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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福克小公子”,福克納作品背后的編輯為何深受作家信賴

作為高級編輯,薩克斯·康明斯在蘭登書屋工作了二十五年,從1933年一直工作到他1958年去世。經其手出版著作的作家可以列出長長一串:西奧多·德萊塞、格特魯德·斯泰因、W.H.奧登、辛克萊·劉易斯、威廉·卡洛斯·威廉斯、伊薩克·迪內森以及交往最深的兩位尤金·奧尼爾和威廉·福克納。鋼琴演奏家康明斯女士從丈夫留下的編輯審讀報告、通信以及筆記中擇選精要,輯成近期由人民文學出版社、99讀書人引進出版的這部《我只是一個編輯: 薩克斯·康明斯和他的作家們》,凸顯康明斯所持“編輯需要扮演好多種角色”的信念。
在這些珍貴的資料中,康明斯女士尤其記錄了尤金·奧尼爾令人扼腕的最后歲月,以及薩克斯·康明斯與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的書信往來。對編輯技藝精益求精、對作家超乎尋常的體恤,讓薩克斯·康明斯成為“蘭登書屋的偉人”(貝內特·瑟夫 語)。

威廉·福克納和諾貝爾文學獎
1927年,薩克斯與勞埃德·科萊曼合著的《簡明心理學》出版后,出版方往薩克斯的家里寄了一包書。當時薩克斯與父母同住,包裹寄到時,他們決定好好慶祝一下,迫不及待地等著薩克斯回家。傍晚,薩克斯回家后,在父母自豪的注視下打開了包裹,發現里面是六本名為《蚊子》的小說,作者的名字他以前并不知曉。這是薩克斯第一次接觸威廉·福克納的作品。
到30年代中期,福克納已經創作了包括《喧囂與憤怒》《我彌留之際》《圣殿》和《八月之光》在內的多部作品。1936年,福克納把《押沙龍!押沙龍!》的手稿拿到蘭登書屋,從那時起到1958年薩克斯去世,他們二人一直保持著密切的合作。薩克斯承擔了以下幾部作品的工作:《押沙龍!押沙龍!》(1936)、《不可戰勝》(1938)、《野棕櫚》(1939)、《小村》(1940)、《〈去吧,摩西〉和其他故事》(1942)、《〈獻給愛米麗的一朵玫瑰花〉和其他故事》(1945,薩克斯為這本書寫了序)、《塵埃侵入者》(1948)、《騎士的開局》(1949),《威廉·福克納故事選集》(1950)、《修女的安魂曲》(1951)、《福克納導讀》(1954)、《寓言》(1954)、《袤林》(1955)、《小鎮》(1957)。去世之前,薩克斯正在編輯《大宅》。

