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邯鄲初中生被害案引發關注之際，另一起“13歲男孩性侵女童案”，近日也被媒體曝光。

據報道，今年2月26日，廣東陽山縣一名13歲男孩陳某某性侵8歲女童，因陳某某不滿14周歲，未被追究刑責，距離事發不到一個月，陳某某又回校繼續上課。輿論發酵后，陽山縣成立了聯合工作組。3月20日，聯合工作組發布情況通報，陳某某被依法送至專門學校進行訓誡教育。

復盤這一案件，雖然陳某某對其涉嫌強奸的事實供認不諱，但由于陳某某不滿14周歲，又不符合刑法第17條第三款所規定的嚴重犯罪情形，故無需承擔刑事責任，警方不予立案也是“照章辦事”。但是從被釋放后返回學校上課，到被送至專門學校訓誡教育，這也反映出當前對于治理未成年人犯罪的相關制度，缺乏較為明確的流程化操作。

專門學校源自上世紀50年代的工讀學校制度，所謂工讀學校，是一種半工半讀的特殊教育學校。2020年，《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將工讀學校改為專門學校。2021年，我國取消了未成年人收容教養制度，半工半讀性質的工讀學校退出歷史舞臺，轉而由專門學校對符合要求的罪錯未成年人進行教育矯治。

但是，專門學校在實踐當中依然面臨諸多困境。主要原因在于立法規范比較模糊，缺乏具體可執行的機制程序。例如，《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3條規定，經專門教育指導委員會評估同意后，由教育行政部門決定送入專門學校接受專門教育。但并未明確評估的程序、標準及相應的告知流程，實踐中各地評估機制難以統一。

由于制度機制不完善，在罪錯未成年人被評估需要送入專門學校之前，其原本所在學校有什么權利和義務、家長有什么義務，相關單位應當履行什么樣的責任等，都不太明確。這就導致陳某某這樣的處理，不僅讓被侵害的女童家屬無法接受，所在學校的師生恐怕也難以接受，從輿論反饋來看，社會也普遍表達困惑、發出質疑。

專門學校制度機制上的缺乏，除了入學之前的程序，還有入校之后的問題。專門學校只是一種教育矯治的手段，并不是目的。并不是說，把有嚴重不良行為的未成年人送入專門學校就一勞永逸了。如此行為，只會把專門學校當成一種懲罰機制，而不是教育機制。對于罪錯未成年人，制度上更應該考慮的是，送入專門學校之后怎么辦？

一個未成年人走上犯罪路，其背后有著諸多原因，有學校環境的，有家庭環境的，有社會環境的。個體的罪錯，對不同的當事人或許原因各不相同，但是結合整體，大概也能看出某種共性，而這種共性很可能就是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所需要解決的根本問題。

如果我們只是將某一個具體的罪錯未成年人送入專門學校，挽救的只是一個；但如果我們能找到個人錯誤背后的共同問題，挽救的可以是千個萬個未成年人，當然也包括更多的潛在受害者。

還有一個思路，或許可以從《刑事訴訟法》中打開。該法將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訴訟程序列為特別程序，其中特別要求根據情況可以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長經歷、犯罪原因、監護教育等情況進行調查。這樣的社會調查，可以更為明晰地看到未成年人在什么情況下，會更容易走上邪路，到底誰應該承擔更大的責任，現有的法律制度是否能夠讓責任人承擔起應當承擔的責任，等等。

比如家長責任，罪錯未成年人大部分都是缺乏有效管教的，但是對于家長責任，現在往往只是“責令嚴加管教”。這種規定在實踐當中欠缺現實意義——本身就是因為缺乏管教而犯錯的，結果還是要求家長嚴加管教，這樣的措施如何能達成效果呢？更好的辦法，難道不是研究缺乏管教的原因及對策嗎？

對于未成年人犯罪，我們需要的不是“欲殺之而后快”的戾氣，需要的是承認社會還有問題、制度還有疏漏的勇氣，然后用更多的辦法去解決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