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之語：英國古典版畫里的花草秘事》，崔瑩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3年11月版，332頁，98.00元

1815年2月10日，英國皇家學會會長約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在給首相的信中寫道：“國家的政治形態可以比喻為一棵樹……如果我們不給根部肥料，樹枝、樹葉、花、果一定會有衰退或枯萎，事實上，根部獲得營養越有效率，上面的整體就會越茂盛和繁榮。”

班克斯在信中把英國國家政治比作植物的譬喻并非信手拈來。英國人對植物的喜愛近乎到了癡迷的程度，據統計英國有兩千七百萬人將園藝作為業余愛好，這個數字占了英國總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二。花草樹木以各種形態出現在英國的皇家莊園、貴族私人花園和平民百姓的鄉間村舍中，林林總總的植物園更是不計其數。以始建于1759年的皇家植物園林邱園（Kew）為例，在占地面積約一百三十二公頃的園內總共種植了五萬多種植物，堪稱世界之最。2003年，邱園被聯合國認定為“世界文化遺產”。以邱園為代表的英式園林（English Garden）起源于十八世紀，它不僅對英國的文學、建筑和繪畫藝術產生了深遠影響，而且還滲透到英國人的平常生活中，孕育了以追求詩情畫意、崇尚自然之美為要旨的“如畫”（picturesque）趣味。無疑，花草樹木在英式庭院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常年居住在愛丁堡的崔瑩博士對英國文化熟稔于心，她的最新力作《花之語：英國古典版畫里的花草秘事》（以下簡稱《花之語》）選取了花草這一視角，引領讀者來深度解讀英國的風土人情。其實，以花為媒講述英國文化的書并不少，筆者的書架上就有英國作家卡西亞·波比（Kasia Boddy）的《花朵小史》、杰姬·伯內特（Jackie Bennett）與理查德·漢森（Richard Hanson）合著的《作家的花園》。雖主題類似，但《花之語》的獨特之處在于以一百五十朵花為框架，每一朵花獨立成章，每一章都配有十九世紀英國插畫師、植物學家愛德華·休姆（Edward Hulme）繪制的彩色版畫，圖文并茂地為讀者解開每朵花背后的秘密。十九世紀英國浪漫派詩人威廉·布萊克（William Blake）在《天真的預言》（Auguries of Innocence）中寫道：“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國。”在某種程度上，《花之語》恰到好處地呼應了這位偉大詩人在詩中傳遞的哲思——大千世界盡顯于一朵小花之中。作者筆下的一百五十朵小花開在英國的漫山遍野，又隨風飄入英國古老的歷史長河，它們化身為河中一粒粒砂石，在時間的沖刷下，構筑起各自的世界和天國。

一、花情：英國特性的凝聚

1997年，戴安娜王妃遭遇車禍，意外離世。英國知名音樂人艾爾頓·約翰（Elton John）創作了歌曲《風中之燭》（“Candle in the Wind”），又名《再見，英格蘭玫瑰》（“Goodbye England’s Rose”）。1997年9月歌曲發行后，它長期穩居英國單曲排行榜第一，成為英國樂壇史上最暢銷的單曲。艾爾頓·約翰在歌中深情地唱道：“再見了，英格蘭玫瑰/失去你靈魂的國家迷失了/多少人失去你憐憫的羽翼/你再也不會知道。”艾爾頓·約翰用玫瑰寄托哀思，以此向戴安娜王妃致敬，足見玫瑰在英國文化中的地位。事實上，玫瑰是英格蘭的國花。以花喻人，把優雅端莊的戴安娜比作嬌艷動人的玫瑰再恰當不過。一朵英格蘭玫瑰不僅飽含英國大眾對戴安娜王妃的深情，也凝聚著獨一無二的英國特性（Englishness）。

