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50年代初，毛主席接見全國勞模上海姑娘黃寶妹，這本應該是無比幸福的時刻，但黃寶妹因為聽不懂毛主席說的湖南話而感到有些遺憾。

那個年代，語言經常成為人們相互交流的一個障礙，為了使全國人民有一種可以通行的語言，1956年2月，國務院發出了在全國推廣普通話的指示。當時，上海的普通話推廣活動開展得轟轟烈烈。到了80年代，普通話的推廣活動再次在全國掀起了熱潮。2000年以后，隨著大量外來人口進入上海，普通話逐漸成為這座城市人們日常交流的主要語言。

只會說方言造成的尷尬

1955年寒冬的一天，上海國棉十七廠的全國勞模黃寶妹忽然接到去上海總工會參加座談會的通知，她匆匆趕到當時的中蘇友好大廈才知道，自己即將接受毛主席的接見。

然而，黃寶妹很快發現，毛主席說的話她基本聽不懂，而她說的毛主席更聽不懂。

黃寶妹回憶那時的情景說：“他問我哪里人，我說浦東人，毛主席以為是普通人，他看看陳市長，陳市長說浦東就在黃浦江那邊。他問我做什么工作，我說我是紡織工人，他又看看陳市長，陳市長又向他介紹了，她是紡織工人。毛主席說紡織工人很好嘛，我們全國人民穿衣服都要靠你們了。我點點頭。我一點也不會說普通話，說的都是上海話，我這個上海話還帶點浦東話，更難懂一點。這樣一來很尷尬，就怕講話了。他問一句，我答一句。”

黃寶妹還回憶起接受宋慶齡接見時的情景，與接受毛主席接見時的尷尬不同，由于兩人都是浦東人，都說不好普通話，因此交流都用上海話，既無障礙，又很親熱。1952年，國家副主席宋慶齡被選為亞洲及太平洋聯絡委員會主席，在浦東長大的宋慶齡便是用一口吳儂軟語向世界做了報告。

全國解放之后，為了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上海曾經開展過鎮壓反革命的運動。在1951年的新聞片段中，接受采訪的大學生還能說普通話，而上海的工人、家庭婦女則只會說自己家鄉的方言，于是能聽會說上海話的電影演員孫道臨在新聞采訪中擔任了出鏡記者。

男學生：我們不會忘記，過去這些特務、走狗，是怎么在學校里橫行霸道。（普通話）

工人甲：過去特務在麻袋里放洋釘。（上海話）

工人乙：特務不根除，等于養只老虎，自己害自己！（上海話）

家庭婦女：我要求政府嚴厲對待反革命分子，要報仇雪恨！（上海話）

老人：人民政府辦得好。我們大家一條心。（上海話）

在日常生活和工作的交際中，由于語言障礙造成的誤會和隔閡常常發生。南京路是全國知名的商業街，接待著來自祖國四面八方的顧客。邱靜章曾在南京西路多家商店當過店員、經理，他記得很多因語言溝通障礙而產生的誤會。比如外地顧客說的“藍色”，往往實際上是指藏青色，而上海營業員對“藍色”的理解則是天藍色、品藍色。又如上海話中把“硬”說成“昂”，“四”與“十”容易混淆，都在雙方的對話與理解中造成了不少麻煩。1957年，上海科學教育電影制片廠拍攝了科教片《大家來說普通話》，列舉了很多種因說上海話而產生的誤會，其中有個細節就和邱靜章生活中遇到的事情很類似。

工人甲：我們要買四噸水泥？

工人乙：十噸啊？

影片的旁白評論：“這兩個人打電話，就因為‘十’和‘四’分不清，造成了工作上的損失。”

該片中還有一個場景，一位先進工作者在臺上向大家報告他的工作經驗，但他只會說上海話。他說：“我再三過濾，油里面還是有渣子。”而聽報告的人因為聽不懂上海話，把內容完全弄錯了，把這句話聽成了“我再三鼓勵，有理想還是有……”。片中這個細節和黃寶妹的經歷很相似，1953年，黃寶妹入選第一批全國勞模，經常被邀請去外地推廣先進經驗，語言不通也給她造成過大麻煩。有一次，北京國棉二廠請她去做報告，由于她只會說上海話，下面的北方工人紛紛舉手表示聽不懂，幸虧臺下有個上海調去的職工主動上臺為她做翻譯才解了圍。黃寶妹決定回來后一定好好學普通話，但這在當時困難不小，因為身邊只有蘇北人、寧波人、紹興人，北方人很少。