威廉·福克納
《故事選集》是福克納出版的第三部短篇集,是由薩克斯和唐納德·克勞弗爾共同策劃的。起初,比爾拒絕了,但后來,他寫信給薩克斯:“關于選集,您和唐是對的,錯的是我;我是說,關于出版這樣一部集子的時間和地點。比錯誤更甚:我是愚蠢。我似乎沒有理解‘選集’的含義。它很好;若干年之后,十幾二十年之后,它會看上去相當不錯。我已經忘記了它的許多妙處;整個晚上,我都在笑話自己的頑固。”
1950年8月,故事集印好,比爾正在密西西比州的牛津鎮打理他的農場。深秋的一個傍晚,薩克斯推開我們紐約寓所的門,說:“今天真是不同尋常!我被記者包圍了。據說比爾·福克納會得諾貝爾獎。”10點20分,電話鈴響了,是從牛津鎮打來的長途。
以下重述了薩克斯在通話即將結束時說的話:“是的,艾斯黛拉,真是太棒了!您是從華盛頓的瑞典大使館得到的消息?什么問題?比爾沒有正裝?哦,這根本不算什么問題。如果他在牛津鎮買不到,可以來紐約的路上在孟菲斯買。我跟您確認一下,他不想買,而是想租一套?”沉默片刻——比爾接聽了電話,告訴薩克斯他第二天早上給他打電話。
唐·克勞弗爾后來告訴了我第二天發生的事:“比爾打電話來時,我正好在薩克斯的辦公室。為了參加諾貝爾頒獎禮,他請薩克斯為他租全套正裝和一頂緞面禮帽。在薩克斯的要求下,比爾提供了自己的尺寸——臂圍、袖長、腰圍、內側褲長、外側褲長、頭圍和頸圍。”
薩克斯去了布魯克斯兄弟,結果被告知那里不出租服裝。不過,店員向他推薦了一家店,可以提供小禮服、常禮服、燕尾服、緞面禮帽以及其他必要配飾。于是薩克斯去了那家名為“第五大道正裝店”的公司,一名和氣的小個子店員接待了他。薩克斯說明來意并提供了尺寸之后,店員說:“我們剛好有適合您朋友的衣服,是一套墨藍色的西裝。”“不,不,”薩克斯表示反對,“我想要一套黑色的。”“您沒明白我的意思,”店員說,“黑色也分灰黑、棕黑等好幾種,但墨藍是最棒的。”只看了一眼,薩克斯就明白他的推薦是對的。
接下來,薩克斯提供了禮帽和白襯衫的尺碼。全套行頭要在薩克斯電話通知店家之后第一時間送到蘭登書屋。同時,他還要求屆時請一名可以修改尺寸的店員去送貨,以備比爾試穿后有任何不合身之處。
薩克斯離開前,店員說:“請告訴您的朋友,他一定會滿意這套衣服的,因為斯佩爾曼紅衣主教的侄子上個月就是穿著它去羅馬覲見教宗的。”
同蘭登書屋的所有人一樣,薩克斯同樣翹首盼望比爾的到來。同樣迫不及待的還有比爾的幾位酒友,不過這一次他們被薩克斯攔住了。“你干嗎,康明斯?”他們抗議道,“這可是慶祝的時刻!”“沒錯,沒錯,”薩克斯說,“我明白,不過你們這次只能暫且忍耐,因為比爾必須保持最佳狀態。”
比爾面臨的第一個任務是寫諾貝爾獲獎發言,后來證明那篇致詞簡短而雄辯地呼吁了“愛、榮譽、憐憫、驕傲、同情和犧牲”的價值觀。印好之后,比爾將第一本送給了薩克斯。

福克納受獎現場
比爾出發去斯德哥爾摩的時間臨近了。衣服已經試好。唐納德·克勞弗爾告訴了我接下來的故事:“那套衣服對比爾來說還是挺合身的。可是,等他結束那輝煌的旅程返回后,他告訴薩克斯和我,他注意到國王褲子上有兩道緞帶裝飾,而他自己只有一道。在薩克斯的提議下,貝內特和我將比爾在頒獎典禮上穿著的禮服買下來送給了他。在此之前,薩克斯找人在褲子上另加了一道緞帶。”
到達瑞典之后,比爾和他的女兒吉爾被車接到斯德哥爾摩大酒店。慶祝活動期間,新獲獎者和以往的眾多獲獎者在那里下榻。頒獎之后的兩天里,酒店里舉行了向新獲獎者致意的一系列派對和宴會。然后,比爾父女二人飛往巴黎短途旅行,之后回到牛津鎮的家中過圣誕。
第二年,也就是1951年,比爾獲得另一項殊榮——榮譽軍團勛章(Légiond’honneur)。頒獎儀式由法國領事館于10月26日在新奧爾良舉行。獲獎信息到達時,比爾就在薩克斯的辦公室。他找薩克斯借了一個記事本,坐下來,用法語寫了一篇簡短的受獎詞。后來,他在這張手稿的頂部寫上“贈薩克斯·康明斯”,把它留給薩克斯保存。

