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索瓦茲·多爾多（Fran?oise Dolto）是法國家喻戶曉的兒童心理學家和教育家。她曾與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共同創立了“巴黎弗洛伊德學派”，將精神分析引入到兒童心理學領域。她倡導尊重兒童，傾聽他們的心聲，將孩子視為獨立完整的個體，提出語言交流從胎兒階段就開始影響兒童的人格塑造，并率先推動青少年性教育進校園。1970年代，她主持廣播節目為戰后社會躍升期的年輕父母答疑解惑，其育兒理念影響了幾代法國人的成長，被稱為教育界的“多爾多革命”。

時至今日，國際間教育資源競爭愈演愈烈，以“虎媽”蔡美兒為代表的威權教育模式，憑借其在學業上的高效表現在全世界范圍內回潮，對快樂教育、寬松教育理念的質疑呼聲漸高。今年適逢多爾多逝世三十周年，她的學生們希望借此機會，讓更多人了解多爾多的兒童精神分析理論，并重新審視她當年提出的育兒建議。

2018年10月，弗朗索瓦茲·多爾多的得意門生之一，法國臨床心理學家、精神分析師，斯特拉斯堡大學的克洛德·肖德爾（Claude Schauder）教授在上海法語培訓中心虹口校區與學生、家長和教育工作者們座談，借助多爾多的一些核心理論觀點，嘗試解答當代父母所面臨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育兒難題。

孩子的痛苦是相似的

肖德爾教授指出，在今天重讀弗朗索瓦茲·多爾多，我們首先應該認識到，她所有的理論都是在數十年的兒科臨床實踐中，通過不斷觀察嘗試逐漸總結建立起來的。多爾多主張兒童心理學研究的價值在于幫助各個時代的父母闡釋和解決子女養育中遇到的實際問題，因此理論必須適應臨床中觀察到的社會趨勢變化，否則就該適時調整揚棄。她拒絕被當作羅列育兒教條的權威，堅決反對套用既有理論強行解釋案例，甚或篡改臨床觀察數據以印證理論的做法。多爾多常對向她咨詢的病患或同行說：“我可以給你建議，但一定不要去照搬執行，你最終必須靠自己來找到處理問題的最佳方案。”

多爾多的理論在1960-1990年代最為盛行，當時的社會結構決定了她所能接觸到的臨床案例，而今天的法國社會早已不同以往。在法國戰后重建的“光榮三十年”里，戰爭創傷扭曲了許多家庭的親子關系，也造就了不少失去主心骨的單親家庭，但這與今天非常普遍的家庭成員結構失衡的原因迥然不同；同時期法國經濟發展迅猛，幾乎完全消滅了失業，采取開放的移民政策大量吸納來自前殖民地的勞動力，而今天這些異文化的“外來者”卻被視為造成各種難以調和矛盾的根源；50年前的傳統自由主義經濟尚以道德倫理支撐，今天在宣揚“不設限”（no limit）的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氛圍下，父母們常為“熊孩子”學不會遵守社會規則而驚訝苦惱，指望靠回歸傳統規訓手段重振家綱，把無法無天的“小皇帝”矯正成乖孩子，殊不知許多規則在社會中的位置與效用早已蕩然無存，對成人尚且缺乏約束力。

肖德爾教授提到近年來在心理咨詢中常會遇到的兩類典型案例：一位父親為自家“瀕臨犯罪邊緣”的青春期少年尋求輔導，而他所指的“犯罪行為”是孩子偷吸了父親的大麻還拿出去賣，試問父親自己又是從何渠道得來這些“臟物”呢；小學生才七八歲就嚴重依賴電子屏，父母一邊抱怨孩子癡迷于網絡游戲“就像染上了毒癮”，一邊仍在以“讓他/她高興自己才能獲得片刻安寧”為借口提供著這些“毒品”，被戒或不戒的搖擺鬧得雞犬不寧，母親也要靠嗑抗抑郁藥來填補育兒挫折所造成的心理缺失。“多爾多的時代過去了，我們所生活的社會早已不復當年模樣，可是孩子依然是孩子，他們在成長中總會遭遇相似的悲傷和痛苦”，肖德爾教授在講座中慨嘆：“只是有的痛苦變得更加隱蔽，有的甚至消失了，但必定會有新的顯現出來取而代之。”兒童成長所逃不過的“四百擊”只是改變了形式。

