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楨與李約瑟在1943年相識之后，維持了終生的友誼。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工作持續地受到竺可楨的鼓勵與支持，而竺可楨也從李約瑟的研究中不斷獲取養分。甚至可以說，李約瑟的中國科技史寫作直接改變了竺可楨后半生的學術興趣，而這又間接地影響了新中國的科學史研究。

竺可楨與李約瑟

1942年，英國政府選派科學家訪問中國。其背景當是珍珠港事件之后，中國與英美的外交關系迅速上升。英美期望中國繼續抗戰，以減輕遠東戰場方面的壓力。1943年1月11日，中英兩國在重慶簽訂《中英新約》，同日中美又在華盛頓簽訂《中美新約》，廢除了包括領事裁判權、內河航行權及沿海貿易權等各項治外特權[1]，使中英、中美間在取消長久以來形成的不平等特權上走出了關鍵一步。

李約瑟是受英國文化委員會委派來華從事援助和宣傳活動，他先于1942年秋到美國，期間他與中國駐美大使魏道明，以及胡適、趙元任等學者都有交流。[2]最終，他于1943年2月從印度加爾各答出發，首先來到昆明。在昆明駐留的近一月時間里，他結識了不少中國科學家與學者，包括李書華、湯佩松、吳學周、吳有訓、華羅庚、費孝通、聞一多等人。3月1日，他在西南聯大發表公共演講，之后與梅貽琦共進了午餐，并說“從來沒有吃過這么多這么好的中國菜”[3]。

3月21日，李約瑟乘飛機抵達重慶。工作一段時間之后，他便發現中英科學合作存在不少“潛伏的暗礁”。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卻越來越認為中國是科學的“前哨”，“我們在西方很難想象這里的科學家和技術專家的狀況”[4]。

至于竺可楨與李約瑟的最初相見，應該是在1943年3月30日。當天時任中研院代院長朱家驊約李約瑟在嘉陵賓館晚餐，竺可楨、蔣夢麟、梅貽琦等幾位大學校長作陪。

到了4月2日，竺可楨又在重慶中央黨部聽李約瑟作演講，題目為“Axis Attack on International Science”，“謂德國對于科學方面之趨向為反理智anti-intellecture，為種族主義，為侵略科學，為獨裁主義?！种^一等科學家之被逐者1800人云?！?span style="color:#999999;">（《竺可楨全集8》，539頁）

同年4月25日，中國科學社聘請李約瑟為名譽社員。中國科學社對名譽社員的要求相當苛刻，必須有年會到會成員過半以上同意才可得選。自中國科學社成立以后，總共只有4人當選為名譽社員。[5]當天，應任鴻雋之邀，竺可楨赴李子唄中華文化基金會處午餐，費正清、李約瑟等人均到場。

5月5日中午，竺可楨又到朱家驊處共進午餐，“到企孫、孟真、子競（即周仁）與余共四人。討論英國送李約瑟、陶育禮二教授來華擬派人報聘事。決定組織國際科學研究合作委員會，以研究院五人，合教育部、經濟、交通、農林各部，兵工、航空、衛生、軍醫各局，各派代表二人組織之。擬派陶孟和、吳正之（即吳有訓）二人報聘，并〈至美>〔致英〕國?！?/p>

1943年12月17日晚，竺可楨應新任中研院總干事李書華（字潤章）之約，與李約瑟等人相聚。餐會上李約瑟表示，去遵義的訪問時間將延到三四月。同時表示，中英科學合作館將分為純粹科學、工業、軍事、醫藥四組。

當天，李約瑟又向竺可楨提到，“該館每月可由印度運入400 磅之科學設備。凡大學所要之書籍、儀器，少量可為代運。渠有一萬鎊可以化用。如有研究作品，可以代寄英國。談至九點半散。余即作函與增祿、步青、愛予、時璋。”（《竺可楨全集8》，690頁）

這里的“增祿”即何增祿，時任浙大物理系主任；“步青”指蘇步青，時任數學系主任；“愛予”指王葆仁，時任化學系主任；“時璋”指貝時璋，當時剛任生物系主任。竺可楨發函與此四人，自然是告知李約瑟傳達的消息，請他們考慮各系內是否有相關需求。

兩赴西遷浙大

李約瑟第一次來到浙大是在1944年4月，是他訪問中國東南部學術機構之行的一部分。他們一行4人經貴陽到獨山，再乘鐵路往柳州、桂林和衡陽，再至廣東曲江。然后取道公路，經過江西，最后抵達福建長汀。[6]這次旅行訪問的主要學術機構有中山大學、嶺南大學、廈門大學、福州大學（福建協和大學）、華南女子學院和福建省研究院。[7]

4月10日，李約瑟來到浙大，竺可楨記錄道：

李約瑟 Joseph Needham年四十二，為劍橋大學之生物化學 Reader，能說俄、波、法、德諸國語言，對于中文亦能寫能讀。對于中國對于科學之貢獻尤感興趣。曾在美國斯坦福、加州、耶盧各大學為教授。曾著下列諸書: (1) Science, Religion, Reality 《科學、宗教、實在》，(2)Man,a Machine《人是機器》,(3) The Sceptical Biologist 《懷疑的生物學家》，Chemical Embryology《化學胚胎學》,(4) Adventure before Birth《出生前的冒險》，等等。其〔來〕中國乃由英國外交部 British Council of CulturaI Relations英國文化協會之代表組織 Sino British Science Cooperation Office中英科學合作處。其夫人亦為生物學家，己到中國。氏定明日即去貴陽，轉閩、浙，回途將在遵、湄停一星期云云。(《竺可楨全集9》，74頁)

