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今學術腐敗成災，且未見其止。面對學界的某些亂象和某些學者的劣跡，我不時想起以嚴謹、嚴肅、嚴格著稱的“三嚴”史學名家鄧廣銘先生和他立身行事的準則：“至于‘奄然媚世為鄉愿’的那種作風，更是我所深惡痛絕，一直力求避免的。”

鄧先生治學之嚴謹，我從其論著中早有體會。至于他為人處事的風格，從前知之甚少。僅風聞他“文革”后出任北京大學歷史系主任期間，曾大刀闊斧地推行“新政”，被學界戲稱為“鄧廣銘變法”。我第一次見到鄧先生是在1982年宋史研究會鄭州年會上，當即領教了他那嚴肅、嚴格的學者風骨，有兩件事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一件是關于“入場券”。宋史研究會有條規矩，凡出席年會者都必須提交論文。會員們把這條規矩通俗地叫做“要交入場券”。在年會上，有位學者沒有提交論文，年會操辦者或許是怕得罪人，就此事向會長鄧先生請示：怎么辦？可否下不為例？鄧先生毫無鄉愿氣，當即毅然決斷：請他離開年會。于是，這位沒交“入場券”的學者悻悻離去。在我這個見識不多的西部人眼里，鄧先生如此行事，實屬驚世駭俗之舉。我贊嘆鄧先生的擔當精神，從此對敢逗硬，不媚俗的鄧先生心存敬畏。會員們普遍贊同不能將研討會異化為游玩會，大家認真開會，踴躍發言，各抒己見，每屆宋史年會總是充滿著濃郁的學術氛圍。

另一件是編選論文集。80年代初，鄧先生出任宋史研究會會長，當時百廢待興，人才奇缺。他通過抓年會來發現和培育人才，促進宋史研究走向繁榮。而提高年會論文的質量是開好年會的關鍵。凡是他主辦的宋史研討會，總是提前半年以上就預先發通知，要求與會者認真撰寫論文。到開會時，組織與會者認真評議論文。會后經過嚴格挑選，編輯出版論文集。挑選論文如何做到保證質量，公平公正是件很煩難的事。鄧先生采取兩條措施：一是集思廣義，群策群力，理事們都參與其事；二是堅持標準，認文不認人。有位理事的論文未入選，他一再申辯，鄧先生很重視，專門組織人員復議，最后仍然維持原議。由于鄧先生敢于堅持原則，他主編的宋史年會編刊《宋史研究論文集》學術水平較高，為學界所重，與當今某些粗制濫造的學術論文集不能同日而語。

鄧廣銘

鄧先生既嚴格認真，又寬宏大量。1991年8月，鄧先生與其弟子漆俠先生聯合發起的第二屆中國國際宋史研討會在北京盛唐飯店召開。這是海峽兩岸宋史學者較早共聚一堂，切磋學問的一次盛會。對于臺灣學者直言不諱的風格，我們大陸學者當時還很不習慣。如果說鄧先生在鄭州年會上給我的印象是不媚世，那么在北京會議上給我的印象則是有氣度。與那班學問不大霸氣大的學痞不同，先生對有益的意見和建議乃至尖銳的批評，有虛心接受以至開懷采納的雅量。會上也有兩件事，我至今仍清楚記得。

一件發生在分組討論會上。鄧先生在座，來自臺灣成功大學一位先生對鄧先生的一名學生所提交的論文提出尖銳批評，其言辭之激烈令與會學者咋舌。在我看來，這位先生不僅措辭欠斟酌，而且看法也不無偏頗之處。可是鄧先生作為前輩權威學者，居然泰然處之，既沒有反駁這位先生，更未指責分組會的主持人。其包容精神，令我欽佩。

另一件發生在總結大會上。鄧先生主持會議，來自臺灣大學的一位教授公開批評會議午睡時間過長，不應當在會議期間安排到房山云居寺等處進行學術考察。坐在我身旁的一名大陸學者對我悄然私語：入鄉隨俗嘛，這位先生的話說得太牛氣。而鄧先生豈止認真聽取，而且欣然接受，并切實改進。以后宋史學術會議一概取消午睡，會議期間不安排學術考察，學者會后如自愿旅游，由旅游公司辦理，費用自理。

