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時間，個別地區集中整頓處置了一些不文明養犬的現象，惹得微博和微信朋友圈里聲討不斷。與此同時，也有很多人指出，恰恰是遛狗不牽繩、放養烈性犬、不及時撿拾路上的狗屎、對自家狗咬傷他人采取一種包庇縱容的態度，才導致有關方面不得已加大了懲治力度，雖然手段有些強硬，但歸根結底還是那些不文明養犬者的咎由自取，而且輿論的主要批評對象——杭州城管已經公開辟謠：“在此次治理過程中，沒有發生一起暴力執法事件，沒有一條狗發生非正常死亡。近期網上出現的傷狗行為，均非杭州城管執法所為?！?/p>

看到這一辟謠，令人倍感欣慰。筆者不養狗，一來我懶，怕給自己和別人找麻煩；二來我重感情，小時候養貓養兔子的，死了或者送人都難免傷心很久，何況是狗，因此敬而遠之，就像明知一段戀情沒有結果就干脆不去碰的好。但是身邊有很多養狗的朋友，每當提起小狗對主人的依戀和維護，都十分動情，這也使筆者愈發相信，狗真的是上天賜予人類最好的朋友。所以，每當在看到網上那些血淋淋的傷狗照片時，內心是很不舒服的。事實上，從古代筆記中的記錄來看，中國古人對此類問題采取一種“就事論事”的態度：人傷狗，不忍；狗傷人，不容——不過對于發生這些慘劇的原因，古人更傾向于：這可能是上輩子有什么化不開的冤孽導致的。

一、扎了個草人逃過一劫

今年是農歷狗年，年初，筆者曾經寫過一組跟狗有關的敘詭筆記，從中不難看出，在古代，犬與人的關系，跟今天大不相同。

今天我們養狗，多半是采取養寵物的態度，其根本作用在于“陪伴”，在于通過移情的方式，把都市生活中日漸冷淡的人際關系導致的孤獨感和麻木感加以稀釋或化解，這里的狗狗更近乎于一種家人或心理治療師的作用。

古代則不然。古代的生產力低下，物質資料匱乏，不管是養孩子還是養狗，只要添一張嘴就要從實用的角度去考慮，所以除了豪門富戶，絕大多數老百姓家里養狗，都是為了看家護院。這里的狗狗其實等同于門人或侍衛，畢竟從小養大的狗，對家庭情況更熟悉，對自家的“安保工作”也更盡心。所以，除非是專門供應餐館的肉用犬外，極少出現殺狗的現象，而傷狗事件一旦發生，多半會從前世或上輩子的恩怨中尋找原因。

清代學者許奉恩在《里乘》中寫過一篇名叫“夙冤”的，即屬此類。休寧縣有個姓黃的，出外做生意，“蓄一番犬，馴而且黠，能解人意”。黃某很喜歡它，吃飯總不忘給它留一碗，睡覺就讓它臥在榻旁，出入行止，須臾不離。這一年年底他回老家，路過睦州時，因為迷路投奔到一座寺廟里，見一老僧，老僧只看了那狗一眼，便問黃某這狗是哪里來的？黃某告之，老僧嘆息道：“居士奈何豢此冤畜！”黃某聞之錯愕，叩之曰：“鄙人庸俗，不知夙世因果，愿求指示?！崩仙鸪醪豢险f，經不過他再三懇求，道：“此犬與君前世冤結甚深，不久必當相報，到時候只恐怕你要死于非命。”黃某更加害怕，求老僧相救。老僧喟嘆曰：“老衲不合向居士饒舌，然佛法慈悲，又不忍坐視。居士回到家三日后，夜里就寢時，等這條狗睡熟，就悄然遁去，但是千萬不能讓它發現，事先可以準備幾件你常穿的衣服，里面填上草，綁扎成人形，放進被子里面，冒充是你，一切自見分曉?！秉S某回到家中，按照老僧的吩咐行事，三天后的夜里，他把穿上自己衣服的草人塞進被子，躲在帳子后面觀察動靜。果然，夜深之時，那狗起得身來，撲向草人，直咬咽喉，發現竟是草人，又氣又恨，狂狺跳躍，“遍將衾枕衷衣抓嚙狼籍”，黃某“知僧言不誣”，沖出來將其擊斃。