被壓抑的感知及其反噬

弗朗索瓦茲·多爾多對兒童心理發展的觀察是從反省自己的童年開始的。她小時候性格外向，活潑好動，卻生長在一個家教嚴格的大資產階級天主教家庭。她發現大人們總以為小孩子還不會說話，就什么也聽不懂看不見，不理解也不記得發生在自己或家人身上的事。家長對戰爭、家人過世等話題諱莫如深，以為這樣能減少對孩子的傷害，而事實是再小的孩子也會猜測甚至預見到家長想要隱瞞的真相，在成長中無助地摸索“消化”這些殘酷真相的辦法。多爾多在大量的心理咨詢實踐中，不僅學會了與孩子交談，更探索出一套引導孩子將自身經歷通過語言表達出來的話術。孩童所經歷的情感沖擊，往往是模糊抽象的混沌狀態，刻意壓抑避而不談，沒有通過語言轉化成有組織的象征符號，就始終會這樣散亂地隱藏在記憶中，直到某些誘因使其爆發出來，產生破壞性的后果。

肖德爾教授在今天許多“學業失敗”的孩子身上，看到了同樣的壓抑機制。他常聽中國同行談起這里普遍存在的現象，也在法國接待過類似的案例：這類孩子往往聰明機敏，智力資質并不差，家里也傾盡財力為他們提供好到過分的學習條件，卻總是在學業上一敗涂地。究其原因常常是他們隱約感覺到，如果表現太優秀，超越了父母自身的能力和期望值，會將他們置于尷尬境地。類似情況常發生在男孩身上，總是母親在不斷督促他們努力學習，而父親雖然盡責地提供資金，卻很可能并不一定能欣然接受孩子超越自己，成為母親的期許和依靠。“孩子憑直覺感知到這樣的危險境遇，下意識地選擇了放棄進步，停留在一個相對安全的范圍內。”

孩子是言語的生命

多爾多曾一再強調：“必須傾聽孩子想說的一切，也必須把一切與他/她相關的事情用盡可能條理清晰的語言告訴他/她。特別是有關其身世、親源的信息，必須盡早給予他們真實明確的描述，否則一絲一毫的疑慮都可能在孩子的心理、情感甚至生理上產生負面影響。”

肖德爾教授提到一個曾讓他印象深刻的特殊案例：男孩有非常嚴重的哮喘，經常需要住院治療，耐藥已接近成人的用藥標準，呼吸科醫生建議他接受心理疏導。然而這個孩子看起來乖巧可愛、頗有教養，完全沒有心理異常的跡象。直到教授留意到他在自我介紹時說過的一句話“我和爸爸一樣都有哮喘”，然后順藤摸瓜，駭然發現看似幸福和諧的家庭其實埋藏了孩子的身世秘密。母親在婚前和別人有孕，一直刻意向家人隱瞞，父親也對妻子隱瞞了自己不易有孕的體質缺陷，懷疑過這個孩子的來歷，在雙方最終達成理解并向孩子揭露真相后，孩子的哮喘迅速好轉。比肥皂劇還“套路”的真實案例，揭示出孩子對周遭事物，對親人只言片語中的隱情何其敏感，細微因素的處理不當最終會成為影響其身心健康的情結。

因此“孩子們和成人一樣，都是由言語構成的生命，話語對孩子的教育和人格構建至關重要”，“父母不可能像對待不能言語的小動物那樣去訓練一個孩子”，肖德爾教授強調，盡管依靠不對等的權力關系施壓，配合獎懲機制帶來的條件反射，能夠在孩子學業中機械訓練的部分產生顯著效果，但“親子關系卻因此降格成了人類對寵物的馴養關系，在孩子的人格塑造、心理與情感健全上常會造成全盤失敗。心理醫生之所以在這一點上有發言權，正因為我們所接觸的往往是這類教育模式的失敗案例”。

禁忌缺失是焦慮的根源

肖德爾教授在講座中重點談到對“禁忌”的表述在兒童教育中的重要意義。就像“禁忌”（interdit）這個詞的拉丁語詞源所表達的那樣，成人要拒絕孩子的一個要求，向其下達一條禁令，應該是inter-（相互）和dit（說）的結合。要使“禁忌”對孩子的成長教育有所助益，不應該采取權威壓制，而應完全以語言交流的方式，為孩子清晰地劃定其行為的邊界，以明確這一行為在人類符號象征體系中的意義和價值。

