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傳統的中國古代史研究中，介于西漢盛世與三國鼎峙之間的東漢，在兩盞鎂光燈之間，顯得黯然失色。東漢成了西漢與三國的附庸朝代，其時代意義與獨特性長期受到忽視。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副教授謝偉杰的《東漢的崩潰：西北邊陲與帝國之緣邊》（The Collapse of China’s Later Han Dynasty, 25—220 CE: The Northwest Borderlands and the Edge of Empire），是寥寥無幾以東漢為研究主題的專著。這部專著源自謝教授向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呈交的博士學位論文，2018年出版英文原著，中譯本于2023年由東方出版中心推出。謝教授通過分析帝國中心與西北邊緣之間的政治環境、軍事狀態、文化素養、族群觀念、自然地理等區域差異，論述飽讀儒家經典、掌握洛陽朝廷的東部文人與長期對羌作戰、被政治邊緣化的西北武人之爭，如何導致東漢帝國的衰亡。

中譯本序中提到，您本來是以魏晉南北朝史為主要的研究方向，后來開始上下求索不同歷史時期，并在陳學霖教授的啟迪下，最終選擇了東漢史。與其他歷史時期相比，尤其是與西漢相比，東漢有何獨特之處，以至于吸引了您從事東漢史研究？

謝偉杰：在修讀歷史本科時，我本來對隋唐史抱有興趣，后來察覺到隋唐史的諸多問題，其實需要追溯至魏晉南北朝時期，才決定以魏晉南北朝史為主要的研究方向。然而，如果不是從漢代開始，甚至從上古時期開始求索，我就無法完全理解魏晉南北朝史。于是，我陷入了一次信心危機。當時，陳學霖教授說：“你的讀書范圍可以無邊無際，但是你要有專精的研究范圍，不能夠永無止境地探索。”就此，我有數個想法。第一，秦、西漢前期和東漢末年是秦漢史學界的焦點所在，至于西漢后期及東漢前中期，則關注相對薄弱。從這個方向鉆研歷史，會比較容易提出新觀點。第二，我們普遍對東漢政治發展有籠統而典型的刻板印象：皇帝壽命短促—中期戚宦相爭—后期黨錮之禍。不過，除了這些故事外，東漢還有很多事情值得深入探討。例如，我們在比較東西兩漢的國力時，一般認為東漢是一個非常衰弱的時代。可是，如此龐大的東漢帝國，即使面對各種內憂外患，就如超過百年的漢羌戰爭，也沒有馬上崩潰，而是存續了一段頗長的時間，證明東漢絕對“不是省油的燈”。第三，東漢是早期帝國模式的終結，是關鍵的時代。第四，這本英文書需要考慮如何吸引英語世界的讀者，如何為海外漢學界作出貢獻，而東漢史恰好長期受到忽視。因此，我選擇了從事東漢史研究。

長期關注您的讀者，或許會發現您有一個別具一格的歷史寫作習慣——除了中文著作外，您還會引用大量英文及日文著作。能否請您分享一下，中國、西方及日本學界在中國古代史研究中，擁有什么特征，三者又有何長處？

謝偉杰：研讀歷史應該在能力所及之處，盡量多看原始史料和近人研究。歷史是一門累積的學問，需要累積大量史料和別人的研究成果，才能創造學問。做學問的人倘若能夠掌握更多語言工具，必定獲益良多，我甚至惱恨自己精通的外語太少。在中國文化、語文的熏陶下，我們對中國歷史的認識，以及對中國史料的掌握，當然是相對優秀的。但是，從本國史的思維探討中國史，卻可能會出現盲點。西方和日本學者研習中國史，其實是研習外國史。通過對比本國史與外國史，他們能夠以別出心裁的角度探索中國史。當然，這些角度是否言之成理？我覺得是另一個問題。另外，外國學者撰寫中國史，面向的是英語或日語世界的讀者。他們的表述方式與我們截然不同，常常以新角度思考歷史，或是利用比喻說明歷史。相較之下，日本學者閱讀中文史料是用心仔細的，他們開辦了大量史料研習班，以集體的力量精讀史料。至于西方學者，他們除了擁有世界史的基礎外，還具備社會科學的知識。此外，容我引用博士論文導師金鵬程（Paul R. Goldin）教授的說法：“西方學者讀中國史料，沒有中國人那么快，可是中國學者讀中國史料，卻沒有西方人那么慢。”這個慢讀，是很有意義的。

謝偉杰

您在書中以西北地區的自然和政治地理作為背景式鋪墊，其中提及西北地區深受北邊區文化的影響。那么，北邊區與西北地區有什么共同的文化？與北邊區相比，西北地區又有何種個性？