不過，隨之而來的一個問題是：在五彩斑斕的“花花”世界里，英國人為何對玫瑰情有獨鐘，讓它享有“國花”的美譽？《花之語》穿梭于遠古與現代之間，一路探尋答案。時光軸回到五百多年前十五世紀的英國，愛德華三世（1327-1377）的兩支后裔蘭開斯特家族和約克家族為爭奪英格蘭王位的繼承權，爆發了激烈的內戰。紅玫瑰代表蘭開斯特家族，白玫瑰代表約克家族，兩軍交戰，史稱“玫瑰戰爭”（Wars of the Roses，1455-1485）。玫瑰雖浪漫，但戰爭是殘酷的。玫瑰戰爭期間，二十四個家族滅絕消失，英國貴族的力量被大大削弱。這場戰爭最終以蘭開斯特家族的亨利七世與約克的伊麗莎白聯姻而告終，從而開啟了都鐸王朝的時代。玫瑰戰爭是英國歷史的轉折點，它標志著英格蘭中世紀的終結，也意味著英國文藝復興的開始。為了紀念這場戰爭，英格蘭以玫瑰為國花，并把皇室徽章改為紅白的“都鐸玫瑰”（Tudor rose）。

犬薔薇（野玫瑰）

讀到此處，筆者不由聯想到英國詩人西格夫里·薩松（Siegfried Sassoon）膾炙人口的詩句“心有猛虎，細嗅薔薇”。詩人用猛虎和薔薇來形容人性中剛柔并濟的兩面，其英文原文是Tiger Sniffs The Rose，所以譯文中的薔薇即玫瑰。在《花之語》中，作者用“有花有刺的人生”來形容玫瑰的雙重特征——它彬彬有禮，剛毅獨立，卻又難掩鋒芒，胸懷大志。綜觀英國歷史，沒有比玫瑰更能恰如其分地形容英國特征的植物了。在世界地圖上，遠離歐洲大陸的英倫三島不過彈丸之地，但擁有盎格魯-撒克遜血統的英國人并非山野村夫。他們自律勤奮，驍勇善戰，野心勃勃，不僅發起了兩次工業革命，還創造了“日不落帝國”的神話。正如在書中所言：英國人像玫瑰一般，“自由生長……看似嬌嫩羸弱，卻擁有足以保護自己的鋒芒。”此番描述不正是英國特性的彰顯么？

《花之語》體量驚人，總共涵蓋了英國的一百五十種花，“玫瑰人生”不過是其中一種。為何要挑選這一百五十種花，作者在“自序”中給出了解釋：“這150種花，每種花都有打動人的品質，如同每個人的身上都有某個閃光點。這些花的共同點是它們都在努力盛開。”書中的每一朵花都有著自己“花樣年華”，它們從各個維度映射了英國的歷史、文化和風俗。

二、花事：大英帝國之夢

佛家典故中有“花事荼蘼”一說，指的是花朵在生長過程中最絢爛、最繁盛的樣子。從初生發芽到枝繁葉茂，從含苞待發再到花團錦簇，花的生命歷程像極了一個國家的發展軌跡。本文開頭提及的班克斯的“植物政治”正源于此。  

歷史上，花與植物的“聯姻”最早發生在英國。十二世紀來自法國的安茹貴族開始統治英格蘭，首任國王亨利二世宣告了英國金雀花王朝（House of Plantagenet，1154-1399）的建立。這一時期之所以被稱為“金雀花”，據說是因為亨利二世的父親安茹伯爵若弗魯瓦五世酷愛用金雀花來裝飾帽子，后人便用這個花名來稱謂安茹的若弗魯瓦家族。金雀花王朝是英國文化較為繁榮的階段，文學、教育和政治得到了長足的發展。英國詩歌之父杰弗里·喬叟（Geoffrey Chaucer）正是生活在這個時代，他創作的《坎特伯雷故事集》（The Canterbury Tales, 1387）是世界文學的瑰寶；中古英語（Middle English）被確立為通用語言，世界上最古老的兩所高等學府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也是在這一時期建立；亨利二世的第五個兒子約翰王（King John）簽署了《大憲章》（Magna Carta，1215），從此王室權力被大大削弱，英格蘭議會（Parliament of England）也隨之成形。

金雀花王朝建立之后，英國又經歷了“百年戰爭”（Hundred Years’ War，1337-1453）和“玫瑰戰爭”的洗禮，國力逐漸強盛，很快打敗了西班牙和荷蘭，成為了海洋霸主。從十八世紀起，英國的植物學家、探險家借科學之名，開始航海探險，掠奪海外資源，致力打造大英帝國之夢。在這個龐大的海外擴張計劃中，植物承載了更多的政治寓意。