第二天，竺可楨又送李約瑟至貴陽，然后他們沿著黔桂鐵路繼續旅行。李約瑟第一次訪問浙大為期只有一天，與竺可楨并沒有太多交集，而且他也并未像竺可楨所說的那樣再回遵義、湄潭停留一星期。

李約瑟下半年第二次來到浙大，參加在湄潭舉行的中國科學社成立三十周年年會，期間兩人才有了深入的交流，形成了后來歷時長久的友誼。

年會的召開時間是10月25-26日。10月16日下午，竺可楨先開了科學社年會籌備委員會，“到曉滄、季梁、陳鴻逵（代邦華）、何增祿（代剛復）及朱善培。以本年十月廿五為科學社卅周紀念，故各地社友會均舉行年會于此時。但以廿二為星期日，可到會者較多，故決定湄潭于廿日、廿一兩天舉行。暫時定廿日晨大會，推余主席，下午讀論文，晚演講。廿一日上午社務報告，下午演講。如李約瑟十七八可到，則請李演講。此外，錢琢如亦預備講‘中國古代對于數學之貢獻’。次討論招待李約瑟膳宿問題。余與曉滄及季梁、善培偕至南門外衛生院晤杜宗光，適孫宗彭亦在。衛生院內之房間較小而適于住人，比文廟之大而無當者為好。故決計以衛生院為李及隨從三人之住宿處，并請孫稚蓀覓一李姓廚子。”（《竺可楨全集9》，201頁）考慮可謂周到。

10月22日晚6點，竺可楨與其夫人陳汲至社會服務處，“晤李約瑟夫婦(Joseph Needham及夫人)與劍橋動物學 Lecturer Picken講師畢丹耀、翻譯曹君[8]。”（《竺可楨全集9》，206頁）接著，梅光迪夫婦及郭斌和（字洽周）也來了。談片刻之后，共同在社會服務處晚餐。

第二天，竺可楨與李約瑟一行共同乘車去往湄潭，當晚又約李約瑟夫婦、畢丹耀、曹天欽及貝時璋、舒鴻（字厚信）、杜宗光（湄潭衛生院院長）、鄭曉滄、王琎、胡剛復等人晚餐，決定科學社會議的日程。

10月24日早上9點，李約瑟在學生膳廳演講“科學與民主”，到場約四百人。竺可楨首先就中英科學合作館的目標作了介紹，接著再請李約瑟發表英文演講，由鄭曉滄擔任翻譯?！袄钍资隹茖W與戰爭之關系，次及納粹之失敗由于民主國國防科〔學〕之迎頭趕上，足以證明科學決不為暴虐專制者所利用?。次述及科學之興起在近代，與文藝復〔興〕、宗教革命及商業之興盛有關。商人即中等階級造成資本主義，推翻封建制度，在中國尚未臻此階段。末謂俄國社會主義之成功，己予人以先導。俄國所用于科學之經費，十倍于歐美其他各國(以國家收入作比例)。而近廿年來俄國對于土壤、地質及胚胎學均有顯著之進步，由此可知社會主義并非反科學云云。”（《竺可楨全集9》，207頁）

當天晚上8點又在文廟大成殿請李約瑟發表演講，竺可楨在日記記錄其主題為“中西科學史之比較”，但后來登于《科學》1945年第1期的演講摘要，題目卻是“中國之科學與文化”，并把演講時間誤植為第二天即10月25日 [9] ，造成了李約瑟相繼做過兩場演講的假象。李的講演主要內容則與他在中國農學會上的發言基本一致，討論了中國為何沒有產生近代科學的幾個環境因素。

李約瑟講完之后，竺可楨、鄭曉滄、王琎、錢寶琮、胡剛復等人相繼發言討論。竺認為近代科學本質上是實驗科學，而中國人的動手興趣不強，也是近代科學不能發展的一個原因，這基本上是復述了他在1935年發表的《中國實驗科學不發達的原因》中的內容。

接著王琎談了中國煉丹術的起源，且指出中國古人所用的術語與阿拉伯、西歐相同。而錢寶琮則表示，“中國科學之所不興，由于學以致用為目的，且無綜合抽象之科學，不用deductive演繹方法，更無歸納法”。整個會談“興會甚高”，晚上十一點之后才告結束。

10月25日早上九點在文廟大成殿召開正式的科學社年會。會上李約瑟致辭，表示“謂中英科學合作館與印度加爾各塔 Centre Relation Office中央聯絡局、倫敦外〔交〕部 British Council（Cultural Division）英國文化協會及經濟部 Ministry of Production、華盛頓之 British Central Scientific Office、英國中央科學局，以及駐蘇、法二國英大使館均有關系?！?span style="color:#999999;">（《竺可楨全集9》，208頁）最后，錢寶琮做了主題演講“中國古代數學發展之特點”。

根據鄭曉滄等人后來發于《科學》雜志上的消息報道，25日晚，李約瑟又應竺可楨之約赴宴。竺可楨在當晚講了他最新的研究，即二十八宿之起源。李對論文極感興趣，“將由渠攜去不少篇幅轉交英美發表云”。[10]

不過，竺可楨的日記只說25日晚上學校請膳，未提及其他，他實際上是26日晚上在大成殿做了關于“二十八宿”的演講，歷時約一個半小時。之后，錢寶琮與王琎又分別發言討論。如據竺的日記，李約瑟當場似并無具體評論，或許是會后有所表示。