“新上海人”的語言之困

1949年以前，上海就已經是一個五方雜處的移民城市，70％以上的居民是移民或移民后代。那時靠著“近水樓臺”的地理便利，江、浙兩省移民占上海的外地籍市民的一大半，也有來自廣東、安徽、湖北、山東等地區的移民。來自同一地域的移民往往語言相近，聚群而居比如，那時黃包車工人、三輪車工人、碼頭工人、紡織女工多為蘇北人，揚州人則在修腳刀、切菜刀、理發刀，所謂“三把刀”的從業人員中占了主流，而寧波人在上海主要是以做生意為主。來上海的各地移民，往往操原籍方言溝通較多，而不同群體間溝通少，基本處于封閉狀態，在交流中也容易產生隔閡。

隨著新中國的建立，20世紀50年代，很多人從全國各地來到上海，成為那個時代的“新上海人”。上海話成為擺在他們很多人面前的難關，因語言隔閡而產生的誤會也時有發生。那些年上海的孩子們在學校里在課堂上都說普通話，不過回到家里，在弄堂里，孩子們玩耍的時候還是習慣性地說家鄉話。在計劃經濟的年代里，戶籍制度是上海城市無形的圍墻，一個外地人來上海探親訪友都要報臨時戶口，在上海生活需要有上海的糧票、油票、布票，當年的上海人說話也就顯示出了排他性，把所有不說上海話的人們統統稱為鄉下人。

1955年，石西民從北京調到上海擔任市委宣傳部部長，負責上海推廣普通話的工作。女兒石曉華隨父親來到這個陌生的城市時只有14歲，剛到上海時，石曉華發現與他人交流很困難。上課時，老師說的她根本聽不懂，因此老師的提問他也基本回答不上來。上海話中，“上課”的發音近似“賞苦”，也讓石曉華十分困惑，在她的認識中，只有賞花賞月，哪有“賞苦”呢？

安徽姑娘陳明華隨父親來到上海農場，生活中也因方言的不同鬧了不少笑話。后來成為上海農場總部小學語文教師、校長的陳明華回憶說：“我們的鄰居是新婚夫妻，要去食堂打水，她看見我燒了煤球爐子，就說，小妹妹，儂過來。儂屋里廂有開水嗎，我要討點開水去汏頭。我就回去和媽媽說了，阿姨要鉛絲，還要大豆，于是我媽媽就幫我找來了，送去以后，她說勿是這個。我說是什么呢？她就來到我家，終于弄明白，原來她是要開水洗頭。”

原籍山東的解放軍干部徐桂珍參加過解放戰爭，她跟著部隊轉戰南北，也因語言隔閡發生了不少有趣的事。對此她老人家至今還有記憶：來自南方的新四軍干部動員支前，講話中的“多做幾雙鞋子”被其誤聽成“多養兩個孩子”，“膠東現在是八百萬群眾”被誤聽成“八百萬窮種”。初到上海后，“儂”“阿拉”等稱呼也一度讓她頗為困惑。

上海話和普通話之間的差別大和溝通難也成為經典相聲的素材和包袱，最經典的莫過于侯寶林、郭啟儒合說的相聲《戲曲與方言》。在相聲中，侯寶林講述了一個初到上海的北方人進了理發店修面時遇到的笑話：

侯寶林：刮完臉了，把椅子推起來，我在前面坐著，他在后邊兒站著，指著我腦袋他問我，儂汰一汰，好嗎？

郭啟儒：怎么要打你啊？

侯寶林：我想，解放以后不準打人了，刮刮臉還得打我呀。

郭啟儒：你可以問問他嘛。

侯寶林：是啊，我很不高興地問他了，我說你是就打我一個呀？還是來這兒的客人都打呀？

郭啟儒：他說什么呢？

侯寶林：一樣的，統統汰的。

郭啟儒：都打啊。

因為上海話中把“洗”叫做“汏”，與“打”音近，因此才鬧出了這個笑話。

20世紀50年代的“國語”掃盲

為了使全國人民有一種可以普遍通行的語言，國務院在1956年2月12日發布了《關于推廣普通話的指示》，提出要大力推廣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的普通話，這樣就可以互相表達感情，增強團結，鞏固和發展國家的統一。新中國從這時起，大力推廣普通話，上海積極融入了全國推廣普通話的大潮。

為了響應國務院號召，上海也轟轟烈烈地展開了推廣普通話的活動，那個時代普通話還被稱為“國語”。一個個掃盲班像雨后春筍般在里弄里開辦，家庭婦女們開始學習拼音字母，學習國語，各行各業都開展了推廣國語的活動。

