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通常指的是由具有一定的血緣關系、婚姻關系和收養關系結合起來的家庭成員所組成的社會組織。家庭對中國人的意義不僅在于夫妻之間，更在于親子及代際之間。作為社會制度的核心之一，家庭或直接或間接地投射出人類歷史和社會發展的基本軌跡。中國自古便有“集人成家，集家成國”的說法，這種“家國同構”的傳統邏輯使家庭在中國不只是生產與再生產的經濟單元，而且還是秩序單元、教化單元和福利單元，并負有社會化和保護其成員的責任。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中，中國的家庭制度經歷了階段性的變革，但仍保持著巨大的內在穩定性。家庭發展是一個多元動態的過程，作為一種文化特征，家庭模式有其歷史傳統的傳承性，同時也必須適應當前時代的制度安排。

一、中國家庭模式正在經歷重大變化

改革開放后，快速的人口轉變與劇烈的社會變遷持續影響著中國家庭發展。盡管這已成為社會的共識，但要系統科學地描述這種變化，仍然困難重重。不僅有理論上的差異，更因為家庭研究缺乏量化資料。家庭關系立足于婚姻血緣，但在空間上卻可能是割裂的， 從實用角度出發，“家庭戶（household）”在很大程度上被作為家庭的代表或近似指標，而人口普查則提供了最基本的數據資料。本文以1982-2010年歷次人口普查資料為基礎，分析四十年來中國家庭戶變動的主要趨勢。

1、家庭規模小型化與結構簡化

中國家庭戶數增長迅速，從1990年的 2.8億戶增長到目前的近4.5億戶，明顯高于人口增幅。家庭規模則在近40年來呈現出不斷小型化的趨勢，從1982年的每戶平均4.41人減少到2010年的3.09人, 平均每戶少了1.32人。 1982年“三普”時5人及以上家庭戶比重仍近半，但1990年以來1-3人戶的比重快速上升，至2010年已達65%。家庭戶規模的縮減趨勢在城市和農村趨同，且收縮都比較迅速，大家庭正在快速消失。只有一代人的家庭戶和二代戶是當代中國家庭戶的主體，中國家庭戶結構正進一步趨于簡化，家庭戶內的代數趨減。

就具體結構類型來說，盡管核心家庭戶仍是中國家庭的主要形式，但隨著單身戶的大量增加和多代擴展家庭戶的比重長期維持穩定，中國家庭戶結構的基本格局已從1982-2000年間的“核心戶為主、擴展戶居次、單身戶補充”轉變為2000-2010年的“核心戶為主、單身戶與擴展戶居次”（表1）。

一代夫婦核心家庭戶包括結婚未育家庭和中老年空巢家庭，二代標準核心家庭戶則包括夫婦加未婚子女。從歷次普查資料來看，前一種家庭戶比重增長很快，而后者降幅最大，二代核心家庭戶數量的下降主要是由于單人戶和夫婦核心家庭戶的大量增加所致，也受到獨生子女政策的影響。這些都表明在中國人口轉變和社會轉型的過程中，隨著低生育率的持續、城市化的推進、住房條件的改善和家庭觀念的轉變，越來越多的大家庭“裂變”為小家庭。

擴展家庭戶仍占較大比重，尤其是其中的三代家庭戶是中國維系得最穩定的家庭類型，1982-2010年一直保持在16.4-16.7%之間。然而，今天的三代家庭戶與傳統的三代家庭存在本質區別，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共居而不共財”，這也將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家庭模式與功能的變遷。

2、家庭老齡化與居住模式變化

人口老齡化已成為現代社會的常態。在這一大背景下，中國家庭“老齡化”的現象也在不斷加劇，主要表現為有老年人的家庭比重上升和家庭中老年人口比重增加。“六普”資料顯示，2010年中國大陸有60歲和65歲及以上老年人的家庭數量分別為1.23億戶和8803.6萬戶，占全部家庭的30.6%和21.9%。其中，約三分之二的家庭戶中有1個老年人，但有多個老年人的家庭戶增長趨勢明顯快于有單個老年人的家庭戶。不僅如此，“純老家庭”（全部由老年人組成的家庭）目前已近3000萬戶，傳統中少見的3人及以上的純老家庭戶也在不斷增多，且主要集中在農村。

從單個家庭來看，1982-2000年間的戶均老年人數量穩定保持在0.22-0.24人，幾乎沒有變化，而至2010年陡增至0.41人/戶。但與此同時，戶均孩子的數量卻從1982年的1.48人陡降至2010年的0.51人，平均每個家庭少了差不多1個孩子（表2）。

雖然與子女同住仍是老年人居住安排的最主要類型，但其比例在近二十年來持續降低。尤其是“多代同堂”的比重在2000年首次降到了半數以下，至2010年更降到了四成左右，不再是絕對主導的老人居住安排模式。與之相對應，老年人獨立生活的家庭戶比重卻持續提高，2010年已超過四成。其中，老年夫婦家庭戶的比例在1990-2010年間提升了12個百分點，是增幅最快的老年人居住類型。總的來說，獨居模式和“多代同堂”模式已開始并列成為中國當前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兩大類型。

