臨歌樂時光，共商捉鬼驅魔、為國把關大計，如沐春風。走遍全世界，我都愿意自信地亮出我的名片：西南刑偵人！衷心祝愿這一名片更加閃亮，為國為民再立新功！

遵照任惠華教授的叮囑，本計劃將這一文章全面修改一遍，加上我十年來在中央機關工作、參與立法和參與及指揮幾個重大案件偵查工作的思考，但囿于工作與家庭事務的紛擾，無法再如學生時代那樣潛心研究，轉化成紙上的表述。希望這一遺憾能夠成為我下一個科研成果的起點。西南政法偵查專業成立30周年的節日臨近，與西南偵查的深厚淵源決定著我必須描繪出應有的歷史印跡，加之交稿時間急迫，我也就不憚菲薄，將這一不成熟的文章奉獻出來，懇請專家批評指正。

宮萬路

建國六十周年之春寫于北京

END

來源：法學黃埔

策劃：西政北京校友志愿者

編輯：郭海霞（2020研）

責編：孫悅（2010本）

審核：姚舜禹（2009研）

西南政法，生生不息。法學黃埔，歲歲新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