李約瑟原定于26日即回重慶，但他后來發現年會所提交的生物論文可看的甚多，遂改為28日再走。于是，27日上午臨時又開討論會，由竺可楨主持，請與李約瑟同來的劍橋動物學家畢丹耀（Picken）講生物物理學的進展狀況。下午則在觀音洞舉辦茶話會，到場二十余人，陪同聊天的有不少為浙大生物系的教師，如談家楨、陳鴻逵、吳長春、江希明、仲崇信等，至5點始返。

28日，竺可楨與李約瑟一行共同從湄潭返回遵義。下午，李約瑟在遵義又參觀了浙大史地系，據言“視察史地系尚滿意，渠對地圖及徐霞客三百周紀念事甚注意”。

10月29日上午8點，竺可楨送別李約瑟一行?；氐睫k公室后，竺又致信當時的國民黨遵義專員高文伯，請其通知桐梓招待所為李約瑟定房間。隔了兩天，竺可楨又寄函于李約瑟，盡待客之道。竺可楨在日記中對李約瑟的第二次訪問西遷浙大記錄甚詳，在招待方面也禮數甚周，確實極為重視。

當年12月18日，竺可楨記錄道：“見十二月十六日《貴州日報》載尼德漢〔李約瑟〕 Needham回英國以后在中國大學委員會講演，贊揚我國科學家，并謂聯大、浙大可與牛津、劍橋、哈佛媲美云云。” （《竺可楨全集9》，245頁）

這一評價大約就是浙大自稱為“東方劍橋”的源頭所在。不過，我們并不需要太認真地對待李約瑟的說法。李約瑟當時演講與撰文是為了向西方人介紹中國，自然要將中國的學術機構與西方作一對比，才好讓聽眾能夠獲得簡明的認識。他在1948年發于《自然》雜志的文章中，還將當時中國的《科學》雜志與美國的《科學》、英國的《自然》相提并論，也是一樣的道理。但這些評價并不能代表當時的實際情況。

李約瑟在1945年發表于《自然》雜志上的專文中介紹了貴州及廣西的科學，關于浙江大學，他的描述是，“科學研究很活躍”。接著他談了浙大在生物學、化學、物理學、數學、農學方面的工作，包括貝時璋、談家楨、王葆仁、王琎，王淦昌、何增祿、蘇步青、羅登義、白漢熙和彭溓等人的研究。[11]

竺可楨與李約瑟的一見如故，其中一個原因是竺可楨在當時也相當關心中國古代沒有產生近代科學的問題。遇到李約瑟之前，他在1942年4月于中央訓練團黨政高級訓練班上發表了題為《科學與社會》的演講，前半部分內容便是討論中國古代不能產生科學的原因。在這篇講話中，他提出了三個原因：“（一）兩漢以來，陰陽五行神秘說，迷信之深入人心；（二）數字與度量之不正確；（三）士大夫階級以勞力為苦，不肯動手，因之缺乏實驗。”（《竺可楨全集9》，567-571頁）

值得注意的是，在接觸李約瑟的觀點之后，竺可楨對這個問題的看法顯然發生了很大變化。1945年8月，他在浙江大學做了題為《中國古代何以不能產生近代科學》的演講，認為是中國農村社會的結構與封建思想阻礙了中國發展自然科學。這一說法雖然與李約瑟并不完全相同，但其關注點已經從抽象的思想轉向了廣義的社會環境。

1946年的巴黎之行

竺可楨與李約瑟的第二次長時間來往是在1946年11月的第一屆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會議期間。作為中國代表團的成員，竺可楨于11月4日先從昆明搭飛機至加爾各答。在印度訪問了近一周之后，又乘飛機經埃及、馬賽，于11月13日到達會議所在地巴黎。

到巴黎的當天，竺可楨便得知李約瑟在下午5點半有一個演講，題為“中國近來對于科學之供獻”。不過據介紹李約瑟是以法文演講，故竺可楨未去。但事后，竺可楨卻從聽了演講的李書華處得知，演講語言是英文，似乎略有遺憾。

隔了一天，竺可楨在11月16日與同樣畢業于哈佛大學的知名教育人士瞿菊農（世英）一同拜訪李約瑟，但并未作細談。又隔了一天，竺可楨在18日早上步行前往李約瑟住處(19 Ave. Kleber)，卻因迷路而返，令他相當懊喪。

11月30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召開自然科學組會議，李約瑟作開場報告，據竺可楨說報告相當詳盡，其中一個計劃便是在世界各地設一系列“實地科學合作館”。之后李書華在發言中感謝了李約瑟在中國的工作，并希望合作館能夠順利成立。

12月4日下午1點，竺可楨又與李約瑟、李書華、趙元任，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科學部副主任葉渚沛（也就是李約瑟的副手）等共進午餐，下午3點再赴教科文組織參加大會。

在整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會議期間，竺可楨與李約瑟有多次會面與餐敘，主要所談自然是中國如何參與教科文組織的工作。但李約瑟肯定與竺可楨談過他回到劍橋后，將要從事中國科技史的寫作。李還交給竺可楨一份中國書單，請竺可楨代為購買。

1948年1月13日，竺可楨開了書單給浙大圖書館的沈丹泥，讓其尋找是否有圖書館存有復本，可送給李約瑟的。1月18日，沈丹泥將可送李約瑟的清單交予竺可楨，包括“《夢溪筆談》、《日知錄》、《近思錄》、《明儒學案》、《宋元學案》、《涵芬樓秘笈》、《十駕齋養新錄》、李儼《中國算學史》、《疇人傳》、《碑集傳續》、《碑集傳》、《通志略》、《碑集傳補》、《中國農書》、《通志略》、《書林清話》、《說鄂》、《荀子集解》、《墨子間詁》、《老子道德經》、《枕碧樓叢書》及《古今圖書集成》(不全，1488冊，全1628冊)?！?span style="color:#999999;">（《竺可楨全集11》，18頁）1月21日，竺可楨又在學校的行政會議上討論此事，議決送李約瑟圖書若干。

