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重（章靜 繪）

經濟史學家、北京大學人文講席教授、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李伯重的英文新著New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新視野下的中國經濟史》）近日由清華大學出版社出版，收錄了二十六篇關于中國經濟史的英文論文。李伯重教授是新中國成立后首批文科博士學位獲得者之一、國際著名經濟史學家，長期從事中國經濟史方面的研究。這些文章發表于不同刊物、不同場合，最早的寫于1986年，最晚的發表于2021年，涵蓋了李伯重教授三十五年的學術歷程。應《上海書評》之邀，經濟史學者周琳近日就本書對李伯重先生做了四次采訪，李先生分享了他五十年來的學術研究與中英文寫作經驗。

New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李伯重著，清華大學出版社2023年10月出版

New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這本書的篇章是怎么選擇的?在內容上有什么特別的考慮嗎?

李伯重：這本書分為兩個部分，收在兩個部分中的文章都是按時間先后順序排列，沒有在內容上做特別的區分。但是這本書的確有一個主線，就是我個人的經歷。

在我這一代的學者中，我的經歷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比較特殊的，其中一個方面就是有相對較多的海外工作經歷。在海外從事教學和科研工作，必須運用英語，因此我從1986年開始，就不斷用英文寫作學術論文以及講演文稿。三十多年來，寫了幾十篇，現在選出二十六篇結集出版，成為本書。之所以這樣做，一方面是海外一些學人對我的研究有興趣，希望能夠對我的研究多有些了解，另一方面是對我自己過去的工作做個總結，同時也給國內外青年學者提供一個如何成長的例子，作為他們探索學術人生時的參考。因此這部論文集的兩個部分，都是依照文章寫作的時間順序編排的。姑且不論其學術含量如何，年輕學者可以看到我是如何學習英文寫作的，從最初那篇比較幼稚的寫作，到后來相對成熟的表述，經歷了很長的過程。

年輕學者需要了解的一點是：我的英文是到了成年以后才從字母表開始自學的。我在中小學時，唯一能學的外語是俄語。到了“文革”時期，我被送到邊疆農村，作為“知識青年”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那時才開始自學英文。學習是在一天農田勞作之后回到住處，晚上在油燈下進行的。不僅沒有老師，而且也沒有課本，更不用說錄音帶等學習設備了。由于一個偶然的機會，得到了一本蘇聯出版給蘇聯人學英文的教科書，于是我就用這本書進行自學，當然走了許多彎路，而且學的只是“啞巴英文”。這個學習不僅費時費力，而且還招致了風險（我在一篇文章中談過此事，該文已收入拙著《良史與良師：學生眼中的十位著名史家》）。由于當時全國青年的英文水平都非常差，所以我在1978年考廈門大學的研究生時，英文居然考了第一名。到了廈門大學，才開始正規的英語學習，由廈門大學外語系鄭朝宗教授等學者擔任老師。鄭先生是著名英國文學專家，他為這屆研究生開的課是讀英國著名文學作品（如莎士比亞、夏洛蒂·勃朗特等）的原著選讀，這對于我們這批英文基礎很差和對西方文化了解甚少的研究生來說，難度實在太高，因此學習興趣也不太高。而且那時也沒有多少英文的中國史著作可讀，因此對英文沒有予以特別重視。再加上我們的專業是中國古代史，那時認為日語對研究更有用，因此我把很大一部分精力用來學日語，在英語方面花的精力就少了。

直到1986年，經吳承明先生推薦，我到美國參加學術會議（這也是我第一次出國），才開始用英文寫學術文章。限于當時的條件，我僅讀過寥寥可數的幾本海外學者寫的中國經濟史英文原著。特別是德懷特·珀金斯（Dwight Perkins）教授的《中國農業發展：1368-1968》（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1368-1968,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69），這本書對我的學識和英文有重大影響。我讀得非常認真，每個生詞都查了字典，在寫作時盡力模仿他的文風和表述。在工具書方面，我也只有當時國內出版的英漢辭典和漢英辭典各一本，對經濟史的英文寫作幫助有限。我想請一位精通英文的經濟史前輩學者來指導英文寫作，但也無法找到。因此只好硬著頭皮，盡力寫這篇文章。這次寫作非常辛苦，以致病倒。文章寫好后，借來一臺英文打字機，從頭學習打字。好不容易把文章打完，送還打字機時，不料打字機從自行車上掉落摔壞，只好用幾個月的工資去購買一臺新打字機還給人家。這次會議結束后，蒙黃宗智先生邀請到加州大學做一個短期訪問，隨后又請我于1988年去那里教書一個學期。自此之后，開始不斷到美國、英國和日本的一些名校和研究中心教書和做研究。在這些教學和研究中，我不斷努力提高英文，最后才能夠參加國際經濟史學壇的許多重要會議和活動，并且在一些重大的國際學術會議上做主旨報告。這個過程表明：一個人只要努力，即使起點低，條件差，仍然還是能夠做出一些事來的。現在的年輕學者各方面的條件，比我這一代學者要好太多了，我相信他們只要努力，肯定能夠做出比前輩學者大得多的成就。