老年人獨居現象不斷增長的原因，一方面是生育水平持續下降導致少子化嚴重，減少了家庭人口；另一方面是住房條件改善，使獨居更為可能，尤其較年輕和健康的老年人或老年夫婦更傾向于單獨居住。“六普”資料也顯示65-79歲的低齡老年人中超過九成基本健康并具有生活自理能力，相對降低了他們對子女照料的依賴性；同時，工作流動的加快，子女外出求學、務工等遷移現象越來越多， 也是老年獨居的重要原因。

3、非傳統類型家庭大量涌現

中國家庭戶類型多樣化的趨勢主要表現為非傳統類型的家庭大量涌現，如純老家庭、空巢家庭、隔代家庭、丁克家庭、大齡單身家庭、單親家庭等。

“純老家庭”是指全部由老年人組成的家庭戶。2010年中國純老家庭戶（65+）近3000萬戶，約占家庭戶總數的8.1%，占全部有老人家庭戶總數的三成。除了常見的純老空巢家庭，低齡老人與高齡老人組成的二代純老家庭戶（一般是低齡老人與自己的高齡父母同住），以及老人與兄弟姐妹同住的一代純老家庭戶 （老人大多膝下無子女或子女常年工作在外）正在不斷增加。

“隔代家庭”，是指祖父母與孫子女同住但沒有中間一代的家庭戶。其比重在2010年為2.26%，雖只比2000年增加0.37個百分點，但數量卻增加了260多萬戶，是1990年和1982年的4.70倍和5.75倍。隔代家庭戶明顯集中在農村地區，是留守兒童的另一種家庭形式。

單身家庭比重一直呈上升趨勢，一方面與年輕人結婚年齡不斷推遲有關，也產生于城市家庭住房擁有狀況的改善，以及人口流動造成的家庭分居增加。

二、人口轉變和社會轉型是中國家庭模式變化的主要推手

中國政府自1970年代開始推行的人口計劃生育政策，其本質是通過調節家庭生育來達到有效控制人口規模增長的目的，而破除“養兒防老”觀念就是當時計劃生育的宣傳口號之一。

中國育齡人群的總和生育率一直到上世紀60年代還在6左右；70年代是生育水平下降最快的時期，其時國家實行“晚婚晚育、生育間隔、少生優生”的計劃生育政策，育齡人群平均生育子女數下降到3以下；80年代開始實行以獨生子女為主要特征的生育政策，但生育水平處在波動狀態，直到1990年代初才開始穩步下降，并保持在1.5-1.6的低生育水平上。若其他條件不變，生育水平下降必然導致家庭子女數的減少。中國的獨生子女家庭主要集中在城市和東部地區，中西部地區的農村家庭還主要是二孩為主。

當代中國經歷的是人口與家庭的“雙變遷”，快速而激烈的人口轉變加快了家庭戶變動的進程，并引入諸多不確定性。穩定的超低生育水平、快速的人口老齡化、劇烈的人口遷移和新型城鎮化進程，是中國家庭戶變動的最主要的人口學影響因素。當代中國家庭戶數量、規模、結構以及居住模式的變動都在“少子化”或“獨子化”現象相對普遍以及“老齡化”成為常態的情境下進行。

中國社會正在發生的社會轉型是和經濟高速增長、城市化快速發展、科學技術創新突破等同步發展的，這必然使得我們的家庭模式變遷與在相對穩定的社會經濟形態背景下家庭緩慢的變化有很大的不同。中國社會經濟的迅猛發展（特別婚育觀念的轉變和房地產市場的發展）促進了家庭居住形態的變化，并進而影響到家庭模式的變化。人口遷移流動所導致的家庭成員之間的地域分割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在單身家庭戶和留守家庭戶的增加。年輕人口的婚姻家庭觀念變化直接影響了平均初婚年齡和終生不婚比重的增長，離婚率的逐年走高也是近年來單親家庭增加的重要原因。2017年中國離婚結婚比高達33.23%，大城市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

中國家庭變遷還內嵌于社會轉型之中。農村家庭聯產承包制使得家庭在1970年代末再次成為中國農村最基本的經濟和社會單元。而隨著單位制的解體，個體已由過去的“單位的人”重新變成現在“家庭的人”，除了國家負責的一些有限的保障職能，很大一部分養育服務需要家庭承擔, 家庭成員間的傳統互助模式仍然是應對外部風險的前提和基本形式。