竺可楨后來又致函李約瑟，表示浙江大學通過英國領事館上海辦公室，寄送了兩箱中文書籍給他。他特別提到，所寄的《古今圖書集成》并不完整，但浙大圖書館所藏也只有這些。竺還表示，浙大所贈的這些書也不過是對中英文化館在1942-1945年間所贈的大量英文圖書與學刊的一個回禮而已。（《竺可楨全集24》，455頁）

這些贈書對李約瑟的寫作幫助極大，在《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的序言中，他特別提到：“我們最慷慨的贊助人是著名的氣象學家、長期擔任浙江大學校長（現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的竺可楨博士。在我將離開中國的時候，他勸說許多朋友檢尋書籍副本，因此在我回到劍橋后不久，整箱整箱的書就運到了，其中包括一部《古今圖書集成》（1726年）。”接著李又說：“由于他的介紹，我認識了錢寶琮（及李儼——最杰出的兩位中國數學史家）和王琎（他刻苦鉆研冶金史和化學史）”。[12]

建立中國自然科學史研究室

竺可楨擔任中科院副院長之后，便一直關注和推動中國科學史的研究工作。

李約瑟于1950年10月26日致信竺可楨，但他不知道竺已經去了北京，仍然將信寄到了浙江大學。在信中，李約瑟希望將他附上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目錄譯成中文，讓更多的中國學者知曉。

當竺可楨輾轉收到此信后，1951年1月13日，他與李四光談到李約瑟寄來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目錄，認為關于中國科學史應該有一個委員會，將來有機會再成立研究室，“而同時對于各種問題，如近來《人民日報》要稿問題，可以解決?！?span style="color:#999999;">（《竺可楨全集12》，270頁）

接著，竺可楨再于2月16日回函給李約瑟，并推薦了8位相關領域的專家，請李約瑟函詢他們。[13]這一推薦顯然是經過慎重思考的，竺可楨所做的實際上已經超過了李約瑟提出的要求。

至于竺可楨在日記所提的《人民日報》要稿問題，指的是1951 年元旦，《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其中引用了《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一書中關于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的論述，“用指南針、造紙法、印刷術和火藥的發明和應用來證明‘中國是世界文明發達最早的國家之一’”。

之后，《人民日報》便約請錢偉長、華羅庚、梁思成、竺可楨等人撰寫關于中國古代科技成就的文章。[14]后來，四人分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文章，竺可楨對另三人文章的評價是，“梁文最長，亦最有權威性，錢文錯誤甚多，華文也不見佳”。

2月10日，竺可楨開始寫作《中國古代在天文學上的偉大貢獻》一文，19日完稿后交由秘書處處長黃宗甄抄寫，21日將稿件交給《人民日報》文教部的陳柏生。竺可楨在2月24與25日又對文章作了修訂，增加了六七百字，但25日《人民日報》上已經發表了前半部分，未及修改。3月1日，他收到了《人民日報》的稿費，共八十萬元，“為余意料所不及之大”。作為對比，當天竺可楨還去理了發，用了7000元。后來，該文的修訂版又發表于1951年3月份的《科學普及工作》。

1954年8月，中科院通過中國自然科學史研究委員會名單，由竺可楨任主任委員，葉企孫、侯外廬任副主任委員，這也正是《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的出版時間。而該委員會的第二次會議，即是討論議組織有關人員評介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

受李約瑟的影響，委員會又計劃組織人員撰著一套《中國古代自然科學及技術史》。先由葉企孫起草了該書第一編分章草案說明。[15]綜上所述，可以說，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的出版本身便推動了新中國的中國科學史研究。

在新中國自然科學史研究的起步時期，與李約瑟相關的另一件事，則是1956年在意大利召開的第八屆國際科學史大會。

國際科學史大會首辦于1929年，地點是在巴黎。李約瑟是會議的熱情參與者，早在1931年的第二屆大會上，他便是理事會成員。[16]1955年8月，李約瑟受大會之邀致信郭沫若院長，邀請中國參加此次大會。中科院一開始準備拒絕邀請，后來在上級機構的建議下，才改為同意派團參加。[17]最后敲定以竺可楨為團長，一行五人參加大會。

1956年7月2日，竺可楨召開科學史委員會，討論了科學史大會的事宜。人選已派定，但是提交的論文卻無著落。后來他便計劃自己提交一篇論文，也就是《論二十八宿之起源》的修訂版。

為翻譯修訂此文，竺可楨又開始研究相關文獻。7月21日，他讀了錢寶琮的“《二十八宿》文和《甘石星經》文，覺錢《二十八宿》文很有理由，許多地方較我1946文為可靠”。

7月29日，他讀了日本《東方學報》上善波周的《二十八宿吠陀成立年代》，表示“文共33頁，但內容并不那么精彩，材料還豐富，因所作結論不是那么清晰而能令人信服。他以為印度二十八宿是起源很早的，以吠陀Veda經為根據，以為最遲紀元前十三世紀已有了二十八宿?！?span style="color:#999999;">（《竺可楨全集14》，379頁）

第二天，竺可楨又到科學院談會議事宜，“論文有錢寶琮《授時歷》、李儼的《內插法》、錢臨照的《墨子光學》和劉仙洲《中國古代鐘》文。我擬寫一篇《二十八宿之起源》文?！?/p>

8月1日下午，竺可楨開始寫文章。8月3日，他坐車趕到青島。此次出京，主要是為了參加中國科學院和高等教育部共同主持的遺傳學座談會。[18]