寫作本書第一篇文章的時候，也就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您為什么會選擇生產力研究?這好像并不是那個時候的很多學者會選擇的研究方向。

李伯重：1949年以后，中國學界幾乎沒有人談生產力。這是因為有一段時間政治上“極左路線”的影響，人們所理解的“革命”就是變革生產關系，因此學界也批判“唯生產力論”，連研究現實經濟的人都不敢深談生產力的問題，所以歷史上的生產力的研究幾乎沒有人做。我年輕的時候也沒有條件接觸海外的經濟史研究成果，因此完全不知道海外經濟史研究到底研究些什么，以及怎樣進行研究。當時只能讀馬列著作，在“文革”中，我讀了《資本論》三卷，覺得馬克思對生產力也是相當重視的。此外，我也讀過一些1950年代翻譯過來的蘇聯經濟史學家的作品，像梅伊曼、斯卡茲金、波爾什涅夫等，覺得這些學者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比國內大多數學者要深，但他們也還談到了生產力問題，這就和當時的國內研究很不相同。國內學者長期說“生產關系”，說來說去就是那么一套，沒有什么新的東西可以講，所以我就想試試新的東西。

到了1978年，我考上了廈門大學的研究生。這時剛好改革開放了，可以找到一些海外出版的學術著作來讀。我讀得最熟的一本就是上面提到的德懷特·珀金斯教授的《中國農業發展：1368-1968》，這本書研究的最重要對象是“經濟成長”。經濟成長當然與技術、人口、資源合理配置等因素密切相關，所以我就從這個角度開始探索，越做越覺得有意思。而且國內改革開放以后，風氣也有所轉變，但是做這方面研究的學者還是不太多，所以我想嘗試一下新的問題和新的方法。我的碩士論文做的就是與生產力相關的問題，雖然現在看來比較幼稚，但是我覺得能夠從此開始一個新的道路那就很好。

當然，生產力的研究有它的局限性，我們還是要從“經濟成長”的角度，把經濟當作一個系統進行研究。過去我們把“經濟成長”劃分為“生產力”“生產關系”兩個范疇，我覺得還是應該更全面地來看。古典經濟學以及之后經濟學的發展，為我們還是提供了一個比較好的研究框架。所以我后來逐漸不再強調“生產力”，而是更關注“經濟成長”。

在這本書涉及的三十五年中，您的研究課題、研究方法和寫作風格一直在轉變，請您談一下這是一個怎樣的過程?促使您這樣做的動力是什么?

李伯重：這的確是一個很長的過程。我1986年第一次到美國去參加羅斯基教授和李明珠教授組織的工作坊。這個工作坊的目的是讓經濟學家和經濟史學家對話，經濟學家能向經濟史學家學什么，經濟史學家需要經濟學家提供什么?當時我英文很差，開會也不怎么聽得懂，所以帶著一個很簡陋的錄音機，錄下來反復地聽。之后，我去美國教書、做研究，一開始接觸的大多是漢學家，后來接觸研究歐洲史的學者越來越多。接觸越多，眼界越寬，風格也就會改變。而且作為一個學者，你寫東西要讓人家看得懂，不單是語言的問題，整個思維和表述方式，必須是能夠進入主流，才能與大家一起討論問題，加入爭論，提出新觀點。如果僅僅是把國內照樣翻譯過去，是不會有多少人注意的。因為想看這些著作的人，如果是漢學家，他們看你的原文就行了，而不是漢學家，人家就很難理解你所說的東西。所以我的轉變是一個很長的過程，從1986年算起，大概也有幾十年了吧，風格一直在改變。像《中國的早期近代經濟——1820年代華亭-婁縣地區GDP研究》那本書，風格就和早期截然不同了。

