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4日，元宵節當天，上海芭蕾舞團對外發布了原創芭蕾舞劇《百合花》的創排消息，并展示了階段性排演成果。

主創和演員合影

《百合花》根據作家茹志鵑1958年發表的同名小說改編，由作家王安憶擔任編劇，編導王舸執導，是上海芭蕾舞團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周年全新創作的紅色題材作品。

舞劇在原著基礎上進行戲劇性擴充，通過通訊員、新媳婦、文工團女戰士三個不同身份、不同性格、不同生活背景的人物因“借被子”這件小事而產生的交集，將三人之間如百合花般質樸、真摯、美好的情感娓娓道來。

小說里的戰斗，正是發生于1946年的蘇中七戰七捷，而指揮部所在地就是現在的江蘇海安。當時，茹志鵑在總攻團的前線包扎所做戰勤工作，她接到的第一個工作，正是去借被子。無數以“新媳婦”為代表的當地百姓，將自己所能提供的一切物資都奉獻了出來。

茹志鵑也是作家王安憶的母親。“這是母親三十歲出頭寫的，是青春寫作。”王安憶在發布現場回憶，母親創作小說的1958年，其家庭正在經歷嚴重的挫折，小說后來得到茅盾的肯定，拯救了全家。

王安憶接受采訪

“母親1998年去世，沒想到大家還記得這篇小說，能做這么一個排演，特別感動！”王安憶說，小說存在于紙面，很難變成直觀的舞蹈，需要很多人共同努力、共同協作，“我是寫小說的，習慣于個人勞動，現在看到這么多人一起完成一項工作，挺有信心的，不像一個人那么寂寞。”

“小說很簡單，需要大量內容去填充，工作量很大。”第一次為舞蹈做編劇，王安憶坦言是困難的，作家、編劇陳白塵曾經想把這篇小說改成電影劇本，她在編劇時也參考了電影劇本的草稿本。

王安憶（中）在通氣會現場

“小說靠文字傳遞，文字更自由，但也有局限，不能直接看到。現在是用舞蹈、用人體來表現，更生動，更感性。”王安憶說，主創團隊將舞劇作為“青春劇”來打造，這個定位讓人眼前一亮， “‘借被子’很難處理，因為太日常了，動作很寫實，但是導演有招，處理得很生動、很明白，讓人意外。”新媳婦和丈夫在新婚夜的那場戲，也讓王安憶感動，“現場處理得很大膽，我認為這一段應該反復出現，以強調這床被子對新媳婦的重要。”

“王安憶老師做編劇，給了我們特別大的幫助！”上海芭蕾舞團團長辛麗麗回憶，當初向王安憶發出創作邀請時，“她一口就答應了，我們沒有理由不做好，大家對作品的探討至今已有十幾次。”

辛麗麗和主創團隊

王舸曾經創排《天路》《五星出東方》《旗幟》《歌唱祖國》等舞劇，多次榮獲五個一工程獎、文華獎、荷花獎等各類大獎，如今又以編導身份來到《百合花》。“現在是一個小階段的開始，我希望留一部好戲在團里。”發布現場，王舸對自己也對主創提出要求，一起把這部戲做好做強。

曾經為《永不消逝的電波》作曲的楊帆，擔任《百合花》作曲，音樂上已有階段性的成果。楊帆還記得，少年時代讀書時，課本里就有《百合花》，“當王導跟我說要做《百合花》時，我第一時間把它翻了出來，非常喜歡。”楊帆的老家在泰州姜堰，離故事發生地很近，他本人也有軍人情結，“收到邀請后，我立刻去翻家里的相冊，找到了爺爺奶奶穿軍裝的黑白照片。軍人題材、紅色題材，我們永遠不應該忘記，這是嚴肅的命題。”

“這不是簡單的歷史題材創作，需要定位于海派芭蕾的基礎上。”負責導演臺本的張萍介紹，小說《百合花》借用茅盾的評價，是“簡單又豐富”，“情節很簡單，但人物形象非常豐富。茹志鵑老師提供了小說文本，王安憶老師又把小說轉換成了特別好的戲劇文本，我們需要做好發現工作、連接工作。”

負責人物造型設計的孫曉紅也來到現場，觀察導演、演員對這部戲的詮釋，“我們必須走近人物、走近角色，才能把人物塑造好，既緊張又有壓力。”負責服裝設計的崔曉東說，海派芭蕾需要融入當代審美，“當時的革命風格比較寫實、比較樸實，但我們要突破寫實，做得更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