《花之語》敏銳地捕捉到花朵在英國歷史中的角色變化——英國人對花草的喜愛不僅僅是熱愛大自然，其背后還有更為隱秘的動因。說這一點，最具代表性的莫過于罌粟。在《花之語》的一百五十朵花中，第十一朵是虞美人（common poppy），第一百四十一朵是黃花海罌粟（yellow Horned-poppy）。細心的讀者會發現，兩者的英文名都有poppy這個單詞。從植物學角度說，虞美人和黃花海罌粟都是罌粟科罌粟屬的草本植物，但在文化功能上兩者卻迥異。紅色的虞美人是英國國殤紀念日的專用花，用來悼念戰死沙場的士兵。每年11月11日，走在英國的大街小巷，隨處可見胸口上佩戴虞美人的行人。在英國文化中，虞美人與戰爭有關，作者認為其花語是“生離死別和悲歌”。與生長在田野間的虞美人不同的是，黃花海罌粟多見于英格蘭沿海沙地和石頭地，它看上去顏色鮮艷，模樣嬌美，但“黃花海罌粟的所有部分，包括種子都有毒”。這就不得不提到另一個“近親”——鴉片罌粟（opium poppy）。在書中，作者首先從外觀上區分了虞美人和鴉片罌粟的不同：“虞美人莖稈纖弱，有濃密的糙毛，罌粟莖稈則相對粗壯，光滑或糙毛少；虞美人的花莖小，罌粟的花莖大；虞美人的葉片呈羽狀分裂，葉質較薄，罌粟的葉片不分裂，葉質厚實。”除了外觀有顯著不同之外，鴉片罌粟在英國歷史上發揮了獨特的功能。

虞美人

英國人認為，鴉片對治療各種“文明病”——焦慮、煩悶、疲勞、疼痛等——有奇效。不少英國大文豪吸食鴉片成癮，渴望從中汲取靈感。文學批評家托馬斯·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是著名的癮君子，以此來緩解胃疼和風濕。1821年，他出版了《一個英國鴉片吸食者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n English Opium-Eater）一書。他在書中寫道：“鴉片！引起了想象不到的快樂和痛苦的可怕的藥劑啊！”巧合的是，德·昆西的好友，大名鼎鼎的浪漫主義詩人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竟有相同的嗜好。其傳誦甚廣的詩歌《忽必烈汗》（“Kubla Khan”）是柯勒律治在吸食鴉片之后夢境中出現的場景。睡夢中，詩人神游到了元大都“仙那度”（Xanadu）。一覺醒來后，柯勒律治急速記下了夢中所見，所以這首詩歌還有一個副標題“或，夢之境，一個片段”（or, a Vision in a Dream）。

黃花海罌粟

如果說鴉片是文學家們的靈感“催化劑”，那么在英國對外擴張的進程中，鴉片成為海上貿易的“搶手貨”。1757年，英國統治了印度，從此產生了一條巨大的鴉片貿易壟斷體系。從銷售到制造，鴉片貿易創造的高額利潤占了英屬印度總收入的七分之一。十九世紀，鴉片在中國流傳開來。英國人企圖用小小的罌粟果鴉片來打開通往中國的商道，由此爆發了兩次鴉片戰爭。印度作家阿米塔夫·高希（Amitav Ghosh）的小說《罌粟海》（Sea of Poppies）再現了大英帝國陰霾下動蕩不安的殖民年代，漂浮在罌粟花海上的是殖民者的貪婪和罪惡。

從紅色虞美人到黃花海罌粟，再到鴉片罌粟，《花之語》中的花事呈現近百年來罌粟科植物在英國文化中的角色演變過程，英國園林產業繁榮的深層動因也在花事敘述中被解密了：植物與帝國的結合催生了對權力與金錢的欲望，在巨大利益的驅動下，英國從彈丸島國迅速擴張成“日不落帝國”。不過，正所謂“花無百日紅”，盛極一時之后緊隨而來的是枯萎、凋謝。二十世紀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英國日漸衰落，退出了世界舞臺的中心。