《中國的早期近代經濟：1820年華亭—婁縣地區GDP研究》，李伯重著，中華書局，2010年5月

中國的現代史學是從國外引進來的，經濟史學更是這樣。中國傳統中沒有經濟史學，只有“食貨學”。像歐洲過去有“政治算術”，但那也不是真正的經濟史學。經濟史學是從亞當·斯密時代開始出現的。經濟史研究必須有一套理論體系、分期構架、豐富的史料，對歷史有比較深切的了解，做出來的成果才能算做真正的經濟史，從而也才能真正用中國的情況去參加更廣泛的討論。如果一個中國學者不太肯花時間去了解外面的動態，閉門造車，這是對自己很不利的。

這本New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所收文章，以中國經濟史（特別是明清江南經濟史）為主，因為這是我畢生治學的重點。但是隨著見識增長，我越來越深地體會到要做好經濟史，絕不可把眼光僅只盯著自己有限的研究領域。英國經濟史學者克里吉（Eric Kerridge）說：“經濟史是從通史或總體史中抽取出來的，而農業史、工業史、商業史等又是從經濟史中抽取出來的。這種專門化的目標只有一個，那就是集中思考總體史的某一具體方面，以揭示整體的發展。其他諸如政治史、憲政史、宗教史、法律史、藥物史、海洋史、軍事史、教育史等等，其目標都是這樣。但現在各門專業壁壘高筑，互不理會，經濟史也沾上了這種毛病。首先，經濟學家滲入經濟史學帶來了一種非歷史的觀念（unhistorical cast of mind）。其次，統計學家的侵入也使經濟史變得面目可憎。最后，經濟史也受到‘歷史假設’的困擾，‘歷史假設’不僅違背事實，也違反最基本的常識。要擺脫這些困擾，經濟史家與社會史家應該聯合起來，開始新的綜合。只有整合的歷史才能使我們穿越現時，看到那已逝去的我們不熟悉的世界，更重要的是運用這種對那個已逝世界的知識，與當今世界做出對比，從而加深我們對現實的認識，這才是歷史學家最偉大、最崇高的目標。”我覺得他說得很好，道出了今天許多學者的共同心聲。因此，我一直不斷擴大自己的研究領域，努力從社會史、生態環境史、自然地理史、文化史、政治史、全球史等方面，來觀察中國歷史上的經濟變化。作為結果，我也用英文寫作了一些用這種新眼光引導的文章，收入了本書。我希望年輕學者也體會克里吉上面那段話中說的“整體的歷史”的意涵，并將其作為自己治學的一個目標。

您的英文寫作是怎么練出來的，這個過程中要經歷些什么?

李伯重：我自己的體驗是：熟能生巧，用一種外語寫作，必須常讀、常寫，才能寫好。前面說到，我學習英文寫作得益最大的就是德懷特·珀金斯教授那本《中國農業發展：1368-1968》，那是我最早讀的英文書，我很喜歡那本書，后來和珀金斯教授的關系也很好，我的《中國的早期近代經濟：1820年代的長江三角洲》英文版（An Early Moden Economy in China: The Yangzi Delta in the 1820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20），也多蒙珀金斯教授惠作序。我把他的《中國農業發展：1368-1968》這本書讀得很熟，從而模仿他的風格來寫，那本書的寫法是非常正宗的經濟史寫法。

李伯重著《中國的早期近代經濟：1820年代的長江三角洲》英文版（ An Early Moden Economy in China: The Yangzi Delta in the 1820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20）