百貨公司在服務質量上提出了八字方針：主動、熱情、耐心、周到，不懂普通話自然就無法主動。南京路上商店的營業員們開始積極主動地自學普通話，他們向外地的顧客學，向電臺里的播音員學，同事之間互相學。在種種舉措中，最基礎也是最有效的當數在中小學課堂里廣泛推廣普通話。

剛從北京來上海的石曉華發現，上海老師們開始向她請教普通話的發音。她回憶道：“我因為剛從北京來，他們認為我說話比較標準，我那時大概初三吧，老師就開始讓我在課堂上念拼音字母，念給大家聽。1956年以后，年紀大的老師也在學拼音，改正自己的發音，年紀輕的老師就盡量用普通話上課。”后來石曉華成為著名電影導演，當時她參加了所在的上海中學成立的朗誦組，星期天常組織晚會表演朗誦，這也是當時學校推廣普通話的一種方式。

陳明華是一位一年級語文老師，她是廠辦小學里第一個學會普通話的人。普通話一共有21個聲母和39個韻母，學會了這些聲母韻母就能學會所有普通話的發音。要讓剛進小學時只會說上海話、更缺乏拼音基礎的孩子們學會拼音和普通話是一件非常艱苦的啟蒙工作。

陳明華在小學一年級教了整整八年，由于上海孩子的翹舌音和平舌音分不清楚，在教學拼音字母階段，一個月下來她的喉嚨就全啞了。為了讓孩子的普通話發音更加標準，他們開始動腦筋編成兒歌輔助拼音教學，比如說“一個門洞nnn，一根小棍lll”。當時由于中小學教師們的普通話水平也并不高，因此老師們自己學普通話也非常不易，也曾經鬧出過一些笑話。

作為推廣普通話的重要基層力量，陳明華曾經參加了虹口區教育系統的考察活動，親眼目睹了一個意外。一位老教師在公開課的課堂上，由于普通話不標準，過于緊張，把“圖片”說成了“肚皮”，他要求同學“把肚皮（圖片）拿出來”，于是課堂上小朋友全都把肚皮露出來了，惹得下面那么多聽課的教師們想笑又不敢笑。這件事成為當時上海推廣普通話中的經典笑話，并流傳至今。

這種級別的公開課對一位教師職業生涯影響很大，得分高的甚至能直接晉級，領導總結發言時，旁聽老師們都捏了一把汗。陳明華回憶：“評課的最后，要虹口區教育系統的最高領導對這堂課下結論了，領導評價，這堂課說得還是很好的，這位老師做了充分的準備，整個結構很嚴密，前面的讀音出了很大的問題，鬧出了這么大的笑話。后來就說四十歲以上不要強求，五十歲以上不要苛求。四十歲以下，大多數是經過中師或者幼師的培訓的，鬧出這種笑話就不允許了。”

從1956年至1958年，中國語文文字進行了三大改革，即公布“簡化字”、推廣“普通話”、推行“漢語拼音”。第二次全國普通話教學成績觀摩會正是在上海召開的，在普通話觀摩表演中，一位現在聽起來普通話也不算很標準的上海女青年獲得了二等獎，說明那個年代上海說普通話的人還不多，由此更顯示出學說普通話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改革開放年代的“推普”熱潮

全國推廣普通話的浪潮始于20世紀50年代中期，貫穿整個五六十年代，推廣普通話的大潮讓普通話漸漸成為上海絕大多數人都能聽懂、大部分人都會說的語言。然而那時普通話的使用還沒有形成主流意識，直到80年代初，上海大多數公共場合包括大多數上海市民在工作和生活中也主要說的是上海話。

陳寶雷是上海電視臺的節目主持人，在電視臺的演播室里他說一口標準的普通話，但在日常生活里，陳寶雷說的還是上海話。他回憶起那時上海普通市民對于說普通話的態度，認為說普通話的就是外地人，容易被別人歧視，或者是打官腔，似乎只有做官的人才能說普通話，因此一般市民沒有幾個人會在生活中說普通話。

進入80年代以后，改革開放了，經濟活躍了，人也流動了，人們渴望更為便捷有效地交往，推廣普通話再次成為社會的強烈需要。1982年12月4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十九條明確規定：“國家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此后，學說普通話的各種活動在上海這座城市再次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