福克納接受榮譽軍團勛章的受獎詞,左上角寫著給薩克斯的題獻
在比爾獲得諾貝爾獎很久之前,他就跟薩克斯討論過創作戲劇的想法。無疑,這對他來說是全新的嘗試。討論主題時,比爾說他打算圍繞著坦普爾·德雷克(TempleDrake)展開,這是《圣殿》里的核心角色。在那本書的結尾,比爾讓她置身巴黎的盧森堡公園,與她的父親德雷克法官坐在一起,在那“灰色的一天,灰色的夏日,灰色的一年”。“自那時起已經過去了八年,”比爾說,“我一直在好奇這些年她過得怎么樣。”比爾最終寫出了《修女的安魂曲》,這部作品部分是戲劇,部分是小說。它包含三幕,每一幕前面都有大篇幅的解釋性描述。坦普爾現在是高文·斯蒂文斯太太和兩個幼童的母親。以此作為出發點,比爾展開了一個同《圣殿》一樣令人痛苦和憎惡的故事。不過,看到坦普爾為了贖罪而艱難掙扎,讀者會產生憐憫之情。
在創作第二幕的敘述性前奏時,比爾給薩克斯寄了以下一張便條,詢問他對于副標題的意見。
此處,我想借用艾略特的詩句:
“開端處是那個詞
……的復殖”
我不懂希臘文。
我們能用
(開端是……)嗎?
如果不能,就用
(開端處是那個詞)
薩克斯提供了那個希臘詞的釋義(“命定之人”),但福克納最終還是決定不引用“艾略特先生的周日禮拜式”。《修女的安魂曲》于1951年出版時,第二幕的前奏簡單地改為“金色穹頂(開端是那個詞)”。人們對這部作品褒貶不一。福克納最初對它的設想是戲劇,經過大量的討論、協商之后,在瑞士、德國、西班牙、瑞典、荷蘭、法國、希臘和其他多國制訂了演出計劃。在倫敦,由魯斯·福特(RuthFord)飾演高文·斯蒂文斯太太,演出取得了非凡的成功。1959年開始在美國上演,魯斯·福特同樣收獲聲譽。但這部劇作本身則沒有這么幸運。

福克納給薩克斯的便條,詢問他《修女的安魂曲》第二幕敘述性前奏的副標題
福克納來紐約時,會下榻在蘭登書屋旁邊的麥迪遜大酒店。比爾總是在蘭登書屋的前門入口處等著薩克斯,他知道薩克斯日常會在9點之前從普林斯頓抵達。他們會一起去薩克斯的辦公室,比爾有自己的書桌和打字機。在那里,比爾接受采訪,用打字機打出正在創作中的作品;在那里,比爾默默地抽著煙斗,或許是在醞釀新的作品。
在某一次紐約之旅中,大概是1951年或1952年,比爾帶來了《寓言》的前一百頁。這本書是他口中的“大部頭”,他已經斷斷續續寫了九年。為了避開編輯辦公室里常有的打擾,薩克斯把比爾帶回了家。兩人埋頭工作,只停下來吃飯或去城里散步,有時也帶著我們的狗一起去郊外。然后重新開始工作,茶點時間停下來喝茶,繼續工作,7點時悠閑地吃個晚餐。《寓言》的前一百頁就是以這樣的節奏被仔細審閱。結束后,兩人回到了紐約。比爾時不時會消失,回到牛津鎮繼續創作。不過,在1953年11月5日,薩克斯終于能夠從普林斯頓寫信給唐納德·克勞弗爾:
親愛的唐,
隨信附上比爾《寓言》可下印的最終完整稿。順利地結束了工作,我們二人心情激動而輕松,且都覺得這部稿件已經在我們能力范圍之內趨于完美。做了可能的刪減之后(如今我們認為再無一字可刪),全書大概有十七萬五千個詞,也可能多或少幾千詞。
無需贅言我對這部佳作的欣賞,此時更有意義的是列出成書或至少長條校樣出來之前的一些注意事項。
您會看到書前頁各板塊均已就位,可以排版。在版權頁上,我們只要提供國會圖書館卡片目錄編號即可。1950年的版本信息需要涵蓋比爾名下的《盜馬筆記》(Notesona Horse Thief),這篇作品是密西西比州格林維爾的列維出版社以限量版形式發行的。此次為了《寓言》,比爾重寫了這個故事。
在確認頁上(前頁第6頁),您會看到比爾希望做出必要確認的準確方式。我們把它放在偶數頁上、獻詞頁(同樣也已提供)的背后,為的是節省前頁篇幅,而且讓它不那么顯眼。
您會在簡略標題頁上看到一張便條,對全書使用的十字符號向排版工人做出說明,包括護封、書脊、標題頁、簡略標題頁,甚至還有文本中何處間隔雙倍行距。我們必須避免使用有明確宗教意味的十字架,而要簡單的符號,越簡單越好。全書都使用木紋質感的。在十個部分的最前端出現時,它們必須足夠大,占空間足夠多,使得每章的起始頁有明顯的下沉感。在我們標注以三個小十字暗示時間流逝或場景轉換的地方,它們的大小應與正文中排印的大寫字母相當,不超過常規星標的大小。
我們想在藍色的書封封面上放一個簡單的十字符號。封底只有書名、比爾的名字、蘭登書屋的商標,不放十字。
比爾建議:護封底部采用深藍色,向上漸次變淺,直到頂部變為晴空藍;護封上半部再次放置簡單的十字符號,或許用白色;深藍色的下半部的文字為:
寓言
威廉·福克納
這些建議或許還不成熟,不過它們是我們昨天結束十小時的書稿審閱后徹夜長談后的一些想法。
全書的排印順序如下:
i 簡略標題頁
ii 廣告頁(比爾的作品清單)
iii 書名頁
iv 版權頁
v 獻詞頁(已提供)
vi 確認頁
1 H.T.(在此題目下)
2 白頁
3—? 正文
我判斷,全書不會超過32開14個印張,也就是說最多四百四十八頁或四百八十頁。
您會注意到書稿中沒有作者介紹。這是比爾特別要求的,所以本書會省去這一塊內容。
書的最后會有三行的日期和出版地聲明,我們決定采取短排、左對齊的版式,內容大致如下:
1944年12月
牛津—紐約—普林斯頓
1953年11月
不管您何時決定啟動出版,若是比爾沒有時間,我都會負責所有校樣的審讀;若是他能抽出空來,我會和他合作。
您會注意到,所有的章節名——除了最后一章“明天”,都有日期。我們希望這些日期不要太醒目,絕對不要同章節標題保持一致。顯然,放入日期的目的是讓讀者保有時間概念。