我認為，學習任何東西，必須要先模仿，然后才能慢慢建立自己的風格。如果年輕學者向我問點英文寫作的經驗，我建議找一兩本分量也不太大、寫得很好的英文專業著作，讀得很熟，模仿著寫。當然也不需要完全模仿，在這個過程中可以漸漸地把自己的風格加進去。珀金斯教授的那本書，我當時讀得熟到這樣的地步：書中的一個句子，我大概能記得它出現在哪一頁。這樣，寫作時遇到表達同樣意思時，自己沒有好的表達方式，就可以翻開看看珀金斯教授是怎么寫的，然后調整自己的表述。先父李埏先生是一位經濟史學家，他從前寫過一篇談讀書的文章，說讀書一定要有主次輕重之分，就像古代的大將打仗都有自己的親兵，就是在身邊最得力的一個小部隊。讀書也是這樣，需要熟讀幾本書，將其作為自己的“親兵”（李埏：《讀書和灌園》，收入《李埏文集》第五卷“札記與雜文”，云南大學出版社，2018年）。

每個人的興趣和研究方向不同，所以你需要自己去發現這樣一兩本書，你喜歡的，值得你花很大的力氣去學的書。

在為New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寫書評的過程中我專門數了一下，到現在為止您自己寫的書（不包括被翻譯的）已經有十六本了，這著實讓我很吃驚。因為我自己常常遭遇寫作時的卡頓和自我質疑，所以我很想知道您的寫作速度和流暢程度是怎樣鍛煉出來的？

李伯重：其實我雖然寫了十來本書，但我的寫作已經持續了近半個世紀，我的第一本書是1975年出版的（千里、延之：《北宋方臘起義》，云南人民出版社）。半個世紀寫十來本書，平均四五年才寫一本，這個速度已經不算快了，對不對？

俗話說萬事開頭難。我在這半個世紀中的寫作，一開始很慢，到了后來寫作速度也有所加快。首先，寫作與積累的關系很大。如果你心目中有一個主線，那么你做的每一步工作都是一個積累。這樣積累下來，到了一定的時候就會發生變化，就像水燒到一百攝氏度就會沸騰。那個時候你頭腦中涌現出來的新想法，就會相對來說比較成熟，因為持續的研究和思考可以為你新的想法提供支撐。如果沒有這個積累，哪怕你有很多好想法，找不到支撐，要把它用學術的方式表現出來，當然就會比較費勁。

其次，就是我剛才說的，心目中一定要有一個主線。我從做研究生開始，心中關切的主線就是“近代化”的問題。我最早是做唐代經濟史研究，過去對唐代的評價，多半是從“大唐帝國的輝煌”“安史之亂后藩鎮割據、民不聊生”這些角度來談。這些當然是非常重要的課題，但是如果從經濟史的角度來看，唐代留下的遺產與我們今天有什么關系？為了搞清楚這個問題，我選擇的就是“江南”。這個地區相對受戰亂影響比較少，經濟相對比較穩定，它特有的一些秉賦也使它成為一個可以靠自己的力量發展的地區。宋代江南的歷史我沒有專門研究，但是我討論過“十三、十四世紀轉折”的問題，也可以視為對唐代江南經濟研究的一個延續。這些都為我后來的明清江南經濟史研究提供了一個基礎，因為任何重大歷史變化，都是長期發展的結果。我從攻讀博士學位開始就研究明清江南經濟史，一直到今天。這樣一步一步的積累，都是圍繞著“近代化”這條主線的。

明代中期以前的經濟史，基本上可以視為“近代化”的前史，但是到明代后期，“近代化”的端倪就開始顯現出來了。以往學界長期爭論不休的“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現在經常討論的“晚明社會轉型”“晚明大變局”問題，實際上都是在告訴我們，應該把明代后期看成中國近代化的起點，雖然它有“前史”，還有一個曲折的發展過程，但它確實是開始。后來到了清代，一般認為清代中國經濟受了很大的挫折，這是事實。但是另一方面，清朝也為中國創立了一個空前統一、長期安定的局面，并形成了全國性的市場體系。江南因為各方面的因素，在這個市場體系中是受惠最大的，所以在“斯密動力”的推動下，江南市場經濟就更向前走了一步。所以從我最初的經濟史研究，一直到2020年出版的《中國的早期近代經濟：1820年代的長江三角洲》英文版，實際上就是一步一步地往這個方向深入。