會議開始時間是8月10日，所以他在8月5日繼續趕寫文章，至晚上完成初稿，約三千多字。6日，他請海洋室打印兩份，一份寄北京印單行本，供出國開會用，另一份則交歷史二所，請錢寶琮、葉企孫審閱。

代表團一行于8月20日從西郊機場出發，先到達蘇聯伊爾庫茨克，第二天到莫斯科。他們在莫斯科一邊等待意大利方面發放簽證，一邊參訪了莫斯科的各個學術機構與展覽館。8月25日，他們還參加了在莫斯科召開的國際地球物理年會議。

9月1日，代表團抵達佛羅倫薩。9月2日早上9點，竺可楨即至李約瑟寓所，“李方起，與其夫人及魯桂珍均尚未早餐”。10點，他們一起到科學史大會會場交納會務費。

會議是從3日開始，竺可楨的報告安排在6日早上。作完報告后，竺可楨又至李約瑟處午餐。9日會議結束，李約瑟一行早上便來告別，因為他們要開車回英國。

大會結束之后，竺可楨一行接著參訪了那不勒斯、羅馬、伯爾尼，以及瑞士、捷克等地，最后仍由莫斯科經伊爾庫茨克回國，時間已經是9月30日了。

同年10月20日，竺可楨在自然科學史委員會作了參加國際科學史大會的報告，接著“討論建立中國自然科學史研究室的計劃，預備先行成立數學、天文、地理三組，并預備從1957起出版《中國科學史專刊》，年四期”。(《竺可楨全集14》，436頁）竺可楨所擔憂的一個問題是請誰擔任研究室主任，在他看來，李儼與錢寶琮并不適合于行政，似乎更矚意葉企孫和譚其驤，但葉企孫工作太忙，而復旦則不同意調動譚其驤。

11月6日，竺可楨在中科院常委會上作了關于自然科學史研究室籌備方案的報告。1957年元旦，中國自然科學史研究室正式成立，主任為李儼。

接待李約瑟訪華

新中國成立之后，李約瑟共有8次訪華行程，其中前4次，均與竺可楨有交集。

1952年6月，李約瑟作為國際科學調查委員會的成員，來華調查美國是否在朝鮮戰爭中使用生物武器。6月22日晚上，由郭沫若院長出面，在北京飯店招待李約瑟一行。竺可楨與李約瑟同桌，席間得知《中國科學技術史》已經完成4卷。

接下去幾天，竺可楨與李約瑟有多次會面和餐敘，直到調查委員會一行赴東北和朝鮮考察。李約瑟在8月下旬返回北京之后，竺可楨又在24日約他在家午膳。8月31日，國際科學委員會在臺基廠九號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舉行了報告書的簽字儀式，竺可楨也到場觀摩。

李約瑟此次訪問中國以公事為主，且《中國科學技術史》尚未正式出版，不過李約瑟當時還自信地向他透露，全書7卷的工作可在兩年內全部完成。盡管竺可楨與他有不少見面機會，但涉及科技史的內容應該并不多。

1958年6月，李約瑟第二次訪問中國。這次他呆的時間更長一些，為期70余天，除北京之外，還走訪了濟南、上海、南京、重慶、成都、蘭州、酒泉、西安、武功及鄭州、開封等地。

1958年1月，李約瑟致信郭沫若，表示可以在5月中旬到達中國。除了走訪考察之外，李約瑟還想拜訪西北農學院的石聲漢，并有邀請石聲漢去英國，代替王鈴共編《中國科學技術史》的想法。這或許是因為他在1957年讀到了石聲漢關于《齊民要術》的相關研究，非常欣賞。不過據竺可楨了解，石聲漢身體不佳，且學校也不愿放人。另一人選是武漢大學化學教授張資珙，但卻有“右派”嫌疑。

竺可楨所提到的張資珙，1930年畢業于霍普金斯大學，回國后即擔任廈門大學理學院院長。他曾于1944-1946年赴英國講學，主講便是中國科學史。在英國期間，他還希望與英國科學史家Herbert Chatley合作，共同編輯英文《中國天文學與歷法史論文集》( Collection of Essays on History of Chinese Astronomy and Calendar Making），其中也打算收錄竺可楨的《二十八宿起源之地點與時代》等文章。[19]不過此一構想的書似乎沒有正式出版。

回國之后，張資珙從1947年起擔任武漢大學教授，直到不幸過世。李約瑟與張資珙是老友，兩人1943年在重慶時便相識，且保持了長久的友誼，李的書房中一直掛著張資珙的照片。[20]另據竺可楨所記，張資珙1945年在劍橋時，應李約瑟之約作過一個演講，題為“Taoist Though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道家思想和科學發展》。（《竺可楨全集13》，417頁）

同年2月，竺可楨回信給李約瑟，表示歡迎他來京，并請他先訪問中科院在廣州和漢口的研究所，同時亦說明石聲漢赴英或許有些困難。[21]（《竺可楨全集3》，431-432頁）

5月22日上午，竺可楨約侯外廬、葉企孫、錢寶琮、李儼、謝鑫鶴、王振鐸等人談招待李約瑟之事。6月1日下午，竺可楨與李儼等在東郊機場接機。晚宴則安排在第二天，參加者有冀朝鼎、侯外廬、錢三強、華羅庚、周培源、錢寶琮、李儼、葉企孫、王天木、夏鼐、楚圖南等人。

6月6日，李約瑟在北大作報告，談中國古代科學的成就和西方的關系。6月10日，竺可楨又約李約瑟在中科院作報告，題為The Rise of Modern Science and Its Background in Europe and China。6月15日，竺可楨去上海，恰與從濟南至上海參觀的李約瑟坐同一班飛機，兩人又有一番愉快的交談。

