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回憶起來，上世紀八十年代末，舊書業尚處于“有錢就有貨”的美好時光。我的朋友陸昕（代表作《閑話藏書》），就是那個時候開始買舊書的。陸昕買舊書很特別，慢悠悠地和店員聊著閑話，店員也知道陸昕要找的是新文學舊版書，總是從庫房里給他找書，這些書門市上是不擺出來的，價錢自然要貴上幾成。某天店員給陸昕拿來俞平伯的《憶》，一般的舊書十塊錢頂天了，可店員說：“這書少見，得要三十塊。”那個時候我不大買舊書，倒是對民國雜志一見傾心，相知相守三十年，至今不改初衷。最初入手的是林語堂主辦的三種小品文雜志，《宇宙風》《論語》和《人間世》。接下來，上海抗戰時期所出《天地》《風雨談》《萬象》《魯迅風》《雜志》等刊物相繼落掌。禁不住要夸獎自己一句，沒交一分錢學費，沒走一步冤枉路，所購期刊雜志，自成專題，自成系列。

這些非主流的期刊雜志，帶給我全新的閱讀感受，同時帶來許多非主流的連名字也沒聽說過的作家和編輯，如文載道（金性堯）、周黎庵（周劭）、柳雨生（柳存仁），周越然、紀果庵、蘇青（馮和儀），還有陶亢德。自己偏愛雜志，因此見到文載道所寫《期刊過眼錄》（載《古今》）、陶亢德所寫《談雜志》（載《風雨談》）更是必搶讀而后快。《期刊過眼錄》于我有購刊指南之作用，極其羨慕文載道所藏一百六十余種全份舊雜志。曾經冒昧地給金性堯先生去信，金先生稱所藏早已“片甲不存”。陶亢德《談雜志》載《風雨談》創刊號，偏偏我缺，欲讀而不得，很著急。已故藏書家倪墨炎先生當年主編《書城》，很好看的讀書刊物，我想投稿，這樣與倪墨炎先生來往了幾回信。倪先生送我《風雨談》第一、二期，我終于讀到了《談雜志》。讀過之后，略有失望，陶亢德的“談”與金性堯的“經眼”不是一回事。陶亢德題目應改為《談談我編過的雜志》，那樣的話，我就不至于著急上火“先睹為快”了。陶亢德說：“自民國二十年起到三十年為止，我參與過的，共同發起的，主編的，手創的雜志，仔細算算已經十有四個，其中除一二個之外，其余的可說與我都大有關系。”陶亢德說這番話是在1943年4月，所謂“十四個”，后來有增加。

最近，青年學人祝淳翔編輯《陶亢德文存》，我獲贈一套，非常高興和感激。陶亢德女兒陶潔女士說：“我當時并不知道有一群年輕人對民國時期的文學有興趣，其中就有小祝和他的朋友宋希於。”（《寫在〈陶亢德文存〉出版之際》）早些時候，宋希於告訴我，1948年出版的《好文章》雜志乃陶亢德所編。想起十年前我寫《〈好文章〉作者小考》之時，所據資料只有那么少的幾句話：“為了解決他們的生計（陶亢德柳雨生等），有個出版社愿意為他們出版一個小本子叢刊，條件是：內容不得觸犯時忌，不能用真名。”如今確定為陶亢德所主編，功勞應歸于“小祝和他的朋友宋希於”。我也來蹭一點喜氣吧，那天宋希於把“熱氣騰騰剛出鍋”的《陶亢德文存》遞給我時，我問他：“年紀輕輕為啥對那一時期的人物如此有興趣？”小宋的回答大出意外：“我是看了您寫的《北平何挹彭藏書記》后開始關注的。”果不其然，小宋對何挹彭生平的深入考索，遠遠超過我的所知。

論實干，我干不過年輕人啦，一百萬字的《陶亢德文存》乃祝淳翔一個字一個字地用電腦敲出來的，真了不起。看得見的只是表面上的一百萬字，看不見的心血還有許多呢，陶潔說：“因此，要肯定一個筆名，小祝需要做很多考證工作。”對《陶亢德文存》的問世，之前我“樂觀其成”，之后我“坐享其成”。良辰吉日之際，我來做一件久已有意的事情，數一數陶亢德編過的期刊雜志，我實際擁有多少。陶亢德生于1908年11月8日，整整一百一十年之后的今夜，月明星稀，萬籟俱寂，“夢醒我自披衣開窗坐，誰知我此時一點相思情”。

據祝淳翔的考核統計，陶亢德參與其事的刊物，大致有這些：《白華》《生活周刊》《星期三》《論語》《人間世》《宇宙風》《宇宙風乙刊》《西風》《宇宙風·西風·逸經非常時期聯合旬刊》《大風》《天下事》《天下事港刊》《古今》《中華周報》《東西》《風雨談》《中華月報》《好文章》。這些刊物里《白華》我一本沒有，連名字也是剛剛知道。其余十七種寒舍均有存藏，全套無缺首尾相接的是九種，自忖成績很不壞。