三、花史：中西文化的交匯

除了花情、花事之外，《花之語》的另一個顯著特征是以史為鑒來記錄中西文化交匯的瞬間。英國的植物種類豐富，很多花草是遠隔重洋的舶來品。如前文所述，在英國殖民擴張期間，不少植物學家打著“科學探索”的名號，跋山涉水，遠赴異國他鄉，尋找海外商貿的契機，充滿東方異域風情的中國是他們心馳神往之地。

作為一名土生土長的中國作家，作者自然不會錯過如此有趣的話題。她在《花之語》中如實寫道：“19世紀初，伴隨著大航海時代的大潮，前往世界各地探險、尋求新事物的英國人越來越多，其中就包括達爾文。達爾文的《物種起源》便得益于他的數次航海探險。”依據這條線索追蹤下去，讀者可以發現，與達爾文經歷相似的英國植物學家還很多。比如，《花之語》中的第二朵小花棣棠是從中國帶到英國的。1804年，一位來自蘇格蘭的園丁威廉·科爾（William Carr）受英國皇家學會會長班克斯的派遣，在海上顛簸了近一年的時間，終于抵達中國。他在中國廣東生活了八年，采集了不少中國植物的種子，通過海運送達邱園，其中就包括棣棠。

棣棠

名單遠不止于此。英國人喜愛的百合花同樣經過了海上冒險之旅，才在英倫三島扎根。1881年，愛爾蘭植物學家奧古斯丁·亨利（Augustine Henry）來到上海。他在湖北發現了帶有黑色斑點的虎百合。1903年，英國人歐內斯特·亨利·威爾遜（Ernest Henry Wilson）在四川岷江流域發現了帝王百合。威爾遜用十多年時間深入中國西部，總共向西方引進了約兩千種亞洲植物品種。除此之外，《花之語》還提供了一個驚人的數據：“全世界有1000多種杜鵑花，愛丁堡植物園有600多種，其中的400多種是蘇格蘭人喬治·福雷斯特在中國發現、搜集并帶到英國的。”為了搜集杜鵑花的各類品種，福雷斯特曾七次親赴云南，最后因心臟病突發在云南去世，從此永遠留在了中國。

紫杜鵑

以上三個花種不過是管中窺豹。《花之語》對花史的介紹讓讀者能夠清晰地梳理出一條有關花朵前世今生的線索。英文中有一個單詞是diaspora，從詞源上說它來自希臘語diaspeirein，其中前綴dia意為“散開”，單詞后半部分的speirein指播種、散布。所以，這個英文單詞最初指的是植物花粉、種子隨風飛散，而后得以傳播、繁衍的過程。隨著時代的變遷，diaspora一詞的意義發生了演變。在打破了區域與國別壁壘之后的跨民族交際中，diaspora指的是多元文化的交互、融合，以及以新的形態在海外的繁衍、生存。在筆者看來，原本生長于中國的棣棠、百合和杜鵑花的“西行之旅”完美地詮釋了diaspora的含義。富有冒險精神的英國植物學家帶著抱負、使命來到中國，在搜集植物物種的同時，他們在某種程度上也成為了中西文化的“擺渡人”。以上文的奧古斯汀·亨利為例，他認真研習過中文，對中國文化較為精通。1888年，亨利在英國皇家亞洲學會期刊出版了一份中國植物名錄，當時名錄中還有很多未知物種。后來，在亨利不懈努力下，二十五個新屬、五百個新品種被逐一確認，這極大地推進了世界植物學的發展。如此說來，追溯花的歷史就是探尋中西文明互鑒、中西文化交融的過程，而這正是《花之語》與其他西方同類讀物的顯著區別。

花情、花事、花史構筑了《花之語》的多維空間和多彩世界。在書的扉頁，有一張精美的書簽，它是英國詩人、藝術家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設計的繁復花樣——一朵朵色彩亮麗的花在盤根錯節之間熱烈綻放，每一朵小花的意義就存在于這個枝繁葉茂的世界中。它似乎在暗示讀者，這是開啟“一花一世界”的鑰匙。如果想要探索這個生動有趣的花花世界，請你拿著這把鑰匙，開始一次奇妙的閱讀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