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則“3名初中生殺害同學并掩埋”的消息引發關注。據媒體報道，在河北邯鄲市肥鄉區，3名初中生將一名同學殘忍殺害，并將尸體掩埋在廢棄蔬菜大棚內。目前，3名嫌疑人已被公安機關抓獲，案件正在處理中。

這樣的悲劇，令人感到雙重痛心：受害者還是一名初中生，卻以這樣慘烈的方式，生命早早凋謝，家長將終身承受與孩子永別的痛苦；施暴者是同齡的孩子，卻對朝夕相處的同學痛下殺手。孩子的臉被鐵鍬鏟得面目全非、殺人后將遺體掩埋企圖毀尸滅跡，這些細節透露出的作案手段之殘忍、掩飾犯罪之狡猾，令人發指。

每當有類似嚴重的未成年人犯罪發生，很多人認為這些心狠手辣的“小惡魔”，就是“天生犯罪人”。而近年來發生的類似惡性案件，并非第一起，也多次引發公眾對刑責年齡、校園霸凌的討論，如2019年遼寧大連“13歲男孩殺害10歲女童案”、2021年陜西勉縣“13歲少年殺害6歲男童案”。

低齡未成年人嚴重犯罪問題，社會強烈關注。但“天生犯罪人”理論并不符合現代法治理念，犯罪畢竟是一種社會現象。承認未成年犯罪的后天因素，是肯定法律懲戒作用，強調預防和減少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性以及要系統發力的基礎。

目前，三名初中生是否會受到刑罰，還不能明確。新聞報道并未披露三人的具體年齡，而初中生的一般年齡，正好卡在未成年人刑責年齡的幾個關鍵節點。根據現行法律，已滿14歲未滿16歲的，應當負刑事責任；已滿12歲不滿14歲，負刑責需經最高人民檢察院核準追訴；如果不滿12歲，不會受到刑事追究。

刑責年齡從原來的14歲降到12歲，是2020年12月通過的《刑法修正案（十一）》的一項重要變化。這背后，是未成年人犯罪總體呈上升趨勢、低齡占比有所增加的現實。最高檢數據顯示，2023年，檢察機關受理審查起訴未成年人犯罪9.7萬人，其中不滿16周歲未成年人犯罪約1萬人。全國檢察機關共批準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2.7萬人，提起公訴3.9萬人。

毫無疑問，在治理未成年人犯罪上，法律仍要進一步發揮兜底作用，“對于實施嚴重犯罪、性質惡劣、不思悔改的未成年人依法懲治、該嚴則嚴”，不讓年齡成為實施惡行的免罪金牌。同時，必須追問的是，惡行是怎樣一步步變成現實的？

報道的細節已透露出一些端倪：親屬反映被害人“長期遭受3名同班同學的霸凌”“曾表示不愿上學”，父母“以為孩子貪玩，并沒有當回事，后來才知道孩子在學校受到了霸凌”等。這些信息，既顯示出從校園欺凌到殺人惡行，是有一個演變過程的；也部分反映了，在這個過程中，家庭、學校都有疏忽，對“小打小鬧”的校園霸凌未能及時發現和制止。

校園霸凌不一定會走向校園兇殺，但校園霸凌如果長期存在，就會助長施暴者的囂張氣焰，為其實施性質更惡劣的犯罪增加幾率。

在防范未成年人犯罪方面，家庭或監護人的教育管束，學校的日常管理、監督教育職責重大。就此案而言，有必要核查涉事學校是否落實了防治校園欺凌、強制報告等相關制度，有沒有對這3名初中生進行過警示教育、采取限制性措施。如果該做的一切都做到位了，這場血案或許就不會發生。

悲劇引發反思，杜絕悲劇功夫在平時。我們需要更入心的教育，把善良、友愛、同情注入孩子心間；需要更有力的措施，強化社會、校園、家庭責任，及時掐滅任何校園霸凌的苗頭；還需要更深入的論證，探索嚴懲未成年人犯罪的量刑邊界，有效震懾“小惡魔”，讓悲劇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