但是另外一方面，影響家庭變化正反兩方面的作用都同時存在。傳統中國的家庭網絡和社會支持系統，基本上就是費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結構，按親疏關系構建。傳統家庭是靠家庭來養老，靠家庭承擔醫療，靠家庭支持教育，即靠家庭來承擔幾乎所有的支出和風險。這些方面都逐漸開始建立完善公共服務體系，家庭社會支持網絡在擴大，雖然差序結構還在發揮作用，但社區、單位、政府、各種社會組織的介入，使得支持系統的來源越來越多樣化，這在傳統家庭模式下是沒有的。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家庭經濟狀況普遍改善，應對風險的財務能力有很大提高。互聯網和現代科技革命對家庭模式正在形成新的沖擊，網絡信息技術廣泛地滲透到人際交往、習慣養成和文化傳承等傳統的家庭功能領域，改變著家庭成員之間的交往和互助方式。微信、視頻、智能穿戴等技術的發展和應用已經使得家庭關系突破了空間的限制，拉近了家庭成員的距離，這在增強家庭凝聚力的同時，也可能使家庭面臨極大的脆弱性。家庭在形式小型化的過程中間，它的功能實現是網絡化的。年輕人在城里要買房子還是要原生家庭的經濟支持，大量“老漂族”的存在彌補了公共托育資源的不足，就是幾個明顯的例子。

三、完善家庭政策，提升家庭能力

中國家庭政策的發展路徑呈現顯著的工具理性色彩。計劃經濟時期在削弱家庭對個體控制的同時保留和利用了家庭對其成員的約束或保障等功能，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的社會政策開始重視家庭在個人發展和保障方面的功能，體現出“再家庭化”與“去家庭化”的高度博弈。

近年來，政府對家庭功能的強調與日俱增，多支柱社會保障體系的主導思想之一就是要重新發揮家庭的功能，地方政府也習慣性地將社會福利打包給家庭，相關壓力和矛盾也被一并轉移，這在各種有關城市住房政策、普及教育、公共服務均等化等制度安排中都有著明顯體現。家庭越來越多地替代國家或集體來擔負個體的社會保護責任，養老、撫幼、醫療、教育等，使中國的家庭被重新賦予了重要的保障和福利職責，面臨巨大的責任和風險。擴大的家庭成員之間的傳統互助模式再次成為中國家庭應對風險和適應變遷的重要屏障，消化了大量社會轉型的成本，承擔著社會穩定的基礎功能。與此同時，社會變遷重塑了家庭關系與家庭功能，親子和夫妻之間的權利格局不斷變化，代際之間對文化和傳統價值觀的傳遞趨于減弱，小家庭在撫育后代、贍養老人以及家務勞作等職能面前逐漸變得獨力難支。

中國傳承數千年的家庭倫理和家庭文化是中華文明得以延續的重要基礎，我們在強調重視家庭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的同時，卻沒有完整的家庭政策體系予以制度性支持，現有家庭政策過度分散化和碎片化，這無疑是價值理念與政策制度的嚴重背離。家庭在整個公共政策領域中是一個較少被提及的概念，現有的家庭政策及項目的頂層設計不足，政策取向多為被動應急式的缺陷修補，即將重點放在了問題家庭與那些失去家庭依托的邊緣弱勢群體，政府只有在家庭出現大范圍的危機或困難時才會以應急的方式進行干預。相關政策之間缺乏聯系，甚至存在相互矛盾和自相矛盾，大多數公共服務和福利保障均以個人為基礎并大都以就業為其準入門檻，在家庭成員間亦不得轉移。

家庭功能的實現需要家庭有足夠的能力和資源，家庭政策體系應當能夠支持現代家庭的可持續發展。個人所得稅改革中增加家庭支出作為稅收抵扣是一個正確的方向， 以明確政府與家庭和個人在民生事宜的責任邊界。 家庭政策必須真正做到以家庭作為政策對象，缺乏與家庭的實質性配合，家庭政策鮮有成功的先例。

家庭政策制定應充分考慮人口態勢，在家庭少子老齡化的趨勢下強化家庭責任，并不只是簡單地將國家或社會應當承擔的責任轉嫁給家庭，而是擴展或延續家庭的功能，在政府、市場、社區等與家庭合作的框架下，統籌這些不同社會系統的作用。家庭政策不僅要提升家庭延續傳統功能的能力，還能使中國家庭在生態文明、社會建設和文化傳承等長期發展戰略中成為主體。政府應當以整體性治理的理念協調政府各部門、城鄉各地區、行動各主體的資源和組織。注重家庭政策與其他政策安排之間的協調，減少政策制約并避免政策沖突。

總的來說，家庭是中國社會變遷的歷史起點和給定條件，重構當代中國的家庭政策體系無疑是探索中國現代社會發展道路的應有之義。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不論時代發生多大變化，不論生活格局發生多大變化， 我們都要重視家庭建設。”政府不僅需要通過家庭政策對社會成員進行福利輸送，也需要通過家庭政策來適應新的社會變化，以使中國社會順利完成傳統與現代的歷史轉換。