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美建交后第八任中國駐美大使，周文重親歷了兩國關系發展的風風雨雨。實際上，“美國”始終是他職業履歷中的關鍵詞。周文重的外交生涯起步于70 年代，他是中美建交后我國派往美國的第一批外交官，此后也長期在一線負責對美外交工作。即使在離開外交系統之后，邁入古稀之年的他還是心系中美，樂此不疲地奔波于兩國之間，發揮著一個職業外交官的余熱。

四十多年來，周文重曾經駐美工作16年，和卡特以來的歷屆美國政府打過交道，他不僅見證了中美關系史上的諸多輝煌瞬間，也直接參與了許多危機事件的處理。在談到中美在一些核心利益問題上的沖突時，這位儒雅溫和的老先生也不免義憤填膺，說話擲地有聲、鏗鏘有力，仿佛又回到了外交一線。

深知40年來中美關系發展之不易，面對當前兩國關系的紛擾和不確定性，周文重也相當清醒和堅定。他認為中美關系的基本面沒有變，兩國只有秉持求同存異的態度，繼續磨合前行，擴大共同利益，才是明智之舉。

親歷建交一線風云

澎湃新聞：1972年尼克松訪華時，您剛進入外交系統不久；1978年12月中美宣布建交時，您已被派往華盛頓參與對美一線工作。對于中美建交您有什么獨特的記憶嗎？

周文重：尼克松訪華的消息，我也只是從報紙上才得知的。和大部分人一樣，一開始也覺得意外——“帝國主義的頭子”竟然來中國訪問了，但是我覺得也可以理解——在當時的國際環境下，美國需要打中國牌來對付蘇聯的威脅，而我們在經歷“文革”后也面臨逐步走向世界的問題，所以當時的領導人抓住了一個歷史契機，打開中美關系實際上是我們在中美蘇大三角關系中爭取主動的關鍵一步。

小平同志抓中美關系正常化就是看準了中國要對世界開放。如果中美關系不正常化，改革開放就很難真正成功，這是我們必須要走的一步。中美建交帶動了一大批國家和我們陸續建交；推動了中美經貿關系和人文交流的蓬勃發展，這都是兩國關系正常化的積極效應。

澎湃新聞：您應該是中美建交后我國派往駐美使領館的第一批外交官。還記得第一次到美國時對美國社會有什么樣的印象嗎？

周文重：我1978年末被派往華盛頓做大使的翻譯，接手是在1979年1月份。到了美國后，我發現當時美國社會從上到下都有一股“中國熱”。盡管冷戰還沒有結束，但是美國從實際利益角度考量，為了對抗蘇聯還是選擇了改善對華關系；美國也看重中國市場，希望和中國發展經貿關系；普通民眾和企業界對中國的好感都在逐漸恢復。

我記得我們當時舉辦了出土文物展，引起了轟動；我們向美方贈送了大熊貓，這些友好的姿態在美國是得人心的。雖然我們雙方隔絕了很長時間，曾經長期處于敵對狀態，但是友好的感情在人民內心中是存在的。

澎湃新聞：1982年中美簽署了關于臺灣軍售問題的《八一七公報》，您當時在中國駐美大使館工作，是否參與了相關談判或文本草擬的工作？

周文重：相關的核心談判都是在北京完成的。當然我們在前方使館也需要配合國內，根據指示和各方接觸，推動問題朝我們希望的方向發展。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參與了一些外圍的工作。

中美建交后不久，1979年4月，卡特就簽署了《與臺灣關系法》，實際上就是把臺灣作為一個政治實體來對待，要繼續向臺灣出售武器。這是中美建交沒有解決的一個遺留問題。

卡特為了和中國建交，表示可以停止一年對臺出售武器，但一年到期后怎么辦這個問題懸而未決。1982年的時候，老布什作為副總統到訪中國，鄧小平接見他時就說，售臺武器問題是中美關系的一個陰影，是一個潛伏的危機，必須要解決。你想，一個建交國向你的國家的一部分出售武器，這個部分還存在一個敵對的政權，美方這么做完全不符合國際法。老布什回國以后拿了一個草案，就是《八一七公報》的草案，里面最主要的一條，就是美方表示不尋求長期向臺灣出售武器的政策，逐步減少直到最后解決。