7月23日，李約瑟來到武功縣西北農學院，與石聲漢相會。據言兩人在會談之前，“領導專門找石談話，規定了會見時的談話內容。石曾提出擬以英文會話，但被拒絕了?！?span style="color:#999999;">[22]

據石聲漢之子石定機先生的回憶，在當天會談中，李約瑟便提出邀請石聲漢赴劍橋撰寫《中國科學技術史》農業史部分，但被婉拒。[23]又據言，李約瑟回到北京后，李約瑟曾經向中國科學院領導提出類似請求，同樣無果。[24]其背后原因，究竟是政治性的，還是如竺可楨所言，只是因為石聲漢身體不好及學校不愿放人，難以判斷，或許兩者都有。不過，至少竺可楨本人是愿意推動此事的。

石聲漢與李約瑟同樣有著幾十年的友誼。李約瑟1964年訪華期間，石聲漢與西北農學院院長辛樹幟在北京開會。大概是得知了李約瑟在華，兩人于8月16日登門拜訪竺可楨，詢問李約瑟何時去西安。竺可楨托人打聽后得知，李約瑟已經去了西安，會在22日離開，便請科學史室的黃煒以電話告知辛樹幟。后來兩位老友是否在西安重聚，似乎并不清楚。2008年出版的《石聲漢農史論文集》中附有他的簡單生平年表，也并未提到此事。

7月31日，竺可楨與回到北京的李約瑟一行共進晚餐。李約瑟談到他的一路訪問，竺可楨記錄道：“李研究了甘肅一帶的牛車、馬車上的color harness,中國北魏已有，歐洲到十三世紀。獨輪車，相傳是孔明發明，現知戰國時已有，歐洲已到十三世紀才有。”（《竺可楨全集15》，149頁）

在此次中國之行中，李約瑟又一次拜訪了敦煌千佛洞，并興奮地寫下一首長詩，其中有這樣的句子：

如今晨曦初上，沙漠中孤獨的旅人，

像古代一樣，依然聽到莫高窟的鐘聲。

但是這鐘聲象征著中國人民的新生，

他們一切都有保障，不再為生活的必需擔心。[25]

1960年1月17日，竺可楨閱讀了《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三卷，這是由李約瑟通過劍橋大學出版處贈送的。他記載道：“今天看了地學這一部分，此部又分為地理與地圖、地質、地震、礦物（包括地植物、地化學等）,再加索引。李閱書之淵博殆無倫比，如講異域志，周去非《嶺外代答》、趙汝適《諸蕃志》、周達觀《真臘風土記》是見過的，但王玄策《中天竺國圖》、康泰《吳時外國傳》、朱權《異域圖志》,不但未見其書，甚至不知其名。尤重要者，能將西洋和中國同時期的成就作一對比。”（《竺可楨全集15》，571頁）

第二天，他致函與李約瑟，感謝他在第三卷中致謝了他與李四光。實際上，李約瑟給他的信是寄出于上一年的12月9日，不過由于竺可楨年底的工作繁忙，且離京了一段時間，所以讀到該書的時間晚了一個月左右。在《竺可楨全集》中，這封回函所標注的回復時間是1960年1月9日，或許有誤。

第三次訪問新中國是在1964年7月，李約瑟以英中友好協會會長的身份，應中國人民對外文化交流協會楚圖南會長之約赴華。在李約瑟本人所擬定的訪問計劃中，他希望參觀的內容包括安徽的洪澤湖、山陰水道，浙江的茶葉工業、絲織業、釀酒、豆腐、海塘與傳統船舶，江西的瓷器業，福建的茶葉業、漆器業、河南的古天文臺、三門峽，山西的傳統鋼鐵產品，山東的大運河，云南的傳統產礦和冶金術等。[26]

在李約瑟1949年之后的訪華行程中，此次考察的歷時最長，整整三個月，同時中方的接待規格也是最高的。這與當時中國正在安排建國十五周年的大慶，希望有盡可能多的外國友人到訪參觀有關。

7月3日下午，竺可楨與郭沫若、侯外廬、錢寶琮、楚圖南、黃煒等一行在機場接機。李約瑟到后，當天安排在人民大會堂浙江廳共進晚餐。據竺可楨記載，李約瑟本來希望能夠訪問十六個省，但當時海南島還尚未開放，所以具體行程還要與他當面商議。

7月8日，竺可楨到科學院，與中國自然科學史研究室的負責人黃煒談李約瑟的行程計劃。李約瑟在京停留大約兩星期，“約定于下星期一（十三日）我陪同赴香山和碧云寺、植物園，在香山中膳”。(《竺可楨全集17》,177頁）可在13日當天，由于下雨，赴香山的計劃并未實現。竺可楨只是陪李約瑟坐談了一個小時，并在帥府園全聚德（即今全聚德王府井店）共進午餐。

7月22日，李約瑟受邀在建國門內中科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發表演講，題為“在中國和西歐‘時’的概念與學術發展的關系”。(《竺可楨全集17》,187頁）由于當天恰有人大常委報告，竺可楨未去聽講，但在事后閱讀了演講記錄稿。

之后，李約瑟一行便離開北京訪問中國各地。當他來到西安的孔廟，又作詩留念：

我希望，我希望，

我的中國朋友們，要保持孔夫子對人的信念，正義的信念。

……

考驗著人們的肉體和靈魂，甚至會毀滅一切眾生。

因此，我們必須求得最終的平衡……

讓中國大聲疾呼！人民文化萬歲！

萬流歸海，讓友好的精神遍滿全球。[27]