不僅人殺狗是冤孽，狗殺人亦是冤孽。和邦額在《夜譚隨錄》中寫粵西某村，有居民數千家，村子里有個風俗，“蓄犬以為食”，也就是嗜狗肉。這一年值夏日酷暑，突然有一天村子里所有的狗都發了狂，見人就咬，“人被傷而死者，日以百數”。村民當然不會坐以待斃，展開了反擊，但瘋狗的“戰斗力”非常強，沒辦法，只好請術士來禳之。術士到后開始做法，瘋狗們漸漸匯聚到他的面前，都支起兩條后腿，像人一樣站立起來，啅吠不已，似在痛訴“枉殺之冤，癲而為厲犬，已得一報其怨”，那術士則“喃喃似有解慰之說”，瘋狗們低下頭來，淚下如雨。術士咬破自己的手指，把鮮血滴到它們的口中，瘋狗們這才四散開去，從此不知所蹤。

二、殺狗者死前的“同一癥狀”

上面說的兩種情況，可以看作是冤冤相報，但現實中有些人真的是窮兇極惡，就是喜歡殺生，當這樣的人在對狗揚起屠刀的時候，遭到的報應可就相當可怕了。

明代學者錢希言在《獪園》中講一蘇州惡少，不僅嗜殺，而且好色，平日里作惡多端。有一次他得到一個春藥的配方，“其法取雌雄兩狗交時，用利刃斷其陰，出以治藥”，大概這藥方實在是太缺德了，與惡少品行相得益彰，所以大受他的喜愛，這樣連續禍害了很多狗之后，熬了這么一鍋“狗鞭藥”，吃下去之后，果然有效。但之后不久，惡少突然發病，“作狗嗥數聲而死”——值得注意的是，在古代筆記里，殺狗的數量太多或手段太殘忍，大抵都逃不過慘死之前發出狗一樣的嗥叫，這里面反映出的是中國古代報應的對等法則。

明代筆記《集異新抄》中寫萬歷初年事，“吳人有宦于京者”，大擺筵席，召集很多同僚，當庭殺狗烹飪，血流遍地，其況極慘。其中有一條狗，別有靈性，見自己難逃一死，突然奮力甩開繩索，跑到賓客們面前，“作人跪乞命狀”。而那吳人上來一記悶棍，正中其腦，狗倒在地上，腦漿都流了出來，猶在慘叫。吳人恨其不死，將它扔進沸騰的鍋內，煮得皮肉糜爛，它還在發出汪汪的叫聲。吳人氣急敗壞，讓廚師把這條煮爛了的狗一片片剮得稀碎，盛進碗中，端到賓客們的桌子上，那一片片肉居然照樣作聲不止，嚇得所有賓客都作鳥獸散，只有吳人滿不在乎地將狗肉吃光……一個月后，吳人突然暴病，眼前總見到數百條狗撕咬他的皮肉，疼得他“伏枕作群吠聲”，飽受折磨后死去。

還有民國郭則沄所著的《洞靈小志》，記北京平谷鹿角村村民賈守忠任三河鹽店巡役，其妻素悍，“嗜食犬肉，村中所蓄犬輒為其私捕”，她抓到狗之后，“閉門擊斃，烹以供饌……如是者數十年，所殺犬無算”。晚年的時候，她突然得了一種怪病，“作犬嗥聲甚慘，醫治不愈，呼號三日夜而絕”。

即便傷狗不是有意為之，也難免遭到報應。清代學者王椷在《秋燈叢話》中寫一事，嶧縣有個姓王的書生，雍正癸丑年的春天，他在家中請客吃飯，早晨燉了一鍋豬肉，晌午時分打開鍋蓋，把肉裝進盤子里，這工夫家里養的狗突然跑了過來，叼起一塊最大的肉就跑，王生大怒，順手撿起墻角的棍子打去，正砸在狗的腦袋上，把天靈蓋砸了個粉碎。當夜，王生于熟睡中，夢見自己被幾個鬼卒抓進一座廟里，廟中的神祇面南而坐，下面跪著的正是他家的狗，正在哭訴：“我為主人看家護院多年，因為小的過錯竟然把我打死，怎么能這樣殘暴呢？”王生分辨說：“家里請客的肉，你怎么能隨便偷吃？而且我是誤殺，并非有意?！鄙竦o聽完點點頭，“命判檢冊呈閱”，然后對王生說：“不管是否誤殺，你的做法總是不對的，恐怕要削減你的陽數，等你十二年再來吧！”然后讓鬼卒將王生送還回家。王生醒來竊喜，覺得自己至少還有十二年壽數，誰知“逾歲病歿”，原來轉過年正是雍正甲寅年，即雍正十二年——神祇所說的“十二年”乃是此意。