我們從中美關系長遠發展需要的考慮出發，在美國尊重中國領土主權完整的前提下，接受了這個方案。但是美國應該說沒有按這個公報內容來做，言而無信。這么多年過去了，售臺武器問題還是沒有解決，一直到今天還時不時地給中美關系帶來很大的干擾。

從危機中走來

澎湃新聞：2001年4月，發生了“南海撞機事件”，您當時在外交部擔任主管美國事務的部長助理，是否參與了這一事件的處理過程？

周文重：過去這些年來美國軍機軍艦對我領空和海域的抵近偵察架次一直在增加。2001年那次，美國一架EP-3軍用偵察機飛到我海南島東南海域上空活動，我空軍戰斗機立即進行跟蹤監視，并按程序保持一定距離進行驅趕。但美國偵察機違反飛行規則，突然大角度轉向，撞上我方軍機，致使飛機失控墜海，飛行員王偉犧牲，而受損的美機在未經許可的情況下，進入我國領空，迫降在海南陵水軍用機場。

這當然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在善后處理問題上，當時領導人給我們的指示是：你道歉，我放人。美機侵犯我領空，致使我機損毀、飛行員犧牲，當然應該道歉，但雙方在道歉這個問題上就來回斗爭了很久。

中方不允許業已擅闖領空的美軍偵察機再度飛越中國領空，因此當年“南海撞機事件”中的美軍EP-3偵察機在被拆解后，由美軍租借自俄羅斯的運輸機運回。

當時是小布什政府時期，國務卿鮑威爾對中國的看法相對來講還比較積極。在他的主持下，美方形成了道歉措辭。但是“道歉”用哪個英文單詞，雙方產生了分歧。我們認為嚴格意義上來講比較正式的“道歉”應該用“apologize”這個詞，但美方不接受，他們有他們的一套歪理，他們堅持用“sorry”這個詞。最后經過反復交涉和斗爭，我們接受了他們用“very sorry”。“sorry”一詞雖然沒有那么正式，但從文字角度來講有歉意的含義在里面。另外，美方一開始只表達了對犧牲的飛行員及其家人的道歉，我們認為不夠，在我們的要求下，美方最后在措辭中加上了對王偉的戰友和中國人民的道歉。

美方道歉后，我們就放人了。但人走后，飛機怎么歸還的問題，雙方也有分歧。美方表示飛機修一修可以飛回去，但我們不能接受。美軍機侵犯我領空、造成我飛行員傷亡，我們認為只能將飛機拆開來運回去。在我們的堅持下，美方只好妥協，叫來飛機制造商，把飛機大卸八塊，然后雇外國運輸機運回了美國。

澎湃新聞：這一事件雖然最后平息了，但給中美關系帶來了惡劣影響。您怎么評價這一事件導致的后果？

周文重：我認為這一事件的處理結果雖然并不是最理想的，但在當時的情況下，或許是我們能夠達成的最好的解決方案。應該說，在尊重我們領土主權的問題上，美方是欠我們賬的。從歷史上看，中國對于南海諸島及其附近水域擁有主權，這是不容置疑的。即使有爭議，也應該由沿岸國家根據國際法協商解決，美國作為域外國家無權干涉，但美方就是不罷休。我認為，美方應該嚴格按照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的內容來做，尊重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尊重“一個中國”的原則，這是美方作為公報簽署國應該遵循的最基本的義務。美方應該說話算數，不能出爾反爾、隨心所欲。否則的話，今后我們在這些問題上的摩擦、沖突、碰撞難以避免。

澎湃新聞：2005-2010年，您出任中國駐美大使。期間有沒有特別印象深刻的事情？

周文重：2005年我出任大使后不久，就開始籌備胡錦濤主席原定于當年9月出訪美國的具體事宜。但就在8月份，美國遭遇了卡特里娜颶風襲擊，南部多地人員和財產損失慘重。有一天，我突然接到美國白宮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電話，被告知由于小布什總統正忙于救災工作，要中方推遲胡主席訪美計劃。打完電話，他就準備對外宣布這個決定。我認為胡主席訪美是雙方政府共同商定的，要推遲可以理解，但我建議小布什總統跟胡主席打個電話，通報一下災情和救災情況，雙方一起商定適當推遲訪問，并一同對外宣布，這樣才比較穩妥。美方接受了。