宋史研究會的會員人數雖然不算太多，但來自不同地區、不同學校，師承關系有別、研究風格有別。盡管鄧先生德高望重，然而要把會員們凝聚、整合起來，也并非易事。由于我不是鄧先生的學生，長期以來對鄧先生相當隔膜。好在我的同行學友中有不少鄧先生的弟子，同他們的交往無形中增進了我對鄧先生的了解。如1996年夏天，我與鄧先生的女公子兼弟子鄧小南教授一同到臺灣參加學術活動，在臺中東海大學圖書館門前的月臺上，小南向我介紹了好些我從前不知道的有關鄧先生的情況。不必諱言，我也曾以常情揣度鄧先生，在處理研究會的事務中，會不會親親疏疏，并同一些同行私下議論過。我的好友趙葆寓兄生前對我說：“你不了解鄧先生，他‘疏者寬，親者嚴’，對我們這些北大歷史系學生要求很嚴，對你們就另當別論了。誰都知道鄧先生很看重朱瑞熙。我看鄧先生對你也不錯嘛。”當時我半信半疑，后來越來越感到葆寓兄的這番話實屬言之鑿鑿。

鄧先生是位名不虛傳、不可多得的嚴師。與那班不搞學派搞幫派的學痞不同，鄧先生對學生要求之嚴在今天很罕見，太難得。宋史研究者幾乎無人不知，鄧先生的研究生如果學位論文質量差、不合格，不用評議人或答辯委員會否決，他自己首先否定，而且誰出面說情，都無濟于事。他的弟子如果條件還不十分成熟，鄧先生是不會贊成他們晉升職稱的。我曾親耳聽到鄧先生的弟子偶或因此口出怨言，這恰好是鄧先生嚴師風范的見證。在鄧先生早年的弟子中，有的成就大，名望高。但鄧先生恨鐵不成鋼，對他們仍有針對性極強的規勸和開導，有時甚至言辭很激烈。常言道：“嚴師出高徒。”難怪鄧先生的弟子通常學術水平都相當高，其中不乏宋史學界的中堅和棟梁。

作為宋史學界的一代宗師，鄧先生的學術沾溉所及并不局限于其弟子及再傳、三傳弟子。就拿我這個與先生長期素昧平生的后學來說，也受到先生的鼓勵、關懷、扶持和指教。曾任《光明日報》總編輯的穆欣先生在《無曲學以阿世的史學家鄧廣銘》一文中稱贊鄧先生當年通過主辦《史學》專刊培養史學人才，說：“有好幾位青年史學工作者，他們的第一篇論文是在《史學》專刊上刊出的”，“他們的研究工作是從《史學》專刊這塊園地上起步的。”60年代前期，我在校外發表的第一篇歷史文章也是登載在鄧先生主持的《光明日報·史學》專刊上。80年代，我在鄧先生主編的宋史年會編刊《宋史研究論文集》上發表的論文又豈止一篇而已。

由于對鄧先生心存敬畏，我從未到鄧先生府上拜望。1988年秋，突然收到鄧先生的博士生包偉民兄從杭州寄來他的學位論文《宋代地方財政史研究》，說鄧先生要我寫個同行專家評議。鄧先生居然還想到遠在成都的我，實話實說，當時我有受寵若驚之感。評議寫成后，寄到北大歷史系，不久鄧先生的助手楊若薇女士從郵局兌來十元錢，附言上說是博士論文評議費。后來又聽說，按規定只有五元，經鄧先生親自出面爭取，才增加到十元。十元錢數額雖小，但飽含著鄧先生對后學的提攜與關愛的一片深情。

鄧先生生前，我只是在1997秋，專門去拜望過他老先生一次。可惜不是在府上，而是在北京友誼醫院。鄧先生當時病危，聲音雖然依然宏亮，但行動已十分不便。他非常熱情，滔滔不絕，說個不停，要我等他出院后，到他家里做客。我告別時，他定要起身，以新近出版的《鄧廣銘治史叢稿》相贈，并硬是堅忍地用他那那顫抖不止的手在書上題寫“邦煒教授仁兄指正”。鄧先生不久便與世長辭。如今鄧先生離開我們已達十余之久，每當我誦讀鄧先生的贈書、目睹書上的題簽，都為當年曾對鄧先生竟然有所揣度而惶愧。每當我為當前的學術腐敗而憂心時，總是情不自禁地想到鄧先生。愿學界少些鄉愿氣，多涌現出些鄧先生式的“三嚴”學者。我懷念鄧廣銘先生，崇敬他那絕不“奄然媚世為鄉愿”的精神！

本文摘錄自《恍惚齋兩宋史隨筆》，張邦煒 著，社科文獻出版社，2018年10月，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