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22年，我國人口“負增長”的靴子終于落下。在生育率長期走低的大背景下，此走勢并不讓人意外，然而應對已更為吃緊。低生育率是個千千結，但務必要解，它關乎每一個人的幸福與希望，也系于社會發展的活力與動能。基于此，澎湃新聞推出“生育的細節·構建生育友好”專欄，特邀人口領域的知名研究者就生育話題發表觀點，抽絲剝繭，共同求解。

近期，國家統計局公布了2023年新生兒數量為902萬，比2022年減少了54萬。據此估算，中國的總和生育率也必然在1.1以下，毫無疑問，中國已步入全球極低生育率國家的行列。

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在2017年以后經歷了急速下降，僅在6年時間內，總和生育率便從不到1.7下降到接近1，這在全球都是非常罕見的。即便是早已面臨低生育率問題的韓國，總和生育率從1.8左右降低到1.1左右也歷經了20多年的時間。但真的是中國人突然都不想生孩子了嗎？在斷崖式下降的生育率與持續的低生育態勢下，我們還能做些什么？

在第七次人口普查公布（2021年）以前，中國的生育率到底是多少，在學術界是存在爭議的。采用不同的估算方法與數據來源，都會影響到總和生育率的大小。但在爭論背后卻有一個一直被忽視的問題，那就是中國的生育意愿早就降到了全球很低的水平。

根據侯佳偉等（2014年）的估算，中國人的理想子女數量在上世紀90年代以來逐漸降低到更替水平（2.1）以下，城市居民的理想子女數量在上世紀80年代就已經降至1.5，農村居民的理想子女數量也在2000年以后下降到2左右。

若進行橫向比較，2010年左右，日本、韓國和大量歐洲國家的理想子女數量都在2.5左右，遠高于同期的中國。但是這種極低的生育意愿并沒有及早得到關注，或是引起警惕。長期以來我們存在一種誤區，認為中國人的生育需求始終被計劃生育政策壓抑，但卻忽視了，經濟發展、城市化與觀念轉變，包括計劃生育政策對生育觀念的塑造，都改變了人們的生育需求。

生育意愿雖然不能準確預測實際生育水平，但卻是生育走勢的風向標。一般而言，隨著工業化與避孕技術的普及，人們的實際生育水平會比生育意愿更低，也就是“想生”卻“不能生”、“不敢生”。這也意味著，在中國生育率陡然下降之前，中國人的低生育意愿已經長期存在了，形成當前的極低生育率絕非意外的結果，甚至中國未來可能面臨著比韓國、新加坡更低的生育率。

那么為了提高生育率，我們努力去提高人們的生育意愿就可以了嗎？答案可能沒有那么簡單。

生育意愿或理想子女數量是人們在成長與社會化過程中逐漸形成并穩定的，一旦形成是很難改變的，尤其是在個體完成成年身份轉變后。因此，希望通過輿論或是鼓勵提高人們本身的生育意愿是很難的，甚至年輕人在面對“催生”時會產生反抗心理，以對抗主流完成自我意識的表達。

所以，我個人非常不提倡以口號式的方式提振生育率，尤其是對本就生活不易的年輕人施加壓力，讓他們感覺到生育是一項需要完成的任務。

但這也并不代表無計可施，提高生育率應該是一個長期的計劃，并不應該只看短期的效果。營造兒童友好的環境、改變人們對家庭規模的認知，更多是改變下一代的生育觀念，需要二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當個體成長在有愛的環境，作為兒童被友善對待，他們的父母不會因為育兒而煩躁易怒，也不會因為生育他們而放棄工作或喪失個人生活，他們才會真正感受到生命延續的意義與價值。反之，人們會覺得，我的成長已經如此不快樂，又何必制造不快樂的下一代？我的存在讓父母失去那么多，我為什么要重蹈他們的覆轍？

與個體生育意愿相比，更加容易改變的是個體的生育計劃與生育意愿的實踐。生育計劃就是人們常常考慮的，是在近期生育，還是過幾年之后再生？對于生育的主體女性來說，生育計劃常常與事業發展產生沖突，因為生育導致的“母職懲罰”體現在就業、晉升、收入等方方面面，我們近期的研究也揭示了全職媽媽越來越難以返回職場。很多女性因此將生育計劃不斷推遲，最終可能因為生理原因無法生育，或主動放棄生育，沒有辦法實現生育意愿。