三、譚鐘麟調兵剿野狗

與前面的傷狗者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從傷狗者的棍棒或屠刀下面救狗，可能會得到好報。明人朱海所著筆記《妄妄錄》寫杭州有一專門殺狗的屠戶，“索狗行市中”，一條狗見了他嚇得不敢動彈，渾身上下像篩糠一樣瑟瑟發抖，屠夫用繩索套住它的脖子要將它拉走，它哀鳴不前。正在這時，有個和尚從旁邊經過，“出錢一百購去”。這和尚結廬于西湖畔，每天持杖外出化緣時，那條被他救下的狗就跟在后面，而且從此不吃肉骨，只吃素食。一年后這條狗患病死了，但寺里的小沙彌卻“夜視僧坐蒲團，常有一狗侍其側，逼視之則滅，影蓋狗之鬼也”，也就是說，這條狗死后依然在默默地伴隨和保護救了它的恩人。

不過，古人對狗也不是一塊頑石地加以維護，關鍵還是要看其與人的關系，如果它們對人們的正常生活和生命安全構成了威脅和侵害，那也是堅決剿殺，絕不手軟?！肚灏揞愨n》記光緒年間一事，晚清名吏譚鐘麟任浙江巡撫的時候，為了滿足他的口腹之欲，官署中的廚房修建得十分氣派，每天的飯菜也是精心烹飪，唯恐不精，這樣就必然導致很多下腳料被拋棄，扔在廚房外面。漸漸地，杭州城的野狗們都知道這兒有個免費食堂，紛紛跑到這里來會餐，大肆咀嚼那些羊雜牛骨什么的，到后來每天都能聚集上百條之多，“驅之不去，狺狺聲徹于戶牖”。

官署變成了狗市，譚鐘麟十分惱火，他自己一貫是個守舊派人物，治政講究個崇古，治狗也要按照法規來，他下令把這些野狗統統抓來，關在囚車里，一起押送到海寧去，“蓋援遣戍之條也”——等于是把這些野狗流放了。

海寧當地有沙田萬畝，種不了糧食，只能種些棉花和藍靛，所以人煙稀少，這些野狗被“發配”至此，雖然不像在杭州城那樣有吃有喝，但日子過得更加自由，“穴居野處，自相配偶”。只一年的時間里，就開始繁衍生息，數量迅速增加，但當地本就不富庶，野狗們找不到吃的，餓極了就啃棉花桿和藍靛，“根株立盡”。當地人大怒，拿著鋤頭打狗，狗群立時散開，片刻又聚，聚在一起繼續不斷生殖兼禍害農作物。當地人實在忍無可忍，以“狗荒”為名報到上面去。這一回，譚鐘麟不再采用“刑事處罰”，而是采取了“軍事行動”，他“命中軍統營兵一哨，多攜火器，迎頭痛剿”，但由于野狗實在太多，中軍帶著那一哨人馬到了海寧，用了二十多天才算將其徹底肅清，“奏凱而歸”。

同樣是杭州，百年前和百年后的治犬行動，截然不同，雖然都是針對日益難控的“狗患”采取懲治的手段，譚鐘麟先流后剿，而杭州城管“處罰的重點是不按規定養犬的行為人，而不是犬本身”，原因就在于，前者的懲治目標是野狗，而后者的處罰對象則是養狗的人，從這個意義上講，假如養狗者平日里對自己的狗不管束、不訓練、不調教、不免疫，甚至對社會其他人造成了侵害，等于是任由家犬變成了野狗，等到政府依法加以處置時又哭天抹淚抱怨連天——這到底是愛狗，還是害狗？到底是今生的朋友，還是上輩子的冤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