接到電話時，我正巧在趕往使館運動會開幕式的路上。主持完開幕式后，我馬上召集使館各相關部門負責人開會，給國內也提了一個建議，國內很快也接受了。后來，小布什總統和胡主席通了電話，共同商定胡主席原定于9月上旬對美國的訪問推遲進行。胡主席還表達了對美國政府和人民的慰問。我們還向美國提供了救災物資進行援助。

我們作為外交人員，平時工作中和美國白宮、國務院等政府職能部門在工作上的來往比較多，雖然大家從各自立場出發要按各自領導要求執行任務，但雙方保持溝通暢通，建立信任很重要，否則很多工作很難完成。

2008年4月7日，搭載北京奧運會圣火的專機抵達美國舊金山，周文重（左一）接過即將進行火炬傳遞的火種燈。

澎湃新聞：2008年北京奧運會前，在美國的火炬傳遞活動中是否也出現了一些小插曲？

周文重：美國是一個多元社會，既存在主張對華友好的人士、力量、組織，也存在反華勢力。在奧運會火炬傳遞問題上，某些反華力量就想借機搗亂。我們為了保證火炬傳遞順利舉行，提前做了應對突發事件的應急預案。為了避免正面沖突，我們選擇臨時改換備用路線，縮短傳遞距離，出其不意，確保火炬傳遞順利。雖然有些反華勢力企圖干擾破壞，但實際上從總體上來看，美國民眾對中國主辦奧運會還是持積極支持的態度。

亞洲需要中美合作

澎湃新聞：您在2010年到2018年期間擔任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您認為中方通過博鰲亞洲論壇這個平臺傳遞了什么聲音？

周文重：博鰲亞洲論壇是一個完全自收自支的民間組織，每年舉辦年會，一般為期三到四天，期間舉辦大小分會、活動60多個，主要討論和研究與亞洲發展有關的相關議題。除了舉辦年會，我們每年還辦若干專題會。2018年4月選舉產生了新一屆理事會，聯合國前秘書長潘基文成為新任理事長，周小川成為新的中方首席代表和副理事長。新理事包括菲律賓前總統阿羅約、意大利前總理普羅迪、美國前商務部長古鐵雷斯等。

作為東道國，中國政府和領導人非常支持博鰲亞洲論壇。在我擔任秘書長的八年里，我接待過多位中方領導人。胡主席來過一次，習主席作為國家副主席時來過一次，作為主席時來過三次，李克強總理來過兩次，可見中央領導對論壇的重視。2018年的博鰲論壇年會開幕式，習主席再次光臨，并發表了非常重要的主旨演講，強調各國要順應時代潮流，堅持開放共贏，勇于變革創新，向著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目標不斷邁進。201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習主席在講話中強調中國將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繼續推出擴大開放新的重大舉措，同亞洲和世界各國一道，共創亞洲和世界的美好未來。

可以說，中方高度重視博鰲論壇這個地區和國際平臺，發出中國聲音、闡明中方立場、展現中國姿態、促進各國溝通、協調各方看法。與此同時，地區和世界各國越來越重視博鰲亞洲論壇，每年到會的領導人和世界500強企業負責人都很多，開幕式常常一票難求。

澎湃新聞：這些年來，美國的亞太政策也一直在調整。您如何看中美在亞洲的合作與博弈？

周文重：奧巴馬政府提出了“重返亞太”、“亞太再平衡”；特朗普上臺后，曾經表示要和我們共同致力于亞太的和平、穩定和發展。實際上美國從來沒有離開亞太，對我們的防范從未停過。我認為在亞太問題上，如果沒有中美合作，或者合作不順，很多問題解決不了，或者解決不好。這一點美國人實際上心里也很清楚。朝核問題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美國的對華政策一直存在兩面性，對此我們要保持頭腦清醒，以兩手來應對。