謝偉杰：近年，中外學者都討論到北方文化帶的影響。亞洲內陸文化是通過北方文化帶傳入中國的。它不但影響了西北地區，也影響了漢帝國的北邊區。西北地區與北邊區相比，即涼州與幽、冀、并州相比，西北地區的地理位置更接近西域，與西域的聯系自然相對密切；反之，北邊區的地理位置比較接近蒙古草原。所以，兩者之間有著具體而微的文化差異。整體而言，它們都受到外來風習的影響。然而，西域既有游牧群體，又有定居的綠洲國家，那么涼州郡縣與西域各國之間的交流接觸，就或多或少培養出獨有的區域文化。漢帝國的西北發展事業，是先穿越河西走廊，進軍西域，繼而邁進中亞，建立屯田據點。這種發展模式與北邊區截然有異，因為北邊區一到了蒙古草原的某條界限，就不是早期中華帝國能力所及的地方。兩者顯然踏上了不一樣的發展路徑。

文化興盛的關東洛陽朝廷與尚武的關中西北邊疆，顯示出東漢帝國東文西武的形勢。根據《史記·貨殖列傳》及《漢書·地理志》，所謂關中，亦即秦地，其實也包含巴蜀地區。然而，為什么是西北地區，而不是巴蜀地區，成了文武之爭的舞臺？

謝偉杰：你提及大關中地區，即秦地，其實包含巴蜀地區。雖然巴蜀地區是秦國在戰國后期經營所得，但是從長時段的角度看西北地區發展，關中核心地區卻早在西周時期，已經與亞洲內陸文化建立直接的聯系。當時，周人從亞洲內陸引進了戰車、青銅武器等物質文化，孕育出“西土之人”的西土意識。與西北地區不同，巴蜀地區擁有自成一格的區域文化。作為一個發揮后勤作用的糧倉，秦國在向南開發的過程中，吞并了巴蜀地區的資源；漢高祖也在進入巴蜀漢中后，帶走了當地的資源，還定三秦。至于為什么西北地區成為了文武之爭的舞臺？第一，西漢定都關中，使西北地區變成舉足輕重的戰略要地。第二，漢帝國無論是進軍亞洲內陸，還是筑起防御，西北地區都是不可或缺的前緣地帶，而巴蜀地區則只應付對關中地區威脅較少的西南夷。第三，西漢西北地區尚武，成為了至關重要的軍事基地。后來文武情勢逆轉，便演化成關東與關中之間的文武沖突，而不是巴蜀與關東之間的地域沖突。

在西北邊疆政治邊緣化的過程中，東漢王朝涌現了一批染上東部士大夫色彩、允文允武的西北精英，譬如涼州三明皇甫規、張奐和段颎。身處在帝國中心與西北邊緣當中，游走在東部文人與西北武人之間，請問他們是如何立身處世的？

謝偉杰：我對允文允武的西北精英及其立身之道很感興趣，但在史料的限制下，相關問題是難以深入挖掘的。例如涼州三明，我們只能依靠《后漢書》的傳記追溯當時情境。論及他們是如何立身處世的？站在邊緣人的角度，他們在西北地區當然是精英分子，但在東漢朝廷眼中，他們仍然是邊緣地區出身的人，在東漢朝廷主流中不占有重要席位。例如，張奐打算將戶籍所在地改為內郡；段颎被士大夫排斥在外，只得勾結宦官；皇甫氏與關東文化的接觸相對密切，但仍然無法躋身一等士族之列。這些事例證明兩地價值觀與身份認同的差異，導致了文武之間的對立。對于涼州三明這類身份模糊的人而言，如果別無所求，尚且安之若素；如果心有所求，便會處于矛盾困難之中。就算他們主動討好東部士大夫，東部士大夫也不一定接受好意。如此的話，應該如何是好？以涼州三明為例，他們有不同的取向，就如段颎，選擇勾結宦官勢力，從而攫取更高的權力，又如皇甫規，選擇表現出自己是關東士大夫的同情者。我認為邊緣精英分子是值得繼續探討的課題，除了涼州三明外，其他人也可以是個案研究的對象。

您在書本中提到，文化差異與政治忠誠是區辨漢羌的重要標識。例如，當西北羌人與漢人都是帝國政府的敵人，并在關東士大夫眼中是“不屬于我們一分子的西方人”時，他們之間便沒有鮮明的差別。請問這種區辨民族的方法，放之于其他民族如匈奴、百越，又是否合適？