另外我一直有一個感覺，要研究中國近代化的問題，就中國談中國，就江南談江南，是不行的。你說江南出現了近代化，他說沒有出現，關鍵是“近代化”一定要有一個標準，否則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討論就不能繼續下去。這個標準是什么呢？只能是其他地區得出的一些比較重要的共同規律。這個共同規律最典型地顯現在英國的近代化過程中。這是因為，在世界歷史上，英國在近代化過程中走在最前面。因此，對于近代化的歷史而言，研究英國的經驗具有特殊的意義。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說：“物理學家是在自然過程表現得最確實、最少受干擾的地方考察自然過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證過程以其純粹形態進行的條件下從事實驗的。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到現在為止，這種生產方式的典型地點是英國。因此，我在理論闡述上主要用英國作為例證。”由于英國的這種特殊地位，所以成為世界近代化研究的重點。而作為曾經長期存在的世界第一經濟強國，英國可以為英國經濟史研究提供最好的條件，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資本論》就是在英國寫成的。到了二十世紀，美國取代英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強國和文化中心，匯集了眾多各國優秀學者，因此在近代化研究方面取得了更大的成就。英文是我用得比較多的一種語言，改革開放后有了條件，我就大量閱讀英國經濟史的文章和著作，特別是工業革命前后的研究，這就改變了我的視野。心里面有了一個“什么是近代化”的概念，再回過頭來看看江南，哪些是對江南適用的，哪些是不適用的？這樣的話，就更加能夠思考江南的近代化究竟有哪些特點了。

當然，和英國比較只是第一步，第二步還要看到世界格局的改變對江南的影響。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里對全球化做了非常好的論述，所以劉明華等馬克思主義研究者認為，《共產黨宣言》中的全球化思想非常重要，對今天也有很大意義。如果有了全球史的知識背景，就不會只是單純地看英國，或者看某一個其他國家，而是將問題擴展到：十六至十九世紀中國的外部環境發生了什么樣的變化？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這個時候閱讀范圍就更加擴大，一步一步走下來。

但是在嘗試使用全球史視野來研究中國的過程中，我始終堅持經濟史的問題主線是“近代化”。到今天我們還在這條路上走，我覺得這對于我們了解中國的昨天、今天、明天是至關重要的，就像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諾斯（Douglass C. North）說的：“歷史是聯結過去和未來之間的橋梁。”不把歷史研究清楚，我們對今天的很多情況也是看不清的。改革開放以前，由于對歷史認識的偏差，我們已經吃了很大的苦頭，走了很多的彎路。所以以近代化為主線，把中國經濟史放在更大的空間范圍中進行研究，是我長期的學術研究主旨。有了這個主線，就不會東一榔頭西一棒子，一下子搞這個，一下子搞那個。一個人的精力有限，所有人的聰明程度差別也不會太大。但是在一條路上，用半個世紀的力量去做，總還是可以做出一點事的。

在New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這本書中，有一些文章批評了既有的研究，質疑一些具有共識性的說法，比如“選精、集粹”“13、14世紀轉折”“絲綢之路”等。其實學術批評怎么說都是一件沉重的事，您是怎么去做的?

李伯重：這與個人性格有關，我自己學問淺薄，所以非常尊重其他學者的研究，但我也不迷信權威。對于其他學者的看法，我認為正確的就接受，不正確的就質疑、批評。另外，學者之間的批評應該是，而且也可以是友善、積極的，就像我在《“何偉亞事件”和“亞伯拉罕案件”——從“人口史風波”談學術規范、學術紀律與學術批評》（刊于《中華讀書報》1998年10月7日）一文中所說的那樣。我自己力求這樣做，就像我在“選精、集粹”那一篇文章中，對我非常敬重而且和我關系非常密切的斯波義信先生、伊懋可（Mark Elvin）先生，還有我很尊重的梁庚堯先生的觀點都做了批評。文章發表之后，我寄給他們看，請他們批評指正。他們讀了我的文章后，都有積極的回應。伊懋可先生原來認為中國歷史上技術的發展到明清就基本停止了，而我不同意他的看法，他后來寫了一封很長的信給我，提出了他在對我的文章做了思考之后的新看法。我覺得他的新看法非常好，也使我對技術進步問題的認識有了很大提高，所以在我在后來的文章里幾次引用他的信。斯波義信先生認為我談的是對的，而梁庚堯先生不同意我的批評，我就說那請您最好寫一篇文章和我辯駁，這樣讓讀者更加了解他的思路。他真的寫了一篇文章，文章中首先就提到，這是我鼓勵他寫的。