我們最近正在進行的一項基于2010-2020年CFPS（中國家庭追蹤調查）的縱向數據研究初步結果顯示，在中國，生育對男性和女性的時間分配有不同影響。中國婦女生孩子會導致家務勞動時間的增加，而用于工作、閑暇（娛樂）、睡眠和體育鍛煉的時間則會減少。但中國男性的有報酬工作時間在成為父親后并沒有發生顯著變化。

因此，在鼓勵生育上，女性的需求是最應當被關注和滿足的。職場之中的母親友好應該體現在方方面面，包括為哺乳的女性提供母嬰室、消除對母親的歧視、提供更靈活的工作安排。

女性崛起是勢不可擋的，女性在教育、工作與社會活動中完成自我價值的同時，對國家的經濟與社會發展也有著巨大貢獻。當女性自我價值實現與生育養育產生沖突時，減少其教育與工作機會并不會提高她們生育的可能性，更好的辦法是減輕她們生育的負擔。一方面，國家與社會應該投入更多資源、制定女性友好的政策，另一方面，男性也要承擔更多的育兒照料與家務勞動，生育與養育不應只是媽媽的責任。

此外，工作、育兒等方面的壓力同樣會抑制個體的生育計劃。對于互聯網“大廠”工作者，“996”甚至低估了工作對個體時間的占據。為了錯峰出行，很多公司設定的上班時間更晚一些，比如10點、11點，但早上的時間大部分人也并不能充分利用起來，而這也意味著下班的時間更晚，很多人會在10點、11點才下班，工作日幾乎沒有社交與休閑，休息日也往往用來接送孩子去課外班或是補覺。這樣高強度的生活節奏，很難讓人產生新的生育計劃，甚至抑制個體的性需求。

不止如此，父母在幼兒照料上投入了大量的時間與精力，還需要負擔孩子教育上的經濟支出，并承擔陪伴監督的責任，這種“資源密集型育兒”讓很多夫妻無法招架，即便他們希望子女有兄弟姐妹做伴，也只能放棄二胎與三胎的打算。

在育兒支持上，中國的祖輩長期以來提供了巨大的幫助。我們近期的研究發現，在對生育潛力的刺激上，有長輩幫忙育兒帶來的效用等同于家庭年收入增加約12萬元。考慮到中國家庭的平均年收入，長輩照料對生育的激勵作用是巨大的。然而，中國當前工作年齡正不斷延長，這造成了家庭照料資源的緊張。

在我的訪談中，一些受訪者明確表示要等父母退休后再考慮生育問題，否則雙職工家庭根本無法養育幼兒。這也會一定程度上推遲人們的生育年齡，進而降低二孩、三孩生育的可能性。因此，國家在顧“老”與顧“小”之間需要達成更好的平衡。例如對于切實需要照料孫子女的工作者，能否適用不同的退休制度？對于在異地幫子女育兒的老年人，能否提供更多的社會保障支持？

伴隨著第二次人口轉變，中國人的生育觀念也產生了很大的變動。一些傳統的關于生育的認知正在瓦解，例如我近期的研究發現，95后與00后已經基本不認同“女人應該有孩子才算完整”，生育不再是女性必須經歷的。在家庭關系中，雖然子女中心主義依然存在，但夫妻關系也成為了一些家庭的主軸。

此外，互聯網平臺上，生育文化更為分化。一方面，持有不育態度的年輕人明顯增加。年輕人喜歡在社交媒體上曬自己生出了“哈基米”，將養育寵物的過程比喻為育兒，甚至開玩笑要讓寵物為自己養老。隨著科技的進步與生活方式多樣化，生育帶來的快樂與滿足感并非完全不可取代，另一方面，伴隨生育政策的開放，很多生育了多個子女的夫妻更加活躍地分享多孩家庭的日常，吸引了大量觀眾的關注與贊賞。這些新的變動又將對生育率產生何種沖擊，可能還需要更長期的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