從中可見李約瑟的世界主義和浪漫主義精神。

李約瑟一行于9月下旬回到北京之后，竺可楨又約他們在29日到家中喝茶。國慶10月1日當晚，竺可楨夫婦在天安門樓上看放焰火，遇到了李約瑟夫婦，“適毛主席于八點坐臺，他和臺上立在后排的人員均握手，我為介紹李約瑟夫婦?！?span style="color:#999999;">[28]（《竺可楨全集17》，253頁）這并非兩人第一次見面，在1952年的那次訪華中，毛澤東和周恩來等領導人便在中南海會見了國際科學委員會全體成員。

1964年的訪華，除了與《中國科學技術史》有關的考察事宜之外，李約瑟也與中方商談了英中友好協會的相關問題。英中友好協會是由李約瑟于1950年發起建立的民間組織，他本人自任會長。簡而言之，在當時的背景下協會已經分裂，李約瑟計劃另建立一對華友好組織，也就是于1965年成立的“英中了解協會”。[29]

1969年，李約瑟兩次致信郭沫若，表達了再次訪問中國的意愿。在第二封信中，李約瑟特別提及，“也許您已經知道，我最近當選為‘英中了解協會’的會長，我以前的‘主席’之職已由我們共同的朋友戴利克·勃賴恩充任?！?span style="color:#999999;">[30]

11月28日，郭沫若致電竺可楨，詢問了李約瑟之前訪華的情況。事實上，郭沫若在1940年代的重慶時期便與李約瑟相識，也算是多年老友，1949年之后與李約瑟又有過多次交往，不可能如此健忘，打電話給竺可楨更多只是一種形式上的確認。當天，竺可楨又寫一函，以書面形式回復了相關問題。

只是由于當時的國內因素，郭沫若回信李約瑟，表示希望訪問時間能推遲一兩年。于是在1971年3月，李約瑟再次致信郭沫若，詢問訪華事宜，并得到了正面答復。最終，此次行程安排在了1972年7月，為期約7周。

竺可楨記載道，李約瑟一行于7月11日抵京，“晚6:20和允敏、文雄（竺之秘書沈文雄）乘車赴南門外全聚德（即全聚德前門店），和吳老夫婦宴請Joseph Needham夫婦和魯桂珍，到郝夢筆、馬家駿、林镕、夏鼐、鄒承魯、陳冰、沈文雄及翻譯錢皓等。李約瑟夫婦、魯桂珍于7:00到?！?span style="color:#999999;">（《竺可楨全集21》，144頁）后來，李約瑟等還參加了八一建軍節的晚會。

李約瑟的這次訪問，是在尼克松訪華之后。當時中美關系趨向好轉，中科院在這一時間段邀請了不少西方學者來訪，招待工作較為繁忙。7月12日晚，郭沫基、竺可楨等一百余人宴請了來華的美國華人科學家團體，包括任之恭、林家翹、王浩、劉子健等十余人及家屬。

當年4月初，中科院外事組還特地致函竺可楨，詢問這批科學家的歷史及政治態度等情況。竺可楨于4月18日回信表示，他只認識林家翹、任之恭、戴振鐸、葉楷和郭曉嵐，且二十年都沒有通過信。（《竺可楨全集24》，731頁）從后來的行程安排來看，中方對該訪問團的接待規格相當高，實際上是把它當作了又一場重要的中美非官方外交活動。

8月7日晚，竺可楨宴請了來華訪問的諾貝爾獎得主Dorothy Hodgkin（多蘿西·霍奇金）。第二天中午，竺與童第周等人又在豐澤園飯店宴請了天普大學生物系教授牛滿江。

由于招待過于密集，且有時會插入臨時行程安排，竺可楨不禁抱怨道，“美籍科學家今夏回國不少的人，我們招待要有一系統?？茖W院只能管外〔交〕部外事組事先指定招待的人”。

另一方面，竺可楨此時的身體已經大不如前，時常去醫院看病，且行動也不佳。8月9日，竺應郭沫若之邀陪同多蘿西·霍奇金參觀頤和園的時候，“今天我已走不動從大門進口。但事先院通知車子可從后門開到石舫，從石舫到黃鸝廳走一段路?！贝蟾懦鲇谶@些原因，竺可楨與李約瑟在這段時間并無太多碰面。

從李約瑟的四次訪華來看，中方的高規格接待顯然是有著學術之外的目的，希望通過李約瑟這樣具有高知名度的學者，宣傳新中國的主張，并建立和維系與西方的民間外交渠道。實際上，所謂的“李約瑟難題”在國際學界的回響是有限的，而它在中文世界所制造的巨大且持久的影響，當然存在著純粹學術之外的推波助瀾。

不過對竺可楨來說，他更為關注的還是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寫作工作。在1952年招待李約瑟期間，正值中科院進行思想改造運動。7月30日在竺可楨作自我檢討時，嚴濟慈批評他“對細菌戰不作宣傳。設航空研究所要等錢學森。事務主義，最注意小事情”。（《竺可楨全集12》，666頁）

確實，在許多“小事情”上，竺可楨為李約瑟提供了幫助。李約瑟1952年訪問新中國時，為寫作《中國科學技術史》而在琉璃廠購買了一批古籍（《續資治通鑒長編》）。為了能夠攜帶至英國，他于9月初寫信給竺可楨，希望能幫助辦理古籍出境許可證。后來這批書在10月18日由北京郵局寄往英國劍橋大學圖書館，并應李約瑟的請求，附寄了《毛澤東選集》與劉少奇的相關作品。（《竺可楨全集24》，529-533頁）