《寓言》1954年首版封面
1954年1月,薩克斯開始審讀《寓言》的長條校樣,時不時停下來記錄他的想法。第一批筆記中有一條是這樣的:“我們做的工作在長條校樣中得到了體現。比爾將一個場景纏繞在身邊,一旦牢牢抓住,就會把它展開。很有趣,看著他賦予它極大的自由度,任它從潛意識中浮出,不加抑制地記錄下來,只是隨著細節的即興創造而不斷改進原有的整體性計劃。”
好幾天的時間里,薩克斯在家中和辦公室里反復閱讀這份長條校樣。以下是他在不同時間做的筆記:
讀了第二遍、第三遍、第四遍之后,會對“秩序”產生更深刻的感受,而非為了情節發展而發展,也并非因為比爾自己如此看重情節的發展。誰又不是如此呢?書中某些修辭的夸張仍讓我感到有些著迷而困惑,還有故事鋪展過程中纏繞難解的向前或后退的進程。這個故事強而有力卻又如此簡單,雖然充滿令人質疑的巧合,卻因敘事次結構的存在而使得整棟文字大廈免于坍塌。
對話都很長,不管是瑪格達、傳令兵、德國將軍、軍需官,還是任何別的什么人。除了元帥,他總是很簡潔的。巧合的使用感覺略牽強,但除非把整部小說的內部邏輯推翻,否則就無法改變這一點。父親(老將軍)和兒子(下士)見面,一方提出的交易被另一方拒絕,這次會面的人為設計的痕跡尤其重。只有福克納可以容忍在自己的寫作中發生這樣的巧合,并單單運用敘述的力量賦予它幾乎具有說服力的真實感。
我產生了一種神經性的心理障礙,幾乎無法打開書封來面對我們的工作成果。有太多問題需要回答——是我,而非比爾,應該給出解答。
1月17日,整日勞作后,薩克斯終于完成了四百五十頁長條樣的審校。在最終的一段評價中,他寫道:“寫得最好的部分——特別是復活——感人至深而虔誠,同時又滑稽,散發著死亡氣息,宛如醉酒癲狂一般。我們的福克小公子(薩克斯對福克納的昵稱)有一種古怪的、帶著一絲戀尸癖的幽默感。”
當天吃過晚飯后,薩克斯給比爾寫了一封長信,總結了他對《寓言》的最新看法。在兩天后給蘭登書屋提交的報告中,他給出了對這部小說的評價。寫這份報告比他料想中花的時間長。“為了適宜地描述它,”他寫道,“將有必要完整地描述整部手稿,如果我能夠在這么短的篇幅內做到的話;或許需要跟這部小說本身一樣長的梗概。”遺憾的是,信和報告都找不到了。
《我只是一個編輯: 薩克斯·康明斯和他的作家們》多蘿西·康明斯/著,任戰/譯,人民文學出版社·99讀書人2024年3月版)
新媒體編輯:傅小平
配圖:歷史資料

原標題:《“我們的福克小公子”,福克納作品背后的編輯為何深受作家信賴|夜讀·傾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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