我覺得學術就是要大家一起通過討論甚至爭論，才能進步。像傅衣凌先生、吳承明先生、斯波義信先生都是我非常景仰的前輩學術大家，我一向把他們視為自己的老師。而作為史學大家，他們都不會固守自己的觀點。傅先生在晚年改變了學術觀點，認為中國不應該是一個“封建社會”，而是一個多元結構的“傳統社會”；吳先生在晚年也放棄了“資本主義萌芽”的觀點，認為應該是“市場經濟萌芽”。我也曾寫文章討論“資本主義萌芽問題”，對吳先生先前關于資本主義萌芽的看法提出了不同的意見，但是吳先生并不因此就感到不快，相反還會接受我說的合理的部分，進一步去做積極的討論。這種真正的大家風范，我覺得是值得我們學習和效仿的。

在您五十年的研究生涯中，有沒有覺得遺憾的部分？

李伯重：遺憾當然是太多了，比如外語的能力。由于時代的特點，我從小學開始學俄語，學了兩年停了，中學又學了四年，俄語水平已經可以讀一些原著，像《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這類的書。但是后來六十多年不再接觸，幾乎全都忘了。現在我也看當年在“國際經濟史學會”開會時認識的一些俄羅斯經濟史學家的作品，比如鮑里斯·米羅諾夫（Бори?с Никола?евич Миро?нов）。原文我現在也讀不了，但我偶然看到中譯本（Б.Н.米羅諾夫著，張廣翔等譯：《帝俄時代生活史：歷史人類學研究，1700-1917年》，商務印書館，2013年），覺得寫得很好，不僅與蘇聯時期的研究風格完全不同，而且使用了豐富的文獻資料，做了很好的量化分析，講俄羅斯帝國時期人民的生活、經濟發展。像這樣的著作，對于我們認識我國最大的鄰國、且對我國近代歷史有重大影響的俄國，會有很大幫助。但是限于語言能力，我已無法從他的其他著作中獲取知識了。

我讀研究生的時候，學日語比較多，在當年的學習班里還考第一名，我的碩士論文所引用的文獻，日文文獻占了很大分量。我也曾翻譯過日文的論文，如日本的中國農史大家天野元之助先生《中國農業史上的耕具及其作用》（譯文刊于《農業考古》1990年第1期，239-259頁）。但是后來日文也生疏了。原來讀過的東西還勉強可以讀，新的東西卻已經讀不了了。

日本學者在日本經濟史研究方面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像速水融、齋藤修等學者的研究，都是一流的。在中國的近代化歷史研究方面，日本的近代化經驗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對照物。同時，中日兩國是一衣帶水的鄰邦，在經濟、文化方面聯系非常緊密。不了解日本的經濟史，就不能更深入地看到中國在近代化歷程中的特點。日本學者在研究東亞經濟史方面，也做得非常好。比如十六世紀以后日本和中國、東南亞之間貿易的研究。其中有一個問題讓我感觸很深，就是關于東亞海域的金屬貿易問題。中國是日本最大的金屬出口對象國，但是中國在這方面的資料遠比日本少。而且此外，日本商人、武士在東南亞也非常活躍，與中國商人也有很密切的合作，這也是從全球史視野出發來研究中國經濟史所需要掌握的。但我現在只能翻翻這些研究，大致了解一下，自己要認真來讀這些著作已經比較困難。所以覺得是很大的遺憾。

另外，雖然自己也認真地讀了一些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的著作，但是沒有受過系統的訓練，我也覺得挺遺憾的。

您可否談一下您最近正在進行的工作?

李伯重：最近有兩本書稿即將完成。一本是《什么是經濟史》，講經濟史研究的各種模式、范式，經濟史學與社會科學的關系等等。書稿已經基本完成了，還需要查閱一些引文和出處。另外一本是《16-19世紀中期中國的對外貿易》，這本書涉及明清政府對中國海外貿易抱持的態度以及背后的原因，也涉及現在學界的一些爭論。做這個研究，不僅需要看許多中國的材料，還要看許多國外的材料。我寫這本書的出發點還是“近代化”，我認為這是中國近期歷史中最重要的事。在這個時期中，有許許多多事情發生，都對中國“近代化”過程的艱難曲折起了作用。除去各種外部原因外，當然更有內部的原因。因此一個需要回答的問題是：在近代化的過程中，中國人自己是不是都做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