我不大喜歡《生活周刊》，盡管它聞名遐邇。林語堂旗下的《論語》《宇宙風》《人間世》三大雜志，我認為非常之棒。《宇宙風》總出一百五十二期（1935年至1947年），收集全了的難度不亞于十秒內跑完一百米。因為抗戰的緣故，《宇宙風》后面的一百多期，一直處于顛沛流離、居無定所的狀態（上海—廣州—香港—桂林—重慶—廣州），既便是上海的老訂戶也難以集全。陶亢德晚年在回憶錄里說：“《論語》《人間世》《宇宙風》三個刊物縱有千錯萬不是，可也有它們的一定的業績貢獻。這些貢獻影響之大，我在前半生是意想不到。”哪里有什么“千錯萬不是”？哪一寸國土是由《論語》手里丟掉的？哪一個戰士因為讀了《宇宙風》而喪失斗志？哪一位讀者因為讀了《人間世》而玩世不恭？抗戰時期一直不間斷出版、頑強地堅持到抗戰勝利的文學刊物，請問，除了《宇宙風》，還有第二家么？

不僅如此，《宇宙風》為了保存抗戰烽火中的文學陣地，還出版了五十六期《宇宙風乙刊》，還出版了七期《宇宙風·西風·逸經非常時期聯合旬刊》。一直被主流學界詬病的“論語派”文人們，“平日袖手談心性”，真到了裉節兒上，大多數人并未忘記“臨危一死報君王”之古風。

寫到這兒，我插一個與“論語派”不相干的例子，來說明“厚此薄彼”的不公平。巴金主編的《文叢》也是一個“且撤且出刊”的光榮戰例，也是抗戰時期作家們英勇無畏的表現。《文叢》在上海創刊，出到第五期（1937年7月15日）因“七七事變”停刊。1938年5月轉移到廣州《文叢》復刊，復刊出了三期，局勢又趨緊張：“為了敵人狂暴的轟炸，使我們的工作無法繼續下去，于是有兩個月了，《文叢》沒有能依時出版。”12月20日《文叢》撤到桂林續出第四期。第四期上巴金在“寫給讀者”中悲憤交加地訴說：

本期《文叢》付印時……，我以為在十月二十日以前一定可以看見它擺在廣州市內的書店里。可是稿子還沒有全部排好，大亞灣的炮聲就隆隆地響了。我每天幾次炮去印局催促，回來連夜閱改校樣，結果也只能在十月十九日的傍晚得到全部紙型。那時敵騎早已越過增墻，警察也沿街高呼過“疏散人口”了。第二天夜里我們就倉皇地離開了廣州。我除了簡單的行李外還帶了本期《文叢》的紙型，我就帶出這一付紙型！21期的《烽火》雖已全部排竣，可是沒有被制成紙型的幸運，便被毀在21日廣州市的大火中了。我帶著紙型走過不少的地方，在敵人的接連不斷的轟炸下居然沒有把它遺失或損壞，這倒是我料想不到的。現在能夠將它澆成鉛版，印成書冊，散布出去，在我也算是了卻一個責任。我自然是高興的。這本薄薄的刊物的印出，雖然對于抗戰的偉業無何種貢獻，但它也可以作為對于敵人的暴力的一個答復：我們的文化是任何暴力所不能夠摧殘的。十一月二十五日在桂林。

遺憾的是陶亢德沒有機會來訴說與巴金相同的經歷，便被歷史的漩渦卷入深淵。

《大風》《天下事》《天下事港刊》《人世間》四本刊物，抗戰的氣氛非常濃烈。《大風》發刊詞尤為壯懷激烈：“《大風》旬刊之產生，籌備之經過，簡略報告，數言可盡。溯自盧溝橋事變發生，民族存亡之大決戰開始。平津冀綏晉滬杭相繼失守。文化事業，最受摧殘。我同人等既從事文化事業，何能袖手旁觀而輕卸為國為民之責？”守土之責，文人理應承擔一份，惟“相繼失守”之后，守土與守節，文人即面臨“不可承受之責”，真正能夠做的實在有限，幸與不幸，難說得很。《大風》堅持出版了一百零一期，要知道，就算是和平時期，一百期也是文學刊物難以逾越的大關。

《陶亢德文存》帶給我的意外之喜不止上述這些，祝淳翔發掘出二十來歲的陶亢德竟然在《紅玫瑰》雜志上發表過大量短篇小說。我作為雜志癖者，欣然宣布，《紅玫瑰》雜志總出二百八十八期，寒舍存藏二百二十八期，陶亢德少作悉數在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