謝偉杰：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有云：“胡漢之分，不在種族，而在文化”。在此基礎上，我認為：胡漢之分，不僅僅在衣食住行等表面的生活文化，而在文化認同。文化認同是雙向的，既要自我“認可”，也要他人“同意”，單方面的“認可”是存在缺憾的。此外，我認為古代沒有近代的民族主義概念。在此背景下，政治忠誠便是區分胡漢的重要標識，效忠對象將決定個人的族群身份。與服飾和飲食習慣相比，政治忠誠明顯實在得多，因為服飾和飲食習慣可能是因地制宜而產生的最佳生活方式。我曾經撰寫了一篇論文《在外圍政權中制造合法性：前涼統治下西北邊陲的帝國忠誠主義和地方主義（301—376）》（Fabricating Legitimacy in a Peripheral Regime: Imperial Loyalism and Regionalism in the Northwestern Borderlands Under the Rule of the Former Liang [301—376]），談及一種多層次身份認同（layered identity）。人可以有不同和多重的身份認同。政治忠誠也是一樣，既可以效忠自己的社區，也可以效忠某一位君主，因此歷史實況一定遠比我們想象中更復雜。不過，我反對以單一標識分辨胡漢，文化差異與政治忠誠等標識應該作一整體考量。至于這種區辨民族的方法，放之于其他民族如匈奴、百越，理論上是可行的。只是匈奴、百越沒有留下文字材料，我們現在看到的是漢人所說的故事。

涼州人口由本土居民、各地移民及蠻夷部落共同組成，其中更充斥著士兵、免官者、政治流放犯、特赦犯、流民、冒險家、傭工等。有趣的是，在這樣文化多元、身份多重的群體中，卻逐漸整合出以“涼州”這一行政區劃為單位的身份認同。為什么呢？

謝偉杰：涼州人口除了有本土居民外，還有大量自漢初開始不斷遷入的關東及南方移民。我在書本中沒有仔細分析移民有否落地生根，以及戍卒完成守邊后會否離開駐地，確是我的不足。透過簡牘，其實可以一窺本土居民及戍卒的人口組成。在本土文化的熏陶下，各地移民與本土居民產生了一種文化取向，繼而逐漸整合出一種身份認同。然而，我不打算強調他們整合出以“涼州”為單位的身份認同，以涼州為單位只不過是方便說明研究的地理范圍。他們不一定有作為涼州人的意識，而是有屬于這一區域，作為西北人的意識。鄭泰與董卓的對話，就劃分了東西兩地居民。對于知識階層而言，州部身份可能相對重要，因為察舉制度包含州舉名額；對于平民而言，“涼州”則不是必要的身份認同。

董卓

在中譯本出版后，您對這本書有沒有產生新的看法？

謝偉杰：第一，利用簡牘材料方面是存在不足的。因為我當時計劃撰寫一個概括性論述，從西北地區說明中心與邊緣的矛盾、文武之爭、身份認同等問題，而降至地方層面上，簡牘其實能夠提供更多資料。當然，西北簡牘尚未能夠細致描繪社區內的畫面，清楚刻畫時人如何定義自己，如何看待東漢中央朝廷，但我相信如果利用西北簡牘，故事內容將會更加豐富。第二，結尾收束過于草率。董卓死后，關東群雄如何續唱余韻？漢末英雄人物又有何種身份認同？我一直希望撰寫以呂布為中心的個案研究，作為我對東漢歷史研習的真正結尾。此前，就著對西漢后期的看法，我也出版了一篇以陳湯為研究中心的論文《公元前1世紀中國外交事務中的冒險機會主義：陳湯、他的同伴及其支持者》（Opportunism in Foreign Affairs in First Century BCE China: Chen Tang, His Fellows, and Their Patrons）。第三，直到現在，我對漢代東西文武之爭的看法仍然基本不變，但我認為可以進一步探究東漢文武價值觀與政治文化的關系。不單是東漢涼州，其他時期其他地區也是可行的研究對象。

最后，請向讀者介紹未來的研究方向及寫作計劃。

謝偉杰：剛才我提到的呂布研究，是一個不日上映的方向。我目前正在撰寫一本英文書，本來打算論述上古至魏晉南北朝的戰爭、政治與社會關系，但在撰寫過程中發現，如果內容橫跨上古及魏晉南北朝，時間維度將會過闊，書本將會過厚，而當下條件不適合出版一本這樣的英文書籍。現在計劃先完成上古至秦漢的再說。雖然西方學界討論秦漢歷史的英文書層出迭見，但是有關魏晉南北朝政治與軍事的英文專著，卻少之又少，這個領域還有巨大的發展空間。盡管葛德威（David A. Graff）教授撰寫了《中古中國的戰爭》（Medieval Chinese Warfare, 300—900），但是他主要研究唐代史。在此，我必須強調這本書對我影響深遠。這本書一出版，我就在《漢學研究》撰寫相關書評，葛德威可以說是我的偶像。另一個計劃是寫一本關于漢代邊緣群體的英文書籍，是從任教生活史期間引申出來的題目。以上是我未來的研究方向及寫作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