1985年，上海電視臺順應普通話學習的熱潮，開展了“我愛祖國語言美”普通話電視評比活動。這次活動影響之大，人們渴望學習普通話的熱情之高，在報名環節就有了充分體現。早上排隊報名的，直到中午還沒輪到，報名現場人山人海，盛況空前。“我愛祖國語言美”不單要求選手們朗誦各自準備好的節目，還增加了即興發揮環節，這難住了大部分選手。可是，一個長相甜美的十幾歲小姑娘卻發揮出色，她就是印海蓉，當時她還在師范學院讀書，如今已連續20余年擔任“新聞報道”的主播，成為上海電視熒屏的代表人物。當時這個即興發揮的口語比賽環節，時間只有短短30秒，印海蓉解說的是一段剪輯好的體操比賽片段，她出口成章，給評委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

現為上海廣播電視臺電視新聞中心首席主持人的印海蓉回憶道：“剛好我這個人從小就很好動，對體育很感興趣，所以平時業余愛好是喜歡看體育比賽，看比賽的時候就會留意那些解說員他們是怎么解說這些比賽的。運氣也很好，抽到的這個題剛好是我的強項，體操運動員在比賽場上的紛飛，又高又飄的跟頭，我給它總結了一句話，叫力與美的結合，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蹦出來這么一句話，我腦子里有意識的，就覺得很美。”

“上海閑話”的式微與傳承努力

進入新世紀以來，上海由一座老的移民城市變為新的移民城市，普通話漸漸取代上海話成為上海這座城市的主流語言。上海出現了一個普遍的現象，那就是很多上海人在很多場合、很多時間里都在說普通話，于是有人擔憂了，不說上海話的上海還是上海嗎？

上海市歷史博物館研究員、上海史專家薛理勇分析了這種現象背后的歷史原因：在上海開埠前，整個上海加起來人口大概不超過50萬人，而現在上海人口已經達到兩千多萬了，這兩千多萬人口并不是上海人自然生育形成的，大多是外來移民，外來移民數量超過本地居民，所以外來人口進來以后，對語言環境帶來的變化是比較大的。很有意思的是，50多年前，全國勞模黃寶妹二十出頭，只會說一口帶著浦東口音的上海話，如今黃寶妹家四代同堂，重孫女卻已經不再會說上海話了。

著名語言學者、上海話研究專家錢乃榮也切身體會到了這種現象。他說：“我的外孫女在進幼兒園之前，她錄的像，在公園里面說的都是上海話，一進幼兒園以后，錄像里都是普通話，因為幼兒園里沒有機會講上海話，所以上海話都忘記了，現在小學里面，從一年級到六年級都是講普通話。凡是小學里面不能講方言的，很多地方都發生了語言的傳承問題。”滬語作家、滬語小說《弄堂》作者胡寶談也描述了這種現象：“現在馬路上一些中老年人，一只手攙了小朋友，一只手在遛狗，他現在和小朋友說普通話，頭背過去和狗倒是說上海話。”

進入新世紀，上海這座城市里說上海話的聲音越來越輕，保護上海話的呼聲越來越響。印海蓉認為，不管是上海話也好普通話也好，它都是我們語言藝術大家庭當中一個不可分離的部分，在推普的同時真的也要好好保護我們自己從小講到大的上海話。近年來，上海話的傳承和保護日漸為人們關注，保護上海話的活動也絡繹不絕。廣播電視上開辦了一些滬語節目，有關上海話的網站陸續建立，專家學者們出版了規范用字的上海話字典，甚至開發了上海話輸入法，公交車試點用上海話報站，上海話課程也走進了中小學課堂，一批為中小學生和新上海人學習上海話而編寫的滬語教材、讀本也陸續出版，滬語歌曲、童謠的整理也得到了人們高度的關注。

20世紀50—80年代中國推廣普通話大事記

1955年1月，教育部發出《關于在中學、小學和各級師范學校大力推廣普通話的指示》。

1956年2月，國務院發布《關于推廣普通話的指示》。

1956年2月，《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努力推廣普通話》。

1957年7月，上海科學教育電影制片廠拍攝科教片《大家來說普通話》。

1957年8月，教育部發出《關于繼續推廣普通話的通知》。

1958年3月，教育部發出《關于在中、小學和各級師范學校教學拼音字母的通知》。

1958年7月，全國普通話教學成績觀摩會在北京舉行。

1959年8月，全國第二次普通話教學成績觀摩會在上海舉行。

1963年7月，中共中央發出《關于轉發1963年上海市推廣普通話工作綱要的聯合通知》。

1982年12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十九條明確規定“國家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

1984年7月，教育部發出《關于加強中小學教師普通話培訓工作的通知》。

摘選自上海音像資料館編《上海故事——一座城市的溫暖記憶》，原標題為《上海人講普通話》，上海大學出版社2018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