這一觀念源于弗朗索瓦茲·多爾多精神分析學理論中的核心概念：象征性生成閹割（Les castrations symboligènes）。多爾多在嬰幼兒身上觀察到，禁忌的缺失、邊界的消失往往會令孩子焦慮不安。早在她最早的論著中，多爾多就開始借用弗洛伊德“閹割情結”的術語，但她拋開了閹割恐懼作為童年性別認知焦慮的涵義，描述了一種具有更多積極意義的“禁欲閹割”。多爾多在《欲望游戲》（Au jeu du désir）一書中將這一概念定義為“禁止欲求者追求某種欲望，以達到協調和促進其習得某項人性準則的效果，這種禁令將引導欲望通向更高級別的樂趣。”在孩童成長為獨立主體的過程中，一步步戒斷其低齡階段的欲望，由語言生成象征意義，是推動他們一次次修正身體無意識虛像的邊界，在欲望之路上跨越一個又一個層級的重要動力。

在多爾多活躍的時代，社會傳統價值體系尚存，王權、教權和父權仍能以某種殘留形式行使威權，作為超驗存在向孩童乃至成人施加禁欲限制。而在（法國社會）經歷從自由主義走向新自由主義的30年變革之后，“限制欲望”的合法性已經徹底解體了。一方面，孩子被從對成人的服從和依賴中解放出來，智力與創造力都得到釋放和發展；另一方面，任何團體和個人都變得不再具備強迫他們努力學習成長成熟的資格，任何剝奪他/她權利、限制他/她欲望的行為都變得無法忍受。在享用了現代化“自由、民主、科學”的進步成果進而過渡到“后現代”社會之后，回歸看似“優秀”實則不合時宜的威權主義教育模式，對從根本上藐視一切權威的新一代來說早就喪失了效力，只可能帶來毫無意義的折磨和更強烈的反抗。

走出家庭，從更廣闊的社會層面來看，市場已熟諳無限細分和放大欲望，將人們對享樂的渴望轉化為資本的運營模式，生活空間越來越私人化、獨立化使曾經的“公民”們不再關心公共機構與社區組織的未來，越來越多人拋棄了對可能造成對立分裂的政治、文化和社會活動的熱情，轉而追求平和的情感消費，甚至相信通過無節制的消費可以抵達廣告中常常承諾的人間天堂。

肖德爾教授在為講座而準備的相關文章中分析：“近幾年臨床中心理疾病的發病率激增，即使是社會中高階層也不能幸免，尤以抑郁癥為甚，還涌現出一些諸如身份和社會性認知性障礙等非典型性案例。這正是欲望、享樂的無限擴張與社會結構瓦解交織的產物，造成這些問題的主要原因是缺乏應對挫折和局限的心理機制，這種因缺乏缺失所帶來的心理問題，在一些從學業到職場一貫順遂的青少年身上表現得尤其明顯。”在他看來，今天的年輕父母所面臨的最大困局，是即使他們努力想要在孩子身上嘗試實踐多爾多所謂的象征性生成閹割，“反對禁忌的話語從嬰兒時期就已經通過各種廣告和商品同孩子如影隨形了，更勿論不少父母自身也是這些話語的俘虜。”

十幾年前一位法國電視臺高管曾毫不遮掩地說：“一條廣告信息只有在觀眾大腦空閑時才能被有效地接收，我們的節目就是為了讓觀眾的大腦變得有空，幫它在兩條廣告的間歇獲得娛樂放松，我們賣給可口可樂的就是人類大腦的空閑時間……”如今這種“順毛捋”的策略變得更加隱蔽也更難以抗拒，以電子屏為媒介，打著取代傳統社交模式的旗號，用最迅速直接的方式滿足大人孩子最強烈的欲望，也用最迅速直接的辦法將其轉化成利潤。肖德爾教授在座談最后為家長們提供的應對辦法簡單卻也無奈：尋找能被孩子接受的，不那么直接強烈的方式去滿足孩子的正當欲望——譬如鼓勵閱讀，自然地發展其興趣愛好，用對等的語言條款引導他們認識成人世界的邊界與局限，找到自己在其中的位置，除了“一切皆有可能”，也讓他們去體會人類的渺小。因為教育必然是一個漫長而艱辛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