訃告

竺可楨過世之后，李約瑟在《自然》雜志上撰文紀念，提到他們初次見面是在1944年的貴州湄潭。這顯然是記憶有誤，早在1943年，他們便已經有數次交會。

李約瑟這篇“訃告”還有些奇怪的錯誤，比如說竺可楨1917年在伊利諾斯大學就學，這或許是因為當時手頭并無相關資料，僅憑記憶而致，當然這些也可能只是翻譯問題。

在文章的最后，李約瑟提及兩件特別難忘之事，一是他們1944年在遵義受到熱烈歡迎，“用當地做的、在松針堆上蒸煮的可口包子款待我們”；二則是1956年，竺可楨率團參加第八屆國際科學史大會。“我們大家去訪問了達·芬奇出生的農莊以表敬仰；還參觀了達·芬奇創作博物館所在地的小城鎮城堡”。最后他看到竺可楨及其一行滿載著當地佳釀去乘公共汽車，給他“留下最愉快的一個回憶”。[31]

關于吃包子一事，竺可楨也有記錄。在當年的10月23日早上，他“九點偕李約瑟及其夫人Dorothy與Picken、曹君，五人同至大眾餐廳早餐。吃蒸籠餃子，甜者一百余元、咸者八十元，又水晶包子十元一個，雞蛋約二十個。共吃660元左右，可稱貴矣?！?span style="color:#999999;">（《竺可楨全集9》，206頁）

而關于1956年的第二件事，竺可楨卻只記載道：“乘車赴城南達·芬奇家鄉芬奇村Lconardo House at Anchiano。并至Vinci村的老堡Antica Costella看達·芬奇的博物館陳列，又至村中茶點?！边@與李約瑟說的“滿載著當地佳釀”實在是相去甚遠。

[1] 吳景平，《中美平等新約談判述評》，《抗日戰爭研究》,1994年02期，第51-72頁

[2] 段異兵，《李約瑟赴華工作身份》，《中國科技史料》,2004年03期，第14-23頁

[3] 李約瑟，李大斐 編著，《李約瑟游記》，1999，貴州人民出版社，第19頁

[4] 李約瑟，李大斐 編著，《李約瑟游記》，1999，貴州人民出版社，第42頁

[5] 參閱，范鐵權，《民國科學社團發展變遷》，自然辯證法研究. 2005(03)，第107-110頁

[6] 李約瑟，李大斐 編著，《李約瑟游記》，1999，貴州人民出版社，第215頁

[7] 李約瑟，李大斐 編著，《李約瑟游記》，1999，貴州人民出版社，第228-235頁

[8] 即李約瑟的第二任秘書曹天欽。

[9] 王錢國忠 編，《李約瑟文獻50年》，1999，貴州人民出版社，第335-336頁

[10] 王錢國忠 編，《李約瑟文獻50年》，1999，貴州人民出版社，第14-15頁

[11] 李約瑟，李大斐 編著，《李約瑟游記》，1999，貴州人民出版社，第208-2069頁

[12] 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 第一卷》，2018，科學出版社，第10-11頁

[13] 王淼，趙靜，《李約瑟與竺可楨往來書信(1950-1951)》，·《廣西民族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20年01期，第30-35頁

[14] 張柏春，李明洋，《中國科學技術史研究70年》，中國科學院院刊，2019年第9期，第1071-1084頁

[15] 郭金海，《竺可楨與新中國的科學史研究事業》，廣西民族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 2013年第2期，第14-20頁

[16] 王國忠，《李約瑟與中國》，1992，上?？茖W普及出版社，第40頁

[17] 尹玉潔，朱慧涓，《中國代表團首次參加國際科學史大會始末》，《中國科技史雜志》,2019年04期，第94-104頁

[18] 樊洪業 主編，《中國科學院編年史》，1999，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第70-71頁

[19] 王細榮，《張資珙的中國科學史研究分析》，《科學技術哲學研究》， 2011年02期，第82-86頁

[20] 王治浩，《化學教育家和化學史家張資珙》，《中國科技史料》,2004年04期，第283-291頁

[21] 在《竺可楨全集》中，第3卷收錄了此信的中文版，標注時間為1958年4月。第24卷則收錄了此信的英文版，內容更為詳細，標注時間為1958年2月26日。由于英文版為原文件，且是由李約瑟研究所收藏，當為準確時間。中文版應該是中科院事后進行歸檔的翻譯件?！扼每蓸E全集》中第3卷和第4章收錄的相關函件，有不少都是此類文件，上面所標的時間只能理解為翻譯或歸檔時間。

[22] 王思明，《李約瑟與中國農史學家》，中國農史，2010年第4期，第3-13頁

[23] 王國忠，《李約瑟與中國》，1992，上?？茖W普及出版社，第40頁

[24] 王思明，《李約瑟與中國農史學家》，《中國農史》, 2010年04期，第3-13頁

[25]  李約瑟，《四海為家》，1987，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第161-162頁

[26] 王錢國忠 編，《李約瑟文獻50年》，1999，貴州人民出版社，第79-81頁

[27] 李約瑟，《四海為家》，1987，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第112頁

[28] 在1969年11月28日竺可楨致郭沫若的函件中，他的回憶則為當天李約瑟是“由周總理介紹和毛主席握了手”。

[29] 王勇忠，《李約瑟1964年訪華之旅再探》，《科學文化評論》，2021第 3 期，第26-35頁

[30] 李斌，《李約瑟1972年訪華始末》，《傳記文學》，2020(01)，第92-102頁

[31] 王錢國忠 編，《李約瑟文獻50年》，1999，貴州人民出版社，第26-2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