2009年11月18日，周文重陪同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游覽長城。

共同利益驅動中美磨合

澎湃新聞：您在美國度過了外交生涯的16個春秋，和卡特以來的歷屆美國政府都打過交道。您怎么看美國各屆政府對華態度的轉變？

周文重：實際上，從卡特以來的歷屆美國政府對華政策兩面性一直存在。卡特主張中美建交，但同時簽署了《與臺灣關系法》。里根同我們發表了《八一七公報》，但沒減少向臺灣出售武器。克林頓上臺時，蘇聯已經解體，他一度認為不需要中國牌了，一直把西方的民主價值觀作為他的外交支柱之一。他的意識形態色彩比較強，在其任內搞過最惠國待遇和人權問題掛鉤、會見所謂的持不同政見者、設立新自由亞洲電臺等種種動作。到了他的第二任期，他有所改變，同意無條件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1997年江澤民主席訪美、1998年克林頓總統訪華都非常成功。

小布什早在競選期間就提出把中國當成戰略競爭對手，但“9.11”事件之后，美國反恐需要中國，所以在他的兩個任期內，兩國關系發展總體還比較順利。奧巴馬認為小布什過分強調軍事上反恐，給美國戰略上帶來較大壓力，所以他上任后主張從伊拉克、阿富汗撤軍，提出重返亞太、推行“巧實力”。特朗普時代，美國國力總體不如以前，對中國的崛起有一種恐懼感，千方百計企圖鉗制中國發展的步伐。

2009年12月2日，周文重夫婦出席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活動，受贈歷史照片。

澎湃新聞：除了政府官方之外，美國民眾、商界對華態度有何變化？

周文重：總體上來看，這么多年來，美國普通百姓、企業界對中美關系的態度還是比較積極的，否則很難解釋中美關系為什么會發展得那么快。我們在很廣泛的領域取得了驚人的成績，我們的貿易、投資存量、人員往來數量、留學生總人數……這些數字本身就很能說明問題。很難設想在一個不歡迎中國的環境里，中美關系怎么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

澎湃新聞：從歷史來看，中美關系發展有什么主要基本特征？

周文重：中美關系歷經40年的風風雨雨、起起伏伏，雖然一路走來不免磕磕碰碰，總體上還是比較成功的，能發展到今天十分不容易。雖然起伏不定，動蕩不斷，但雙方確實互相需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利益還是很多，這是中美關系的一個基本特征。中美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保持良好的關系不容易，但關系不好，對雙方都不利。我們的共同利益遠遠大于矛盾分歧，協調合作也遠遠大于競爭摩擦。

中美關系的基本面沒有變，我們在更寬廣的領域和更高層次上實現了利益交融和互相依存，雙方誰也離不開誰，對話和合作始終是中美關系的主流。尊重和照顧彼此的核心利益是中美關系發展的重要前提。對于兩國存在的分歧和摩擦，雙方應該本著互諒互讓、求同存異的精神，通過平等對話加以解決，在“和而不同、斗而不破”中尋求對立統一。

澎湃新聞：不可否認，中美關系的發展還面臨很多挑戰。您對兩國關系的未來是否依然抱有信心？

周文重：中美之間確實還存在很多分歧，而且很多都是根本性分歧，因為我們的政治制度不同，社會制度不同。特朗普上臺后，美國對華政策呈現出諸多不確定性，這是從來沒有過的。但不可否認，特朗普的當選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國群眾和選民的情緒以及美國國內政治生態的變化。但我對中美關系的未來還是樂觀的，因為這是雙方共同利益所在，也是世界各國對中美的期待，我相信美國人對這點也很清楚。

同時，我們要看到美國國內主張對華友好、主張發展中美關系的也還是大有人在，這個力量不可小覷。比如，中美貿易戰問題，實際上美國的很多行業協會、商會都反對加征關稅。貿易戰沒有贏家，雙方都會受到損失和傷害。

中美關系已經日益超越雙邊范疇，美國需要中國一起參與處理很多地區性和國際性問題。他們應該用理性的態度對待中美關系，擴大雙方的共同利益、趨利避害、管控分歧、繼續磨合、調動積極因素、保持總體關系穩定，這是唯一明智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